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期，西南彝族地区处于南诏国及其前身蒙舍的实际统治下。得益于唐王朝的支持，南诏国完成统一并巩固了统治，南诏对西南彝族的管理：以稳定为核心的政治管理，以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管理，以教化为核心的文化管理。但是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唐与南诏双方关系出现多次反复。这些都对西南彝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隋唐；南诏国；关系；彝族地区；影响
隋唐时期，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分化为乌蛮与白蛮两大种群，并与其他民族进一步融合。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则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8世纪30年代，西南地区的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国的存在几乎与唐代相始终，两个政权在名义上是藩属关系，同时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一、南诏的统治概况
南诏在今云南一带，首府所在地是洱海地区，以大厘城（今大理）为中心的十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南诏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边包括两爨，东南边到达安南，西北边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今泰国）接界，西南面与河骠国（今缅甸）接界，北达大渡河，东北边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
在官吏设置方面。南诏国的清平官是最高级的官衔，职位相当于唐朝的宰相，总共由六人组成，一人是内算官，负责判押处置朝廷中的所有文书，二人为副内算官，协助内算官处理文书。两个外算官统领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在地方官制方面，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六个部分。邆川城、龙口城、大厘城、太和城、羊苴咩城是南诏国王来回居住的地方。此外，白崖是南诏国王亲属居住的地方，亲近国王的白蛮和主要官员的家属居住在赵川东南地区，蒙舍为南诏的发祥地，以上都是南诏国直接统治的地区。同时还设有六个节度使，率兵驻扎在边境要害地带，以统治六诏以外的各部落。这六节度使对外是剑川、丽水两镇防吐蕃，拓东、弄栋两镇防唐剑南，对内是六镇都管辖境内诸族。南诏国在这些地区施行统治，促使了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局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发。
南诏国参照中原王朝采用均田制、府兵制，文武官员和百姓都要求参与耕地，也都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年轻人参军作战，有马者当骑兵。军事组织以乡兵为基础，根据地区远近，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设置一名将领，统帅一千人或五百人。每年十月和十二月，兵曹长组织四军的编制，操练军士武艺，检查作战器械。
二、隋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
隋唐时期，舍龙一族为避难迁居到邪龙地区（原哀牢国领土、今云南巍山）之后，在哀牢人的支持下，国力不断大增，逐渐形成以舍龙一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被称作“蒙舍”，因在洱海的南面，又称“南诏”。贞观二十三年（649），细奴逻继承蒙舍王。同时，洱海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几个较大的诏，即北面是河蛮人的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东面是磨些人的越析诏;西面是哀牢人的蒙嶲诏，这些诏被合成为“六诏”。
永徽四年（653），为获得唐帝国的支持，细奴逻派儿子逻盛炎出使唐王朝，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其他五诏在吐蕃威胁下，弃唐附蕃。开元二十五年，皮逻阁战胜河蛮，攻取太和城，被唐玄宗进爵为云南王。开元二十六年（738），皮逻阁在唐朝的帮助下先灭越析，再灭三浪，后灭蒙嶲，很快统一六诏，南诏正式立国。739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
天宝九年（750），阁逻凤路过云南（即姚州），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同行的妇女，勒索贿赂，阁逻凤不答应，张虔陀派人辱骂，并向朝廷诬告阁逻凤。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虔陀，攻取了羁縻州。天宝十年（751），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打南诏，阁逻凤派遣使者道歉求和，而鲜于仲通不答应，派军攻至西洱河，兵临南诏首都太和城，之后，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南诏也损失惨重。天宝十一年（752），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天宝十三年（754），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攻打太和城，全军覆没，这是唐最后一次出兵。第二年，安禄山反叛，唐无力再进攻，可是南诏还有意归唐。阁逻凤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南诏德化碑，表明叛唐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历十四年（779），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吐蕃改封南诏国王为日东王，取消“兄弟之国”的地位，改为君臣关系。并在南诏征收重税，险要处设立营堡，要求南诏每年出兵助防。南诏领主异牟寻感到依附吐蕃的害处，天宝战争后南诏还弃蕃归唐。
贞元十年（794），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南诏之主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全部落归附唐朝，唐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给他“南诏印”，在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太和三年（829），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晓军事，武备废弛，且苛待士卒，导致士卒引南诏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数万人。太和四年（830），唐朝李德裕前来镇守，防南诏再来攻掠。860年，安南带领南诏军队乘虚攻破交趾城，不久唐军占领安南。863年，南诏再次攻破交趾城，唐军退守岭南。之后，唐朝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军，南诏杨缉思出战失败逃回，唐军趁势攻入城池，高骈斩酋迁、脆些、诺眉，献上首级三万，平定安南。乾宁四年（897），郑买嗣指使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汉人郑买嗣又起兵杀死了舜化贞及南诏王族八百余人，南诏灭亡，建立了大长和国。
三、南诏对西南彝族的管理
其一，以稳定为核心的政治管理
一方面，以军兼政，军政合一。对于南沼统治中心滇西洱海地区分布的部分乌蛮（彝族）的管理，南诏王集南诏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各节度、都督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长官，同时，在各节度、都督区内，还设置了府、州、县，乌蛮人民附属于各府、州、县，体现了以军兼政、军政合一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乌蛮的治理，南诏采取羁縻制度与直接治理双重结合的方法。在完全解体的部落组织乌蛮中，南诏设理人官、总佐直接进行管理;在还保留原有社会组织残余的乌蛮，进行羁縻制度。
其二，以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管理
南诏对境内乌蛮的管理，不仅仅出于政治考虑，同时还隐藏着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南诏境内的乌蛮，从经济文化的类型来分，可分为农耕经济、畜牧经济两种类型。分布在洱海地区的乌蛮，主要从事农耕生产。南诏实行“授田制”，即战争中的彝族俘虏和部分通过买卖而获得的彝族人口成为奴隶，在南诏贵族的田地里终日劳作后成为自由民，通过所属的村社组织，领得小块的土地进行个体农业生产，向国家交纳赋税，成为南诏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其三，以教化为核心的文化管理
南诏还利用文化的教化功能对境内乌蛮进行管理和控制，在不同时期，分别重点大力推崇儒学和阿吒力教，使之成为实施管理的重要手段。懦学为南诏的政治建设和民族管理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这既是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示范作用的结果，也是南诏学习先进文化、提升政治素养的自觉选择。皮逻阁时期，南诏效仿唐朝建立了官办的学校，进行儒家经典的普及教育。
四、隋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对彝族地区的影响
隋唐时期，鉴于中原王朝和吐蕃的压力，南诏十分重视与彝族首领的关系。对在统一过程中积极合作、辅佐效力的彝族上层人物格外优渥，不仅授予官爵，甚至还吸收到核心领导集团之中，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同时，还注重加强与各民族上层的联系，进行政治联姻，从而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巩固了南诏王室的统治地位。
南诏统治时期，乌蛮在西南地区分布最为广泛，其中大部分分布于今滇东北地区以及川西南、滇东北、黔西连接地带的山区，还有一部分与其他民族杂居于平坝地区，主要在今大理、楚雄、昆明、玉溪、曲靖等州市以及红河州以北、文山州西部一带。乌蛮分布广、人口多，在南诏民族社会内部影响很大。
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白蛮贵族是南诏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南诏政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是蒙氏家族，汉族政治精英、部分乌蛮贵族和白蛮贵族，则以南诏王辅佐的身份参政议政，共同构成政权的统治阶层。白蛮是南诏农耕经济的主要生产者，南诏时期乌蛮以耕种水田为主，并普遍使用牛耕，代表南诏先进的生产力并向国家交纳赋税。白蛮是南诏军事徭役的重要承担者，南诏主要有一支人数大致为3 万的常备军，由乌蛮军和白蛮军组成。
综上所述，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出现乌蛮与白蛮的分化，并加速了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而其中隋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对其彝族地区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彝族地区也在隋唐时期得到较快发展，在南诏国建立、发展过程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资治通鉴，卷201[Z].唐纪17.中华书局，1963.
[2] 藏族简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3] 资治通鉴，卷213[Z].唐纪29.中华书局1963.
[4] 唐.张九龄.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Z].曲江张先生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新唐书·南诏传[Z].中华书局，1963.
原载：《新西部·中旬刊》2016年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