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张桌，一支毛笔、一把刷子、一个镊子……依靠这些最平常的工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两代古籍修复师，抢救性修复了上千册彝文古籍。
这里面既有反映彝族伦理规范的《劝善经》，也有记载彝族祖先迁徙过程的《彝族六祖史》，以及反映彝族部落发展的《德勒氏族史》、医学典籍《献药正经》等。随着这些古籍修复完成，彝族的众多民族文化密码由此解开，彝族文化得到更好传承，也使得中华文化的图谱更加完整。
“修书亦修心，救书如续命。”日前，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两位古籍修复师欧丽、朱成彦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各民族都创造了优秀的文化，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1984年起，中国政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全面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工作。云南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大省，保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古籍。其中，彝族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古籍藏量大、种类多、内容广，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
欧丽、朱成彦是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第二代古籍修复师，师从研究院第一代古籍修复师王丽萍及云南省国家级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早在1981年，该院(前身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在成立之初，就深入滇、川、黔、桂四省彝区，采用收集、翻译、整理彝文古籍和深入实地调查获取活史料并重的调研方法，广泛开展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发掘、研究和传承发展工作。
目前，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馆藏的彝文古籍已近3000册，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军事、医学、天文、地理、文学、民俗等领域。这些古籍，由研究院首任院长、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刘尧汉等科研人员不辞辛劳，深入彝族村寨收集整理而来。
“和大部分古籍修复一样，彝文古籍修复同样需要遵循‘修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的基本原则。”欧丽介绍，古籍修复主要还是靠人工。修复之前，修复师们需要拍照、量尺寸、记页码，记录书籍原貌，然后将古籍拆开，还原成纸张的形态，逐叶修复。要熟练掌握修复技术，往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待修复的古籍已严重脆化、絮化，有的残缺不全，有的薄如蝉翼，有的板结如砖。为了拆开一本古籍，两位古籍修复师合作都花费近一个小时时间。一个下午，他们每人只修复三至四叶古籍。
“经过数代人的摸索，我们现在主要采取挖衬修复、局托修复、全托修复、补洞修复等技法来修复古籍。修复每一叶古籍，都需经历喷水压平、配纸补孔、吸水压实等工序。”朱成彦告诉记者，古籍修复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是修补破洞，修补过程中所选用的浆糊必须是去筋的小麦淀粉调制，这样的浆糊浆性温和、稳定性好，且具有操作的可逆性，便于后续修复。
日常工作中，朱成彦和欧丽的办公室总是最安静的，只有手指摩挲纸张的声音。窗外常青的大榕树，也仿佛感受不到季节的变换。“修书亦修心，要坐得住冷板凳、出得了细活才行。”谈及修复古籍的心得，朱成彦和欧丽总是这样说。
与普通古籍不同的是，包括彝文古籍在内的少数民族古籍，过去大多由民族民间艺人、本民族知识分子掌握使用，多为手抄孤本，且装帧形式多为线订卷装和毛装，纸张结构疏密不均，最初的保管条件也十分有限，这导致修复难度加大。
“每修好一本彝文古籍，不单是为这本书续命，更是在抢救我们的民族文化。”欧丽说。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院长肖惠华透露，随着岁月流逝，彝族文化的精通者越来越少，彝文古籍的修复整理工作也越来越紧迫、重要。秉持“救人、救书、救学科”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任务，该院在修复整理古籍的基础上，还联合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采用数字化等手段让古籍重生，面向公众开放。
“包含各少数民族典籍的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我们每一次的修复与创新，都是守望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肖惠华希望，有更多后人走近这些古籍，传承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