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风孕璞玉：红土高原上的音乐萌芽
1912年，聂守信生于昆明甬道街的“成春堂”医馆。滇中大地的钟灵毓秀，文山等地流传的彝族山歌、苗族飞歌，以及昆明街头巷尾的洞经音乐、花灯小调，共同织就了他音乐启蒙的底色。四岁丧父的清贫岁月里，他踩着红土的节拍，跟着木匠师傅学吹竹笛，向邻里请教二胡、三弦，从滇剧的唱腔里捕捉旋律的韵味。
云南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土壤，赋予了聂耳兼容并蓄的音乐感知力。他曾在滇池边聆听渔歌互答，在西山脚下感受民间器乐的灵动，这些来自乡土的音乐素材，日后都化作他创作中鲜活的养分。求学期间，他既是学生自治会的领头人，也是校园乐队的指挥，在五卅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时，这个云南青年立下“以音乐唤醒民众”的宏志，红土高原的赤诚与坚毅，从此刻进他的骨血。
沪上谱壮歌：从滇池之子到时代喉舌
1930年，为躲避反动当局追捕，聂耳离开故土，奔赴上海。在云丰申庄打杂的日子里，滇池的波光与红土的厚重，始终是他晦暗生活里的光。他攥着攒下的100元钱买下小提琴，在逼仄的阁楼里日夜苦练，指尖流淌的不仅是音符，更是云南儿女不甘沉沦的呐喊。
以“聂耳”为笔名，寓意“聆听时代呼声”，他迅速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的洪流。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是将艺术生命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他深入工厂、码头，倾听底层民众的疾苦，创作《大路歌》《新女性》等战歌；他以报童的吆喝为灵感，写下家喻户晓的《卖报歌》；他改编云南民间乐曲而成的《金蛇狂舞》，将滇地民乐的热烈与明快，传遍大江南北。
一曲定乾坤：红土血脉里的民族号角
1935年，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下的歌词，点燃了聂耳的创作热情。彼时的他，正因躲避追捕颠沛流离，却在字里行间看到了四万万同胞的抗争决心。云南高原赋予他的豪迈气魄，化作旋律里的铿锵力量——他将歌词开头的“起来”处理得高亢嘹亮，如滇北山民的呐喊穿透云霄；他调整节奏，融入民间锣鼓的韵律，让曲调兼具战斗的激昂与民族的厚重；他在结尾添上的一声“进！”，恰似红土高原上冲锋的号角，振聋发聩。
这首凝聚着聂耳毕生心血的《义勇军进行曲》，灌录发行后迅速响彻华夏大地。从卢沟桥的烽火到渡江战役的浪涛，云南儿女的赤诚与全国人民的抗争融为一体，这首战歌成为唤醒民族觉醒的最强音。遗憾的是，1935年7月，聂耳在日本海滨意外溺水身亡，年仅23岁。这位从滇池畔走出的音乐家，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跨越时空的民族壮歌。
云岭永铭记：跨越世纪的精神回响
从滇池之滨到黄浦江畔，聂耳的生命轨迹虽短，却深深镌刻着云南的烙印。如今，昆明聂耳故居的琴声仿佛仍在回荡，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上，他的雕像矗立在蓝天白云下，与红土高原遥遥相望。文山的彝族同胞会用月琴弹奏《义勇军进行曲》的片段，将这位音乐先驱的故事，融入代代相传的山歌里。
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代国歌；1982年，它被正式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写入宪法。这曲从红土血脉里生长出来的旋律，早已超越音乐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聂耳虽逝，但其魂不灭——他用音乐告诉世人，真正的艺术永远植根于人民，真正的旋律永远与时代同频。而云南这片孕育了他的土地，也永远铭记着这位从高原走向世界的“国之歌者”。
主要参考文献：
[1]云南省档案馆。聂耳手稿文献汇编[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黄富论。聂耳音乐创作的民间基因溯源[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8(02):45-51.
[3]文山州民族文化传承中心。文山彝族音乐传承调研报告[R].2020.
[4]聂耳研究会。聂耳年谱长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5]夏白。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管鹏，彝族，1978年12月生于滇南大地。群文馆员，现供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自幼浸润于民族文化的沃土，长期扎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文学、音乐为笔，以民族文化研究为翼，从五彩斑斓的民族风情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体裁多元，涵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民族文化研究等诸多门类。作品屡见《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今日民族》《民族音乐》等权威报刊杂志，累计发表逾600篇（首、则），数度斩获表彰与作品奖项。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领域，致力于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昆明老街聂耳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