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在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常被人所忽略的，是他早年在西南地区所做的有关彝族礼俗的调查与研究。
1937年，马学良24岁，在抗战爆发后的集体西迁时，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穷学生，他只能参加由闻一多等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前往昆明。但谁也未曾料到，这次长途旅行居然对他产生了毕生的影响。因为闻一多一路调查民俗风情，学语言的马学良作为闻一多的临时助手，帮他记录、整理沿途所搜集的风俗资料。虽“开始时不过是看新鲜而已，根本不知道其中还有那么多讲头儿、道道”，但这一路的采风问俗，不仅使马学良积累了宝贵的语言资料，也使他开始注意到语言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到昆明后不久，马学良便将沿途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湘黔类语掇拾》，这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章竟成为他学业的起点。
两年后马学良顺利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和李方桂。也就是在这段偏居西南的日子里，他深入民族地区做了长期调查，尤以彝族聚居区为多。上世纪40年代，调查彝族的学者已不在少数，大量调查报告也为外来者了解彝族开启了一扇窗。但马学良敏锐地意识到“往者对彝族社会调查，平面调查者多，引经据典者少，‘典’即彝族的历史、古纪，彝人称之为‘根基’，可见他们看得重。而我们调查时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调查出的材料，他们不是不承认，就是认为‘走样子’了”。有鉴于此，他“下决心在彝区住上几年，研读彝文经典，从日常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在《倮民的祭礼研究》一文中马学良交代：“我在倮区中住了二年多，先是调查语言，后来发现很多的倮文经典，我很想知道一点经典的内容，于是决心从巫师学习倮文，准备研习经典。”想法固然不错，但实际做时却又面临诸多困难，因为“面对大量彝文经籍，……很多经师，只能照本宣读，而不解经意。”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有名的经师，从这位经师那里，马学良“得知彝文经典主要是关于原始宗教的记载，而彝族日常生活习惯、心理状态，莫不受宗教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不了解社会风习，就无从理解经意”，这也成为他后来调查彝族社会礼俗的缘起。
1943年夏天，马学良在云南武定茂莲乡彝族聚居区考察被称为“黑夷”的语言文字时，便“闲尝参观夷人各种礼俗，以作翻译夷文经典的参考”。在阐述其原因时，他再一次指出，“经典上的记载，许多是夷族礼俗的缩影，要想深解夷经大义，必先明瞭夷族各方面的风俗。”他就这样坚持在田野中调查礼俗，再用礼俗来释读经典。长期如此，使马学良不仅在彝族的语言文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彝族风俗研究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他先后发表了《灵竹与图腾》、《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倮族的招魂和放蛊》、《宣威儸族白夷的丧葬制度》、《云南土民的神话》等一大批文章。上世纪80年代，这些40年前的旧作被结集为《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出版，是对马学良早年研究彝族礼俗最好的总结。很多年过去了，他提出的“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解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所据，更加明礼俗之源流”，仍是研究者必须牢记在心的箴言。
马学良带领师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资料图片
马学良不仅在田野中行走，也希望用实际行动改变调查对象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上世纪40年代，一部分彝族人已经对彝族文化有深入认识，如云南武定的茂莲土司那安和卿，便“是一位热心倮族文化的土司，她很想把所有的倮文经书，介绍给内地，除了把她所藏的珍本倮文经典，经我介绍半赠半售于北平图书馆外，并且把残存的十数方倮译太上感应篇雕版，也一并交北平图书馆收藏。”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彝族同胞还没有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为了使他们能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从“自在”走向“自觉”，马学良可谓不遗余力。如他曾遇到几个学习呗髦（即毕摩）的彝族年轻人，便“常开导他们，每人要立志于边疆文化工作，……每个人都一腔热血，矢志于边疆工作”。不仅如此，还“一面叫他们从呗髦研习倮经，一面由我授以在边疆工作的基本学科，如教他们学习国际音标，拼读边语，读边疆历史，晓然于边疆民族的过去与近况，并且教他们练习汉文写作，使他们能够写出自己倮族的礼俗。”这不仅改变了彝族同胞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而且对调查者来说也获益颇多，“我所以能了解一点倮族社会的真实情形，大多得力于这些学生。”
当然，马学良的目的或许并不仅于此，在《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中，他便明确提出站在“本位”的视点记录文化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学家深入边区调查所得固可珍贵，而发自边民胸臆中自己的记录写真，较局外人的旁观记录尤足珍贵。”可见，语言学出身的马学良在那时已经意识到为调查对象培养出本民族的学问家非常必要。
马学良很重视在细微之处发现大问题，早在1941年他就注意到对一个民族如何称呼关系重大，所以他常留心调查民族名称的种种不同说法，并在分析了“罗罗”、“夷边”、“纳普”、“挪素普”后选择了“夷边”之名。并进而认为，“一个民族的名称，确有他们的重要意义，常感到应当探索其适当的名称。……常见汉夷为了称呼的失当，以至发生冲突，……实在是极可痛心的事，所以维系民族间的感情，‘正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时代的印迹在马学良身上也很明显，其著作多处表现出对家国的无限关怀。而言及在当时红极一时的边政研究和边疆问题，马学良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中他便坦言，“当今高呼开发边疆声中，我们应实地对边疆作一番考察工作，先须彻底了解认识边俗，及边民心理，然后循循善诱，因俗为治，而渐事改进。”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且从内地与边地文化交流方面来说，我们固应把主义政策，及边民应晓之读物，编译成各种边文读物，供边民阅读；同时更须介绍边民固有之文化，及作品，供内地人作施政改进的参考。”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斯人已逝，今日重温马学良早期的历程，或许不在于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还原他本有的面貌，而是激励我们在其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