（丘北彝族僰人）

引言

南盘江作为珠江正源，自沾益马雄山发源，穿行于滇东、滇东南喀斯特高原，河谷、峰丛、溶洞、山间坝子交替分布，立体气候塑造了多元生计空间。从民族地理学视角看，该流域并非简单的地理过渡带，而是西南夷族群长时段迁徙、滞留、重组、交融的文化走廊。每当川南、滇东北、黔西发生政权更迭、军事征剿或土地兼并，弱势族群便沿着河谷与山间羊肠通道向南盘江腹地流动，在封闭的喀斯特深山寻找避难居所，由此形成多层叠加的族群地层。

在这一区域，彝族葛颇（葛泼、葛濮、戈颇）支系与丘北彝族僰人世代比邻而居，民俗符号大量重叠。1956年民族识别工作中，丘北彝族僰人因语言结构、日常习俗与当地白彝（葛颇）高度接近，行政上归入彝族白彝支系。行政分类固化之后，地方口述史、部分民间研究随之产生一种倾向：将葛颇与僰人视为同源族群，把洞穴葬、石崇拜等共享习俗当作二者共祖的直接证据。该论证范式在西南民族研究中颇具代表性：即把共有的文化表象直接等同于共同族源，忽略文化涵化、生态环境对文化形态的强大塑造力，也忽视族群边界的流动性特征。

回顾已有学术成果，关于葛颇与僰人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同源论，多见于地方文史资料与部分民族调查随笔，认为葛颇就是都掌蛮覆灭之后南迁的僰人后裔，祭龙石、洞穴葬、山神崇拜等习俗继承自古僰文化。其局限在于，缺少对祖源叙事、语言底层、送魂体系等深层标识的系统比对，也未充分运用族群边界理论解释民俗趋同现象，容易陷入“望文生义”的陷阱，将彝语后缀“颇（人）”与古汉语“濮/僰”强行关联。第二类为异源共生论，以彝学、历史人类学学者的田野成果为代表，主张葛颇源自昆明族群，僰人源自川南僰侯国，二者属于不同古族群谱系，文化相似是长期杂居涵化的结果。但既有异源研究大多碎片化，缺少以南盘江流域作为限定空间，对二者互动过程进行长时段贯通式考察，对文化涵化的发生机制、族群边界的伸缩规律，理论阐释尚有拓展空间。

巴斯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为本研究提供核心分析工具。巴斯强调：族群并非建立在文化特质的静态集合之上，族群认同的核心是边界建构，而非文化清单的异同。同一地域内不同族群完全可以共享大量习俗、生计方式甚至部分仪式，但只要维持一套区分“我群/他群”的祖源叙事、仪式体系与身份规则，族群边界就能够持续存在。反之，文化表象相似，不能证明族源同源。该理论恰好可以破解当前葛颇、僰人研究中“以俗证源”的固有局限。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据法、民族学多点田野调查法、民俗比较分析法、语言底层比对法，将族群互动置于南盘江流域长时段历史脉络之中，依次考察地理场域、族群迁徙史、文化特质异同、族群博弈与涵化机制，辨析学术争议，反思西南古族群名词混用问题，最终阐释山地族群异源共生的内在逻辑。田野资料主要来自丘北舍得、双龙营、树皮、腻脚、官寨，师宗五龙、泸西三塘等葛颇与僰人交错村寨的口述访谈、仪式记录、洞穴遗存实地勘察。

丘北彝族僰人头饰（管鹏 摄）

一、地理空间与族群分布的生态基础

1.1 南盘江喀斯特环境：族群共生的生态场域

南盘江上游滇东南段，以喀斯特峰丛洼地地貌为主，地表破碎，耕地稀缺，可耕作土地集中在小型坝子与坡台地，而溶洞、暗河、裸露岩石遍布。这种地理环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生存资源有限，山林、水源、草场成为族群生存的核心资源，容易诱发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竞争；另一方面，深山溶洞与险峻峰丛，又是战乱时期族群避难的天然屏障。

生态环境深刻塑造区域文化形态。山地旱作农业、畜牧、采集复合生计，洞穴空间利用、岩石崇拜，并非某一个族群独有的文化创造，而是喀斯特山地环境下多族群趋同的适应性文化选择。这一点是理解葛颇与僰人习俗相似性的前提。很多被学界当作“族源证据”的文化事象，本质上是环境约束下的文化趋同，而非同源遗传。

流域内交通格局也深刻影响族群交往：河谷通道便于远距离迁徙，而峰丛内部村寨之间相对隔绝。这种“大通道、小隔绝”的空间结构，造就了“大杂居、小聚居”格局：族群可以跨区域流动，但定居之后，村寨社群保持相对独立，族群边界能够长期维系。

1.2 葛颇支系的分布、语言与族群底色

葛颇，汉文文献亦记作葛泼、戈颇，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葛颇土语，民间俗称大白彝、小白彝。主要聚居区为泸西、师宗、罗平、弥勒山地，丘北县域内有若干散居村寨。葛颇先民口传史诗《莫棉巴》记载，其先祖自滇池古滇之地向东迁徙，进入南盘江上游山地。

从族群谱系来看，葛颇先民属于汉晋时期昆明族群分支。昆明族群是滇东、滇中广泛分布的半农半牧族群，在南中历史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葛颇群体擅长擀毡、木构营造、石工、简单金属锻冶，手工业传统发达。族群没有原生传统彝文经书，族群历史、谱系、祭祀规范依靠口传古歌、祭祖辞、家族口述谱系代代传承。信仰体系以村寨共同体为单位，核心是祭龙、山林神、山神崇拜，祭龙仪式维系村寨共同体秩序，是葛颇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仪式。

葛颇村寨选址多选半山腰，靠近水源与林地，兼顾农耕、放牧与安全。村寨社会以家族支系为基础，地缘与血缘相互叠加，形成村寨共同体。

1.3 丘北彝族僰人后裔的分布、语言与族群底色

丘北彝族僰人，自称“锅泼”，地方旧称海巴族、伯族，集中分布于丘北县丘北舍得、双龙营、树皮、腻脚、官寨等喀斯特山区。1956年民族识别归入彝族白彝支系。分子人类学相关样本研究证实，丘北彝族僰人是川南僰侯国僰人后裔，与珙县悬棺僰人存在直接祖源关联。

明万历元年（1573），明军征剿九丝城都掌蛮，川南僰人政权覆灭，族群遭受毁灭性打击，族群四散逃亡。其中一支沿着滇东北走廊，经曲靖、师宗，深入丘北喀斯特深山定居。选择此地，核心动因就是依托溶洞与险峻峰林躲避官府搜捕。僰人传统标志性文化要素包括海贝头饰、古代凿齿习俗、洞穴葬遗存、乞子石崇拜。僰人语言被归入彝语东南部方言体系，但词汇底层保留古僰语残留，基础核心词与葛颇土语存在系统性差异。

葛颇村寨与僰人村寨在丘北、师宗交界山地犬牙交错，山林、草场、水源空间高度重叠，构成二者长达数百年持续互动的空间基础。

丘北彝族僰人头饰（管鹏 摄）

二、汉文史籍与彝语口传文献中的葛颇、僰人迁徙脉络

2.1 先秦至魏晋：古僰与昆明族群的早期分野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文献清晰区分两类族群：滇、僰一类，定居农耕，有邑聚；昆明族群，随畜迁徙，半农半牧，无固定城邑。

先秦僰人建立僰侯国，中心在今四川宜宾僰道，《华阳国志》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农耕文明发育成熟。而昆明族群广泛分布于滇中、滇东山地，葛颇先民属于昆明族群分支。此阶段，僰人主体居于川南、滇东北，葛颇先民活动于滇池周边，二者属于不同古族群集团，尚未在南盘江流域形成大规模混居。

汉晋南中时期，爨氏势力崛起，形成东爨乌蛮、西爨白蛮格局。僰人多归入白蛮系统，昆明族群后裔大量归入乌蛮体系。汉文史籍中开始出现族称混用现象：“僰”“白蛮”“濮”时常互通。这种文献概念泛化，是后世研究者混淆葛颇与僰人关系的史料根源。必须区分：史籍中的泛称“百濮”不等于川南僰侯国的僰人；彝语“颇”语义为“人”，属于构词后缀，不能等同于古汉语“濮/僰”族群名称。

2.2 唐宋至元代：南盘江流域族群流动加剧

南诏、大理统治南中，爨氏地方豪强势力瓦解，滇东族群进入大规模空间重组阶段。葛颇先民自滇池区域持续向东迁移，逐步定居泸西、师宗、罗平山地，成为南盘江上游山地稳定的土著族群。

僰人群体在此阶段分化：一部分留居滇东北，一部分向滇西、滇东南缓慢迁徙。南盘江流域坝区与山地之间，不同族群之间商品交换、民间通婚、仪式互访日渐频繁。葛颇支系与先期迁入南盘江边缘地带的僰人支系开始产生初步接触，但尚未形成连片交错聚居格局。

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南盘江流域纳入云南行省管控，山地族群的地缘边界进一步固化，村寨土地权属观念强化，为明清时期族群资源博弈埋下伏笔。

2.3 明清：川南僰人南迁与葛颇、僰人共生格局定型

明代是葛颇与僰人族群关系史上的关键转折期。明万历元年（1573），四川巡抚曾省吾率军征剿九丝都掌蛮，都掌蛮政权覆灭，僰人聚落被摧毁，幸存者四散奔逃。其中一支僰人难民沿着滇东北山间通道，经沾益、曲靖、师宗，遁入丘北喀斯特深山。

当僰人迁入丘北之时，葛颇已经在南盘江上游山区定居千年之久，形成成熟的村寨社会、山林产权规则、祭龙祭祀体系与家族谱系。新迁入的僰人属于逃难族群，生存空间狭小，只能选择溶洞密布、人迹罕至的峰丛深处建立村寨。

两个族群在同一片山地空间共存，互动呈现双重面向：一方面，山林、坡地、水源资源有限，发生村寨层面的资源争夺，形成族群区隔；另一方面，日常生产、集市、节庆往来不断，出现换工互助、跨族群通婚、仪式观摩学习。在持续数百年交往中，二者互相吸纳民俗要素，文化表象不断趋同。

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国家权力向滇东南山地持续渗透。官府推行编户齐民，强制族群使用汉姓，大量家族族谱重新编撰，祖源传说受到汉文化改造，原生族群记忆进一步交织叠加，族群边界在官方叙事中变得更加模糊。

2.4 近现代：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行政重构

20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工作以语言、习俗、社会文化为主要指标。丘北彝族僰人语言类型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日常民俗与周边葛颇（白彝）相似度很高，由此归入彝族白彝支系。这一行政归类，深刻重塑地方族群认同形态：在公共身份层面，僰人后裔普遍登记为彝族；但在家族内部、祭祖等私密仪式中，部分家庭仍然保留僰人祖先逃难南下的族群记忆。行政分类与原生族群认同之间形成张力，也造成后世研究容易把行政归类等同于原生族属。

泸西彝族葛泼人同心酒（图源：泸西融媒）

三、葛颇与僰人文化比较：文化表象同构与深层标识分野

依托巴斯族群边界理论，文化特质可以划分为表层可流动文化符号与深层族群边界标识。表层符号容易在族群交往中互相借用、传播；深层标识（祖源叙事、送魂路线、核心底层词汇、族群起源记忆）是维系族群身份的基石，不易随文化接触而改变。

3.1 表层文化同构：山地共生带来的文化涵化

第一，石崇拜与山神、龙崇拜体系。葛颇村寨普遍举行祭龙仪式，祭祀龙石，祈求村寨平安、五谷丰登；丘北彝族僰人保留乞子石祭祀，以岩石为神灵载体。仪式空间、献祭逻辑、祭祀时间高度相近。但需要厘清：石崇拜一方面有僰人原生信仰底色；另一方面，葛颇在长期交往中吸纳僰人石崇拜的仪式细节，僰人也吸收葛颇村寨祭龙的共同体仪式框架。二者的相似，是双向涵化的结果。

第二，洞穴葬俗遗存。川南僰人标志性葬俗为悬棺，南迁丘北之后，受喀斯特山地木材、崖壁条件限制，演变为洞穴葬；葛颇先民历史上同样存在洞穴葬传统。洞穴葬是喀斯特山地环境下对丧葬空间的适应性选择，不能单独作为族源同源证据。南盘江流域多处溶洞同时发现葛颇、僰人不同时期的墓葬遗存，反映两个族群先后或并行使用洞穴空间。

第三，生计模式与村寨营建。二者均以山地旱作、畜牧、采集复合生计为主，辅以手工纺织、木石加工；村寨选址优先考虑半山腰、近水源、临近溶洞。生产工具、仓储方式、山地农耕技术，在长期交流中趋于一致。

第四，口传文化传承模式。葛颇依靠《莫棉巴》等口传史诗传承族群历史；僰人依靠祭祖古歌、逃难传说保存族群记忆。二者均无原生文字，族群历史依靠口头传承，这也是山地无文字族群的共性特征。

3.2 深层族群标识：稳定不变的文化内核

第一，送魂路线与祖源空间叙事，是区分二者最核心的民俗指标。葛颇祭祖送魂仪式，祭司吟诵送魂辞，引导祖先灵魂一路向西，回归滇池古滇故地；丘北彝族僰人送魂古歌，则引导先祖灵魂向北，回溯川南僰道、九丝城故土。两套送魂路线指向完全不同的地理原点，祖源叙事体系互不统属。在族群仪式场景中，这套祖源叙事是维系"我是谁"的核心记忆，不会因为日常民俗交流而改变。

第二，语言底层差异。葛颇语言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葛颇土语；丘北彝族僰人语言虽然语法框架归入彝语，但基础核心词汇保留古僰语底层残留。在亲属称谓、自然事物、祖先相关核心词汇上，二者存在系统性差异。语法结构趋同，是长期语言接触、语言融合的结果，不等于同源。

第三，身体习俗与标志性服饰。丘北彝族僰人历史上存在凿齿习俗，服饰最突出标识为海贝头饰，海贝是族群圣物，承载僰人古老海洋与西南古道文化记忆；葛颇（大白彝）标志性服饰为白色麻布长衣、羊毛擀毡披衫，无凿齿传统，头饰形制与僰人完全区分。这类身体符号与仪式性服饰，属于族群身份外化标识。

第四，族群起源传说。葛颇口述史诗讲述族群自滇池向外迁徙拓殖的故事；僰人口传叙事核心主题是战乱亡国、族群离散、千里逃难南下的苦难史。两套起源传说的母题、历史记忆完全独立。

综上，二者文化相似，主要是喀斯特山地环境适应与跨族群长期涵化共同造就；而祖源叙事、送魂路线、底层词汇等深层文化标识，持续维持葛颇与僰人的族群边界。

泸西彝族葛泼人口弦演奏（康关福 摄）

四、族群互动机制：资源博弈、文化借用与族群边界的动态伸缩

依据族群边界理论，族群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壁垒，而是随外部环境、资源压力、国家治理强度发生伸缩的社会建构。资源紧张时期，族群边界强化，强调族群差异；和平稳定时期，边界趋于模糊，文化交流、通婚增多。葛颇与僰人在南盘江山地的互动，完整呈现这一动态过程。

4.1 资源竞争与族群边界强化

僰人迁入丘北初期，属于外来逃难群体，可开垦坡地、山林草场已经被葛颇社群占有。有限山地资源诱发村寨层面的冲突，山林权属、水源、放牧范围成为矛盾焦点。

资源冲突情境下，族群会主动强化内部认同，巩固族群边界。葛颇、僰人分别通过祭祖、讲述祖先传说，反复强调“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划定山林使用的族群规则。族群叙事成为资源争夺的文化工具，防止族群身份消解。这是西南山地族群应对资源压力的普遍策略。

4.2 和平交往、跨族群通婚与文化采借

冲突并非族群关系的全部，更多时段二者处于和平共生状态。村寨之间开展农产品、羊毛、木器、海贝饰物等物资交换；农忙时节互相换工；节庆、祭祀活动互相观摩。跨族群通婚在部分交界村寨持续发生。

通婚是文化涵化最强劲的载体。通婚家庭内部，两种民俗体系相互接触，节庆、丧葬习俗互相渗透。葛颇吸收僰人石崇拜仪式细节；僰人借鉴葛颇以村寨共同体为单位的祭龙仪式组织方式。文化符号双向流动、重组，形成新的地方民俗形态。

值得注意：文化借用主要发生在日常仪式、表层习俗层面，祖源送魂这类核心神圣叙事，一般保持族群内部传承，不会向外族群传播。这正是巴斯族群边界理论的核心观察：共享大量文化，族群边界依然可以稳定存续。

4.3 国家治理介入下的族群认同变迁

从明清改土归流，到近现代民族识别，国家力量持续介入南盘江山地族群社会。明清编户、赐汉姓，改变家族叙事；20世纪民族识别的行政归类，在法律身份层面把丘北彝族僰人归入彝族。行政分类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身份标签，但无法完全替代原生族群记忆。于是形成一种双重认同形态：外在法定身份为彝族，家族内部保留僰人祖源记忆。这种认同叠加，进一步增加后世族属辨析难度。

丘北彝族僰人祭祖（谢佩霞 摄）

五、学术争议辨析：同源论与异源论的再反思

5.1 同源论论证逻辑与内在局限

同源论主张葛颇即南迁僰人后裔，支撑证据包括：二者共享洞穴葬、石崇拜；丘北彝族僰人民族识别归入白彝葛颇；部分民间传说记载祖先同源。

同源论的核心缺陷，是采用“文化特质清单法”，简单将民俗相似等同于族源同源。该范式忽略三大变量：第一，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催生跨族群趋同的适应性文化；第二，长时段杂居带来的文化涵化，不同族群可以互相移植仪式符号；第三，族群边界具有流动性，外在文化可以交换，深层祖源记忆可以独立保存。同时，同源论存在文字训诂误区，将“葛颇”之“颇”等同于古“濮/僰”，属于望文生义，没有考虑彝语词汇语义。此外，同源结论与分子人类学关于丘北彝族僰人溯源、二者送魂路线完全相悖。

5.2 异源共生论的理论阐释

本文坚持异源共生分析框架：葛颇先民源自滇中昆明族群，僰人源自川南僰侯国族群。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古族群谱系，先后进入南盘江流域，在同一喀斯特山地空间共存数百年，发生深度文化涵化，外在民俗高度趋同。族群边界动态伸缩：资源紧张则边界清晰，和平交往则边界模糊。

必须厘清古代文献“僰”“濮”概念层次：汉文史籍“百濮”是南方众多族群的泛集合概念；“僰”特指川南僰侯国族群；彝语“颇”是构词语素，意为“人”，三者不能混同。既往很多研究混淆专名与泛称，造成族源判断偏差。

六、讨论：与云南其他濮僰、昆明后裔族群的横向比较

将南盘江葛颇与僰人个案置于云南更广的族群谱系之中横向考察，可以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分析框架。汉文史籍中的“濮”“僰“昆明”皆为历时性、地理性的泛称，实指语言系属、迁徙路径各不相同的多个族群。通过与施甸“本人”、洱海僰人后裔、滇中撒尼阿细等族群的比照，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族称的相似不能证明族源的同一，而文化表象的趋同更可能是生态适应与长期涵化所致。

6.1 与施甸"本人"（古濮人后裔）的比照：语言系属的根本分殊

滇西保山施甸、昌宁一带的“本人”，历史上被文献归入“濮”人系统，民间亦称“本人”“本族”，深居山地，保留凿齿、火葬、口传古歌等习俗，且因语言、生计与周边彝、白各族相似，在民族识别中也经历了反复归类，最终多归入布朗族或彝族。其与丘北彝族僰人的遭遇高度相似：同为古濮/僰文化之后裔，同因口传无字、习俗趋同而被他族化归类。然而语言系属层面的差异是决定性的：“本人”使用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而彝族葛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二者在发生学上分属不同语族。这一事实有力说明，文献所谓“濮”是横跨不同语系人群的地域文化标签，而非单一民族实体；仅凭“濮”“僰”名号与文化习俗判断族源，必然造成系统性误判。

6.2 与洱海僰人（白族先民）的比照：族称的历史漂移

云南历史上另有一支著名的“僰人”，即以洱海为中心的西洱河僰人，被视为白族的重要先民。汉晋以来文献多将滇中、滇西定居农耕、有邑聚的“僰”“叟”族群与白蛮相联系，白族因而长期被学界追溯为滇僰后裔。相比之下，川南僰侯国的僰人（都掌蛮）则因其悬棺葬、都掌制度，被辨识为另一系统。同用“僰”名，西洱河僰人归入白族，川南僰人后裔（丘北彝族僰人）却归入彝族白彝，同一族称之下分属两个不同民族，足见“僰”作为历史称谓具有强烈的流动性。族称的流变既受语言习俗制约，也深受历代行政归类、政治地缘的影响。这为理解丘北彝族僰人的族属认定提供了重要参照：民族识别归入彝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政选择，并不必然反映其原生族源。

6.3 与滇中撒尼、阿细（昆明族群后裔）的比照：同源支系的印证

石林撒尼、弥勒阿细（阿诗玛文化的创造者）同属彝语东南部方言，学界普遍认为其先民与古滇池区域的昆明族群存在渊源。葛颇在语言（同属彝语东南部方言）、无传统文字的口传史诗传统（《莫棉巴》之于《阿诗玛》）、村寨祭龙与山神信仰、擀毡与石木手工技艺等方面，与撒尼、阿细呈现显著的亲缘性，而与自称“锅泼”、以海贝头饰与凿齿为标志、送魂指向川南的丘北彝族僰人形成系统性差异。这一横向参照，从正面印证了葛颇作为昆明族群东南支系的谱系定位，也使“葛颇即僰裔”的同源论在语言、祖源叙事两大层面失去支撑。

6.4 讨论小结：三种互证的学术启示

三重横向比较共同指向三点启示。其一，判断族群同源，语言系属、祖源送魂叙事、核心底层词汇应作为优先依据，文化表象（葬俗、石祭、山地生计）只宜作为次级线索。其二，“濮”“僰”“昆明”等文献名号是层累叠加的地域性称谓，研究必须回到具体方言、具体迁徙叙事与具体行政过程，防止以名定源。其三，西南多族群在历史进程中的“异源共生、俗同根异”，恰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形态：不同谱系的族群共享地域生态与文化符号，同时各自延续祖源记忆，最终在更高层面凝聚为共同体。南盘江葛颇与僰人的关系，既是滇东南的地方个案，也是观察中国西南民族形成史的典型切片。

七、结论与余论

南盘江上游滇东南喀斯特山地，是西南夷族群迁徙重组的典型文化走廊。彝族葛颇支系与丘北彝族僰人，族源底色各不相同：葛颇支系先民为古滇昆明族群分支，自滇池区域向东迁徙，定居南盘江上游山地；丘北彝族僰人为川南僰侯国遗裔，明万历平定都掌蛮战乱之后，族群离散南下，避难迁入丘北深山。二者属于异源族群，在数百年山地共生历程中，经历资源冲突、村寨互市、跨族群通婚、仪式观摩，发生持续文化涵化，在洞穴葬、石崇拜、山地祭祀等表层文化符号上高度趋同，由此引发学界关于二者族属关系的持久争论。

借助巴斯族群边界理论可以清晰看到：文化表象相似不等于族源同源。洞穴葬、石崇拜，既是僰人原生文化元素，也是喀斯特山地环境催生的适应性文化形态，叠加族群交往带来的文化采借，最终造成民俗同构。而送魂路线、祖先迁徙叙事、语言底层核心词汇，作为深层族群边界标识，长期保持稳定，区分两个族群的原生祖源记忆。近现代民族识别的行政归类，重塑了公共族群身份，造成原生认同与法定身份的叠加张力。

本研究揭示西南山地族群“异源共生、俗同根异”的历史形态，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滇东南边疆地方的微观生成路径。不同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竞争、交流、互鉴，共享地域文化，同时保留自身族群记忆，最终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葛颇古彝语底层语料仍需持续多点田野采集；南盘江流域洞穴葬遗址系统考古发掘不足，葛颇古人类样本匮乏，尚不能与僰人古DNA开展直接对比。后续研究可继续开展村寨口述史深度采集、洞穴遗存考古调查，细化不同历史阶段族群边界的收缩与扩张机制；还可以拓展比较视野，将南盘江葛颇、僰人案例，与黔西、滇东北濮僰族群互动案例横向对照，进一步丰富西南夷族群关系研究。

西南群山之间，南盘江水奔流不息。葛颇与僰人跨越数百年的族群交往史提示我们：开展西南民族史研究，必须警惕“以俗证源”的思维定式，兼顾生态环境、文化涵化、族群边界建构、国家治理多重维度，才能更贴近古代西南族群流动与融合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