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早成”的马学良，是在战乱中催生的。他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师从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等，后转从李方桂。
1939年底，马学良曾随老师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调查倮倮语。
马学良
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
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记录完了，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
1940 年秋，随着史语所转移，李方桂带着研究生马学良、张琨也迁到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师生三人。据马学良回忆，“在板栗坳这段时间，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继续整理撒尼语资料，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
1941年5月，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等人到李庄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在《蜀道难》一书中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
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马学良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解放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著作最终以《撒尼彝语》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彝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津梁。
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
自十九世纪末，西方人就把眼光盯到那片土地上。法国亲王奥尔良曾深入金沙西岸的大小凉山和云南的楚雄、思茅、蒙自一带，搜集了大批倮倮文手稿，送给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打着“考察”旗号的保尔.博厄尔，也将在云南曲靖、宜良一带搜集到的倮倮族词汇交给巴黎东方人学会。法国人沙尔雅也曾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倮文碑文，收购古籍刻本。
1941年9月，马学良独自踏上去云南的路。此行的目的，是想搜集一批有价值的倮文典，包括祭、占卜、天文历法、谱牒、神话诗文、译述、语言文字等。
倮文典，是用一种称为爨文、韪书、罗文的单音节表意文字写成的。据倮倮传说，书是毕摩从“天宫”带来的“天书”，在少数土司和毕摩(祭司)中流行。毕摩把书藏之木匣，置之高阁，焚香供奉。行祭祀之日，必先祭书，方显灵验。
倮语支系旁杂。马学良虽通撒尼倮语，但要到武定、禄劝与当地交流仍十分困难。过两个月的语言训练，马学良基本消除了语言障°.。他走乡串寨，考察各地的风俗习惯，收集民歌民谣，神话传说，遍访毕摩，行程千里，终于在金沙边找到一个叫张文元的老毕摩。
他向张文元日夜求教，历寒暑，学得文上百篇，读完了老毕摩的全部藏书。
有一天，他从毕摩张文元处得知武定一土司家藏有大量书。
武定土司凤氏，笃信宗教，历代兴学，延聘老毕摩，招徒授业，著书立说。还建有藏楼，贮藏书，鸠工雕版，印刷典籍。笃学家风，代代相传。后虽历战乱，仍有大量遗存。
马学良把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函告了傅斯年。
在张文元、张自新两位毕摩的带领下，马学良前往凤氏家，求见那安和清土司，要求参观藏楼。
那氏是土司的夫人，因避战乱改为那姓，仍执土司职。事前，马学良与两位毕摩反复进行过谈判技巧的演练。那氏到底是妇道人家，毕摩和她交涉良久，她偷眼观察马学良一脸诚恳，终于允许他们踏上藏楼的独木梯。
土司家道衰败，藏楼早已颓圮，无人问津，满是积尘，霉气逼人，架上书已是页黄纸脆。
但匆匆过眼，马学良如进芝兰之室，如步山阴道上，顿时内心一阵狂喜。室内书尚有几百部，既有手本，又有木刻本，如明代刻本《太上感应篇》已是绝版。他当即判断，发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宝库。
马学良再函傅斯年：“购夷族祖像约计千余元，又夷文典已购得一部分，又访得禄劝一土司珍藏古书书甚多，足可校正流传来之仳谬，唯索价每部约需百余元，预计可购得二三十部，伏乞斟酌情形，速为拨汇四五千元以便商购。”
丁声树先生复函，是以傅斯年的名义，“目录已收到。已另向渝请款四千元作购夷族祖像及写本用;价目需商至最低廉，整批作数，勿单册计算;材料需完整。”他心急火燎，几天后再向傅斯年去一信：“抵达茂连乡夷区，前函此间有一室藏夷文史盛多，时下正与该土司接洽观，以是典为明本，弥足珍贵，最好由所方出一公事，请其低价出售或捐赠。并乞吾师示之所方最多出价若干，又该土司藏关于民俗标本甚多，不知所中有无此项购置费，究应如何，乞速示知。”
马学良与两位毕摩夙兴夜寐，手不释卷，加紧整理出藏楼的藏书目录。在蛛网和尘灰中，过十多天紧张工作，他们终于清理完藏书，并与女土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来藏在土署的籍已有相当部分散落到民间，是一批曾在土署当过毕摩的带出去的。马学良与土司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毕摩大会，动员他们捐献卷。
1943年正月十八，献大会在茂连乡土署中如期举行。各地的毕摩不顾体弱多病，爬山涉水，负携卷，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到会毕摩数十人，民众数百计，土司发烟酒，杀猪煮“坨坨肉”，款待客人。
入夜，土司官衙中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客堂内毕摩两排列坐，大门外观者如潮。会上按倮倮惯例，饮酒吟诗，答疑解难，竞才品艺，群情激昂，喜极而泣。
马学良通晓倮语，作歌酬答，侃侃而谈，博得众人好评。这次大会成了当地文化史上的盛会。会上决定，土司出面，召集各地毕摩，举办倮倮学校，培养有识之士，振兴民族文化。
茂连乡办起第一所倮倮学校，一批老毕摩重新登坛讲。马学良则教授边疆史和国际音标。当地人称他为汉人毕摩。一批散落民间的书也源源不断地送至马学良手上。
如在太平盛世，如能假以时日，倮倮文化的中兴或许会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奇迹。正当此时，他收到了傅斯年1943年1月16日的来信：
关于你之留滇事，兹为给兴罗先生明了我办事之困难，不得不详说所中费之困难，而在(民国)三十二年因为费更困难，你必须返所了。实是总办处付不出来，研究所早已欠账累累矣。
几十年后马学良回忆道：
正在我拜师习的过程中，史语所召我回四川，因是费缺乏，难以为继。我将进度情况汇报后，李先生觉得中途停止，十分可惜，便与傅斯年所长商议筹措费。傅先生表示如何怎样困难，也要筹措费，继续调查，傅先生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费。”令人十分感动。
这批书共有两千多册终于安全运回。解放初，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约请马学良为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这批彝文书编目。这些彝文典，马学良之手共分为九类，包括祭祀、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这种分类法成了我国后来彝编目的基础。
物是人非，摩挲着这些典，马学良定会感触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