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复生）
自杞国是公元十二、十三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其幅员辽阔，位处宋王朝广西路与大理国之间，在当时西南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史载的缺漏，自杞国的历史竟致长期湮没无闻。近十来年，这个问题引起了治西南民族史者的注意【详见史继忠：《自杞国初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史丛刊》创刊号，1980年12月）、《自杞国再探》（载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史学丛刊》1987年第1、2期合刊）；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四章第七节之二《自杞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上诸文，于“自杞国”的研究有开创之功。】，本文结合一些尚未被利用的史料，对自杞国历史再作探研，期望能使自杞国的面貌进一步展示开来。
一、自杞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
这里，先从一则被改动过的张拭奏议说起。清代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载有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材的一则奏议云：
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
现在看来，这条材料是大有问题的。张拭（1133-1180），四川绵竹人，著名理学家，有文集《南轩集》传世。文集为其友朱熹编定，但未收录这篇奏议。今查得清初汪森所辑《粤西文载》录有此奏，其中记“邕之西北”及其南边之文作：
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而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宋]张栻：《知靖江府奏议》，载[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四。】
此与毕沅《续资治通鉴》所载殊不相合。此言“当备者”，仅就环绕广西路羁縻州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势力集团（或称之为“国”者）而言，故而未提到更在其西雄踞一方的大理国。张拭稍后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
其外则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耻、大理等国属焉。【[宋]张栻：《南轩集》卷一《静江府厅壁题名记》。】
两文均明确提到有“自杞”之名。《续资治通鉴》所载，当据诸文删修。毕沅（1730-1797）所处的时代，虽然自杞早已不存，然而擅去其名却有误史笔。
稍早于张拭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名著《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的民族状况时这样说：
南江（按：指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
此之“南诏”指大理国，是与宋朝并存的位处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次者，则有罗殿（殿，或作甸）、自杞，均以国名，可见自杞在其时其地的重要地位。数年后的淳熙戊戌年（1178），曾官居桂林的周去非撰《岭外代答》【[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今有杨武泉校注本，中华书局，1999年，本文所引，均据此本校订。周去非，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先后任广西钦州教授、静江府属县县尉等职，前后共约六年。】，也多处谈到自杞。与自杞并以“国”而名的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自杞国却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但从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仅就南宋时期而言，自杞势力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值得予以充分重视。
二、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北宋时期未能见到有关于自杞国活动的直接记载，而其在南宋时期的活动，有关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宋王朝不得不开辟新的战马来源渠道，于是广马应运而生。建炎四年（1130），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械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械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得允。这年五月，李械上奏言江西道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减罢提举官，事遂寝【[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辰。】。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又复置官提举。三年春，进一步“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条，《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马政》所载与此同，这也许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从自杞在南宋初年即已与罗殿、大理两国并列这一事实来看，自杞势力的始兴当不至晚于北宋后期，且在南宋初年有了相当的发展。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虽然此时自杞活动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我们推测与宋廷买马事不会无关，因为我们看到，自杞这支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极度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云：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
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这表明，宋朝地方政府对之已有莫可奈何之感了。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常发生纠纷。绍兴三十一年（1161），这也许是第二次出现自杞之名的有确切记载的年代。此间自杞势力已有膨胀，似已稍在罗殿之上了。
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实在邕州以西一百多公里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责锦缯等礼物前往，引导之至横寨互市。双方交易的热闹场面及具体进行情况，前揭《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等载之甚详，此不赘述。
乾道九年（1173）三月，范成大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他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于与罗殿相争，进而敢于称强于横山，宋地方政府也往往草草了事。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伤亡。次年春，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并及此前发生的十余起事，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权知邕州吴儆兵庭相见，严辞斥责之，云：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思，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
吴儆上《论邕州化外诸国》奏其事，并分析了广西边地的形势：
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俸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元]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此。】
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其所卖之马，已占广马的四分之三，事实上已独家垄断了广马市场。如前所说，自杞国本不产马，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蛮马》也言“自杞取马于大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亦曾谈到：“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在地方政权林立的宋代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三、自杞国的统治者及其族属
据现有的资料，自杞国统治者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且一些记载又相互矛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记其“国王”的材料如下：
今其国王阿已，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已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已犹举国以听之。
这段史料乐为论者引用，或认为这是宋代有关自杞国“仅见”的世系材料【胡起望、覃光广：《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18页。】，则失于考。范成大官居广西静江虽近两年，但没有材料证明他本人亲自与自杞国人有过什么交道。其书写成于离开广西的那年即淳熙二年（1175），关于自杞国的资料当据转手而来。难得的是，任职邕州的吴儆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两篇关于自杞国的记载，这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论邕州化外诸国》以及《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自杞国的最直接材料，惜乎尚未引起论者的注意。吴氏《土俗记》，一文揭示自杞国统治者的情况与范氏所记有异，内容且更充足，其云：
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已。先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岁余，阿已摄国事。……阿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宋]吴儆：《竹洲集》卷一O《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吴儆撰《土俗记》晚于范成大书一二年，又晚一二年后他向朝廷提交的《论邕州化外诸国》中也说：“今王名阿谢，年二十。……阿已已摄国事十八年。”所记阿已、阿谢的身份与范氏所记正好相反。我以为，吴氏亲自与自杞国人交涉，所记史事当更可信。
自杞国人的族属问题，应是比较清楚的。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指出：“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俗做了如下详细的描述：
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跳、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菔，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抟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578页。】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乌蛮即罗罗”，有椎髻、佩刀、披毡、跳足等特征，颇与自杞相类。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明言自杞等“皆罗罗之种”，所记“罗罗之俗”与范成大的描述更为接近，其云：“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跳跻，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般，富者以金环约臂。”所记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亦同。罗罗为彝族先民是没有疑议的，范氏笔下的自杞与田氏笔下的罗罗乃为同一民族也昭然若揭，且近世彝族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有上述特征。应特别指出的是，自杞在崛起的过程中，是以前揭吴做所说“服属化外诸蛮”为代价的，统治者显然属于征服民族。我们所说的族属，正是指统治民族而言。其被征服的居民情况十分复杂，非本文所能展述。范氏《桂海虞衡志》说自杞“有精骑万计”，吴氏《土俗记》更言其有“胜兵十余万”，实际上是指作为统治民族的自杞部壮年或成年男子，这是游牧部落民族扩张时期所常见的情况。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当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是《史记》卷—一六《西南夷列传》中所述“街、昆明”游牧民族集团的后裔。“曲头木耳，环铁裹结”语义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但或即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所说遍布味县（今云南曲靖）一带山水之间的“木耳夷”，也当与椎髻、饵饰、金环约臂的自杞民族相联系。汉晋时期的昆（明）、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处在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种类繁盛，支系众多。在今云南地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唐初有“徙莫祇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O《两彝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589页。】内附，《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载建水州（治今建水）、宁州（治今华宁）均有“些莫徒蛮”居住，明清志书则称作“撤摩都”，应乃一词之异写，是为汉晋时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传人。近世昆明郊区仍有部分彝族自称“撒摩都”，汉族称之为“子君”或“子间”，应即是“自杞”这一彝族支系的称谓。【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三章第四节《徒莫祗蛮》，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四章第七节之二《自杞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街顺宝《徙莫祗考》，《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
四、自杞国的地域问题
此一问题历为聚讼。方国瑜先生以“今兴义、安龙等处为古自杞国”，此不出黔西南地区。尤中先生认为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沪西、弥勒、丘北等县在内”。【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762页；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1985年，第204页。】我认为，当以后说更近事实且其范围更大。
南宋末李曾伯曾记“广西江道”时说：“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浔江。”【[宋]李曾伯：《回庚递宜谕奏》，《可斋续稿》后卷九，《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下同），第27页。】都泥江即今之红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盘江。南盘江流域在宋代为脱离了大理国段氏控制的“些莫徒蛮”所居。《元史》卷六O《地理志三》“广西路”（今云南师宗、弥勒、沪西、丘北等地）说：其地“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段氏莫能制”。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书中已指出，蒙氏乃指大理国前期而言【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同时指出这是一种“误称”，第623-630页。】。《元史》卷六O《地理志三》“广西路弥勒州”进一步说：“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明正德《云南志》则明确说为“宋时”，时间和地域均合，则自杞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证。
广西至云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时期多有记载，较早而详者如《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雎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撩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也。
如此，则从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至“自杞之境”共13程，又攻程至“大理之境”。自杞东西之境有10程之路，比善阐府（今昆明）到大理国都大理（今大程）还远4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六载：“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宋《静江府图志》亦云，自杞“又一日，至大理界”【[宋]李曾伯：《回宜谕奏》，《可斋续稿》后卷九，第4页，《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该著同名子目篇名甚多，可稍留意。】。《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载说明，从自杞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阐府，自杞国地距善阐之近也是很清楚的。
吴儆《土俗记》言大理国“南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与占城为邻”，又言自杞国“南与化外州山獠，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占城为邻”。吴氏所记方位偏差甚大，然指大理国与自杞国均与占城为邻，值得注意。如此则自杞南境所达，应已伸至大理国最宁府地（今丘北、砚山、文山、马关、西畴、麻栗坡等地）。《土俗记》又言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而自杞国卖马益富，且：
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地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
吴儆称，这些材料是他于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别驾被旨出塞市马，目所亲见。及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甚信”。此之“大理盐池”何指?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行至押赤城（今昆明），其后撰《游记》言：“其地有盐井。”自杞国地本近善阐，又“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则其势力西边已到达滇池一带。自杞势力东进，“臣属化外诸蛮撩至羁縻州洞境上”，则其东域已不限今黔西南兴义、安龙，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囊中。自杞势力东进西突、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已为一泱泱大国了。其地包括今云南罗平、师宗至滇池附近，南达文山、马关；贵州西南的兴义、安龙；广西隆林、西林的广阔区域，其大“可敌广西一路”当非虚语。“胜兵十余万”，可与秦汉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相比了，后者如唐蒙对汉武帝所说，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应指出的是，此范围为自杞的极盛时期。这样一个以贩马立国的政权，具有流动性，其疆域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
五、自杞国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及其灭亡
自杞国位处宋与大理国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的角逐中，自杞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了防范蒙古军队由四川西部南下攻占大理国以包抄南宋，宋屡遣情报人员分别前往岂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探刺军情。李曾伯大约于淳祐十年（1250）上进《帅广条陈五事奏》中说：
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尝遣吴世聪等往特磨道。……中间仅有淳祐五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第30页。】
蒙古于宋淳祐四年（1244，大理道隆六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谢氏探得的，正是这个情况。后来宋边将方大琼有《与广西蔡帅范》信也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方大琼信写于“今春有传其（指蒙古军）入大理”之时，蒙古军队于宪宗三年（1253，宋宝祐元年）底攻破大理城，此信当写于1254年。他在信中建议说：“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陡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四。】宋朝企图利用自杞国的力量来“以蛮攻敌”，以阻止蒙古军队的东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着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蒙古军队在征服了云南各部之后，便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二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祐六年（1258）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宋]李曾伯：《奏节次调军赴邕钦宜融捍御·贴黄》，《可斋续稿》后卷七，第8页。】继后他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敌犯邕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一二，第30页。】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邕州（治今南宁）之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邕州之西的自杞地界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六日所上《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贴黄》说：蒙古军“去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武缘县（治今广西武鸣县）为邕州所属。该奏有云：“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3页。】从这些材料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秋季占领了自杞的主要地域。至于蒙古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说是“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宋]李曾伯：《奏借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4页。】。当然，这不过是一面之词。其真正的原因，恐怕主要出于后勤的困境。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在自杞之境造仓修路，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上揭《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载，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潞城乡）等州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地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但据李曾伯的报告，至开庆元年（1259）七月，仍有自杞国统治者活动的消息。一则为七月三日他所上奏状，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那句并岑邀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云云【[宋]李曾伯：《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4页。】，谢济时为宋横山总管。那句当为自杞的亡国之主，也是除“阿谢”之外为我们知道的另一位自杞国主。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再一则为七月十二日据间人蒋方的申报，说是“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指出：“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宋]李曾伯：《奏边事已动》，《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9页、40页。】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曾于当年“七月敌渡乌泥江，八月犯横山，九月薄我城下”【[宋]李曾伯：《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可斋续稿》后卷一二，第30页。乌泥江，《可斋杂稿、续稿》中仅见，以地理揆之，当即都泥江之误。】。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蒙古军队则步步向前，而此后自杞国之名也随之消失，留下了一桩桩若隐若现的疑案。而今天，是该还其历史面目的时候了。
原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