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选择 倾情彝语文研究
1913年，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濡染，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1934年，马学良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撰写了《释江河》，并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学良在跟随学校内迁至昆明的过程中，作为闻一多的助手，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采风问俗，第一次接触和收集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由于存在语言障碍，他们的调查困难重重。马学良坚持用国际音标记录调查资料，以便之后找兼通两种语言的人来翻译。在闻一多的影响和指导下，他积累了不少语言材料。到昆明后，马学良尝试把沿途收集到的素材整理出来，写成《湘黔夷语掇拾》一文，发表于1938年《西南边疆》第三期上，这是马学良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章。他曾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闻一多先生是指引我走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道路的启蒙老师。”
1939年，马学良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学位，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导师是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这成为马学良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彝族支系复杂，语言分歧大，一般分为6种方言，有独创的表意音节文字。当时除国外少数资料外，国人对彝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都知之甚少。撒尼人是彝族的一支，撒尼语是彝语的一个方言。马学良在跟随李方桂前往云南路南调查撒尼彝语时，曾在路南尾则村找到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他们为确保记录的随机性和真实性，调查时不使用预先准备的词表，而采用实指现问的方法，先问身上的器官，再问屋里的东西，然后是天时人物、鸟兽鱼虫等等。
马学良曾回忆：“我学过国际音标，也记录过自己的方言，但民族语言的语音要比汉语复杂很多，在记音过程中常感到力不从心，跟不上李先生又快又准的记音速度。这使我深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一项必须下大力气练就的基本功。跟随李先生，我不仅学会了调查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耳濡目染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后来我在调查民族语言中的许多重要发现，都得益于从李方桂先生继承而来的严谨学风和扎实的基本功。”1941年，马学良的毕业论文——《撒尼倮语语法》(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记录、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
1941年，马学良赴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族聚居区学习、整理彝文经典。当时彝文已濒临消亡，只有极少数经师使用。对于马学良那样只身去彝族地区的汉族青年来说，想要接触到经书并进行学习研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两个地区的彝语和撒尼彝语有较大差别。于是，马学良先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一边学习语言，一边走村串户，考察了解彝族社会情况和历史宗教，并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友谊，得到彝族土司的信任。语言问题解决后，马学良四处寻找不照本宣科、能解释经义的经师。他沿着金沙江翻山越岭，足履数千里，逾时近月，最后探访到一位老经师。这位老经师把他祖传的经书一部部讲予了马学良。
在拜经师学习彝文经典的同时，马学良还跟从经师实地研习作祭礼仪。他发现很多在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也可以与彝文经典中的记载相印证，帮助他了解经义。之后他翻译整理的《倮文作斋经译注》和《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采用了经书翻译的独特方式，不仅首次使用了四行译法（即第一行为彝文原文，第二行为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为逐字汉译，第四行为汉文译意），还加上详细的译者注解，注解字数甚至多于译文数倍。不仅如此，每篇经文前都详细介绍作祭仪式的经过，绘出作祭仪式的现场图画。他还对收集到的神话传说、风俗礼仪等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并把彝文经典与彝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后来发表的《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茂莲社区的男女夜会》、《从彝族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宣威彝民的丧葬制度》等文，都是当时的研究成果。
辛勤育人 语文研究著作等身
研究生毕业后，马学良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不过，他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被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创建工作。这位汉族出身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8年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
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那时，学院只有语文班和干训班（语文班到1952年改称语文系）。1951年考入第一届语文班的张公瑾现在已是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他回忆说：“当时语文班按语言分班，共有十来个少数民族语言班，藏语、彝语、壮语、纳西语、布依语、维吾尔语等等。马先生主要讲授语言学和语音学，他教学十分认真，严格纠正学生的发音，对学生进行审音、记音训练。马先生还找来不同民族的学生，让我们记录他们母语的发音。这些严格的基础训练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语文班的学生大多是汉族，他们来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后，按照马学良的安排，都曾到民族地区实习。这些学习和实践，使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中大放异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师生成为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的主要力量。出发前，参加调查的师生都集中参加了培训。他们深入民族地区，进入村寨、家庭，对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细致的记录，撰写调查报告，这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提供了基础材料。马学良负责主持贵州地区苗族、瑶族的语言调查工作，之后帮助苗族创制了拼音文字。张公瑾因傣语班的教学任务没有参加这次调查工作，但对调查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说：“同学们回来后都感慨，在学校所接受的严格的发音、辨音和语言学训练在调查中派上了大用场。那之后，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
马学良认为学习民族语言应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注重语言使用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即培养学生说与听的能力。因此，除了课堂和书本教育外，马学良还领导制定了实习制度，要求学生深入民族地区，在实际语言环境中，体会民族感情，纠正语言错误，熟悉语言习惯，提高语言的熟练程度和使用能力。他们摸索出的这套教学方法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些经验，后来被总结写成《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民族语文教学的情况和经验》、《中央民族学院黔东苗语组在凯棠乡实习近况》等文发表，对全国民族院校的语言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
马学良在中央民族学院遭遇过困境，也受到过不公正对待，但他都泰然处之，将全部身心都扑在少数民族语文事业上。作为多年与马学良相处的学生，张公瑾是这样理解的：“马先生是位对名利都不在意的学者，他在意的是自己所学能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他在民族学院培养了几千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在各层次的岗位上，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马先生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学生让他的能量得到了无限放大。”
马学良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张公谨说：“马先生没有一点儿教授的架子，在学习中你可以跟他讨论甚至争论。各种调研和丛书编写，他都会带领学生，让他们从中学习和锻炼。”
马学良注重语言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汉语的元音在历史上曾经分长短的观点。这不仅对壮傣、苗瑶语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有参考价值，也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开创了利用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材料研究古代汉语声韵的一条新路。他还从音变现象入手，将古彝语与同语族的藏缅语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彝语支语言的语音演变。
晚年的马学良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先后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等著作，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