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闲暇，在随手翻阅《姚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得知，截至2021年底为止，姚安全县己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3项、省级3项、州级8项、县级15项；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名、省级11名、州级23名、县级196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政策也早已落实，国家级每年有20000元、省级8000元、州级5000元。县级也有400元的资金补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州级和县级的补助还有可能逐步增加。我深感党和国家的政策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这让我十分欣慰。作国家和省州级传承人，在姚安农村按现在的生活水平，有这笔钱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生活得相对好一些了。
（初正龙同志发表的戏剧作品《双进门》）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位文友，姚安农民戏剧作家初正龙同志。当然，初正龙是没有被收录入《姚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书中的，因为该书所收录的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政策实施以后所评定出来的各级各类传承人。而初正龙同志已在这项政策实施之前的2005年2月20日就离开人世了。我在想，假若是提早几年就有这项补助政策，凭初正龙同志的业绩和造诣，不说国家级，申报评定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是这样，或许初正龙也就不会那么早离开人世，也有可能还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戏剧作品来。
（姚安农戏协会创办的刊物《姚安花灯》）
初正龙同志是姚安县原大龙口乡（现并栋川）包粮屯村委会田坝心村农民；也是一位优秀的民间艺人和农民戏剧作家。地处姚安坝子东南部的包粮屯村一带，长期以来都是姚安花灯的主要流行地区之一，被称为“花灯窝子”。唱花灯，演花灯一直是年头节下的主要娱乐活动，有着深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环境和土壤。这里不仅走出了云南著名花灯艺术家陶叶彩先生；而且，民间花灯艺人也比较多。比如罗永昌先生，靠种田和编制点竹篾器出售维持生计。但一生痴迷于花灯艺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姚安民间艺术界也小有名气。我接触认识他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双目接近失明，但依然坚持为村里的文艺演出队创作花灯剧本。初正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非常热爱花灯艺术，从小就与村民们一起唱花灯，跳花灯；也跟着前辈老艺人们学习花灯剧本创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是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禁锢文化的众多桎梏被打破，思想文化得到了充分解禁，长期身处文化艺术荒漠里的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文化、十分渴求艺术；另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群众过上了吃穿不愁好日子。许多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不断地涌现，需要用文艺的形式来对新时代进行讴歌；随之而来的一些假丑恶现象也需要用文艺的形式来进行鞭笞。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初正龙久违了的戏剧艺术梦想又被重新点燃起来。1983年初，他邀约了附近的罗永昌等4位同样热爱花灯艺术，有一定花灯剧本创作基础的艺人作者，以自愿结合的方式成立了民间群众性文艺组织“姚安县农民戏剧创作组”，简称“农戏组”。他们拿起久搁一旁的笔和纸，以农民写，写农民，写身边人身边事的方式开始了戏剧创作。作品除了提供给各个农村业余文艺表演队演出使用以外，还主要发表于当时县文化馆主办的刻写油印资料性内部刊物《姚安文化》上。一些剧本还在州级以上刊物发表或参加州县的调演会演。如他本人创作的花灯小戏《双进门》《一块腊肉》刊载于《云南群众文艺》；骆朝富的快板书《选代表》《九勇士战妖魔》刊载于《云南农民报》和《云南群众文艺》；毛克文的花灯小戏《好媳妇》刊载于楚雄州戏曲工室编辑出版发行的《戏剧集》；昝方才的花灯小戏《奖品风波》被移植成彝剧参加州上调演等。同时，采取组员每期拼凑2元钱的办法，创办了手工刻蜡纸油印刊物《学习园地》，刊载组员作品，为组员提供一个练笔和交流学习的平台。由于有了一定的创作成绩，1983年11月筹备成立姚安县文联时，文联下属拟设5个活动小组。戏曲方面计划设立戏曲一组和戏曲二组，其中戏曲一组就是专门为农戏组而设立的，也称农戏组。1984年11月17日，姚安县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县文联正式成立。农戏组也被正式纳入了县文联的下设活动小组进行联系管理。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初正龙同志被选举为农戏组组长。组员也由初建时的4人发展至10人。具体是：初正龙、昝方才、任宝福、骆朝富、周佐国、罗永昌、刘光达、何自雄、陶之亮、杜惠仙。这一时期，他还被选举担任了姚安县政协委员。
（姚安农戏协会创作出版的优秀剧目集）
农戏组成立以后，在初正龙的带领下，组员们不计报酬，采取组员轮流坐庄，集中到组员家中聚会开展活动的方式，一直坚持以文会友。农闲时一月一次，农忙时两月一次，从不间断。聚会活动时，食宿招待由庄家负责。还规定，连续3次活动缺席、一年内写不出作品的，即视为自动退出农戏组。为了办好组内刊物《学习园地》，他自己刻写蜡纸，自己动手印制装订。为了节约组员们拼凑的有限经费，他不惜到一些单位讨要或购买废弃的非涉密性会议材料，用空白面来油印刊物。到1987年年底，刻写油印《学习园地》刊物18期，刊出戏剧、歌曲、快板书、演唱材料等各类作品90件，其中花灯大戏4个，花灯小戏26个，花灯歌舞9个，小彝剧3个。这些作品中，搬上舞台的有38件，州县受奖15件，州级以上刊载或播出8件。
我认识初正龙要晚一些，这些情况是我调到县文联工作后，从文联的档案材料及李祯祥、张绍文等前辈介绍中得知的。1989年7月，我从龙岗中学调到县文联工作。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文联全委会上，来了一位满头全是白发、身材廋小、衣着普通的农民模样老头。我心想，这位群众可能是走错路了，怎么跑到会场里来。就低声询问坐在身边的文友马华礼同志：“那个老倌是整哪样的，咋会跑到会场里来？”马华礼告诉我说：“他是老初，叫初正龙，是农戏组的组长，还是县政协委员，写花灯剧本的。”后来因工作原因，每次农戏组活动都邀请文联的同志参加，县上召开人代会和政协会、举办农村文艺汇演等也抽调我们参加服务。这样与初正龙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人也熟悉起来。因为他年纪大些，姚安文艺界都亲切地称他“老初”。那段时间，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农戏组的工作完全可以用“热火朝天”这个词来形容。人员不断发展壮大，栋川的蒋国定、大苴的郭永学、下新屯的何春海、大龙口的覃家祥、班刘的刘明春、蜻蛉的卓青琼、清河的孙玉梅，还有一位名字记不起来了，姓普，是前场木暑村的农民，都加入了农戏组中来。组员也发展到了三十多人。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每次组织活动，不论路途多远，都能按时参加。我记忆最深的是大苴的郭永学同志，离县城就几十公里，每次无论在那家活动，他都要提前一天走着下来，从不缺席。那时的姚安文艺界非常团结，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芥蒂，不分彼此。每次农戏组活动，除组员以外，也不时邀请专业的李祯祥、任侃、曹兴瑞、杨家俊、朱国昌等姚安戏剧界的前辈参加，大家共同商讨选题、作品构思、创作思路；帮助作者想办法、出点子、修改剧本。组员们白天种田耕地或开商店跑生意，维持生计。晚上则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创作剧本。当时的各种报刊和材料中经常用“荷锄提笔、艺苑奇葩”这个标题来形容农戏组，我觉得说得非常贴切。因为写戏，因戏为媒，组员孙玉梅还认识了老初的小儿子，谈起了恋爱，最后结婚，成了老初儿媳妇。出现了一段公媳同在农戏组，公媳一同写剧本的佳话。孙玉梅还被评选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并参加县里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巡回演讲团在全县进行了巡回演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创作也十分活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他本人创作并在省级刊物和州级的《马樱花》上发表了《军婚》《一块腊肉》等剧目；昝方才、任宝福等组员也创作并在省、州级刊物上发表了花灯剧《送鱼》，电视短剧《一个存款证》等作品。同时，他还集全组智慧，帮助作者出点子、提修改意见。推出了《送鱼》《双送礼》《走火》《金香炉》《叮嘴辣》等一批有一定影响的优秀剧目作品。《送鱼》和《双送礼》集中歌颂了廉洁奉公的党员干部；《走火》批评了少数干部在工作中办事粗心大意的情况；《金香炉》鞭笞了一些人不赡养老人的行为。特别是任宝福同志创作，农戏组全体同仁共同帮助反复修改加工推出的《叮嘴辣》针砭时弊，抨击了当时在烤烟收购中的不正之风；排演推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常演不衰。还被收入了《楚雄州优秀剧目选》一书中。在1989年全县农村文艺汇演演出的72个剧目中，有80%出自老初的农戏组成员之手，为此还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截至1991年止，农戏组成员创作的25个剧目在省州会（调）演中先后获奖，《双进门》《县爷观灯》等7个剧目在省级刊物《彩云·大众文艺》《云南戏剧》上发表，《县长解难》《奖品风波》等10多个剧目在州级刊物上发表。
（姚安农戏协会创作出版的优秀剧目集）
1990年11月，经县文联同意，报县委宣传部批准并报州委宣传部登记备案审核批复后，农戏组所办刻写油印刊物《学习园地》从1990年第2期（总第25期）开始，更改刊名为《农民戏剧》，仍然靠组长初正龙负责刻写油印报送分发。后经不懈争取和努力，从1991年第2期（总第27期）开始，脱离手工刻写油印，改由县内打字复印店铅字打印发行。1993年，农戏组成立15周年，为此，《农民戏剧》专门推出了1993年第2期（总第32期）纪念专辑。因要刊载照片的需要，第一次出资请楚雄日报社印刷厂印制发行。这一期纪念专辑对农戏组成立15年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盘点。具体是：在省级刊物（以《云南群众文艺》为主）或电台发表的戏剧曲艺类作品数是11件，在州级刊物（以《马缨花》为主）发表的戏剧曲艺类作品数是25件，在县内自办刊物《姚安文化》《学习园地》《农民戏剧》发表87件。提供县内各农村文艺演出队宣传演出使用300多件。
1994年初，初正龙同志年龄63岁，担任农戏组组长已达12年。因家庭负担、身体疾病等原因，他申请辞去了农戏组组长一职，但仍作为组员留在组内。经全体组员商议，并报县文联和县委宣传部同意，由任宝福和骆朝富两位同志主持农戏组工作。不论是接任主持工作的任宝福、骆朝富，还是后来继任组长（会长）的蒋国定、昝方才；也不论组织名称从农戏组演变成为农民戏剧家协会；刊物从《学习园地》改名为《农民戏剧》。老初都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后来者工作，并继续积极参加活动、坚持创作。
1990年初我调县委宣传部工作后，因工作职能的原因，与初正龙同志的接触减少了一些。但都同属于宣传文化系统，加之当时的农戏组是省、州群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省、州都很有名气。因此，我也一直关注着农戏组的情况，不时与老初有一些工作上联系。那时的县委宣传部是要求人人会写文章材料、特别是要会写新闻作品的，并且每月都有完成在上级报纸刊物和广播电台刊播新闻的任务数。为了完成我自己的新闻任务，大约1992年，我还写过一篇题为《盛开在田野上的群文之花》的通讯，全面介绍了农戏组的发展历程。文章发表在《云南政协报》和《楚雄报》上，并在省、州和县电台上播出。
2005年大约3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街上闲逛时偶遇一位文友。他问说老初去世了，知道了没有？我感到十分惊讶，没听说他有什么大病，怎么就不在了呢？文友说，喝农药自杀，2月20日那天去世的，已安葬了。我更加愕然，一个一生无怨无悔痴迷于花灯艺术，视戏剧创作如生命的民间艺术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又怎么会采用喝农药这种方式自杀呢？过后我才慢慢了解，老初晚境很凄凉。作为农民，靠盘田种地维持生活，收入本来就十分微薄。加之年纪渐大、身体又单薄瘦弱,生产劳作确实也干不动了。虽然一生痴迷于花灯艺术，长期坚持创作，但剧本大多是无偿提供给各农村文艺队演出使用。也有一些作品在省、州级刊物发表的，但那丁点稿费对维持家庭生计来说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有三个子女，女儿嫁在本村，大儿子成家后单独立户。都身处农村、家境也不是很好。农村的情况大多是女儿出嫁和儿子成家单独立户以后，也就是各自讨各自的生活了。小儿子在凯里当兵，还好，后来提了干。与农戏组成员孙玉梅结婚后，孙玉梅成了“军嫂”随军去了。家里就只剩下老两口住在老房子里。2000年姚安发生地震后房子变成了危房，就只能在院子里搭建了个地震棚居住。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房子一直没能加固维修，直到去世都一直住在地震棚里。几年前老伴先走后就只剩下老初一人。出事那天，一位农戏组的文友想去看望一下他，并商量一下稿子和刊物的事。门从里面拴着，喊了多声无人应答。到他女儿家询问，说早上还见着，怕是睡着了。叫人从院墙翻爬进去，只见老初手里还拿着遗书，口中流着白沫，人已经快不行了。连忙送县医院，抢救了两天还是没能救治过来！
老初就这样走了，把生命的终点定格在了74岁这个年轮上。他以喝农药自杀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向他创建的农戏组（协会）告别，向他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花灯艺术告别！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万念俱灰，他不会选择自杀；如果不是生活的重压让他确实无奈，实在没有其它办法，他不会选择轻生，放弃他热爱一生的花灯艺术和戏剧创作。值得欣慰的是，今天，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了。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文化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不仅全面落实了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政策，而且补助的标准也在不断逐步提高，让艺人们能够在付出之后有了一定的回报！我想，如果老初同志真的在天有灵的话，看到今天的民间艺人们不需要在为生活所忧，能够专心致志地从艺和传承；看到自己亲手所创建的农戏组（农戏协会）今天发展得红红火火，佳作频出，奖项不断，相信他也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备注：本文原载《楚州今古》2023年第4期和《荷城文艺》2024年第1期，图片为此次新增。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