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初六，是彝族密岔人重要的办会节日。是日，需分别举行“虫秧会”和“荞神节”。1949年以前，武定县依纳格密岔彝村的六月六“虫秧会”在村中的大殿内举行，每至此节都要杀猪为祭，此猪需为黑色，约50—60公斤，由村内承租伙头田（公田）者饲养或购买。到了六月六，首先要将猪献祭村中寺院大殿内的土主，之后献祭太阴、太阳和鳌爷，最后将猪肉按户平分，各户带回家烹熟后用来祭祀家堂和先祖灵木神像。唯有猪血需要喷洒到翻白叶树的枝干上，然后按各家稻田面积大小，把这些洒有鲜猪血的枝干插到田间以预防虫害。这种做法也许并非只是仪式性或象征性的，因为翻白叶树本身具有毒性，当有防虫杀虫之功效。
依纳格村中的寺院大殿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宗教活动场所，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被拆毁。大殿内除了供奉释迦牟尼、弥勒等佛教神祇外，还塑有掌管一方安宁的土主，以及太阴、太阳和鳌爷（掌管地震之神：双手抚云，双脚踩着鳌鱼之眼，不让其眨眼，彝族密岔人的神话故事中有鳌鱼一眨眼人间就会地震、一翻身将会天崩地裂之说。）等具有浓厚原始宗教和道教色彩的神像。鳌爷属于庙宇供奉之神灵里比较特殊的，在云南很多民族的神话中都难觅其踪，只有一些内地古代典籍中才寻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神话时代，鳌鱼负载高山大地，其只要移动就会发生地震或山川变迁。《楚辞·天问》中曾提到：“鳌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传》中说：“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淮南子·览里》内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所以，彝族密岔人聚居的村落内供奉有钳制鳌鱼之神，说明了内地和边疆民族宗教文化的交互和融合。
此外， 彝族密岔人俗语称：“六月六，晒红绿”。“红绿”指家中储藏的麦子、豆子等粮食。进入夏中伏天，太阳热辣，暴晒后的粮食不会再转潮发霉，附在粮食上的虫卵也会被晒死，此时为翻晒谷物的最好时期。“红绿”亦指衣裳被褥，这一天，家家户户一早起来，翻箱倒柜把棉被、衣服搬出来晒。因晾出的被褥、衣服红红绿绿，故得此说。除了彝族地区有此风俗，汉族亦很盛行，陈庆年的《西石城风俗志》记载：“不论贫富必各出起锦衣百曝之”。甚至，农历六月初六还是佛教的“晒经节”。
在彝族密岔人群体中，六月六除了折翻白叶树枝淋猪血插于稻田防虫外，还要到撒有荞麦的山地中祭祀荞神。首先，在荞麦地头撒一片松针作为祭坛，上插一枝松树顶尖和三枝翻白叶树杈，前供三碗米、一碗酒和一只雄鸡。是时，家中主男用刀劈开一截长约五寸的松枝，再跪地祈祷来年获得丰收后将松枝扔于祭坛之上进行占卜，两半松枝正反相同即视为顺卦，表示荞神已经接受供奉。此时，主男将雄鸡宰杀于祭坛前，并用鸡毛蘸血粘在松枝上，之后将鸡烹熟，用筷插于鸡翅之上，再行祭礼。祭毕，合家共食，严忌残剩。
同时，六月六正值盛夏，此时耕撒于山地中的荞麦和水田里的稻谷已经扬花，园中果蔬也渐已成熟，繁忙的农事将告一段落。所以，大家还会在祭祀完成后相约聚于山林荒坡，一起唱歌对调、燃火蹀脚，享受这难得的农闲时光。此俗在今武定县狮山镇山居密岔彝村仍有保留，且有愈发盛大之势，吸引了各族群众前来参加。
关于六月六的由来，是彝借汉俗，还是汉借彝俗，不得而知，但此现象或许和两次大规模的彝汉生产文化融合及密岔人的形成和迁徙相关。因为，此节日多集中在我国南方种稻区域流传，北方几乎没有关于此节的说法。彝族密岔人自称“密且”，“密”为水田，“且”为水稻，所以，其自称可译为“种水稻的彝族”。彝族密岔人一直沿袭传统，至今仍过六月六“虫秧节”，这和其生活于山间坝区并种植水稻密切相关。此节在密岔人聚居村落中广泛的流传与其迁徙融合也有很大的关系，其为彝族人文始祖笃慕长子武侯慕雅切之裔，六祖分支后，武部迁徙到“多同木古”（滇池地区）成为古滇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再次迁徙到西部的洱海流域，正所谓：“武部往西迁，建庙塑孔身”。传数代至细奴逻又迁于蒙舍川畔，为当时六诏之强盛者，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吞并其他五诏，之后建立了雄冠滇地的南诏国。彝族密岔人六月六“虫秧会”的形成应与南诏和唐王朝长期的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生产交流有关，也是彝汉两族农业生产文化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融合。南诏中期，南诏王阁罗凤之子凤伽异兵筑拓东城（今昆明），以南诏副王的身份坐镇滇东，大量的密岔人先民也随军来到了滇中和滇北地区，亦将此风俗在此范围内延续。南诏末期，其权臣郑买嗣夺舜化贞位，改国号为大长和，并开始了对南诏蒙氏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蒙氏之裔（包括密岔人在内一些彝族支系）大量出逃，来到了滇池流域（昆明、武定、禄劝、禄丰、富民等地），将南诏传统的生产文化再次带入此地。
第二次彝汉农业生产文化的融合在明初。明代在云南地区建立了卫所制度，其雏形为隋唐时代的府兵制。《明实录》卷一七九载:“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到了沐春统治时期:“春镇滇七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在武定亦建武定千户所，这些因政治原因迁徙到云南的汉人与当地彝族通婚，其后人形成了特殊的“彝化汉裔”，所以，现在很多彝族密岔人和腊鲁人等都称自己是江西吉安府或南京应天府而来，即源出于此。因此，彝族密岔人“虫秧会”的形成和传承应该源于这两次大规模的彝汉农业生产文化融合，内地的农耕文化在传入云南边疆后和与当地原生文化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
（来源：商宇宏《彝族密岔人》云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