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氏之先,按《南诏野史》引《哀牢夷传》为九隆后裔,“九隆”为哀牢夷的祖先,“哀牢夷”即为自称“哀牢”的昆明蛮,其实“哀牢”即为彝语“黑龙”之意,“昆明蛮”源自氐羌,昆明、昆夷、昆吾、昆仑皆为一源,“昆仑”就是“轩辕”,甲骨文也有“龙来氏羌”之说。“九隆”是一个汉夷文化融合的名词,“隆”即为彝语“龙”[lɔ:]的借汉字,“九隆”的本意既有汉文化的“哀牢夷为龙生九子之后裔”之意,又有彝语“背负青天的龙王(君主)”之意,并非《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其与先秦庄子《逍遥游》的“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意通。樊绰在《蛮书》中写为“元隆”,“元隆”就是“元龙”,道教语就指“皇帝”或“君主”,说明樊绰理解了这个神话的原义。
《后汉书·西南夷传》和《华阳国志》所载的“九隆神话”中就有“沈木化为龙,……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显然“哀牢夷”人是龙的化身。其彰显了“哀牢夷”人的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九隆神话”中的“有妇人名沙壹。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生九隆。”是用夷汉语和道教语混合叙述的一个神话故事,其中“沙壹”指“沙氏”;“捕鱼”是近音假借,指“沐浴”;“沉木”寓意为“龙根”。所以,《九隆神话》可释义为“一位夷人妇女沙氏,在龙潭里沐浴,碰触到龙根而孕生一代君主。”在《南诏德化碑》中也表达这种含义:“王姓蒙,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显然,《九隆神话》蕴意了当时南中地区“汉夷融合,君主而生”的社会状况,这是神话人类学的一个范式。
南诏王始祖细奴逻也源自哀牢夷的舍龙(隆)一族,“九隆神话”成为了起源,樊绰在《蛮书》就说:“南诏也,姓蒙,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九隆神话”中的“九隆”成为了彝族和白族的共同祖先,难怪彝语称白族为“卓罗记”,其意为“跟着汉族去的族人”。众所周知,白族源于白蛮,是白蛮汉化后的族群。白蛮、乌蛮出现于隋唐时期。但是,在夷人社会中很早就有了“黑”与“白”之分,彝文文献《指路经》、《丧祭大经》、《布摩源》都有记载:在古代彝族的笃氏族的内部,以黑白为区分亚氏族的符号,黑与白代表着两种文化,“白”是农耕文化群体(部族)的代表标志,“黑”是游牧文化群体(部族)的代表标志。彝学专家王继超先生在《彝族神器铜铃及其历史文化信息承载属性探析》一文中也认为:“白蛮尚白、农耕、土葬,乌蛮尚黑、好游牧、火葬。白蛮、乌蛮都是专指彝族,即使到唐代,彝族内部还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习俗。”实际上,殷商卜辞就有“氐羌刍五十”,这句卜辞是古夷语,用现代的彝语可以解读为“氐”为“耕”、“羌”为“羊”、“刍”为“人”,“氐羌刍五十”即为“耕地和放牧的人一共五十人”。“氐”的甲骨文字形就像耕地的犁,《说文解字》也说“地也”。“羌”在甲骨文中,从羊从人,许慎《说文解字》曰;“西戎牧羊人也。”事实上,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华夏人类形成了以“女祖崇拜为思想基础”的共同体意识,构建了早期的华夏文明概念体系,并有了从事“农耕”和“游牧”的早期分工,于是有了“氐”和“羌”之分。到了夏末,夏商的对立才将西域概为氐羌之地,有了“氐羌刍(人)”之说,是中原人对西域人的贬称,这个结论可从中国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有共同的渊源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得到证明,更能说明西南夷(可以认为是氐羌人)源自中原的是贾湖契刻符“文字”、大汶口刻画符“文字”、三星堆“图画文字”都可以用古彝(夷)文解读,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指出:“作为彝文之祖的古夷文也与汉字的历史同样悠久。”古彝(夷)文字从贾湖契刻符开始至今八千多年不间断传承,也就意味着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思想传承有序,并成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物证,甚至可从一万五千年左右的柿子滩岩画上面也可辨析出二个古彝文字。
《礼三正记》有:“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谓三统。”今天的彝族绝大部分是在夏、商、周时期在回归祖地思想的驱动下从中原南迁(包括中原——西迁——南迁的族群)的华夏民族,因此,“氐(农耕)”与“羌(游牧)”,“白”、“黑”和“红”之分早在夏商周时期或更早期就已经出现,并按夏、商、周不同时期回到南方的群体逐渐形成了彝族“黑”、“白”和“红”族群,贵州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523号藏书《迎布摩献酒经》就有“吐布(他称白彝人的布摩),那布(他称黑彝人的布摩),武布(他称红彝人的布摩)。”之说。西南夷人既有“氐人”,也有“羌人”,隋唐时期就把这种区分演化为白蛮和乌蛮,唐樊绰《云南志》中就生动地描绘了白蛮“邑落相望”的农耕群居现象和乌蛮“牛马被野”的游牧生活情景。王继超先生在《彝族族源初探——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一文中认为:“乌蛮、百蛮都是以笃慕为祖。”南诏王和大理王都出自“九隆”就不言而喻了,他们都是以“龙”为共同体意识之下产生的一代君主。
明初,朱元璋派兵征平云南,段明的弟弟段坚逃到了云南宜良。现在宜良段氏有以段坚为始祖。不过,宜良段氏并非都为段坚的后裔,据《南诏野史会证》记载,早在劝龙晟、劝利晟、劝丰佑、世隆时期就有一位来自云南宜良汤池的大将段宗牓。他善于用兵,狮子国入侵缅甸时(公元858年),丰佑派段宗牓救缅,立下累累战功,成为了保边关、平狮子国、惩奸臣、救扶幼主的英雄。许实辑纂的《宜良县志》亦认为:“段宗牓,邑之汤池人。为南诏清平官,滇王丰佑之勇将也。”这就给考证南诏和大理段氏源流又提供了一个线索。
其实,云南宜良也是段氏的发祥地,彝语称宜良为“旦裒龙”,意为“白蛮旦氏城堡”,乾隆《宜良县志》也有载:“唐初号罗裒笼”,意为“白蛮罗罗城堡”,“罗罗”指“爨西徙蛮”,“徙蛮”即“徙莫祗蛮”,其介于白蛮和乌蛮之间的一种族群,云南宜良在彝族历史上素有“旦氏”城堡之称。据考证白蛮和乌蛮中的“旦”、“吐(同)”、“多”氏随外来的段氏汉化成了“段氏”,现在彝语称“段氏”仍为“多氏”(实际上“旦”、“吐(同)”、“多”属于不同地方的彝族语音差别而已,语意都一样)。《彝族源流》中就有一位“多同米”的天子,他的都邑就在今昆明晋宁一带,掌控着今昆明及滇池以东的广大地域,“多同米”时代恰好遇到汉武帝开疆云南,于是夷人中的“多氏”随汉文化逐渐演化为段氏。所以,段坚逃往宜良并非偶然,可能是一种必然的“逃回祖地隐居”。
云南最早有“段氏”记载的为林宝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所著的《元和姓纂》卷九《诸郡段氏》引《云南状》云:“魏末,段延没蛮,代为渠帅。裔孙凭入朝,拜云南刺史。孙左,领大将军。生子光、子游、子英。子光试太仆卿、长川王,生秀;子英,率府遂郡王、神营州兵马使。”段玉明先生在《大理国主段思平家世考》一文中认为:“魏末是元魏之末。”元魏即北魏(公元386-557年)。但是,这个时期还有建都长安(今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西魏(535年―556年),西魏的国号本是“魏、大魏”,是北魏国号的延续,西魏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四川一带,段干的后裔进入了四川。众所周知,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出生于西魏时期,是西魏至北周时期的军事贵族、随国公杨忠之子。北周宣帝生活奢侈浮华,政治趋于腐败,不问朝事,杨坚逐渐掌握朝政实权,实际把持了北周朝政。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北周宗室赵王、宇文招等五王举兵反对杨坚,被杨坚镇压。这种血腥杀戮般的改朝换代,必然造成原西魏、北周将领、庶民的逃亡,西魏(北周)的段干后裔,有可能从川而入,段延一族确实有可能来自西魏并成为雄霸南中一方的渠帅。
隋朝时期应为云南“段氏”开始崛起的时期。从《云南状》所说的情况来看,段氏进入云南以后,初为“渠帅”,至段凭时,入朝(当在唐初),拜为云南刺史。其后,段氏一族世任唐代要职:段左领大将军,段子光试太仆卿、长川王,段子英率府遂郡王、神营州兵马使,段秀试太常卿。樊绰《蛮书》也载有:“波州……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其中,“云南刺史”在今云南姚安一带,唐初段凭在这里任刺史。“波州”即今云南祥云,“渭北节度”方国瑜先生疑为宁北节度(即南诏剑川节度)之误,段子英为云南祥云人,任宁北节度史。显然,唐初段氏一族人在云南已经地位显赫。
《新唐书·南蛮传》又载:“高祖即位,……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州,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唐高祖李渊即位,应为公元618年,段纶为益州刺史。唐朝时的益州指的是现在的成都,段纶为辽西郡令支县(今河北省迁安市)人,隋唐时期大臣、兵部尚书段文振次子。所以段氏在唐初就有了段凭的云南刺史和段纶的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州”,当时的“南宁州”,《新唐书地理七下》有载:“南宁州,汉夜郎地。武德元年开南中,因故同乐县置,治味。”“同乐”为今云南陆良县,“味”为西汉置,治今云南省曲靖市西北三岔。因此,段纶的后裔有可能随大将军俞大施进入云南当政。《新唐书南蛮下两爨蛮》又有“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谴将击西爨,开青岭、弄栋为县。”的记载,唐太宗即为李世民,其在位期间(626年—649年)有可能重用段纶的族人任姚州都督,这种可能性从“段凭,入朝拜为云南刺史。”的描述中可窥见一斑。
杨升庵在《南诏野史》中突然冒出:“段氏,武威人,祖段俭魏为阁罗凤将,唐天宝中大败唐兵,功升清平官,赐名忠国,拜相,六传而生思平。”“武威”为何地?武威即今甘肃省武威市,古为凉州,公元607年改州为武威郡,郡治为姑臧。公元764年,武威被吐蕃占据。但是,从唐大历十四年至元和元年(779~806年)所著的《敦煌遗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得知:凉州武威郡只有索、石、贾、安、廖、阴六姓,凉州西平郡有申屠、段、池三姓,说明唐时武威没有段氏了,但从西安出土的唐《武威郡夫人段氏墓志》来看,段氏依然是武威望族。杨升庵这句话的出处应为林宝撰于唐元和年间的《元和姓纂》(卷九)中所载段氏来源,《元和姓纂》记载:西汉文帝时有段卬,任北地都尉,其玄孙段贞,任武威太守,子孙始居武威,九代至段熲,东汉桓帝时为中郎将。《后汉书·段颎传》也说:“段熲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根据王震亚的《东汉后期的“凉州三杰”》一文得知:段颎出身军吏之家,其曾祖父段会宗为西汉元帝时任西域都护之职。熹平二年五月,段熲迁升为太尉,于是便成了东汉后期爵位显赫、威君朝廷的人物。他在镇压羌汉人民起义方面凶狠残暴,战功显赫。元和二年(公元179)四月,因“王甫父子”事件,饮鸩自杀。段熲的曾祖父段会宗,在《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中就有其事迹:段会宗,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为西域都护,西域敬其威信。汉成帝阳朔年间复为都护,两次平定乌孙内乱,后病死于乌孙。从这些资料来看,段氏从西汉到东汉在西域为簪缨世家、地位显赫。但是除了《元和姓纂》有“段印”和“段贞”之说外,其他更早的文献无据可考,“段会宗”和“段熲”确有其人。
直到曹魏时期(公元220年-266年),曹魏经营河西,《后汉书·董卓列传》有:“宁辑将军段煨”、“征召段煨为大鸿胪”的记载。根据学者高荣的《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一文得知:前凉时期(公元318年~376年)河西走廊因迁徙而净增的人口至少有二十万,甚至,前凉控制区约有二十万户,一百多万口。但在后凉统治时期(公元385-403年)河西地区战乱不堪、严重饥荒,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和向外迁徙,武威姑臧段氏可能是这个时期消亡。从这些资料来看,段氏从西汉到东汉在西域为簪缨世家、地位显赫,后凉(公元386年)以后销声匿迹,确有可能举家外逃!但是,武威到云南相距1500公里左右的路程,来这个与世隔绝的蛮夷之地,在当时可谓天方夜谭,这种穿越时空的谱牒,似乎有些神话。《南诏野史》中所谓的“段氏,武威人”也许是跟着《元和姓纂》随声附和而已。
再说早于杨升庵《南诏野史》的立于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故老人段公墓志铭》则说:“有曰忠国者,初名俭魏,喜睑之定子邑人,即其始祖也。”这里并没有“武威”之说,而是肯定了“始祖于喜睑之定子邑”。《墓志铭》第二十二行更明确了段氏的土著性,即说:“段氏之先自于滇,代蒙有土,禄位相传。”大理喜洲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乡进士例文林郎世袭云骑尉拟谥文庄先生寿山段公墓志铭》也说:“公讳福,字寿山,姓段氏,乃九隆族之后。”我们知道撰《故老人段公墓志铭》碑铭的杨宗道是明初邓川白族博洽之士,可能亲眼看到过段家谱录,而且年代早于杨慎、李元阳之辈几乎约百年,所以段俭魏“武威人”缺乏依据。
又有唐《段子英墓志》有载:“段子英,字子英,其先敦煌人也。当汉氏衰垂,十七代祖延,醜莽行忠,信于南陬。子孙相承,代为统帅。洎皇运开泰,曾祖兖糺宗,内嚮愿复故郡。朝廷以段氏恩浃南裔,即拜云南州刺史。”其中的段子英,根据樊绰在唐咸通四年(863)写成的《云南志》的“波州……,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之说,确有唐《段子英墓志》。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政权杀姚州都督张虔陀,占领姚州都督府管辖的全部地区后设置宁北节度等。段子英去世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墓志铭所载内容先于812年所著的《元和姓纂》,唐《段子英墓志》的“段子英,字子英,其先敦煌人也。”一定有出处。唐《段子英墓志》中还有“十七代祖延”,“延”即“段延”。《元和姓纂》也有“魏末,段延没蛮,代为渠帅。”之说,林宝的《元和姓纂》是引《云南状》,说明《云南状》是记载南诏段氏源自河西的原本,估计也是唐《段子英墓志》的依据。但是,现在《云南状》已经失传,无法考证。不过一个“敦煌”,一个“武威”,差距甚远,说明当时“段氏的来源”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传说,也许《云南状》仅仅是一个传说或民间谱牒,就有“攀附名门”。另外,段延前的十七代,从“汉氏衰垂”到西魏末“十七代祖延”,明显有“段延为段熲第十七代”之意,这三百多年的历史跨度太长,一句“十七代祖延”说南诏“段氏,武威人”有些牵强。再说南诏段氏从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领兵大破唐军于西洱河红山坡的段俭魏到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攻破交趾城的安南节度使段酋迁,他们之间的续代关系也无可考证,所谓的“六传而生思平”也无从稽考。
稽文献如元代初年李京《云南志略》中是没提到大理国段氏地望,而明、清则诸如失名氏《玄峰年运志》,杨慎《滇载记》,李元阳《万年云南通志》,各种版本的《南诏野史》都异口同声地说“段氏之先,武威郡白人也,有名俭魏者,佐蒙氏有功,赐名忠国。”就有趋附之嫌,“武威郡白人”更是莫名其妙。学者杨延福先生的《<故首长段公墓志铭>浅释》一文中也认为:“段氏地望出武威及春秋公叔段之后等等,纯属不经的胡言,盲目的说法。”
段玉明先生在《大理国主段思平家世考》一文中认为:“段俭魏与段延有着某种联系。魏末段氏进入云南以后,以段凭为首的一族谋求向外发展,出仕唐朝;而以段俭魏先世为首的一族则就地壮大势力,投靠南诏。至皮罗阁时,有段道超者得封国师,段氏势力迅速膨胀。至阁罗凤,遂出现了像段俭魏这样权势极重的段氏显贵。”这里段玉明先生也肯定了“段氏”为外来氏族。根据《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载:“唐贞观乙丑年(629年),观音自乾竺(印度)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等五十姓之僧侣来到大理地区,传播密印。”段道超从印度而来,不为段俭魏同一家族,更没有与武威郡段氏有关联。
现在我们从“段俭魏”取名所蕴含的意义来分析其来源,“俭”为“睑”,即“喜睑”, “喜睑”彝语意为“休养生息的村庄”(“喜”为“修养”,“睑”为“村庄”或“寨子”)。“魏”为“魏人”,即有“居住在喜睑的魏人后裔”之意,其与《故老人段公墓志铭》所说的“有曰忠国者,初名俭魏,喜睑之定子邑人,即其始祖也。”相一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这里的“段干”是地名,但其子孙遂以段干作为姓氏,称段干氏,《路史》就有:“段干氏初邑段,以邑干,因邑为氏。”《战国策·韩策三》中的宋鲍彪本记载:“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吴补曰:“《史记》注:段、干,魏邑。”可见,段俭魏之名可能由此而取,从取名中完全可以辨析出此人源自魏国段干,这与段玉明先生“可能与段延氏族有关”不谋而合。地名“段干”何在?应为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东部,段邑、干邑、再加上古安邑,就是完整的夏县全境。“段干”在今夏县,即魏国始都安邑,其与“战国时,段干木的子孙西迁入关。”和《战国策·韩策三》中的“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相衔接,于是有魏国的段干木、段干子,齐国(田齐)的段干朋,都是段干的后代,段干一族成为了北魏、西魏,以致后来的北周的重要人物,所以“段俭魏”一族极有可能来自魏国的段干氏,并不是武威郡的段氏一族,武威郡段氏应源自春秋时郑武公的儿子共叔段的后裔,即源自《新唐书·宰相世系》所云之“段氏出自姬姓。郑武公子共叔段,其孙以王父字为氏。”
魏国姓也是姬姓,姬姓为黄帝之姓、周朝的国姓,以龙为图腾,这就是“九隆神话”的出处。从目前所取得的考古学、古人类学、基因人类学和文学(包括神话)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南夷”人有许多来自中原黄河流域南迁的华夏人群。南诏蒙氏、段氏以“九隆神话”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是基于共同体意识而编撰的神话,其体现了“外来”和“内生”的神话人类学。
另外南诏历代王朝采取“为我所用”的政策,重用了一大批唐军将士、官员、川民,其中俘获的嶲州县令郑回、唐军士兵杨祐最具有代表性。《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年(751年),鲜干仲通率唐兵八万出戎州、巂州,往击南诏,在大和城,被南诏击败,全军覆没(杨祐也在此役被俘);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撕毁与唐朝的和约,发兵进攻四川。唐军无力抵挡,南诏在连续攻下多座城市后,攻入成都,掳走少男少女、工匠等数万人。这些被俘、虏走的唐军将士、官员、川民不妨有段氏,不仅如此,南诏段氏也有来自传经的僧侣。
所以,南诏段氏既有来自魏国的段干后裔和入滇为官的唐人,也有从白蛮、乌蛮汉化的族群,还有由“为我所用”和“传经”的外来段氏,“武威人”之说可能是牵强附会。南诏历代王朝中就有段氏任清平官5人、大将军7人、军将2人,入唐使6人,部落首领、理人无数,甚至南诏第八代国王蒙世隆的母亲也是段氏。他们的来历具有多源性,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一个氏姓。至于杨宗道在《故老人段公墓志铭》中所说的大理国王段思平为南诏名臣段俭魏的六代孙,尽管他可能据当时的段氏谱录的资料,但这个谱录今无可考,何谓“六代”?无案可稽,虽今大理喜洲段氏祠堂有谱牒,不过也是《南诏野史》之翻版而已。目前比较明朗的只有段酋迁、段保隆和段思平之间的续代关系,至于段酋迁的身世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文献中只有《资治通鉴》的“安南节度段酋迁守交趾”、《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中南蛮中》的“斩酋迁、脆些、诺眉,上首三万级,安南平。”和《新唐书·南蛮传中·南诏下》的“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之说,别无其它史料。如果从“段酋迁”的取名来分析,似乎为蛮名。所以段俭魏与段酋迁之间的血缘关系模糊不清,“六代”之说无法概定。不过,无论南诏和大理的段氏来自哪里,都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大家庭中多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交往、交融而来,他们为古代云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云南的历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作者简介:段树乔(男),彝族,生于1961年,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研究方向: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民族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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