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著：《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连载（开篇）_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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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抡著：《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连载（开篇）

作者曾昭抡著段美乔整理 2024-10-30

原出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特别提示：解放前习称彝区、彝人为夷区、夷人等，带有歧视之义。本书编撰于1947年，为力求体现原文，保留夷区、夷人之称谓。

内容简介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

《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这本书就是《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系列之一，记录了1941年，由曾昭抡带领西南联大十名学生在大凉山夷区考察过程。

《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由段美乔整理出版。

观察与反思：抗战时期大凉山夷区生活之写照

段美乔

1941年7月，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的曾昭抡，在经历了1939年7月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以及1941年3月的滇缅边境考察之后，再次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团长，从昆明出发，前往大凉山夷区①进行科学考察。关于这次考察的缘起，戴美政在《曾昭抡评论》中说到，是因为1938年底中英庚款董事会曾致函各高校，将协助有关学校征求有志从事边省科学考察的毕业生，参加筹设的西南、西北、川康三个科学考察团进行此项工作，并决定川康科学考察团先行筹划。先行筹划川康科学考察团，并非没有原因。川康科学考察团的考察目标是当时四川省和西康省交界的广大区域。西康地处西南交通要道，进可为西藏后援，退可为四川屏障，左右则能与青、滇策应。早在明、清时期，该地就已经是中央政府控制滇、藏、青等边远民族地区的军事战略要地。但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再加上民族和文化之差异，所以对于其种种情形，隔阂甚深，成为一处神秘地带。进入民国之后，先是北洋政府在此设立川边特别区，不久国民政府又将川边特别区改建为西康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康的重视。随着抗战的爆发，大西南由边防要地变成了抗战大后方，西康更成为了全国的焦点。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中英庚款董事会川康科学考察团一直未能全部成行。而曾昭抡却受到这一计划的启发和鼓舞，出面组织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曾昭抡将这次考察称为“半考察、半探险式的旅行”，希望藉由科学考察活动，“使中国青年，对于边疆工作，发生更大的兴趣”。考察团成员共约10人，他们非常年轻，大多还是西南联大二三四年级的学生，比如来自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黎国彬、马杏垣，化学系的李士谓、裘立群、戴广茂，历史系的柯化龙，物理系的周光地，生物系的钟品仁，政治学系的康晋侯等。

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把考察的目光投向了当时公认的汉人之禁区川康交界处的大凉山，计划从昆明出发，经由会理到达西昌；然后再从西昌出发，经由昭觉等地，徒步穿越大凉山。大凉山区域位于现在四川省的西南边缘，北纬28一29度、东经102一104度之间，包括了今天四川省攀枝花市、雅安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域。这是一块连绵数百里的神秘地域，由于当时外人难以进入凉山夷区的腹地，故西方人称这里为“独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区域”，所谓“独立”，即指中央、地方政府势力难以到达。这块区域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在当时出版的地图上，这一区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西洋探险家，藉由中央政府的庇佑无所顾忌地进入过新疆、甘肃、宁夏、蒙古、西藏及青海等边疆民族区域，或考察探险或掠夺文化资源，而面对大凉山夷区却始终“望洋兴叹”，零星的几次尝试大多无疾而终。不仅西方人没有进入，便是汉人对其内部情况也同样不明。曾昭抡带领这支年轻的大学生考察团，完全依靠步行，横越大凉山，可谓是一个创举。

此次川康科学考察活动，步行共约1000余公里，用时101天。团员们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了解沿途的夷族社会、文化情形等。考察结束后，考察团成员整理考察材料，于1942年2月印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收录考察团成员的文章，对大凉山夷区考察活动的沿途经历和不同感受作了记录。同年5月，考察团还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和昆明武成路举办展览会，展出考察团所获的资料、照片和实物等，向世人介绍考察经历和大凉山面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根据此次考察，曾昭抡先后撰写了《滇康道上》（1943年10月.桂林文友书店）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1945年4月.重庆求真社）两本专著，前者记述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到西昌的过程，后者则以20余万字详细记载了从西昌经昭觉等地横越大凉山的经历和考察成果，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既是有关大凉山地区的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著，也是文笔生动的游记文学。

尽管大家都了解这一次徒步横越大凉山的意义重大，但无论是从官方还是私人，考察团听到的都是一次次的出于善意的劝告：安全无倮障，建议绕道行。近现代以来有关凉山夷区曾发生过两件大事，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观感。其一是宣统元年有名的“巴克尔事件”。1909年英国探险家巴克尔（Donald Burk），带着翻译等十余人，在黑夷倮头的陪同下由西昌进入夷区，深入到凉山核心地带的牛牛坝（在今美姑县），后在一个叫连渣脑的小山村里，被当地夷族杀死，同行的人被抓住当做奴隶卖掉了。惟恐引起国际纠纷，当时四川总督赵尔巽立即调遣西昌、马边、峨边三处兵马，同时进剿凉山。但直到第二年方才兵到连渣脑，犯事之夷人首脑已然逃离。于是烧去若干房屋，杀死了一些留守的“娃子”（类似奴隶），置昭觉城而还。而被黑夷劫掠回去的当时英国人所用之装箱木花等物，则成为夷人炫耀功勋、传诸后人的纪念品。其二便是民国八年前后，所谓“凉山夷人叛乱事件”。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几成乱世，中央政府对于凉山夷区的控制式微，夷匪烧杀掳掠和掳走人口的事件不时发生，至1919年凉山夷区几大家族联合起来，东抵雷波，西至西昌，北到峨边，分头向汉人区域发起进攻。居住在这一区域几万汉人，或逃走或被杀，而被掳走做奴隶者逾千人。这两个事件，对于居住在凉山外围区域的汉人而言，可谓梦魇。主政西康多年的“西康王”刘文辉回忆当时西昌地区的情况说：一般人最感焦虑的就是历代夷患使治安无办法。治安无办法，生命财产就没有倮障，于是学者不肯到宁属来讲学，技术家不肯到宁属来工作，企业家不肯到宁属来投资。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官方还是民众不看好这次考察，也是理所应当。不过，曾昭抡和他的团员们并没有因此而却步：富有冒险心的西方探险家对于深入中国内地的考察探险极为热心，惟凉山却让他们裹足不前，看来“彻底走遍凉山，作具体研究工作，后来还留待中国的科学家”。这也许是曾昭抡和他的团员们不愿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1年7月1日，川康科学考察团由昆明准时出发，经禄劝、鲁车渡、会理，于22日抵达西昌。裘立群回忆说，在从昆明步行到西昌将近半个月的旅途中，尽管交通不便、路途艰难，但生活与安全均有倮障。而且正值夏秋之交，沿途气候温湿，物产丰富，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使得整个考察团也都信心十足（《曾昭抡先生带领西南联大学生考察大凉山》）。在西昌停留的12日中，曾昭抡和团员们多方走动，调动各种资源去了解夷区内的安全及交通概况、夷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以便全面规划，使考察得以安全推进。

8月4日考察团从西昌出发，开始向大凉山腹地深入。8月9日，考察团到达了昭觉县城，10日来到竹黑。这段旅程基本逼近汉人区域，总体而言比较安全，但从竹黑幵始，考察团将进入地方政府势力没有达到的所谓“彻底的夷区”。在竹黑，考察团兵分三路，各自出发。其中，曾昭抡和化学系学生裘立群为甲组，续向东进，顶风冒雨，横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抵四川省的雷波县，然后取道屏山到宜宾。最后由川滇公路乘车返昆明，这条路线是旅程中最艰难也是此行最主要的考察路线。乙组和丙组自竹黑回返西昌，由西昌循越西富林大道，先后翻越小相岭和大相岭，来到雅安。抵达雅安后，乙组顺川康公路乘汽车到达至成都，而由黎国彬、马杏垣组成的丙组则冒险乘木船顺青衣江而下，去往乐山。然后两组各自由两地返回昆明。

一路行来，他们尽量俭省自身的行装，脚上穿着胶鞋，带着十几双草鞋备用、随烂随扔，戴着笠帽，轻便的睡具以及少量药品。至于科考仪器，因为经费所限，颇为简陋，仅指南针、温度计、照相机等几种。好不容易自制了一台水银气压表用来测量海拔，但是这气压表连木匣有一米多高，只能大家轮流手抱步行，结果不几天就打碎7。依照惯例，他们请来当地势力强大的黑夷家族作“倮头”，这是一种有偿倮护，确倮考察团在这支夷族势力范围内生活及安全通行。在夷区，中华民国法币或滇票以及其他硬币，都不能通用；因为缺盐少布，农业落后，工业全无，因此以货易货是夷区主要的交易方式，此外零星碎银有时可以使用。而夷人所需要的物品，最主要是食盐和布匹，为此他们准备了将近50匹布，约170多斤盐巴，还有缝衣针、各色棉线、小镜子、毛巾和肥皂等日常用品，用以支付沿途考察团员的食宿及驮运的劳务费以及请黑夷护送的酬金等等。但即使这样，仍然不安全，因为途中常有“反倮”的情况。汉人向夷家投倮，到夷区贩布、贩盐甚或贩鸦片，中途却被倮头卖给夷家当“娃子”（类似奴隶）。而且夷区内各支夷族彼此独立，互不相属，有的是至亲，有的是冤家，随时可能拔刀相向，将对方的倮人掳为“娃子“。

裘立群回忆说，自从西昌向东步行两个多星期以来，穿越五百多华里的纯粹夷区，其间一直倮持着紧张、警惕的心情，虽然吃不饱饭、睡不好觉，跋山涉水中却始终精神抖擞。直到抵达雷波，回到汉人的据点，情绪才稍加缓和，顿感周身乏力、寸步难行。而经历了一百多天的考察旅程，这群从大城市来的汉人，生活习惯已大变样，常常忘记洗脸刷牙，并且和夷区人民一样，把小块的盐巴当做巧克力糖果来咀嚼和品味。

尽管一路上笼罩着因民族隔阂而带来的重重危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曾昭抡和他的团员们对待夷区和夷人的态度，和之前的不少考察者已然大不相同。时常被曾昭抡引用并参考的《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一书所体现出的民族观念与情绪，与《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便迥然不同。比较典型的便是对于彝人的称呼。一直以来，汉人对于彝人的称呼均为“狭獨”或“狭狭”。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进程，西南边区地位日渐突出，中央政府以边疆民族名称均作犬旁，含有蔑视之意，不合政府以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的原则，特颁明令予以禁止。因此，抗战时期关于川康区域的研究报告和游记文学中，彝族的名称遂改为“倮伊或“倮倮“，而“倮夷”和“夷人“等名称渐次通行。尽管对于彝人而言，这样的文字游戏毫无意义，但是对于汉人而言，从《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的“狒狭”到《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的“倮倮”、“倮夷”和“夷人”，却是一种充满意味的象征，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共同感”逐步形成的一个侧影。

《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记录了1934年春，由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及地质研究所共同派员组成考察团，从重庆北暗出发，经雷波翻越黄茅埂，到达磨石家。然后在东到昭觉、西到牛牛坝，北至峨边的区域内，查考动植物、矿产以及地理气候和夷务的经过和成果。被誉为“攀钢之父”、以发现攀枝花大型铁矿脉和宝鼎煤矿而闻名的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是雷马峨屏考察团的主要参与者和《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一书的主要作者，曾经跟曾昭抡面对面地交流自己在凉山考察的经验。曾昭抡在“过去考察凉山的团体与其工作经过”一节中，称赞《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是研究凉山问题者一种必不可少的文献”，不过，该书流露出的民族观念却并没有超越时代的拘囿。例如，分析夷务时，两书都谈到了邓秀廷二十年间曾数次出兵征剿昭觉，以投诚之黑夷去绞杀夷人，大败夷人，并有数次屠杀之举，以至于邓秀廷之名在彼时的凉山“犹可令大人悚然，小孩止哭”。对于邓氏的功过，二者的观感并不完全一致。常隆庆仅以汉人为立场，以汉人如何“统治”夷区为思考的核心，夸赞其剿夷活动为“民国以来，西南夷务史最光荣之一页”。而曾昭抡在叙述了邓氏之活动后，却进行了更多的反思：武力征服究竟有没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他承认近十年来，汉人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有所恢复，是近来夷务方面的进步。但更进一步的，他在思考为什么在此区域会有如此复杂而尖锐的民族冲突。常隆庆将冲突的产生归结为“黑夷好乱性成，又自命高贵，不与汉人同化，故与汉人为难，历世无改。故对待黑夷，当以铲除凶恶为唯一要着。即不能消灭其种族，亦当使其失所凭依，不得不与汉人同化”。而曾昭抡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则认为，

“汉倮两族，语言不通，性情隔阂，往往彼此发生误解，以致造成许多不幸的结果”。这样的说法，今天看来稀疏平常，但在以“驱除執虏，恢复中华”为建国口号的中华民国，能有此认识，并非易事。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出发前夕，考察团达成一致：由于历代大汉族主义迫害少数民族，强悍的夷族同胞要见机报复，但是为了表示与少数民族的亲善、减少他们的敌意，考察团不带任何杀伤性防卫武器。

曾昭抡回顾近300年来，一般讨论夷务者的通识，皆对夷人印象恶劣，即便是清初一代通儒顾亭林，论及西南夷务时，也不免说岀夷人“大抵犬羊之性，嗜杀而少仁，好谄而无信。以战争为日用，以掠劫为耕作”一类的话。而边地汉人的嘴边同样时常挂有“夷人畏威不怀德”一类的口头禅。曾昭抡承认这些说法“当然多少有所根据”，但对于其所以然，“天性”的说法显然并不可靠。在此基础上，曾昭抡提出，“在可能范围内，最好避免实行诛讨”。增进了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才是解决夷区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

阅读《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书中对旅行路径和地理环境的近乎偏执的描述。除第二章“凉山夷区概况”之外，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了“陡趋上山”、“微向下趋”、“循左路绕山脊”、“约行二里余”、“路向东北东走”一类的话。于是依照这些描述，在脑海中绘制出一幅可以媲拟卫星地图之详细程度的行程图。而这些却是曾昭抡和他的团员们用他们的脚掌，一寸一寸量出来的。从西昌带来的十几双草鞋，随烂随扔，到达雷波时，脚上所穿，已是最后一双草鞋。曾昭抡暗自庆幸，如果再多一天，便只能赤着脚走在石子路上。考虑到二三十年代常隆庆等川康地区考察者常见的在滑竿上的考察行程，考虑到与他们同时出发的另一个考察团仅从重庆到西昌一路，耗费了近百万元，这样的科学考察，着实让人心酸。

但是，正是因了这样的经济拮据的徒步旅行，曾昭抡和他的团员们才真正深入到夷区，深入到夷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曾昭抡在一片武斗声中，提出增进了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建议，在我看来，与这种经济拮据的徒步旅行方式颇为相关。沿途借宿夷家，让他们看到了黑夷阶层内部不同的生活状态，而因行程耽搁不得已入住“娃子”家，又让他们见识到了所谓“娃子”阶层的生存面貌。他们学会了吃养巴和炒面，面对存放数日、虫蚁横飞的生水也能面不改色地喝下去。他们看到了夷人男女对待来自汉族的各种物品时的天真的贪婪，感受到了黑夷“打羊”仪式的盛宴。有被夷人掳来做“娃子”的汉族小姐妹向他们求救，同样被掳进凉山的汉族老妇则告诉他们是街坊将她贩卖入凉山，而另一位20年前被倮头“反倮”的汉族商人在成为黑夷主人的一等“娃子”之后，已经对重返家园失去兴致。在遭遇了黑夷强盗的武力威胁，品鉴了汉人挑夫的狡猾与无赖，更奋力击溃了黑夷强盗与汉人挑夫的无意识的结盟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边地的夷民，也许是可怕；若干汉人，却是真可恶。”也许正是在这种微妙的不算平等的处境中一一考察团与挑夫、考察团与黑夷，他们才得以卸下成见，以一颗常人的心去观察和理解。当他们在黑夷倮头的陪伴下，顶风冒雨，攀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在牧羊“娃子“的临时羊圈里过夜之时，半夜大雨倾盆，衣被皆湿，于是大家只好起来围着火塘坐了一夜。这一夜的心境如何，文中没有详述，粗线条的白描中却满溢出一种宁静和安详。而这也正是《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区别于其他考察记之处：将旅途生活化，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流露其深深的人文关怀。

本次整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依据的底本，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上海求真社再版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