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然而时至今日，当改土归流的“进步意义”被人们说了又说的时候，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在这些所谓进步意义的后面，是多么令人嘱目惊心的一幅画面！泪揩了，血消了，转一篇吉老师的文章，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昭通是云南省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得名于公元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改土归流之后，刚从云贵广西总督任上调往北京任职的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有清一代，云贵总督不乏其人，而以兵部尚书衔兼任云南贵州广西总督者，唯鄂尔泰一人。继鄂尔泰之后任云贵广西总督的，虽是还有高其倬、尹继善二人，而至雍正十二年，诏以广西仍隶广东，此职即废。《清史稿》鄂尔泰本传云：“世宗崩，宣遗诏以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命他日配享太庙。”由此可见鄂尔泰在雍正朝地位如何显赫。雍正十年，正是鄂尔泰一生之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也是他的宦途达到顶峰的时期。他一生的政绩，从表面上看，就是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是“开拓苗疆”。
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波及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甚至还影响到了四川、湖南等地，但是，就其规模和时间而言，最典型的却莫过于对原东川、乌蒙、镇雄三地的改土归流了。在此之前，这三个地区原本是属于四川的，而当鄂尔泰以云南巡抚兼管总督之事的身份抵达昆明以后，便立即抓住东川、乌蒙两地一场冤家械斗的事情，说是三地距四川省城较云南省城还远，不便管理，所谓“去冬乌蒙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要求将这三个地方划归云南。鄂尔泰还说，其所以要在这三个地方实施改土归流，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他这些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一、雍正的困境
要了解雍正年间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就应当去了解一下雍正继位之后在政治方面所面临的一些危局。众所周知，雍正的继位，乃是一桩历史悬案。尽管在鄂尔泰亲自编写的《清世宗实录》和柯劭忞等撰写的《清史稿》等官方记载中，雍正帝的登位毫无疑问，顺理成章，但是，人们之所以要怀疑他的继位并不正常，正是由于在他登位之后出台的种种做法实在“出奇”得不近情理。这些出奇做法中的第一件，是雍正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首创了清代密诏立储制度，从此成为清朝皇位继承的法式。雍正帝何以要在此时出台这么一个制度，除了对他自己继位时有关康熙遗诏的种种猜疑的影响而外，我们实在看不出雍正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杜绝今后皇位继承中诸皇子争夺皇位的可能。而这些出奇做法中的第二件，当然就是他对康熙帝诸皇子中立储呼声最高的八弟允禩、十四弟允禵以及作为八弟死党的九弟允禟的无情打击。最后，在这些出奇做法中的第三件，是据说曾参与并协助了他在夺储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舅舅”隆科多和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两人的被整肃至死。
这里必须说一下最后一件，尤其是其中的年羹尧一案。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其妹即雍亲王胤祯的侧福晋，雍正继位之后被封为贵妃。年家一门显宦，本人又是科举出身，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成为内阁学士，不久迁任四川巡抚，其时年纪还不到三十岁，一时仕途通达，春风得意。康熙五十七年，授四川总督，兼巡抚事；六十年升任川陕总督，成为大清国西部边陲的重臣要员。
康熙六十一年，老皇帝驾崩，皇十四子胤禵奉召回京，其抚远大将军一职为年羹尧接替。雍正元年五月，作为年羹尧妹夫的新皇帝胤祯下令：“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至此，年羹尧的管辖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清国的西部，成为除雍正之外大清国权力最大的显赫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年羹尧本人和他的父亲都被封为一等公，其子年斌、年富亦分别承袭了雍正帝额外赏给的一等精奇尼哈番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
日中则昃，月盈必亏。就在年羹尧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突然因为一件小事被雍正“赐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雍正三年二月庚午，由于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天象，大清国的臣工们纷纷上表，向皇帝称贺，年羹尧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在他所上的贺表中，却不慎把一句朝乾夕惕的成语写成了“夕惕朝乾”。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错误，竟成为雍正帝整肃他的口实。读了年羹尧的贺表，雍正爷一时龙颜大怒，说是年羹尧既然“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雍正爷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口气活活就是一个地痞的口吻，可是由于他是皇上，谁也奈何不得。年羹尧于是被降职直到处死，年家的亲属们也受到牵连，雍正初年喧赫一时的年大将军，就这样消失无影了。
在年羹尧被处死的同时，还有一个被处死的人，其罪名也备受怀疑，这个人就是隆科多，是雍正养母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他在雍正继位之时曾以九门提督的职衔提兵安定内外，并以宣达继位遗诏的功劳而被雍正在朝臣面前公开呼为“舅舅”，与大学士马齐一道总理事务，袭一等公。后来，又以总理事务之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雍正元年，与年羹尧一起被加以太保称号。就在年羹尧被处死的同时，隆科多也遭到了都统范时捷等人的参劾，不久即被免职夺爵，系狱至死。雍正帝杀年羹尧与隆科多的原因当然不会仅仅因为那些表面上的罪名，比较正统的说法是他们的居功自傲，妄作威福，目无皇纲。比如柯劭忞的《清史稿》，就在二人的传后这样说道：
“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允禵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但是，更为广泛的说法却是他们二人因为参预了雍正夺储的密谋，由于了解太多的机密而被雍正杀人灭口。
由于事涉机密，雍正帝其所以要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真正原因无法确知，于是也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争执，一些人竟以雍正继位时年羹尧身在西陲的事实，来说明他对雍正夺储密谋的不知情。在这些人看来，夺储的密谋只可能发生在康熙去世的那几天之中，而不会发生在之前的日子里。这种看法不合常识，当然是不值一驳的。然而，我们对雍正何以要杀这两个人的原因并不关心，这是因为，无论原因如何，这两个人确乎被他杀了，这是事实，不容置疑，杀了这两个人之后的雍正是必定要面临如何处理杀掉他们而引起的后果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的，特别是年羹尧被杀后的西部形势。
前面已经说过，年羹尧被杀以前，曾以抚远大将军名义出任川陕总督并由雍正亲自下令兼管云南督抚提镇等，其管辖范围包括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几乎囊括了整个大清国的西部地区。又在任职期间，因为皇上的恩宠，得以自行选拔任用官吏，这些被他选拔任命的官吏们还被称为“年选”。年羹尧死后，遍及天下的年羹尧部属与门生故吏，即所谓“年党”，必定要成为雍正着力解决的势力。因此，杀了年羹尧后，如何处置这个庞大的年羹尧集团，便成为雍正日夜思虑，寝食难安的一件心事。
看起来，雍正对杀死年羹尧之后的形势是作过充分的估计与盘算的，他首先让年羹尧部下猛将、在朝廷之中一点背景也没有的奋威将军兼甘肃巡抚岳钟琪接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一职，并让他上表参劾昔日的上司，制造出这个继任者背叛前任的事实；然后，又把刚刚上任不几天的广西巡抚鄂尔泰调往云贵，让他“以巡抚职管总督事”。
二、西部——川陕总督与云贵广西总督
要了解雍正这一人事布局的奥妙之处，就还需多少破费一点笔墨，先来谈一下岳钟琪与鄂尔泰这两个人的身世、阅历和背景。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岳钟琪，岳钟琪是行伍出身的四川提督岳升龙的儿子，可是，在他从军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他还有一个叔叔叫岳超龙，幼年改名刘杰，到了康熙末年陛见玄烨的时候才恢复本姓，为东川府游击，后累迁到湖广提督。岳钟琪生于西陲，祖籍甘肃临洮，父辈都是武官，他自己也是以战功擢升为奋威将军的。康熙五十八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入侵西藏，岳钟琪随军出征，克里塘、巴塘。次年抵拉萨，以军功擢左都督，任四川提督。雍正元年，为年羹尧参赞军事，出师青海，授奋威将军。时逢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岳钟琪会诸兵进击，大破之。这就是雍正所说的“羹尧青海之功”，由于这次胜利，年羹尧被封为一等公，岳钟琪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三等公的封赏。
让岳钟琪这样一个颇孚众望的人接任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既不会引起西部川、陕、甘三省劲旅的混乱与动摇，又因为他本人对北京情况的陌生也不至发生内外勾结，相与为乱的忧虑，再加他一接任就上本参劾前任上司，和那些死心塌地年党们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尽管如此，雍正还是不能放心，一方面忙着向岳钟琪示宠，追谥他已去世多年的父亲岳升龙为敏肃公，把他的儿子岳濬提拔去做山东布政使，甚至还连带提拔了他的叔父岳超龙；另一方面，又重用岳的死敌蔡珽，还让人散布岳钟琪将要谋反的流言并斥责之，从而引起岳的戒惕。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一句话，就是要让这个年羹尧的继任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俯首帖耳，知恩图报。
在加强对岳钟琪个人控制的同时，雍正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让刚刚到广西就任巡抚一职的鄂尔泰立即赶赴云南，以巡抚身份管总督事。雍正何以会做出这样奇特的安排，就得从鄂尔泰本人的身世与阅历说起。
鄂尔泰，字毅庵，满州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康熙四十二年，袭佐领，为三等侍卫；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内务府是一个掌管皇家后勤供应的机构，其品极原为从二品，至乾隆十四年才改为正二品。其属有堂郎中、主事以及人数众多的笔帖式等，下设广储、会稽、掌礼、都虞、慎刑、营造、庆丰各司及钱粮衙门等部门，又有银、皮、磁、缎、衣、茶以及木、铁、房、器、薪、炭等库和果房、茶膳房、药房、火药库等等，各部人员品秩自六品到未入流不等，由此可见此时的鄂尔泰，不过是一位奔走于皇室内务中的杂役而已，供职于内务府的他，即便是个司库，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六、七品的官吏，更何况还是个“员外郎”。据《清朝野史大观》第五卷“鄂文端未遇时”条记载，鄂尔泰在其尚未发迹的时候，家境十分窘迫，夫妇二人僦屋以居，尝卧病在床，不举火凡三日。所言虽是未必可信，却也可以折射出他当年的地位之低。因此，在雍正登基之后，以其九五之尊屈节召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员外郎官的时候，鄂尔泰那感激涕零的心情，可想而知。
鄂尔泰没有辜负雍正，雍正也没有亏待他。他首先让鄂尔泰去做云南副主考，随即就把鄂尔泰拔擢到了江苏省布政使司的位置之上。在江苏，鄂尔泰不折不扣、雷厉风行地执行了雍正上台以后所颁布的各项政令，还组织编写了一本以颂扬雍正为主要内容的诗集，得到了雍正的嘉许，被称为“天下第一布政使”。随后就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短短三年的时间中，就成了二品大员。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鄂尔泰在前往广西的途中，曾经接到圣旨一通，要他到任之后启发。他到任之后打开一看，原来是要他在三日之内立即抓捕一名钦命巨盗。这件事被他迅速地办理好了，于是又获得了“能治盗”的美誉。
那么雍正为什么会做出鄂尔泰刚刚抵达广西的时候立即又将他调往云南，并以巡抚身份管总督之事的奇特安排呢？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大概是因为鄂尔泰已经在江苏和广西两地以其早年“和诗称旨”的特殊才干得到了雍正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又因为诛杀年羹尧之后的西部局势，也急需他这个“志秉忠贞，才优经济”的亲信人物前去处理。然而，从鄂尔泰本人来说，毕竟已经在三年之内就从一个小小的员外郎升到了正二品封疆大吏的位置之上，现在又让他一到云南就去坐一品位置的总督，毕竟还是太显眼了，于是采取这种不合常规的“出奇”做法。其所以要对鄂尔泰作出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任云贵总督的杨名时，在年羹尧案发的时候，还曾上疏保全，颇有年党嫌疑。好在这个虽有总督身份却只能去管巡抚之事的杨名时本来就是一个谦谦君子，好好先生，倒也相安无事。鄂尔泰于是得以顺利执行雍正的意图，完成了对西北地区的牵制任务。
三、从四川划出三府一镇
鄂尔泰来到了云南，不旋踵而提出要把乌蒙、东川、镇雄二地划归云南的请求。表面上的原因如上所述。一是乌蒙、东川、镇雄三地距离四川省城比距云南省城为远，所谓“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二是三地土司残酷压迫当地夷民，“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金。”他的理由不可谓不正大。可是，鄂尔泰真是这样想的吗？
说到改土归流，三地除乌蒙外，镇雄已于明代就开始改流，却因无法治理当地夷民而不得不放弃；而在东川，虽亦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已改流，而地方事务却依旧操持在所谓“六营长、九伙目”的手中，流官无所作为。更何况，雍正年间，边境归附番民，得封土司，清史记载甚夥；且清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基本沿用元、明以来的政策，就连雍正本人也没有例外。据《清实录》，直到雍正七年亦即鄂尔泰上奏他那著名的处理苗疆事宜折的三年之后，四川提督黄廷桂奏报，黄螂土司国保，呈请归流，情词恳切。而雍正的回答却是：“各处土司呈请改土归流者，朕俱不允，屡降谕旨甚明。”由此可见，雍正所支持的，只是鄂尔泰的改土归流。而对其他地方，则是即使土司自己呈请，也一定不会得到允许的。
因此，鄂尔泰要将乌蒙、东川、镇雄三地划归云南，并且“相机改流”的真正目的，决非上述两条理由。对此，方国瑜先生的看法是：“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筹划乌蒙地区改土设流，主要是为增加田赋税课收入。”方先生的看法确有道理，在鄂尔泰的奏折中，他本人也是这样说的：“乌蒙……其钱粮不过三百馀两，而取於下者百倍……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其后的情形也确实是这样，根据鄂尔泰自己的统计，雍正四年以前，云南各地铜矿产量，“每岁额课银止九千六百二十万两，所获余息银约一万七八千两不等”，而把东川划归云南之后的当年，即“办获铜斤余息银已四万七千两”，次年，即把乌蒙、镇雄两地也划入云南之后，乃“办获铜斤四百万零”，计可获息银近二十万两。该省的铜、银产量都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但是，鄂尔泰之所以要将东川、乌蒙和镇雄三地划归云南，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这三个地方军事上的潜在价值。首先，正如鄂尔泰《昭通四门记》所说的那样：“旧称乌蒙产善马，不让大宛”，早在宋代以前，乌蒙等地的马市一直就很兴旺，据《明实录》，洪武十七年，“改乌撒、乌蒙、芒部为军民府……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可知三地每年可以提供的良马，总数约在一万二千匹以上。其次，三地是滇、黔、川三省要冲，为滇、川之门户。划归云南之后，北上可以直趋成都，东下可以径逼重庆。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里有一段文字，提到镇雄等地军事上的地位，是这样说的：“府山川险扼，地势崎岖，控御群番，屏障内地。成化中，程信言：‘永宁抵江门、戎县，川、贵、云南水陆噤喉之会也；普、布、芒布，又川、贵、云南肘腋腹背之所也。’”明初傅友德等进兵云南，就是把这里作为一个十分重要战略要地，派遣骁将胡海洋率领一支劲旅，从永宁出发，先攻镇雄，主力则自辰、沅一带直趋曲靖，然后分兵北上，接应胡海洋的。
明白了乌蒙等地军事上的这种地位，也才会明白鄂尔泰奏折中“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鄂尔泰的这一意图，对于熟谙兵机的岳钟琪来说，不会看不出来。因此，就在鄂尔泰要求把东川等地划入云南的时候，岳钟琪也主动地请求把逼近中甸，原属四川巴塘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阿墩子等处划给云南，以表示他对鄂尔泰这种意图的毫不在意。
四、先取东川，再进图乌蒙和镇雄
不久之后，鄂尔泰便真正坐上了云贵总督这把交椅，与此同时，雍正又让广西的巡抚、提督等等大小官吏都听鄂尔泰节制，东川也于这年如愿以偿地划给了云南。正在鄂尔泰处心积虑地准备着再把乌蒙、镇雄两地也弄到手并“相机改流”的时候，机会于是就来了。《清史稿·土司列传》的记载是这样的：
雍正初，改土归流之议起。四年夏，先革东川土目，即进图乌蒙。时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皆年少，兵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陇联星。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东川，招降禄鼎坤。惟禄万钟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败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捣乌蒙，连破关隘，贼遂败走镇雄。鄂尔泰复招降陇联星，而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镇雄之胁，两酋皆遁四川，于是两土府旬日平。以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由四川改隶云南，以一事权。
这段文字所记录的事实，粗略地看，与当时的情况相差不大。但其中一些细节却是有出入的。首先，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之议，是鄂尔泰本人于他到任云南巡抚之时由他本人提出来的，不能笼统地说是“雍正初”。鄂尔泰抵达云南的具体时日大约是在雍正四年春天，通过一系列的筹划和准备之后，便以乌蒙土司禄万钟入侵东川为借口，发起了对东川、乌蒙两地的军事行动。按乌蒙入侵东川，事在雍正三年岁末，鄂尔泰奏折亦云：“去冬乌蒙攻掠东川，滇兵击退”，可知此事发生的时间，是在鄂尔泰抵达云南之前。又据鄂尔泰奏折“臣前赴东川，有乌蒙禄鼎坤，率二子投到”及《清史稿》“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皆年少，兵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陇联星”等语，可见此次“攻掠”，自冬及春，直到鄂尔泰对之采取行动之前仍在继续，而发动此次攻掠，率兵进入东川境内的，不是别人，正是禄鼎坤自己。年少的禄万钟不过是因其土知府的名义而不得不承担责任罢了。
此次乌蒙攻掠东川的原因是什么，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获详知，但东川、乌蒙之间的这种冲突，却是经常发生，不足为奇的。倪蜕《滇云历年传》说过：“或曰乌蒙、东川同一祖，系沾益夷人夫妇徙东川，既有妊，腹中时闻争斗声，乃孪生二子，夷人欲杀一留一，未行，妇遂负一子夜半渡江至乌蒙。后二子长，各据一方，自为雄长，而亦日事争杀，如腹中之兆也。”方国瑜先生以为，这是两地“同一统治家族而不相能，乃作此传说”。但是，从这则传说之中，却可以看出两地之间的这种攻掠与争夺，正如彝族各家支间频繁不断的冤家械斗一样，是极其普通的一件事。鄂尔泰以此作为借口发动对乌蒙东川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实施其既定计划的一个环节而已。清史稿不言此次乌蒙入侵东川一事，大概也是因为看到这样一个借口的不足为凭，因此使用了“先革东川土目，即进图乌蒙”这样的措辞，说明鄂尔泰对两地的行动，是早有图谋的。
其次，所谓招降禄鼎坤一事，按鄂尔泰的说法，禄鼎坤是主动“率二子投到”，而不是被他招降的。但从禄鼎坤在此之后的种种表现中完全可以推论出，鄂尔泰不仅招降了禄鼎坤，甚至还可能对他作出了某种许诺。其所以讳言“招降”二字，是因为禄鼎坤本是邻省土舍，不是强盗，而在同一个大清，同一个皇上的情况下去“招降”邻省官吏，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于是采用了“投到”这样的措辞。对鄂尔泰的这种处境，雍正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了，他因此在雍正四年三月壬子的上谕中，反复强调对乌蒙一案的处理，鄂尔泰必须与岳钟琪“和衷酌办”。《清史稿》的作者由于没有意识到鄂尔泰的这点苦衷，径自使用了“招降”这个词，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无意之中道出真相，把鄂尔泰当年讳莫如深的做法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
第三，关于禄万钟制于汉奸一事，说的乃是当时乌蒙土府的主笔刘建隆。有关刘建隆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不多，唯在他那篇著名的《上滇督鄂公疏》里，得知他原籍四川庆符，在乌蒙土府服务的时间已经很久，是所谓老府公禄万钟之父禄鼎乾极为看重的人之一。在禄鼎乾病逝的日子里，他由于年老生病，已经回到老家，打算就此度过晚年，是禄万钟的母亲派人催促，才勉强扶病回到乌蒙，前来辅佐禄万钟的。所谓禄万钟制于汉奸者，是指鄂尔泰出兵东川，进图乌蒙，遂令已被招降的禄鼎坤致书其侄，要他赉印来降。在鄂尔泰的奏疏之中，是这样来叙述此事的经过的：
臣前赴东川，有乌蒙禄鼎坤，率二子投到，臣遣其持檄谕禄万钟等缴印就质，乃禄万钟支吾违抗，至再至三，而镇雄土府陇庆侯向与万钟同恶相济，合谋拒命，叛逆显然。臣咨商陕西督臣岳钟琪，调遣将士，分路擒剿，万钟见势危急，拥兵逃往镇雄。臣徽曲寻总兵官刘起元，率领官兵，攻其倒江、三湾诸险寨，所向摧破。两酋计穷势迫，万钟由筠连地方，潜往川省，遇川省守备胡琏，解送成都。陇庆侯等赴川省副将张玉行营，缴印献土。
鄂尔泰大概是因为甚得雍正宠信一时便昏了头脑，竟以为乌蒙、镇雄两地土官向他投诚是为当然的事。他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这两个原本隶属四川的土府而言，即使已经决定放弃土司职位，缴印献土，也只能是把印信交给四川当局，而不会交给他这位邻省总督的。刘建隆的《上滇督鄂公疏》说得很明白：“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蜀在滇，岂有分别？但念乌蒙蜀郡，少府蜀员，况蒙上宪题参，印须候摘交送。若使遵听三官之言，携投滇省，则其迹似叛，殆不可从。建隆虽老悖，固不敢劝人以叛也。”此即所谓“禄万钟支吾违抗，至再至三”的事实真相。在《上滇督鄂公疏》的末尾，刘建隆还说：“土官不便径投别省，自取大戾。且如滇省亦有土官，一旦携印而投于他省，当亦滇宪之不能容宥者也。”只不知他这个“志秉忠贞，才优经济”的一代名臣，读了刘建隆的这封书函，到底作何感想，是又羞又愤，还是装聋卖哑，无动于衷？
第四，关于“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败之”所据或为《朱批御旨·鄂尔泰奏稿》，但鄂尔泰的另一篇奏折，却只是说：“镇雄土府陇庆侯向与万钟同恶相济，合谋拒命，叛逆显然”，并没有提到这三千镇雄兵攻禄鼎坤于鲁甸之事；在《清史稿》哈元生本传中，又有“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侵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为乱。鄂尔泰檄元生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夺攻，克之”这样的记载。从鄂尔泰说镇雄土府陇庆侯“叛逆显然”这句来看，其辞相当勉强，若有三千之兵合攻禄鼎坤于鲁甸的事，那当然就不会是“叛逆显然”的事，而是“叛迹昭彰”的事情了。再从哈元生传之中“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夺攻，克之”等语来看，哈元生与镇雄土兵的战事，也是应当不在鲁甸，而在镇雄的。这是因为，镇雄地近四川，所以要与四川兵合讨之。鲁甸却在乌蒙之南，怎么能让四川兵前去讨伐？另外，镇雄之兵若在鲁甸，当为客军，怎能守险？守者只能是禄鼎坤自己。
第五，所谓“两酋皆遁四川”，《清史稿》的作者没有想到，当时的乌蒙与镇雄两地，本来就是四川辖地，即便不跑，他们也在四川，怎么会“皆遁四川”呢？正确的说法只能是，在鄂尔泰劝降不成，便气急败坏地贸然发兵攻打乌蒙、镇雄两地的时候，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和镇雄土知府陇庆侯两人在其亲属的陪同之下，离开了故居，去到邻近府县，向流官缴印献土。但是，这与鄂尔泰要把这两个地方划入云南的目标是多么不一致啊！于是他立即上疏雍正，请示如何处理。而雍正，这个号称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的宪皇帝，当然不可能不知道鄂尔泰的所作所为的不合情理，只是由于对鄂尔泰的作为彼此之间一直心照不宣，自然也就不会不让他满意。于是，在与岳钟琪进行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公文往还之后，禄万钟被革除土司职位，和陇庆侯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一起被解送到云南，交给鄂尔泰去审讯。
正如《清史稿》所说的那样，鄂尔泰以乌蒙入侵东川之事为借口，先把东川划入云南，然后“进图”乌蒙，连带着把镇雄也收罗进来。总之，这次军事行动进展神速，十分顺利，自春及夏，除东川外，乌蒙、镇雄也“两土府旬日平”，鄂尔泰顺利地实现了牵制西北军务的既定目标，也因此得到了雍正的嘉奖，据《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五月乙亥，“吏部议奏：云贵总督鄂尔泰剿抚乌蒙、镇雄土府有功，应加二级。得旨：鄂尔泰著加二级，赏给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鄂尔泰还是有一点不顺心的地方，那就是禄万钟等人去了成都之后，岳钟琪不是立即把他们送回云南，而是首先采取拖延，然后请旨定夺，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遵旨”将他们交回到鄂尔泰手里的。于是，鄂尔泰在此期间，乃以一个云贵官员的身份，非法出兵占据邻省辖地，无论如何，从面子上看，实在也有些过不去，只不过由于有着雍正这座坚实的靠山，才硬撑了下来。他于是恨透了岳钟琪，并为他在其后的日子里毫不留情地迫害岳钟琪埋下了一颗种子。
鄂尔泰把东川等地划归云南的行动立即获得了不菲的酬报，《清实录》云：“雍正五年六月壬申……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滇省采买铜斤，除供鼓铸一百余万斤外，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万斤。今岁铜矿增盛，就现在核算，五年铜斤可获三百数十余万，但铜多本少，收买不敷，恳于盐务盈余银两酌借五六万两，发价收铜。运至镇江、汉口，令江南、浙江、湖广办铜诸省出价收买，以便还项。”又据《清史稿·张允随传》，雍正五年：“允随综铜厂事，察知旧厂产尚富，增其值。民乐於开采，旧厂复盛。又开大龙、汤丹诸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供用。乃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可知滇省之铜原不敷用，需要采办洋铜，而今却不但已经停采洋铜，还可以大量运到外省去出售。
雍正五年，是鄂尔泰生平最为得意的一年。由于剿抚乌蒙、镇雄两土府的功劳，他得到了雍正的嘉奖；那个挂名的总督杨名时，也被解除了职务；鄂尔泰名正言顺地坐上了云贵总督这把交椅，又蒙雍正器重，把广西的事务也纳入了他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还把四川的乌蒙、镇雄等两府划入云南，湖广的开泰、锦屏、玉屏、清溪等四县划入贵州。鄂尔泰所管的地盘越来越宽，余下的事情，就只剩如何寻找事端，扩充军力并完成他和雍正彼此都很明瞭的那个目标了。
五、鄂尔泰并不着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鄂尔泰并没有马上在乌蒙、镇雄两地实施改土归流，而是让刘起元率领他的部队，一直呆在那儿，看起来，他的兴趣，好象只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构，而不是地方政权。雍正六年二月，通过兵部议准，终于在乌蒙设了一镇，把东川、镇雄和临近的威宁囊括进去，总兵力差不多接近一万。到了这年的六月，才在乌蒙、镇雄两地设立分别由流官担任知府、知州的地方政权。然而到了此时，鄂尔泰的人马，已经在此驻扎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此期间，鄂尔泰一直忙着在他的辖区内“改土归流”，比如雍正四年的镇沅、乐甸、长寨之役；雍正五年的威远、新平、车里、茶山、橄榄坝、缪冲之役；雍正六年的八寨、八达寨之役等等。和他的主子雍正一样，鄂尔泰本人也是十分勤政的。在这些战役中，他时常亲临前线，分析夷情，总结经验，不断地告诫他的部下：夷民“虽具人形，而生性顽冥，与禽兽无异”，要他们在对待夷民的时候，“生亦非恩，杀亦非残！”因此，应当做到“倮贼一日不除，官兵一日不撤。纵触锋冒瘴，宁死必前！能灭贼，死有余荣；不能杀贼，死有余辱！”他还对他的那些部下们说：“苗、倮情状，初似凶猛，然大率乌合之众，志气不一，始锐中懈，攻击甚易。”为了战斗的需要，鄂尔泰还特地制造了威力巨大的西瓜炸炮、火毒群蜂炮、冲天炮以及大量的火箭、火砖等兵器，用以攻打夷民营寨。尽管在写给雍正的奏疏之中，鄂尔泰也曾以“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这样的话来标榜他所谓的“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制夷”之策，而在他的心目之中，却是唯独只有一个“杀”字的。因此，在他“经济”过的这些地方，到处积尸盈野，血流漂杵，令人闻风丧胆。
正如鄂尔泰本人说的那样，“唯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通过这两年以来的征剿与杀戮，鄂尔泰成功地完成了他第一阶段的任务。在他管辖云、贵、广西三省地盘上，一支能征惯战人数将近二十万人的精锐之师出现在那些所谓“与禽兽无异”的夷、苗各族人民的血泊之中。试看当日的大清，还有谁敢于轻视当年内务府中的这个小小员外郎？
然而，鄂尔泰绝对不是一个只会杀人的屠夫。即便在大清朝康雍乾盛世的时代，象鄂尔泰这样的人物也是不多见的。和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鄂尔泰早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成为秀才，年方及冠的时候，又中了举人，不但博通经史，而且还是个诗人。他的诗收录在一本叫做《西林遗稿》的书里，这里不妨抄出一首，来看看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才华，值得雍正爷如此信任：
南营山房记兴
（清）鄂尔泰
卜筑倚重峦，去霄迥欲攀；
开轩平对月，入户小登山；
鸡犬红尘隔，牛羊碧落间；
薄寒酬短景，随意辟乌蛮。
好一个“随意辟乌蛮”，于闲情逸致之间随意杀人如麻，鄂尔泰的才干真是叫人叹为观止。
既是学者又是诗人，逸雅而又渊博的鄂尔泰大人自然忘记不了在这些新辟的“苗疆”内移风易俗、教化夷苗的这件大事。在征剿屠戮的同时，鄂尔泰所谓教化的大体内容，一是变发易服，二是更改姓名，三是设教兴学。第一件的目的是体现其遐迩一体、子惠元元的皇恩浩荡；第二件是为了搞好户籍管理，以便收租纳税；而第三件，自然是要让那些未开化的夷民懂得什么是纲常伦理。鄂尔泰素以“名教中人”自诩，他的为也是十分方正、无懈可击的。据《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记载：雍正六年正月，雍正赐鄂尔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一万二千卷。那是一部极为难得的书，只印了六十部。鄂尔泰得到这部书以后，说：“与其留给我一家的子孙去读，怎么比得上把它留在书院里，让一省子孙去读呢？”于是将此书及所携藏书共二万余卷赠给五华书院。雍正帝闻知，嘉叹良久，复赠鄂尔泰《古今图书集成》二部，又赐《律历渊源》、《子史精华》等书。只可惜鄂尔泰在云南等地的教化活动没有象他的改土归流，开拓“苗疆”那样取得明显的效果。不然的话，假以时日，让他在云贵广西总督的任上再呆一些日子，我们就会看不到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及生活习俗了。
六、米贴事件与纲常名教
不过，在这戎马倥偬、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鄂尔泰并不缺乏表现他忠于伦理道德、维护纲常名教的机会。雍正六年，乌蒙设府，镇雄设州，东川则于擒获则补营长禄天佑与法戛伙目禄世豪之后，也设了个会泽县。而在这些行政单位的设置以前，一个拥兵万人，地跨云贵的乌蒙兵镇也建立起来，鄂尔泰在大乌蒙地区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就达到了预计的目标。和其他地方比较，鄂尔泰在这一地区付出的代价最小，成绩也最大。可是，他对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尚不满足，因为，他还要在这些“新辟”出来的“苗疆”推行他教化夷众并使之明白什么是“王化”的计划。于是，在乌蒙米贴发生的一件事情，便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米贴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雍正六年，春节过后不久，土目禄永忠去世，按照当地习俗，其妻陆氏“转房”为他弟弟禄永孝的妻子，被鄂尔泰闻知，遂以“兄亡收嫂，大悖人伦”的罪名，将前此曾随禄鼎坤一起“投到”鄂尔泰名下的禄永孝“依律”拟斩，并派副将郭寿棫率兵五百前往弹压。可是，在那些一向秉持“兄死弟在，牛死圈存”这种观念的夷民看来，禄永孝的行为天经地义，鄂尔泰的做法才“大悖人伦”。是以郭寿棫到达米贴的那天，整个寨子空无一人。郭寿棫等在此住到第九天深夜，忽闻四面鼓噪，夷众纷纷杀来，除一人脱逃前往昆明投报之外，郭寿棫和他的部下竟全部被杀。鄂尔泰闻讯大怒，乃檄鹤丽总兵张耀祖等三路进剿，并檄寻沾营参将哈元生自乌蒙星夜施援。据倪蜕《滇云历年传》记载，张耀祖挥师杀至米贴，乃立沈命法：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稍有姿首之女子不杀，苟稍持名节亦杀，汉人妻有儿者，则其夫必以汉奸杀。其杀戮之惨，有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活絣、坐竿。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十余里，极千古未有之残酷。越数日，米贴居民三万余人，被惨杀或逃亡殆尽。
米贴事件的发生，在乌蒙立镇以前，但鄂尔泰的兵马在此驻扎已一年有余，其军事布置未妥，可以想知，而以之弹压该地夷众，似应绰绰有余。鄂尔泰乃不从乌蒙等地调兵而檄远在滇西的鹤丽总兵张耀祖挥师进剿，其志在四川，已不待言。就在张耀祖在米贴大开杀戒的时候，鄂尔泰部下骁将哈元生已经杀到了金沙江对岸的四川雷波。只是，如此的举动实在也太过分、太露骨了，一直藏在背后掌控全局的雍正不得不让他有所收敛，因此，就在鄂尔泰还想借此机会图谋凉山的时候，雍正爷只好告诉他：“米贴之事既竣，滇兵可以回汛。目下逃窜不过逆夷吞都土司德昌一人，易于缉捕，其剿抚雷波土司，川省所拨之兵，自足办理。四川提督黄廷桂，有应行知会滇省官弁之处，黄廷桂就近知令。余照所请行。”
鄂尔泰秉性乖觉，对雍正的意思，不会体会不出。他因此全力以赴地处理乌蒙等地的军政设置及其善后事宜。所设军政机构的详情已如上述，唯当时“投到”其麾下的禄鼎坤等，因其亲属禄万钟等人的“大逆”之罪，依律应处流刑，然此等“输诚向化”之有功夷人，无论如何，即使不予赏给，也是不该加刑于他们的。鄂尔泰于是请示雍正，遂蒙雍正皇恩，禄鼎坤等俱获宽免。在鄂尔泰的奏折上，雍正写道：
朕怙冒万方，内地外夷，皆同仁一视，本欲其胥归于善，以受朝廷抚绥教养之恩。禄鼎坤既能悔过自新，输诚向化，其奋勇努力，以助官军，视凶苗之怙恶不悛者，相去霄壤，应加特恩，免其跋涉迁移，即令安插云南省城，将禄鼎坤总督标下管辖。令鄂尔泰酌量题授职衔，并赏给养赡之资，俾得从容敷用，以示恩奖。其同案之白颇、阿业亦能悔罪输诚，著将流徙之罪，开恩宽免。
然而，鄂尔泰并没有让禄鼎坤就此在他麾下任职，而是把他安排去了河南，任归德府参将。鄂尔泰其所以没有遵照“圣谕”，把禄鼎坤留在云南，而对之作出这样的安排，据说是因为他感到禄鼎坤这个人“心高胆大，终非良善比”的缘故。可是鄂尔泰为什么会对禄鼎坤产生这样的印象呢？不是说禄鼎坤当年在他鄂大人亲临东川的时候，曾经领着两个儿子“迎至百里外，匍匐道旁，情词恳切”，甚至还“剃头改服，以示输诚之意”吗？鄂尔泰为什么忽然之间，又出尔反尔，把禄鼎坤看做一个冥顽不化的恶徒了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应当注意鄂尔泰有关米贴事件的奏疏中的两个细节：第一，以“兄亡收嫂，大悖人伦”罪名被拟斩的米贴土目禄永孝，是一个和禄鼎坤一样，曾经“投到”鄂尔泰名下的土官，他与禄鼎坤的关系纵使不够密切，其遭遇也必定会引起禄鼎坤兔死狐悲的感觉；第二，禄鼎坤本人曾请求以妻子为质，率兵前去处理米贴事件，可以料想，如果鄂尔泰同意他的请求，让他率兵前去，米贴事件的结果还会是那么个惨状吗？完全可以想见，米贴事件之后的禄鼎坤，恐怕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对这位大人郊迎百里，怀抱感激之心了吧。鄂尔泰大人很可能也是因为察觉到禄鼎坤这些细微变化后，才对他产生怀疑，让他走开的。
总之，禄鼎坤走了。他离开了云南，离开了他祖祖辈辈一直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他先是去了北京，然后才去河南任职。和他一道走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鄂尔泰大人的亲信，名叫徐成贞，时任开化游击，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人还将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
禄鼎坤完全不懂得向鄂大人“输诚”的意义，而鄂大人却是从来也没有忘记向皇上输诚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就在这一年的年初，鄂尔泰便以所谓“万寿节”之日，云南出现“卿云”的事，向雍正上表称贺。当年十月，又以云南赵州出现“醴泉”的事，向雍正再次表示祝贺。于是，“上褒其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寻加少保。”
七、是岳少保，不是岳飞
和两年以来政绩卓著的鄂尔泰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总督，是岳钟琪。尽管在这一年里，他也和鄂尔泰一样被加封为少保。可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号啊，此时此地，把这样的一个封号加封给他，其内中的滋味，大概也只有岳钟琪自己才能体味出来。
早在他刚刚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的时候，就曾有人密奏说他是年的“干儿”，随后，他的政敌，原四川巡抚蔡珽，又借雍正召见之机，说他城府太深，难以信任。继任巡抚法敏及四川布政使佛喜，也狼狈为奸，和蔡珽勾结在一起来构陷他，幸而蔡珽不久即因受贿等罪入监。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鄂尔泰从他手里要回禄万钟、陇庆侯的那一年，又有疯汉沿街叫喊，说是岳钟琪率领川陕兵马，就要造反了。岳钟琪想到自从做了这个川陕总督之后成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向雍正上疏，请求辞去这个职务。
但是，雍正给他的回答，却是不同意辞职，在岳钟琪的奏疏上，雍正批示说：“数年以来，在朕前谗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指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其荒唐悖谬，至于此极。岳钟琪懋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儉险奸邪之徒，造作蜚语，煽惑人心，谗毁大臣，共罪可胜诛乎？此成都造言之人，断非出于无因，或蔡珽、程如丝辈怀挟私怨，暗中指使，或再有播弄之人，均未可定。”于是川省遵旨将疯汉拿问，查得其人名卢宗汉，因田土官司，希望准状，故造无形之事，沿街叫喊，无主使之人，依律当绞，却又照旧关在狱中，并不执行。
雍正“岳钟琪懋著功勋”的这句话虽然让岳钟琪象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踏实了一点，可是那些“不但谤书一箧”、“甚至有指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等类的话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搅得他昼夜不宁。而且，说他是岳飞之后，要兴兵造反，就立即有人来找他造反了……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岳钟琪乘轿回署，忽有一人挡道，自称有要事当面秉报岳总督，并把一封书信交给他。岳钟琪一看信封写着的“天吏元帅岳钟琪”几个字，就感觉十分突兀，再看信中内容，立即大惊失色，慌忙喝令将其人拿下，然后会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使硕色等，严刑讯问。谁知来人只肯承认自名张倬，其余一概不说。岳钟琪无奈，只好一面火速飞报雍正，一面继续拷问张倬。旋奉雍正旨意，谓“当缓缓设法诱之”。乃请西琳藏于屏风之后，自己却与张倬设誓，为金兰之交，得知张倬本名张熙，其背后主使之人，乃湖南书生曾静，以及曾静致书岳钟琪缘由等情，即以奏报。读罢曾静之信，雍正一番思索，竟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这便是雍正朝著名的曾静、吕留良之狱。
雍正的决定是这样的，他首先赞扬岳钟琪的忠诚，在岳钟琪所上的奏疏上批道：“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说岳钟琪是“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使得岳钟琪不禁“感激惶悚，惊喜交迫”；其次，他派出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立即赶赴湖南，缉捕曾静以及平素交往之人，加以审讯。得知曾静等人谋反的思想根源，来自已故浙江学者吕留良，遂令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吕氏一族。最后，根据曾静书中有关言论，雍正决定颁行《大义觉迷录》一书，让已经被他弄得神魂颠倒的曾静、张熙二人现身说法，自我批判，并赦免了二人之罪，而将惩罚的重点放在吕氏一族之上。已故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戮尸示众，他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被处死，其余家人则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八年，曾静、吕留良案件成为大清国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一件大事。岳钟琪虽然得到了雍正的宽待，却是更加小心谨慎，惶悚惊惧不已了。张熙投书之后的第二年，即雍正七年，准葛尔策妄阿喇布坦之子葛尔丹策零入侵喀尔喀诸部，他率部讨伐，师尚未出，又与鄂尔泰一起，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少保虽是一个虚名，却也十分荣耀，只可惜那不是岳钟琪所应得到的封赏，因为，这个封号让他又想到岳飞，那岳飞当年不也是个少保吗？从鄂尔泰这方面来说，与岳钟琪一起同时被加封少保的事，也没有让他高兴。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耻于与岳钟琪辈为伍了。他现在的地位，已经远在岳钟琪等人之上，他到云贵广西来做总督的任务，也快要完成了。
既然岳钟琪已不足为虑，鄂尔泰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云贵广西总督的位置上。凭着皇上对他的信任，鄂尔泰知道自己的将来不会就此止步。回想一下这几年以来的经历，他有时甚至感到仿佛是在梦中一般。人的命运确实不可思议，在他四十岁的时候，还作诗自叹“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可是如今，万万没有想到，不到十年的时间，他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了！
八、乌蒙事变
就在鄂尔泰志得意满、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他的“苗疆”事务，准备择日返回北京的时候，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雍正八年八月下旬的乌蒙事变。这件事使得鄂尔泰的升迁，足足延长了一年多。
在叙述乌蒙事变的详细经过之前，有一件事，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前面说过，鄂尔泰出兵侵占邻省辖地乌蒙、镇雄两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此地设立了一镇一府、一州。据《乌蒙纪年·卷四》，雍正六年六月戍戌，吏部等衙门议准乌蒙、镇雄即经改土归流，并归滇省管辖，乌蒙设府，镇雄设州，“查两地接壤千有余里，乌蒙地势尤广，请仍设为府治……请设知府一、教授一、经历一、司狱一、知事一；一为大关邨，去府窎远，设通判一驻扎。又米贴地方，去府治西北三百里，控驭险要，设知县一、教喻一、典史一。又鲁甸、盐井渡地方，各设巡检一驻扎。镇雄较乌蒙稍隘，请改为州治……设知州一、学正一、吏目一。其夷良地方，设州同一驻扎；威信地方，设州判一驻扎；母享地方，设巡检一驻扎，俱归乌蒙府辖……寻定乌蒙曰乌蒙府，附郭县曰永善县。镇雄曰镇雄州。”从有关资料中，我们知道镇雄的首任知州是徐德裕，乌蒙事变之后升任乌蒙知府，而徐德裕之前，据《滇云历年传》，乌蒙府的知府是陆世宣，因与刘起元“仁暴不合，”而“潜之”，后来调往大理。后任的人，则“无不与之俱矣”，可知这个刘起元，骄横拔扈，连知府也不放在眼里。且据《清世宗实录》，雍正八年七月，吏部议复乌蒙总兵刘起元条奏苗疆事宜凡五事，第一为与邻近贵州所属威宁划定边界，其八仙海子归乌蒙，稻田坝属威宁；第二是请求在乌蒙府属下再增设一县，曰乌蒙县；第三，将乌蒙之无业田地分给兵丁，每兵三十亩，劝令开垦；第四，于各属四乡适中之处，设立义学；第五，乌蒙道路险隘，请动支兴修。由此可知，作为乌蒙镇军事长官的总兵刘起元，不唯管兵，亦且管民，陆世宣走后，他很可能同时也兼任着乌蒙知府的职务。此事如果坐实，又可以为鄂尔泰进图乌蒙，其志在兵而不在民的用心提供一条论据。而乌蒙事变的起因，据《滇云历年传》等资料的记述，也正是因为这个集总兵、知府为一身刘起元苛酷残暴，从而激起民变的。
在《滇云历年传》的记载中，刘起元为官贪冒残忍，私派公费，“彝民之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奸也。凡有薪炭入市，兵丁轮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则捶楚加之。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田地，苛刻为能。教授李崐，管督城工，迂疏繁碎，由是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逢起元寿辰，命各村寨祝寿，各寨相约藏兵器于饲马草中捆载入城，起元张筵数日，得意忘形。二十五日黎明，城内大哗，外有数千人围城，起元逃逸，群众拿获刘镇宝，掌其颊、与以杖、斫其脚、加以镣，说：“田地吾世业，汝为何丈量之？”，又说：“诸刑皆汝惯加于百姓，故令遍尝之”，有一少年挥刀断其头，李崐亦被杀。刘起元逃至荔枝河被获杀死，同时被杀的官吏，还有游击江仁、知县赛知大等。
听到乌蒙事变的消息后，鄂尔泰一时气急败坏，在给雍正的奏疏中，他首先是把过错推给刘起元：“乌蒙蛮倮，自改流设镇，臣不时谆嘱提防，乃总兵刘起元，乘臣往来黔粤，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拷比。臣访闻得实，随密差中军副将魏翥国前往，按款确讯，一面摘印，以凭参奏。不意于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夷众叛逆，围城劫杀总兵刘起元等。”接下来，又假惺惺地表示由于自己的失误，请求雍正给予处分，另简贤员，担任总督，而他本人却愿意继续负责处理乌蒙事变，“督师进剿，虽马革裹尸，亦所至愿。”可是，鄂尔泰的这番说辞，实在不够高明，漏洞百出之处，姑略举之：
鄂尔泰说他早已提醒刘起元，是因为刘起元不听他的话，以致激起民变的。可是，他是怎样提醒刘起元的呢？照他的说法，是“不时谆嘱提防”，而不是其他。可见，在鄂尔泰心目中，在他新辟出来的“疆域”之上的“乌蒙蛮倮”们，和其他地方的“苗夷”一样，都是些“虽具人形，而生性顽冥，与禽兽无异”的凶恶之辈，所以要小心“提防”，他对刘起元的“谆嘱”仅此而已。既然对待这些“与禽兽无异”的“蛮倮”们“生亦非恩，杀亦非残”，刘起元对待他们的那点“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拷比”的做法又算得了什么？此外，从鄂尔泰不说“改流设府”而说“改流设镇”的措辞中，也可以看到他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流露了他一直把这里当作一个军事地区而不是行政区域的潜在意识。
鄂尔泰说自己对刘起元那些劣迹已经“访闻得实”，并密派中军副将魏翥国前往“按款确讯”，准备处分并参奏刘起元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谎话。他甚至忘记了在他这篇上疏之前不过三个月，即乌蒙事变之前的头一个月，他还将刘起元既管军又管民的五项“条奏”上报朝廷定夺的事。但若说他对刘起元的行为没有一点察觉，那么，在首任知府陆世宣“潜走”之后，刘起元不是也在他的首肯之下同时兼管着该府的民政事务了吗？如果他对刘起元的行为早已有所察觉，他还会这样做吗？陆世宣与刘起元之间的分歧在于“仁暴不同”，孰仁孰暴，其迹昭然，鄂尔泰作为刘起元的后台，对刘起元的行为采取包庇、纵容甚至鼓励的态度，是无论怎样狡辩也无法掩饰得了的。
九、三路“进剿”
鄂尔泰的表演无论多么拙劣，只要不失掉雍正这座靠山，他的地位就会坚如磐石，无法撼动。在鄂尔泰的那份上疏之上，雍正的批示，是这样的：“乌蒙蛮众，其性反复靡常，朕不虑其不能帖然宁谥。今年春夏以来，朕躬违和，精神不能贯注及此。鄂尔泰于夏秋之间亦抱恙，而乌蒙远隔千余里，岂计虑之所能周？不但朕所深知，亦中外所谅也。况镇臣刘起元抚驭失宜，防范鲜术，大非朕心，其节制滇黔川各路兵丁之处，仍遵前旨行。”这就是说，雍正不但完全接受了鄂尔泰的这番说辞，还另外替他找了个借口，那就是“今年春夏以来，朕躬违和，精神不能贯注及此。鄂尔泰于夏秋之间亦抱恙，而乌蒙远隔千余里，岂计虑之所能周？”总之，是乌蒙事变发生之前，他们君臣都生了毛病，因而不能对那远在千里之外的乌蒙之事，考虑周全了。
不过，雍正的这番话，不过是说给朝廷之中的大小臣工们听的。他虽然一直声称自己不在乎朝野舆论，可是，对他自己给予鄂尔泰的宠幸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君臣关系的这一点，还是不能说是一点感觉也没有的。其所以要为鄂尔泰另找一个开脱理由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借此来封住臣工们的口，不让他们说三道四。而且，就在雍正为鄂尔泰的奏折写上这段批示的时候，远在云南的鄂尔泰总督大人，早已经开始实施他的“兵分三路”，进剿乌蒙的计划了。
鄂尔泰所谓兵分三路，进剿乌蒙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路，由新授临安总兵官魏翥国统领，“进剿”东川，受提督张耀祖节制；第二路，由安笼总兵官哈元生统领，直趋乌蒙；第三路，由镇雄参将韩勋，出奎乡，受哈元生节制，取道夷良，合攻乌蒙。从这个部署上看，鄂尔泰的主攻方向乃乌蒙无疑。可是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路兵马的人数，就会得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来。据鄂尔泰奏稿所云，云贵两省合计调兵一万数千人，土兵半之，也就是说他的兵力总计已经达到两万还多。其中威宁哈元生一路，为二千人，而镇雄韩勋所部，不过区区四百而已。可见“三路进剿”的说法，不过是鄂尔泰的一种措辞而已。实际上，受哈元生节制的韩勋根本算不上一路，它只是哈元生威宁一路的附庸罢了。
姑且就按鄂尔泰的说法，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路”兵马的战况。先说韩勋，其人为镇雄参将，驻扎奎乡，所部兵丁不过四百余人。九月十二日巳时至十三日巳时，“在莫都都地方一昼夜血战二十七次，杀贼三百余人，带伤者无数。余贼奔号溃散，连破四寨，尽行烧毁。”如果说莫都都之战的情况尚属可信的话，这韩勋接下来的战绩，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了。鄂尔泰奏折的说法是，九月二十六日，夷良一带地方叛目阿路等，“领乌贼共七八千”，扎立奎乡对面山岭，因黑夜不便攻击，韩勋遂于次日带领官兵前往。夷众分为九股，官兵则分七路，“自辰至申，枪炮刀箭，伤死者百余人，带伤数百余人，斩献头目首级六颗，夷贼大败。”韩勋兵少，夷众人多，常规的做法应当是韩勋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重点突破，然而兵分七路，每路连六十人都不到，即按鄂尔泰所说“即后三日连战亦只一千五百人”的说法，每路也不过二百来人，如何应战取胜？如此战绩若非鄂尔泰的自吹，就一定是韩勋所面对的都是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平民，故尔能够砍瓜切菜，所向披靡。
再看哈元生一路。哈元生原是威宁游击，雍正四年参与协攻乌蒙，六年自乌蒙驰援米贴，累迁至贵州安笼镇总兵。此次出兵，手下兵丁共二千余名。在其手下，还有一个副将，就是当年曾与禄鼎坤一同去北京的开化游击徐成贞。徐成贞这时已经被提拔为广西梧州协副将，未到任即被鄂尔泰安排到哈元生部下协参军务。哈元生等人出兵的日期，大约与魏翥国等同时，于九月十九日抵达威宁。九月二十一日，又进至威宁得胜坡，据鄂尔泰奏稿，当时有两万余人的“乌贼”，分作三股，漫过官防海子，来攻哈元生。哈元生等亦将人马分作三股迎击，“枪炮打死贼众无数，斩贼首三十余颗，进退十数次，贼大败始散。”到了第二天，这些“乌贼”又将人马分作十二、三股，杀奔前来。其中有个名叫黑寡的阿底土目，用长枪来刺，被哈元生“一手隔过，随拔箭射中黑寡，落马堕地，斩其首级”。与黑寡同时被哈元生射杀的，还有一名“凶目”，名叫暮来。于是哈元生等“杀死贼众无数，生擒贼十三名”。又过了十多天，十月初八，哈元生等乃自得胜坡拔营前往以那地方，遇到“逆贼数万，在对过山梁张旗呐喊，连接十又余里”，“官兵虽强，几有众寡不敌之势”，哈元生乃命参将康世显、游击王友文、曾长治分作两路，左右后山埋伏奇兵，自己则与副将徐成贞、土千总安天爵等，率领中路人马前进，“贼众分数股前来迎敌，官兵一人不动，直至相近，号炮一声，然后一齐奋勇，枪炮并发，而此两路奇兵亦一齐突出，贼众不能抵敌，大败四奔，官兵乘势追杀，连踏贼营八十余座，追至稻田坝，复冒险杀过松林，直捣巢穴。”至十月十五日，哈元生等已经来到乌蒙城外的凤凰山，扎下营寨。
从鄂尔泰奏折所叙述的情况来看，哈元生等的威宁一路的确打了几个硬仗，其战绩也确实辉煌。可是且慢，让我们也来看看这段叙述的真实性究竟如何，说哈元生射死两名“凶目”的事，在鄂尔泰的奏稿中，是如是说的：“有威宁阿底叛目黑寡，胆敢冲锋直前，用长枪来刺，本职一手隔过，随拔箭射中黑寡，落马堕地，斩其首级，又随射死凶目暮来一名”，在敌人以其长枪来刺的情况之下，竟能一手隔过长枪，一手拔箭，射死敌人，哈元生的武艺未免也太高强了一点，而在《汉名臣传》及《清史稿·哈元生传》的记载中，却没有这样的情节，只说是哈元生曾射毙黑寡、暮来二人而已。除此而外，哈元生等在以那之战后“连踏贼营八十余座，追至稻田坝”的说法，就更加荒诞不经了。要知道，无论是得胜坡，还是以那，其距乌蒙古城，总共也只是八十余里，至于从以那到稻田坝的距离，就更没有这么多了。在这样一段路程之中，怎么可能有“贼营”八十余座？是以《汉名臣传》与《清史稿·哈元生传》的作者，不采这种说法。在它们的记载中，都是所谓“连躏贼营八十余里”而非“八十余座”。
和韩勋、哈元生等人的所谓辉煌战绩形成对照的是，被鄂尔泰视为“进剿”主力、人数最多、兵力最强的东川一路，却出师不利，行动迟缓，使得鄂尔泰大为光火。这一路人马出师“进剿”的情形大致如下：
在获知乌蒙事变消息的时候，鄂尔泰立即调遣新任临元总兵魏翥国统领大队人马，取道东川，前往镇压。可是，东川各地夷众，在听说乌蒙起事的消息后，也纷纷响应，鄂尔泰乃檄两年之前米贴事件中杀人如麻的屠夫云南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路穷搜，务获渠魁，尽屠丑类”，直接指挥东川一路主力。据鄂尔泰奏稿，魏翥国于九月十一日抵达东川，立即遣将四出搜剿，却战果不大。每日斩获不过数十、百余极。九月十四日，魏翥国被主动请缨前来助剿的禄鼎坤之弟禄鼎明行刺受伤，鄂尔泰不得不临阵换将，改委楚姚总兵官禄取代魏翥国。但是，官禄的战绩比起魏翥国来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每日斩杀的“逆贼”数目，不过数人、数十人不等。有时还会擒获“贼众”男妇大小数十、百余“名口”，等等。据鄂尔泰在其奏折中所叙述的情形，张耀祖等对东川的进剿，大概也分三路，第一路由官禄亲自率领，出寻甸，经歹补（今待补）、以擢河（今以礼河），直取会泽；第二路由武定出毕古（今新村），攻古牛寨，越大海梁子，亦至会泽；第三路沿金沙江，经阿旺、急罗箐等地，兵锋似指巧家。除了官禄一路在者海一带打过一个比较象样的仗以外，其他两路都不过是陆续斩获“贼众”数人、数十人，擒拿男妇大小若干“名口”罢了。
鄂尔泰东川一路进剿主力其所以战绩平平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此地山高箐密，易守难攻；另一方面则与他那“分路穷搜，务获渠魁，尽屠丑类”的钧旨有关。者海之战，是因为地方较为轩敞，易于施展；而在其他地方，夷众择险而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在这些地方“穷搜尽屠”，谈何容易。鄂尔泰不察，将东川一路进展迟缓的责任推给张耀祖，说是张“震于贼势，惑于流言，不但未谙兵机，并亦毫无胆量”，真是活该张耀祖这个屠夫倒霉！
十、屠杀仍在继续
乌蒙事变，起于雍正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至该年十月十五日哈元生部自稻田坝“冒险”穿过擦拉松林，来到天梯乌蒙城外凤凰山下扎营时止，应该说就已经结束了。哈元生在乌蒙没有遇到有力抵抗，他在得胜坡和以那打的那两仗，都在威宁，即使是稻田坝，也是前此不久才由刘起元等议定划归威宁的地界。因而，可以说哈元生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到乌蒙的，到达乌蒙之后，也没有发生攻城之类的战斗。由此可见，哈元生所面对的乌蒙夷众，乃是些既没有一个坚强指挥中心，又没有一支象样的部队的“乌合之众”，见到官兵一来，便弃城而逃，如鸟兽散。哈元生于是进入乌蒙，鄂尔奏也可以向雍正报捷请功了。
然则，来得如此容易的胜利，却无法让鄂尔泰的心理得到满足。一方面，他对这次突如其来，影响到他升迁的事变恨之入骨；另一方面，把事件的起因推给刘起元作为总督的他也还是脱不了干系，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来向雍正交代。可是，除了刘起元，还能把这次事变归罪于谁呢？昔日的土知府禄万钟已经被他流放到江南地区去了，其他的人又都没有资格来承担这个罪责，正在为难之际，禄鼎明行刺魏翥国的事使他茅塞顿开，他于是想到了禄鼎坤。
禄鼎明是禄鼎坤的弟弟，雍正四年随禄鼎坤一起“投到”鄂尔泰部下。禄鼎坤被委任为河南参将离开云南之后，他和禄鼎坤的妻子、女儿和两个小儿子一起被留在昆明，而禄鼎坤的另一个儿子禄万福则暂回鲁甸料理产业。禄鼎明在得知乌蒙事变是由禄万福挑起的消息之后，立即向鄂尔泰报告说这不可能，并愿亲自前往魏翥国行营招抚禄万福，可是到了魏翥国行营后，却拔刀行刺，致使魏翥国受伤，禄鼎明也立即被处决了。
禄鼎明行刺魏翥国的原因，照鄂尔泰的说法，是因为禄鼎明本已知道禄万福谋反之事属实，自知不免，乃孤注一掷，自取灭亡。姑无论鄂的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但禄鼎明的行为，确乎让鄂尔泰得到了一个启发，那就是让禄鼎坤来承担乌蒙事变的罪责，却殆无可疑。他于是就在得知禄鼎明行刺魏翥国的消息之后的当天晚上，向雍正上了一道密折，派自己和家奴直接送给雍正，要雍正“速饬河东督臣田文镜密拿确讯并飞移臣以便将伊家口正法”。鄂尔泰的这一举动，甚至连雍正也不大相信，因此，在这道密折之上，雍正写下的朱批是：“照所奏喻田文镜矣。但此事恐禄鼎坤未必知情，或有冤抑情节，俟审明自有分晓。”
雍正八年十月十七日，鄂尔泰得知哈元生等抵达乌蒙的消息后，就立即给雍正上了一道奏折，报捷请功。随后，又在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上奏报捷。到了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八日，鄂尔泰似乎意犹未已，又向雍正上了一个报捷的折子。这三个奏折的标题分别是——十月十七日奏折：《为官兵报捷恢复乌蒙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奏折：《为剿除逆贼疏通两郡恢复三关各路报捷事》；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奏折：《为猓逆全获各路荡平事》。在这些奏折中，鄂尔泰不厌其烦地叙述着他洞悉兵机，指挥若定的文韬武略，“于总兵哈元生，则嘱其少待，提臣张耀祖，则催其前驱。”由于有他这些高明的策略，在乌蒙之战的后期，便呈献出一派“进兵之檄既昼夜频催，报捷之文亦朝夕迭至”的大好形势。以下就根据鄂尔泰这两通奏稿，来简略地叙述一下哈元生进抵乌蒙之后，鄂尔泰指挥这场战事的具体情况，现先说镇雄韩勋。
如前所述，韩勋在出师奎乡，荡平各寨之后，来到夷良，“杀贼二十余名，获乌镇所失盔二顶，枪三门，随焚毁贼坉，起程沿途朴灭逆猓村寨百十余处，至革罗箐内，获贼男妇二十余名口。”十月十八日与哈元生部游击曾长治会合于法漏坉。十月二十日从法漏出发，至铜厂沟，“搜擒男妇三百余名口并获牛马牲畜无数。”三十日，破伐乌关，“擒获渣多恶党阿东、母黑、鲁所、阿祖共四名，尽毁贼寨。”接着，又带兵三路前进，“活擒逆贼一百二十三名，贼妇子女一百九十四名口。”至戈魁河，“拿获一百三十四名口。”其部守备李守禄由大支坝搜擒，“亦获男女一百余名口，牛羊牲畜数十只。”
十一月初四，韩勋部进抵雍迭，乃招降该地头人阿业并禄鼎坤胞弟禄鼎新，随即分兵进攻大关，“立破贼营排栅五层，杀伤无算，贼众大溃。”
次说哈元生，早在哈元生进抵乌蒙凤凰山下三天以前，其前部先锋康世显部就已经抵达天梯乌蒙西郊的高鲁，大概是因为当地居民早已逃窜一空的缘故，康世显旋即挥兵南下，进取鲁甸，“凡经过村寨，贼皆逃窜，只搜出猓贼抢去五子炮一位，胶枪十二杆，并镇兵盔甲，俱已被贼损坏。救出原任乌蒙游击张鹤之妻与子并兵妻数十口，逃难男妇五、六十口。”十月十六日，抵牛栏江，遇到夷众七、八百人，前来拒敌，遂“杀死逆贼百十余人，斩首极二十颗”。
哈元生来到乌蒙之后，乃分遣其部游击曾长治北向接应韩勋部。曾长治经龙洞山抵达法漏后坉，“逆贼滚木擂石堆积如山，矢石频施，官兵冒险攀援直上，施放枪炮，打死逆贼千数。”哈元生又派游击王弼率兵三百，搜寻乌蒙附近。但因王弼一时轻敌，被夷众袭击，阵亡于高鲁，损兵百余名。其运粮夫役，亦在马鞍山被劫，损失二十人。另哈元生派往江边搜寻的千总蔡之斌、陈策等部八百余人，也遇到夷众五、六千人的攻击，但因张耀祖部曹士贵等及时赶到，“追至草海子地方，杀贼百十余人。”
十一月十三日，哈元生分兵六路，进行搜剿。留副将徐成贞防守大营，徐成贞派遣乌蒙把总施弘义等率兵埋伏于撒鱼河隘口，“有贼众二百余人，持挂刀弩长条，暗出松林”，施弘义杀出拒敌，遂“截杀猓贼数十人，带伤陷入擦拉海子死者十数人，余皆奔溃。”又十四日，副将杨馥、游击曾长治等由普折槽大箐攀藤附葛，进至白臤地方，“有贼众前来拒敌，官兵奋勇，枪炮打死贼数十，余众溃败，随追至白臤寨，四面搜擒。”十六日，哈元生抵撒鱼河，至小凉山，但见夷寨数十处，并无一人。十七日，又见空寨一座，烟火尚存，饭菜抛撒过半。随追至大凉山，遇一深箐，箐口扎木城五层，坚固难破。十八日，“先遣土目安疆等率领阿底土兵撑架挡牌攻进，随用铁炮点火抛进贼巢，声响如雷，炮杀逆贼五人，余众兽奔，山谷震动，我兵尾后追杀，逆贼仆岩滚箐并带伤及死者难以悉数。”
再来看看东川的情况，据鄂尔泰本人的奏稿，雍正八年十月中下旬间，武定、寻甸两路人马会合于毕古坝，者家海亦被攻陷。于是，按鄂尔泰的说法，宣威、武定两地声气相通，战斗似乎要容易一些了。在这段时间内，武定游击王先等与曹士贵部在毕古坝会合后，进至大鲁坉，遇敌抵抗，“逆猓弩石交施，官兵奋勇，枪炮齐发，打死贼人甚至多，余各星窜。”于是进抵小江口，他们的任务大概就是防止夷众渡江逃命，在听说部分夷众打算渡过金沙江，已经走到了多步可（或今拖布卡）之时，立即前往搜捕，夷民因抢渡漂流而淹没者凡十余人，土目禄配等被擒，解往提督行营。
游击纪龙等人大约专门负责捉拿头领土目及其家属，在牛栏江边的陡红箐，他们擒获了土目禄承爵的继母及男女二十名，又擒获禄承爵的叔叔等二十七名，还有禄承爵的妻子安氏、儿子阿六以及歹补头人麻色、者机，直补头人沙奈、卡备、卡租等二十一名。随后渡过牛栏江，在直补箐附近遭遇抵抗，乃以枪炮打死大半抵抗者，并将余众击溃。然后，通过禄承爵的叔叔革舍火头沙坝与可可夷人戈色等人的引领，拿获阿固禄承鼎管下夷人你布等并阿固、火红等处逃匿的“逆党”男妇大小共七十五名口并牛马等物，还抓获禄良珍家口男妇大小一百三十五名口。
在阿固、火红，游击韩文鹏、守备李国柱等人还抓获一名所谓汉奸首恶，名叫张败败，这个败字，原文左边有一足旁，其义大概就是今日滇东北地区口语中的跛子。据说这个张败败，乃是个素性凶恶的坏蛋，听到乌蒙背叛的消息，就立即率领东川“猓贼”，大肆猖狂。他被捕之后，立即就被送到张耀祖那里，与在巴兔海收窝寨抓获的另一犯人，土目禄承鼎的亲信沙奴一起被“钉手称杆”示众。
在巴兔一带山箐搜索的千总刘荫祖等，前后斩杀敢于抵抗的夷民合计三十三名，并搜出“大小男妇”一百一十一名口，“并牛马猪羊皮盔马棉弩弓长条等物”，其中“男妇三十五名口”，又据以扯苗寨头人长命揭发，有十人曾与叛党一起，劫杀东川塘兵，为首者名叫老三、者野，被他们抢掳去东西现还保存着，于是讯明确实，“即行枭示”。
擒获男妇大小若干名口的，还有参将张其贵，他于紫牛坡地方，拿获“汉奸”张瑜和五龙夷民长寿，“俱系逆党，亦讯明枭示”，又于当地深林之中，“获旗一杆，杀贼数十人，生擒十七人，亦于彼地斩首示众”，这十七人大概就是下文所说的“逆目禄有福之妻并贼猓男妇一十七名口”。十月二十七日，张其贵等又在河外大坉，杀败夷众，“贼众滚岩落水及中枪死者无数，生擒贼数十名，俱斩首割取耳，记擒贼男妇一百五十一名口。”
在东川，官兵们所遇到的抵抗，除以上所提到的外，还有：十月十五日游击张翰彬等在白石崖大箐，“贼沿途砍木塞路，密下竹签，官兵开路拔签，奋勇而入。贼众千余前来拒敌，官兵用枪炮攻打，自午至酉，打死逆贼数十人。”十月十八日，游击何元等在乌罗河遇敌五六百人，“枪炮伤死二百余人，余贼滚箐而逃。拿获乘机窃掳之汉奸许登科、张国彦、袁标三名，当解提督挑筋释放。”十月二十五日游击区明等至那姑遇敌五六百人，“我兵奋勇杀贼，救回男妇一百七十余名口，牲畜百余。”又追至法机，攻陷敌营十余处，“杀死百余人，生擒贼二十余人，俱斩首悬示。”
以上就是鄂尔泰三路进剿，“疏通两郡恢复三关各路报捷”的辉煌战绩，在这些战斗中，鄂尔泰的官兵们尽管也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但是这些抵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部署。它们或是一种自发性的殊死反抗，或是一种边逃亡边抵抗的自卫行为。这样的战斗打起来也实在叫人憋闷，它几乎就是一场屠杀。可是，我们的鄂尔泰大人，依旧乐此不疲，继续表演着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尔泰非好杀人也，但恐今日不杀少，明日将杀多。”为了不更大规模的杀人而大规模杀人，鄂尔泰的这种逻辑简直叫人瞠目结舌。
十一、用“昭通”抹掉乌蒙
鄂尔泰对乌蒙等地的屠戮，显然不仅是他在奏折之中所提到的这些。这场屠戮的惨酷，就连《清史稿》这样的遗老之作，也使用了“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詟栗”这样的措辞，来加以形容。就是按照鄂尔泰自己的说法，此次平定乌蒙，“各路荡平”之后的杀死民众的人数，也在万人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题名《为猓逆全获各路荡平事》的奏折中，鄂尔泰在叙述此次事件乌蒙民众的死亡人数时，使用了这样的措词：“逆首逆党及附从凶猓前后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杀自尽者已万余人”，这就是说，鄂尔泰把被官军驱赶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而后投江滚崖而死的人，视为“自杀自尽”者而不算在被官军杀戮的人数之中。这样的措词显然反映了鄂尔泰杀人过多，未免心虚的心理。但即使万余这个数字，也依旧不够真实。要知道鄂尔泰平定东川、乌蒙两地之乱的口号，是所谓“务获渠魁，尽屠丑类”，因此，在鄂尔泰挥兵杀入两地之后，除了有能力逃出他的魔掌的人以外，这里的民众几无剩余。据说，事件平息半年之后的乌蒙，还是一个积尸盈野、疫疠横行的鬼蜮世界，随军进入乌蒙的贵州大定府同知鲍尚志在他的《平夷后记》中，是这样来描写当时的情景的：
寒冬腊月，蝇蚋扑面。内无墙垣，外无城郭。举步髑髅，遍野尸骸。迭尸流血，秽气满城。阵风尽腥，杯水半血。欲食先呕，未眠先悸。
由于年代久远，再加鄂尔泰之流的刻意隐瞒，在此次事变中东川、乌蒙两地民众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已经无法统计。但从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是如何惨酷，另一方面，又可以据此得知，在无情地屠杀乌蒙民众的同时，鄂尔泰的人马，甚至还连同乌蒙的城郭也一并毁灭了。在鄂尔泰的奏疏中，他自己也说过“凡属贼巢，业已扫荡一空”这样的话，可见鄂尔泰在杀人的同时，还纵容其部下抢掠财物，焚毁村寨城市。如此野蛮的行径，即稍有良知者，哪怕他就是鄂尔泰的部下，也会深为不满的。他们只是慑于权势，不敢把话讲出来而已。
然则，就在鄂尔泰如此野蛮地以政权名义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任意烧杀抢掠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发了出来。据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鄂尔泰奏折所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等，曾于十月初九日奉雍正上谕，就他们对鄂尔泰处理东川、乌蒙事件的不同意见，寄信鄂尔泰。马尔赛等人的信件迄不获见，唯鄂尔泰奏折前录雍正上谕一道，略可窥知，这些意见原本是写给雍正本人看的。可是，雍正却让这几个人把意见直接寄给鄂尔泰本人，由此可见雍正对鄂尔泰的宠信已经到了何等地步。在这道上谕中，雍正说道：
用兵剿抚之后，其渠魁有应得之罪，或将其家口赏给兵丁，以昭国法。若夫胁从附和之人，诛之不可胜诛，既已宽其重罪，即当还其家口，复其故居，仍使之骨肉完聚，则彼心无系恋，易于管束，可不至于反复糜常矣。即如进兵之初，于扼要之处，自不得不焚毁关隘，以破其险阻。若室庐房舍之可存者，仍留以为归顺后安插之地。此亦法外之仁也，以秉性凶恶之人，而失其故居，离其亲属，则心怀忿恨，往往不能贴然宁静。
雍正的这一段话，大概就是对马尔赛等人意见的答复了吧。按这段话的意思，鄂尔泰对发动事变的“渠魁”，可以绳之以法，甚至将其家口赏给兵丁。可是，对那些胁从附和的人，却是“诛之不可胜诛”的。既然不可胜诛，就只有宽免他们的罪过，还其家口，使骨肉完聚。所以，在进兵之初，于险扼之处，焚毁关隘，以破其险阻，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完好的房屋民居，却应当留下来，以便日后安置被宽大的胁从们，不然的话，他们心怀忿恨，就恐怕又会生事了。
但或者无论是马尔赛等，还是雍正本人，都没有真正懂得鄂尔泰的策略。对鄂尔泰而言，并没有什么“诛之不可胜诛”的问题，他的办法是“尽屠丑类”，把他们全部杀光，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要让其骨肉完聚，以及“失其故居，离其亲属，则心怀忿恨”的问题存在了。这样，我们便差可想象，鄂尔泰所谓“连踏”若干寨，“凡属贼巢，扫荡一空”之类的说法，其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鄂尔泰不但大规模地屠杀了东川、乌蒙等地的民众，同时也毁坏了他们的家园，其中包括那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乌蒙天梯古城。对于这座城市，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模样了。据民国年间写成的《《昭通志稿》所记，这座其后被称为“土城”的城市，它的“门洞犹存”，而到今天，其门洞也消失不见，只剩下二、三十米一段低矮的城墙孤零零地躺在那片名叫天梯梁子的旷野之上。
天梯乌蒙古城的历史，最迟也要追溯到唐代以前。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六乌蒙府条云：“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曰阿统者始迁于窦地甸，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但据彝书《确匹恒索》等其他有关资料推论，其年代可能还要早一些。对元代以前的乌蒙，我们所知不多，虽然《明史·四川土司列传》曾经提到过“宋有封乌蒙王者”，其事却难以确征。然而彝族学者岭光电先生则根据彝史记载，说是最初彝王寻找定都地点，找了好些地方，都不合意。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兹主堡”，这“兹主堡”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梯乌蒙古城。
和周边其它地区比较起来，乌蒙一地自元初以后，四百余年之间，都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动乱，《明史·四川土司列传》说，宣德八年，“通判黄甫越言，元时本府向有学校，今文庙虽存，师儒未建”，可见，在这座城市之中，不仅设有学校，而且还建立了祭祀孔子的文庙。而在彝族古歌《叙乌蒙》之中，天梯乌蒙的形象乃是“象天宫那样，精美而壮丽”的。民国《昭通志稿》说该城“其城阔大，墙垣宽厚”，连鄂尔泰本人的奏折在叙述乌蒙之乱的时候，也无意中提到了当年这座城市里的商民，竟有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志稿》所谓“其城阔大”，洵非虚语。
可是，经过鄂尔泰血腥野蛮的屠戮与焚掠之后，这座城市顿时变成一堆瓦砾，“内无墙垣，外无城郭。举步髑髅，遍野尸骸。迭尸流血，秽气满城。阵风尽腥，杯水半血”。总之，战乱之后的天梯乌蒙是已经无法住人了，于是不得不建新城。然而，在另建新城之前，鄂尔泰忽然提议，要将乌蒙一地，改名昭通，其理由是乌蒙二字，“不昭不通之甚者”，所谓“举前之乌暗而易昭明，前之蒙蔽而易宣通”，于是，昔日的那座天梯古城，不唯瓦砾无存，就连名字也让鄂尔泰给抹掉了。
乌暗蒙蔽并非乌蒙一词的本意，“雄才伟略，博学强识”的鄂尔泰想必不会不知道，而真正的乌暗蒙蔽，不就是在他鄂尔泰那黑暗心灵之中一股股地涌出来的惶悚和恐惧吗？莫非，在想起那些触目惊心、堆积如山的尸骸以及那座血泊中的城市时，能够一边作诗一边杀人的鄂尔泰大人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和胆寒吗？或许正是因为自从乌蒙事变之后，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个名字，就会心惊肉跳的缘故，才使得鄂尔泰坚持要把乌蒙更名为“昭通”的。
昭通新城，是经过“宿究堪舆”的新任总兵徐成贞和知府徐德裕等特聘两位阴阳先生相度地形之后，在龙山之阳的二木那，距旧城约七里左右的地方建起来的。竣工以后，由于立下在自己国土之上“新辟疆域三千里”这样一件巨大功劳而被雍正升任为保和殿大学士的鄂尔泰为它的四座城门分别取了名字，东曰抚镇，西曰济川，南曰敉宁，北曰趣马。鄂尔泰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昭通四门记》。据说，从此以后，作为“蛮夷渊薮”的乌蒙，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文物之邦”。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又过了一百多年，十九世纪末一个英国传教士所见到的这个文物之邦到底进步到了个什么程度吧。
1888年的昭通，与所有其他中国的城市相比并无先进之处。本书的主人公将选择其为定居点。在某一座巨大的城门口，看到有几颗人头悬挂于城墙上，这种情景并不稀罕。山间乡村中盗匪盛行，无论何时捕获了被认作是匪徒的人，就会处以极刑，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墙门附近。其目的无疑是想“令乱臣贼子惧”。当进出城市的时候，忙碌的汉族居民则穿行其下，他们一般都显得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在未知的中国》，第44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埃利奥特·甘铎理著《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东人达译）
在鄂尔泰亲自命名的城门上长年挂着些血肉模糊的人头，城市里的居民则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地穿行其下。鄂尔泰所谓改土归流的“进步意义”大致如此。
十二、二禄氏与故事的结局
在讲述天梯乌蒙故事的时候，我们应当还记得当年鄂尔泰想从四川割出的地方，除了东川和乌蒙之外，还有一个镇雄。可是，雍正八年的乌蒙事变中，镇雄情况又如何呢？要了解镇雄当时的情况，就不得不提到事件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这个人就是二禄氏。
据有关资料记载，二禄氏是乌蒙土知府禄天伦的第二个女儿，她的大姐先嫁镇雄土知府陇联嶽，陇联嶽死后，依夷俗转房为其弟陇联嵩之妻，无子，陇联嵩袭任镇雄土知府不久后死去。联嵩遂娶二禄氏，又无子，深忧乏嗣。二禄氏乃劝联嵩娶其三妹，为三禄氏。三禄氏生子庆侯、康侯及二女。雍正元年，联嵩去世，巡抚蔡珽请以庆侯承袭，于是庆侯乃于雍正二年袭为镇雄土知府，然其年尚幼，兵权操于其叔陇联星之手。雍正五年，鄂尔泰分兵攻打乌蒙、镇雄两地，庆侯与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俱投川吏缴印献土。《清史稿·陇联嵩妻传》云：“所部欲为变，禄喻之曰：‘我家以忠著，今日宜安义命，毋妄动。’所部乃解。”但在《滇云历年传》中，二禄氏所说的这句话却是：“吾家世忠义，今虽无罪，安于气数可也。”二禄氏当时是否会用这样一种口气说话，不得而知。但是，从她劝自己丈夫续娶妹子，以承陇氏后嗣的事迹来看，她应该是一个能顾大体的人。
雍正八年乌蒙事变，镇雄头人施额、法漏、扁刀等亦率众响应，二禄氏得知以后，便同二女一道飞驰各寨，劝其息兵安份，扁刀等亦为知州徐德裕计擒，四境遂安，鄂尔泰得以从容布置斩屠乌蒙、东川两地军务而无须虑及镇雄，是以参将韩勋乃以区区四百余人，“破贼数千，尽焚其寨”。
然而二禄氏其所以要劝镇雄各寨息兵安份的原因，却非出于所谓“忠义”之心，而是米贴事件在她心里投下的阴影，使她认识到不息兵安份的后果有多么可怕。因为，据说二禄氏还有一个哥哥禄永忠，就是在米贴事件前因其去世其妻需要转房的四川马湖所属磨坡长官司土官。由此，也可以知道二禄氏乃是引发米贴事件的主角禄永孝的姐姐或者妹妹。为什么要讲得这样麻烦而不直接说二禄氏就是禄永孝的姐姐或者妹妹？须知，和禄永孝这样一个钦命重犯扯上关系，二禄氏的处境还会好吗？因此，即便在口头的传说中，二禄氏也只有一个哥哥，那就是米贴事件之前即已经死去的禄永忠。
现在，我们知道了二禄氏，她既是乌蒙土府禄天伦的次女，又与米贴的禄永孝，磨坡的禄永忠是姊妹，那么他们与乌蒙地区禄鼎乾、禄鼎坤以及禄万钟、禄万福等人又是什么关系呢？从血缘上看，应当不会隔得太远，最多不过是叔伯兄弟间的关系而已。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作为“有功之夷人”的禄鼎坤，会在米贴事件之后，被鄂尔泰看出他“心高胆大，终非良善比”的原由了。乌蒙、米贴与镇雄的土司和土官们，他们原本就是一家人，而二禄氏，乃是一个把这三个地方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
二禄氏的事迹受到了朝廷表彰，她被封为六品安人，还得到了银子一千两、彩缎二十端的赏赐。然而，对同样“有功之夷人”的禄鼎坤，其命运就不是那么幸运了。他被带回云南，“讯实”后处决，罪名是造谋叛乱。在雍正九年鄂尔泰所上奏折中，乌蒙一案的原因，是“造谋者禄鼎坤，指使者禄万福，知情者禄鼎新，号召期约者鲁甸头人，不等及期而启衅者，乌蒙头人，闻风响应而起者，东川头人也”，完全不再提刘起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拷比”，以致激起民变的事了。
远在河南的禄鼎砷，成为这次事件的主谋，一个理由就是他在离开云南之前，曾对奶公罗士贤说过，“我进京若不得回来，白白把祖宗基业丢了，若问我的罪，你们只管反就是了。”好象他在进京之前，就已经知道朝廷要办他的罪了一样，而在乌蒙一案发生之时，他曾两次派人回家阻止的事情，也无法为之辩白。假如他自己亲自前来，并象二禄氏一样阻止了乌蒙地区的叛乱，也同样会得到朝廷的嘉奖吗？所以，完全可以想见，禄鼎坤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心里是多么懊悔。
同样懊悔的人，当然不是只有他一个。他的儿子福万福，弟弟禄鼎新不是一样也很懊悔吗？乌蒙一案，是自哈元生于雍正十年十月十五日进入乌蒙之时，就应该结束的。其所以仍不结束的原因，据鄂尔泰说，是因为“禄万福一日不获，贼情一日观望，擒贼擒王，尤不可少懈。”而禄万福的被俘，据鄂尔泰说，却是徐成贞打听到禄万福等人自破鼠坉逃回鲁甸后箐的消息之后，派遣部下扮作夷人，经过六昼夜的寻找，到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找到禄万福，“随劝诱招安”。禄万福因同奶公罗士贤及汉人江文俊、戈撒等二十八户，投至徐成贞处，随后即被拘押。
和禄万福一样，禄鼎坤的胞弟禄鼎新也是被“招安”的，那还是韩勋等尚未进入乌蒙之前的事。禄鼎新当时是藏在洗马溪阿业家的。阿业早在雍正四年鄂尔泰进图乌蒙之际，就与白颇等一起“投到”了鄂尔泰麾下。和二禄氏一样，阿业也知道反叛的后果是什么，他因此不仅没有反叛，还把官军千总王家彦以及一些兵丁保护起来。韩勋等进至洗马溪附近的雍迭，探得禄鼎新下落，乃派千总谭盛元前去招安。禄鼎新于是乃与阿业、符子章等一起投到韩勋行营，成为鄂尔泰日后栽赃的对象。
通计乌蒙一案，鄂尔泰拿获解省要犯共四百七十名以及眷属一千余名。除了被他杀戮和逼上绝路，滚岩、落水而死的人以外，还有八千余名被挑去脚筋或砍去右手的“从逆”男女被分别赏与“进剿”官兵为奴。而对那些并未“从逆”，甚至还跟随官军一起“进剿”的夷众，鄂尔泰以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举一个例，阿底土目补凶等在乌蒙一案初起之时，虽曾一度响应，不久即向哈元生等表示悔罪投顺，跟着哈元生们一起打进了乌蒙，可是鄂尔泰却认为他们的投顺，非出本心，要哈元生于回师之日，将其“尽数擒拿枭首，沿途悬示，以除后患，以儆群夷。”
有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天梯乌蒙就这样干净彻底地消失了，消失得连名字也不复存在。而我们的天梯故事，到这里也应当结束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可是，在此之后的二百余年之间，还有谁能够记得起那座毁于所谓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中的悲惨的城市呢？就是在今天，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进步意义”被人们说了又说，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在这些所谓进步意义的后面，是多么令人嘱目惊心的一幅画面！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徐成贞做了新建的昭通总兵，韩勋则被委派到贵州地区的古州去任总兵，哈元生原本是要被提拔为云南提督，以代张耀祖之职的，不知何故又被弄到贵州去了。张耀祖这个倒霉蛋，则被调到甘肃任固原提督，他手下的总兵官禄比他更惨，竟至被逮问罪。而鄂尔泰这个一手导演乌蒙血案的刽子手，却升任为保和殿大学士，去做雍正大皇帝的辅弼去了。
在结束乌蒙的故事以前，还有一个人的下落要说一说，这个人就是鄂尔泰的老对手岳钟琪。如果说雍正对岳钟琪的任用，起初不过是个权宜之计而已的话，到了后期，雍正对他已是早就不耐烦了。雍正九年正月，岳钟琪获知准葛尔噶尔丹策零将以大队赴西路，而令其将小策零敦多卜犯北路的消息之后，立即上奏雍正，认为敌人大队来攻，我军人少，应当坚守待援，雍正立即批评他说：“以往岳钟琪的兵少，我常常提醒他要他持重坚守，可是他今天的兵力已经达到两万九千多人，当年他手下的樊廷以马步兵二千多，与敌人转战七昼夜，破敌二万余人，都不谦少，如今手下人马达到二万九千多人，还说什么众寡莫敌，怎么会怯懦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此时的雍正在对待岳钟琪的态度方面已经到了完全不顾事实，想怎么奚落就怎么奚落的程度了。
雍正十年，鄂尔泰调北京，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授一等伯爵，世袭。六月，督巡陕、甘，经略西北军务，岳钟琪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鄂尔泰甫一上任，即以旧部张广泗为副将军，并弹劾岳钟琪，说他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雍正于是降岳钟琪为三等侯，削去少保称号，留总督衔，暂护大将军印。接着，张广泗又上奏岳钟琪在指挥管理方面的种种失误，岳钟琪于是被夺去所有官职爵位，被抓到鄂尔泰管下的兵部牢房中关押起来。
尽管岳钟琪被关押了一年多以后，鄂尔泰还是不肯放过他，拟议将他斩首处决，还是雍正爷洪恩浩荡，把鄂尔泰的提议改成了“斩监候”，让岳钟琪保住了一条性命，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十三年，以大金川之役复被起用，时鄂尔泰已死，岳钟琪乃以昔日交情，招降莎罗奔，于是得乾隆帝的奖赏，恢复太子少保及三等公爵衔。至乾隆十九年在四川资州去世。
至于鄂尔泰本人，他的情况似乎一直都很好。尽管他生前曾因为贵州台拱苗之乱而小有挫折，死后又因门生胡中藻诗案的牵连而把牌位从贤良祠里撤出来，但这些，却都没有影响他作为雍正朝“一代名臣”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