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了恢复昙华彝族传统节日插花节，彝剧创始人之一，昙华著名彝剧作家，彝族民间歌手杨森讲述了昙华彝族姑娘咪依噜悲壮而凄美的民间传说，解读了昙华插花节的来历，吸引了国内外的民族专家、学者、作家蜂涌而至观光、采风、研究。我国著名作家白桦先生到插花节采风后，文思澎湃，写出了叙事长诗《壮丽的凋谢》，《人民画报》、《民族画报》以及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报刊都以美奂美伦的画面，热情洋溢的文章报道了插花节的由来以及盛况，中央电视台、部分省市电视台以及海外部分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纷至沓来，作专题宣传。彝州首府楚雄的街心花园矗立起了“咪依噜”的汉白玉塑像，楚雄州歌舞团的大型舞剧《咪依噜》晋京演出。从此咪依噜这个久居深山无人问的彝家姑娘走出了百草岭放羊的牧场，走出了昙华彝家的草楼，向全国、全世界走去。成为彝族人民的精神化身、形象大使。本县一些厂、商家抓住商机，乘势而上，推出了一批以“咪依噜”冠名的品牌，成立了以“咪依噜”冠名的公司。继而，全州各地也有一些打有“咪依噜”名号的店铺、产品，出现了诸如南华“咪依噜风情谷”之内的旅游区。
咪依噜”身价百倍，应该是每个关心大姚发展的人们所期待的，也说明社会公众对“咪依噜”这一形象的认可，从而形成的大姚人甚至更广泛的人心中的“咪依噜”文化。但一些人又这样的认识：认为“咪依噜”是昙华彝家姑娘，就只该在本土生根开花结果，不应该水性杨花，移情别恋。他们在心里默默念叨：“归来兮归来！不要四处漂泊；归来兮归来!回到百草岭你放羊的牧场，回到昙华彝寨的姑娘房！”
诚然，这些人虽然有失之偏激之嫌，但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从大姚石羊香河边走出来的著名音乐家高梁先生，曾任过云南省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为《黑山阻击战》等著名影片谱过曲，一生中音乐作品众多，有不少堪称传世之作，就连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他1942年在屏边谱写的号召国人打东洋鬼子的《大田栽秧秧连秧》乐谱，经传唱后被误为民歌，后被人重新填词定名为《小河淌水》。由于曲调优美，被誉为“东方小夜曲”，流行于世界乐坛，后被人登记了著作权，利用歌曲影响，打造了旅游品牌，每年经济创收上亿元。老先生生前上诉未果，但他想得开，说：“歌曲能被人喜爱就是对作者的肯定，作品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只要在中国就行。我是大姚人，我的作品汲取了家乡的营养，谁也不能否认作品的根在大姚。”
高先生的话不无道理，一个好的东西，不示之于人，人们就无从喜爱。咪依噜也一样，人们打她的旗号，说明人们对她钟爱，这便是她能发展的基础。就如京剧，京剧发展于京城，如果只限于京城的人才能唱，它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国粹。以大理的“金花”、石林的“阿诗玛”来说，如果当时地方“保护”，不让其走上银屏，她们就不可能名扬天下。通观今日社会，无论各行各业，有哪位大红大紫的“明星”是凭他们家乡那狭小地域捧红的？如果一味的把“咪依噜”禁锢在百草岭牧场和昙华彝家草楼里，不让人识“庐山真面目”，尽管她闭目羞花，沉鱼落雁，天姿国色，可也是深藏草楼无人知。应该感谢那些慧眼别具的有识之士，让咪依噜能遨游全州、全省、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如果能在华盛顿，东京等那样一些国际大都市都矗立起她的塑像，首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应该是大姚人。
当然，作为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其品牌效应，唱好发展县域经济的大戏，不要做始乱终弃的“负心汉”，把根留住，使大姚不愧为文化名邦的称号，这也许也是起云金先生创作长篇小说《咪依噜》一书的初衷吧。
近些年来，在一些不同的场合都能听到一些话：大姚是文化名邦，地灵人杰，名人众多，古迹不少，文化创举不时出现，可惜的是留不下来，只出理论、经验，但没有实际成果，墙里开花墙外红。古往今来例子不少，诸如：源于汉代的“金马碧鸡”嫁移昆明。“梅葛”被人注册，咪依噜四处漂泊；甚至石羊香河边走出去的著名军旅音乐家高粱先生谱写的《大田栽秧秧连秧》的乐曲也被传唱后改编为《小河淌水》，误为民歌，成了某地某人的专利。话里话外充满了抱怨，甚至有人借一个童话故事影射了这一只创无根的的现象，说：小时候她妈妈曾经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猴子看到农人收包谷，农人背上背个箩，每掰一包包谷，就扬手扔进背后的箩里，猴子到地里偷包谷也效仿农人。掰一包往后一扔，再掰一包又往后一扔，包谷掰完了后，最后只剩下手里的一包。他想表达的意思显而易见。起初听这些话时，也颇感话题沉重。当细一想，也便释然了。大家知道，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并不是一双想穿就穿，想扔就扔的拖鞋，它的传承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在本地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别人借用并不是一件糟糕透顶的坏事，只要“根”在自己手里，别人的借用，客观上也能达到宣传自己，给自己扬名立万的作用。何不把心态摆的平静一点，姿态摆得大度一些，不要让人看出自己那点“小家子气”。
这里，余就上述所提到的四个“文化流失”现象谈一点一管之见，借以阐明自己的观点。
昆明“金马碧鸡”与大姚的关系
据史书载，大姚“金马碧鸡”的传说源于汉代。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为了开发西南夷，派兵从巴蜀南下，攻占了西昌等地，在这一带设置了越嶲郡，在大姚地区设置了蜻蛉县，隶属越嶲郡管辖。当时，就有方士向汉武帝讲了蜻蛉禺同山出现了“金马碧鸡”霞瑞的事，并对奇观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崇信仙道的汉武帝听后着了迷，潜心向往那：“毛色青翠，破石而飞，啼声清长远传数里”的“碧鸡”和那“倏忽腾空”的“金马”。并用大宛马作模特，用铜铸造了“金马”立于鲁般门外。还把鲁般门改名为“金马门”。十多年后，他的孙子刘洵（公元前91——49年）当了皇帝，是为汉宣帝。此公比他爷爷汉武帝还崇信神仙之道，对“金马碧鸡”更是眼热心红。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派谏议大夫王褒持节赴蜻蛉祭请“金马碧鸡”。王褒奉命踏上艰难的蜀道。一路上写下了《碧鸡颂》和《移金马碧鸡文》。可惜王褒入川境不久就患病身亡，客死西南。他所写的《碧鸡颂》不知所终，仅留下了《移金马碧鸡》文。内容是：持节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士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归兮何事南荒也！此事在东汉班固修的《汉书》和度晔修的《后汉书》以及东晋常璩修的《华阳国志》中均有记载。由于王褒中途病卒，致使“金马碧鸡”“故不宣著”。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对此事“是不果因”十分惋惜。清康熙进士赵士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讽刺王褒亡命空跑白忙，诗云：彩云一片舞天鸡，无色光中望欲速，化作青山千载碧，王褒空白渡巴西。
进入唐朝后，南诏割据云南。和内地战事频仍，以后的史书上再无人提及蜻蛉“金马碧鸡”传说。直至清代道光年间，大姚知事黎恂主持重修《大姚县志》。祖籍大姚的翰林院编修刘荣黼主笔，他认真考证大姚史事加以记载“金马碧鸡”才又重载史册。并据《汉书》考订，认为大姚城东的紫丘山就是史中提及的禺同山。
昆明《金马碧鸡》的传说史书也有记载。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述了蜻蛉“金马碧鸡”的传说后，同时也记述了昆明“滇池驹”的事。
他是这样记载的：滇池县，郡治。故古滇国也。有泽水，周廻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马，即生骏驹，俗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有黑水神祠祀。
明朝人倪铬的《南诏野史》在引用了上述传说外，还记道：“晋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37年），宁州守费统奏：滇民董聪见池中黑白马出”。对于“碧鸡”，书中记述西山有“碧凤”，土人把它呼作“碧鸡”因而昆明有了“金马碧鸡”的说法。公元766年，阁罗凤在太和城立了《德化碑》，碑文中有“旦安宁雄镇，诸爨要冲，山对碧鸡，波环碣石。。。。。”之语。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樊绰写成《蛮书》十卷，在《蛮书。山川江源第二》中，具体明确地将滇池东西两端的山叫作金马山和碧鸡山。明朝统治者平定云南后，滇中父老在昆明大南城门外建起金马坊和碧鸡坊，并把两坊所在街道命名为金碧路，从此，“金马碧鸡”成了昆明的象征。
从史书上看，昆明的“金马碧鸡”似乎和蜻蛉禺同山的“金马碧鸡”霞瑞毫不相干，说昆明的“金马碧鸡”是从大姚“嫁移”似乎有点牵强。但细一揣摩，无论是蜻蛉“金马碧鸡”霞瑞还是昆明的“滇池驹”史书都是以传说来记载。相比之下，蜻蛉禺同山出现“金马碧鸡”海市蜃楼的自然景观更让人信服。而“滇池驹”的传说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谈笑。而且，蜻蛉禺同山幻现的“金马碧鸡”在时间上比“滇池驹”要早得多。汉武帝把“金马碧鸡”的幻景大加渲染，使“金马碧鸡”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何处不祈盼这样的吉祥降临自己的家园？历史上不是还有魏晋名家左思在《蜀都赋》里对“金马碧鸡”的“金马骋光而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的描写，并把这一景象嫁移成都吗？更稀奇的是古印度人则把昆明的金马山、碧鸡山、岩头山的山神说成是印度大新教阿育王的三个儿子。
从这里不难看出，昆明“金马碧鸡”一定是和蜻蛉禺同山的“金马碧鸡”霞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蜻蛉禺同山“金马碧鸡”光影倏忽的奇观出现，才有了“金马碧鸡”这一祥瑞的字眼，在不断的渲染嫁移中，这一字眼成为了成语，被收入了《中国成语大辞典》中，“金马碧鸡在人们心目中也成了祥瑞之神。
在这漫长的移嫁过程中，“金马碧鸡”得到了升华，而“金马碧鸡”故乡的人并没有失去什么，而是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历史明白告诉人们，“金马碧鸡”文化属于中华民族，“金马碧鸡”的根在古蜻蛉，在大姚。
关于“梅葛”问题
梅葛”被邻县姚安注册，余曾有耳闻。但不知道他们以何种形式注册？如果是以一个文化品牌来注册，无可非议，这也是保护地方知识产权的一个手段。
梅葛”何许物也？从内容上来讲，它是彝族创世史诗；从形式上来讲，它是一种以说唱为手段近似曲艺的表演形式。自古以来，它都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世。广泛流传于大姚的昙华、桂花、石羊土涧槽；永仁县的直苴、中和；姚安县的马游等彝族聚居区。1957年开始，省里就派人在姚安马游一带收集“梅葛”，1958年在云南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组织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五五级部分师生深入流传彝区收集、翻译、整理。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共四部分共4000余行成书发表。因为它是用“梅葛”调来唱，此书定名《梅葛》。从此它和双柏地区流传的彝族史诗《查姆》、武定、禄劝一带流传的彝族史诗《普曲贺格》，以及弥勒地区流传的阿细史诗《阿细的先基》一样，成为彝民族不朽的创世史诗。这些史诗的共同点都是讲述彝民族的创世活动。表现形式都是以本地特有的曲调演唱流传。如《查姆》是用“阿色调”演唱；《普曲贺格》是用“敏昂调”来唱；《阿细的先基》是用“先基调”演唱，主要唱调下面又分若干种曲调。“梅葛调”的调子是最多的，仅大姚的昙华地区就有60余种。按类别来分，有“悲调”“赤梅葛”、“喜调”“辅梅葛”、“杂调”、“赤梅拉梅”和近似儿歌的“娃娃梅葛”等四类。而姚安马游流传的梅葛分“正调”和“慢调”二种。
从主体内容来看，昙华“格滋天神用老虎肢体造人说”保持了浓郁的彝民族特色，原由云南师范学院师生收集整理的《梅葛》一书今已有四个版本。1993年10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了由大姚本地作者姜荣文搜集整理的《蜻蛉梅葛》，其素材全部流行于大姚彝区。2009年9月，该书经作者请彝族学者翻译成彝文，并加注国际音标，使之彝文汉文同书再版。为研究大姚彝族文化、生产生活、传统礼仪等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资料。用文字形式把它和其它彝区流传的“梅葛”区分开来，保留了大姚地区彝族《梅葛》的原始特征。
在这里，余为那些担心由于“梅葛”的注册会影响其它地区对“梅葛”研究和发展的同志赘言几句：“梅葛”是特定地区彝民族创造的一种文化。文化属于精神范畴，当然“梅葛”也可以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品牌，但要在研究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后，开发出相关的经济产品，它的品牌效应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文化只是平台，经济才是演员，只有技艺精湛的演员才能在文化这一平台上唱出绘声绘色的大戏。反过来，文化又是翅膀，经济只有插上文化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老大哥县将其注册，着力打造这一文化品牌，用祖宗留下的遗产为现代经济服务，不能不说没有战略眼光，同作为“梅葛”流传地区的人，应该为“梅葛”感到庆幸。因为最好的保护传承是不偏离“梅葛”文化精髓的创造，狭隘的地方保护客观上只能限制它的发展，甚至成为一只无形的“杀手”，使之毁灭（消亡）得更快。祝愿老大哥县把“梅葛”这一文化品牌安上一双强有力的翅膀，让它高飞远飏，在经济建设中唱出威武雄壮的大戏来，使“梅葛”无愧于彝民族的瑰宝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