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有一座高大的古碑巍然矗立,这便是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南诏德化碑。经过岁月洗礼,南诏德化碑上的文字已斑驳,但镌刻之迹依然遒劲有力,诉说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演进的悠悠往事。
▲南诏德化碑。图片来源: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南诏及德化碑的由来
南诏是唐时期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7世纪中叶,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部落,即蒙舍诏、蒙巂诏、施浪诏、浪穹诏、邆赕诏、越析诏,史称“六诏”。
▲阁罗凤出巡图。来源:云南考古网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蒙舍诏(因其位于洱海南面,也称南诏)首领细奴逻建立“大蒙国”,臣服于唐。在唐朝支持下,南诏首领皮逻阁统一了洱海地区。天宝年间,南诏与唐发生战争,关系破裂。大历元年(766年),南诏统治者建德化碑,记述了南诏的崛起以及南诏第五代首领阁罗凤的功绩,该碑对于了解唐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具有重要价值。
▲德化碑现状。来源:云南考古网
从碑文上看,南诏统治者立德化碑的主要目的在于“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碑文用大量篇幅记叙了唐与南诏发生战争的原因和过程,以及阁罗凤“德以立功,功以建业”的丰功伟绩。由碑文可知,因云南太守张虔陀的“谗构”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背好贪功”等原因,导致发生战争,体现出南诏不得已叛唐之情,以及心系归顺之意和“世世事唐”的心愿。阁罗凤在立碑时指出:“我上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由此可见,阐释南诏“受奸邪所害”不得已而叛唐,为南诏再次归唐奠定基础,是德化碑建立的深层原因。
德化碑文详叙了作为战争导火索,云南太守张虔陀离间、分化、打击、削弱南诏及其“谗构”等罪状。在鲜于仲通出兵讨伐南诏时,阁罗凤亦遣使向其陈明原由,谢罪求和,并指出南诏与唐的战事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固。在求和遭拒后,阁罗凤仍表达了“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的忠心。在大败唐军后,他将唐朝阵亡将士“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这些都体现出“德”是南诏的立功之基和建业之本,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凝聚南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以及追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动力。
德政理念在南诏的确立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德政德育、修身立德。汉代典籍《说苑》指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强调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优先性。德政不仅要求统治者具备高尚的品格和道德修养,而且强调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秩序和政治约束,以此实现政治秩序伦理化。德化碑以“德化”命名,强调“德以建功,是谓不朽”,体现出德政理念对南诏统治者治世之道的深远影响。
政者,正也。在为君正己方面,德化碑文记载,阁罗凤自幼“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从小学习儒家经典,深谙儒家伦理,不仅形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念,而且“德被无垠,威加有截”,以为君者的德行修养引领政治统治。
在君臣观念方面,南诏统治阶层将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把儒家的君臣之道奉为行为准则。德化碑文中,南诏首领以“日月”和“君臣”相列,以“万里忠臣”自居,视唐朝皇帝为“九重天子”,并且确立了“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的儒家纲常伦理。
在道德实践上,阁罗凤恪守君臣之职,“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多次助唐平定边患,以“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祲”,体现了尽忠职守、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王朝政权稳定的忠诚之心。
对中原政治制度的借鉴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南诏充分借鉴和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积极仿效唐朝,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文化认同。
在统治制度上,南诏“列尊叙卑,位分九等”,以君臣父子的尊卑等级秩序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同时,“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仿制唐朝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官职设置,在都督府或各州设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以此维护南诏政权的稳固。
在法律制度方面,南诏法律制度的渊源主要包括南诏与唐朝及周边地方政权的盟约、习惯法以及唐律。其中,南诏将唐律的诸多内容稍加改造后直接应用。
在土地制度方面,南诏政权建立之初便效仿唐朝均田制,建立授田制,把土地分给贵族、官僚、农民等社会各阶层,以此构建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为南诏政权稳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儒家文化的浸润
中华文化讲究“人文化成”,而儒家的诗书礼乐是化成天下的基本方法。《易经·文言传》讲“德博而化”,《孟子·尽心上》强调“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说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南诏借鉴唐朝政治制度、推行儒家德政理念,不仅注重实现统治阶层思想统一,还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教化。
在文教政策上,德化碑文记载,南诏“阐三教、宾四门”,确立了儒道佛三教并立、儒学为先的文教政策。
在文教方式上,南诏持续遣送王臣子弟到中原学习中华文化,并被加授官职。碑文载,阁罗凤之子凤伽异十岁入唐,官封鸿胪少卿、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等职。这些举措不仅为南诏培养了大量精通儒家文化的优秀人才,而且成为南诏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
在文教机构设置上,南诏仿效唐朝建立了官办学校,“劝民间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
贞元九年(793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接受清平官郑回的建议,在点苍山与唐使者会盟,重归唐中央统领,并立下了“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的盟誓。
深入挖掘南诏德化碑的历史可以发现,南诏德化碑具有深厚绵长的中华文化底蕴,是一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丰碑,对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民族报;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民委。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