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说姚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这当然是事实。也有很多人自视“专家”，非常喜欢在外来客人面前津津乐道地介绍姚安的历史文化，这对宣传姚安，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肯定是好事。然而一些人所讲的又大多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的信口雌黄，真正的专家不是很多。要说姚安真正的地方史和文物专家，郭开元同志肯定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姚安德丰寺）
我认识郭开元应该是很早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学校里教书，因老挨领导整，工作不是很顺心，就想着树挪死、人挪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加之也不时写点小新闻之类的稿件在县电台的广播里吼吼叫叫，便自命不凡、飘飘然地认为自己也是个文化人了，一门心思想调到文化系统去。下课放学后有时间就忙着往县文化局跑，联系工作。时间久了，里面的人也就认识了。但是属于我认识他们、他们大多数并不认识我的那种。那时的文化局住宿区在德丰寺旁的一片小平房里，顺着德丰寺西厢房的墙脚根住南走过去，进一道小铁门便是。郭开元家住在进门右手边的三间平房中。他上班也在德丰寺里的博物馆内，是博物馆馆长。这样，遇着的时候就很多，几乎我每次我去都能见着。但只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那时我经常听文化上一些熟悉的朋友说，文化系统内部的馆团长都很傲很狂。局里开会领导讲话，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回怼过去，经常弄得领导下不来台。尤其是博物馆、文化馆等几个单位。这样，作为当时还是毛头小伙的我就更不敢主动接近和他打招呼了。当时我老想不通，作为下级的馆团长，怎么敢公然顶撞局领导？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那时姚安文化系统的中层领导各馆团站长都确实有文化，是在各自领域里业务最拔尖的人才，套用时下一句话说是那个领域里的“大佬”。作为行政领导不可能样样都懂、面面俱到。开会安排部署工作时，下级结合自己分管馆团工作和业务特点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看法也属正常。
（位于姚安德丰寺内的姚安县博物馆）
虽然后来我调到宣传文化系统工作了，但与郭开元依然没有过多的正面接触，甚至我们俩人之间还产生过一次嫌隙和误会。那是1993年，福建省泉州市李贽研究会组织召开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姚安作为李贽曾经任过职的地方，被邀请撰写论文参加研讨、派员参会。那时能写出大一点东西的人不多，相关领导想来想去就布置给郭开元同志撰写论文并代表姚安赴会。不知是出于对文化的重视，抑或是出于与李贽同属回族、又同在姚安担任相似职务的情感使然。县长马龙玺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大笔一挥批了5000元经费给郭开元作为参会差旅费。要知道在那个全县财政总收入仅一千多万元、人员工资也只有一两百元的时代，能挤出5000元的非预算资金已经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了。郭开元撰写的文章题目叫《姚安李贽桥》。文章完稿后，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把稿子送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是请宣传部“审核”和把下关。当时我在宣传部从事办公室工作，一天下午快下班了，部里的几个领导忙完工作后聚到办公室来闲聊等待下班。说到郭开元的那篇稿子，大家七嘴八舌，说参加会议肯定是好事，全力支持。至于稿子大家认为是一篇介绍性的说明文，叫论文似乎不妥，建议修改加工一下。也没有形成什么结论性的东西。不知怎么的，这些话被郭开元知道了。据说他很生气，跟文化上的一些同志说：“宣传部那群人，自己什么都整不出来，别人写了么又说三说四的。”他的话被人传到了宣传部领导的耳朵里。这样，部领导的脸面就有点挂不住了。于是便安排我写篇有关李贽的稿件，意图是想让文化系统的人看看，宣传部的人到底能不能写文章。我那时也是年少轻狂、不谙世事。正巴望着领导快点了解认识提拔呢。于是便勉为其难，硬着头皮挑灯夜战，到处找资料，东拼西凑地弄了篇《李贽的民族观浅识》出来。文章虽然后来也发表于《楚州今古》1996年2期和《楚雄社科论坛》1996年4期了。但直到多年后人过中年我才回过神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肤浅和无知。在那样的情况下写那篇稿件，不就是整成我和郭开元同志之间对着干了么。况且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有不少的错漏，现在翻出来读着自己都觉得汗颜。大家都不知道主办方对稿件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就对郭开元的文章评头论足，确实不妥。李贽桥是李贽在姚安任知府期间留下的重要实物遗迹，写成介绍性的说明文参加会议交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再说，领导提不提拔你跟会不会写文章，发表了几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半毛钱的联系。如果安排时我只要说声不会整，写不出来，领导也拿我没什么办法，这样也就没有这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地活明白、想明白，即便是领导说的话、安排的事，自己也一定要过下脑子。
（李贽任姚安知府时修建的李贽桥，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真正认识和了解郭开元同志是我多年后调到县文体局工作才开始的。我调文体局时，郭开元已经退休。但年头节下的看望慰问必须接触，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会之类也不时会邀请他和其他的离退休老同志参加。退休了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了工作期间那种你防我、我防你的俗态，大家之间的交流也就放得开多了。但对郭开元的深入了解，我更多的还是在翻阅文化局和博物馆的那些档案材料过程中得到的。
（郭开元同志参与收集记录的彝族著名史诗梅葛）
郭开元同志祖籍大姚，从解放初期在姚安县人民文化馆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在文化系统工作至退休。其中除两次抽调参加县里涉及文化方面的中心工作外，其余时间都在从事文物和姚安地方史研究。第一次是1957年4月，时任云南省文联主席兼教育厅长的徐嘉瑞先生牵头，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和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组成“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深入马游搜集、整理和翻译梅葛，形成了《梅葛》一书初稿；1958年9月，再次深入马游，对初稿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1959年1月《梅葛》一书终于定稿，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发行。此书主要是依据马游民间老艺人、歌手郭天元的演唱素材而整理成书的。郭开元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记录、收集和整理工作。出版时书的署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演唱者及参与收集、记录和整理者则在后记中作说明。遗憾的是将参与收集、记录和整理者“郭开元”写成“郭天元”去了。书出版后，徐嘉瑞先生和云南人民出版社来信向郭开元同志致歉，并寄给他了20元稿费。表示再版时更正过来。可能是由于时间间隔太长和人员变动等诸多原因，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梅葛》一书再版时也未能更正过来。关于这一事实，已有多人撰文在《楚雄方志通讯》《楚州今古》和《马樱花》等刊物上说明过。梅葛是流传于渔泡江流域广大彝族地区的一部创世史诗。首次在姚安马游坪被发现，并以此地的演唱作为素材蓝本，整理出版了《梅葛》一书，这对确定姚安县作为梅葛发源地的地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郭开元同志在这其中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虽然后来郭开元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民族文化方面了，但他依然一直在关注着梅葛的发掘整理与保护传承。在《楚雄方志通讯》1986年第4期上，还发表过《梅葛之乡话梅葛》一文。第二次是按照省、州的安排部署，1974年4月，姚安县成立了“红军长征过姚安实物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抽调了李中和、王忠祥、杨光宗、蒋国治、彭江、郭开云、孙杓作为工作人员开展此项工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全面调查清楚了红军长征过姚安的整个经过和所开展的活动情况，积累了大量资料，收集到了不少的红军革命文物。1984年5月1日，以中共姚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将资料汇编成了蜡纸刻写油印的《红军长征过姚安》（资料汇编）一书。书末署名为征集采访：郭开云、李中和、王忠祥、蒋国治、杨光宗、孙杓、向云龙；撰写执笔：郭开云；整理定稿：张绍尧、曹光荣；誊写校对：刘彩安。其中的一些内容又被收进了他后期编撰的打印本《姚安县文物志》一书中。遗憾的是可能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两书均没能公开发表和出版发行。前些年，我在一家国家级党史刊物和它的网站上看到一篇题为《红军长征过姚安》的文章，因为发表的刊物级别比较高，就怀着崇敬和仰慕的心情认真读了。
（郭开元执笔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姚安》一书署名页）
我越读越觉得熟悉，就找出珍藏的郭开云撰写执笔稿《红军长征过姚安》（资料汇编）一一对照，竟然从标题到内容都一模一样，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一点改变。材料来源说明或参考文献注明之类也没有，只是署名为县内的某一业余作者。我绝对没有说这位业余作者是剽窃、抄袭的意思。文稿能在国家级刊物和网站发表，对于宣传姚安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肯定是一件大好事。毕竟郭开云撰写执笔的《红军长征过姚安》并没有公开发表和出版发行过，油印印数又不可能太多，而且至今已经过去40多年，存世的大概是相当稀少了。写同一件事的文章从古至今比比皆是。红军长征过姚安的历史事件就是那样一个史实，不论谁去采访调查都不会发生改变。过去的人能写、现在的人可以写、将来的人肯定还要写。我所佩服的是郭开云他们那个年代，县委专门成立一个工作机构，有亲自参与过长征的当事人老红军彭江等多名同志参加，前后断断续续历时近10年走访、调查、收集材料，最后才形成的成果。现在的业余作者一人就完成了，并写出了与前人从标题到内容，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文稿。这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换成像我这类的庸才和凡夫俗子，肯定是没那个水平、一定是做不到的。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郭开元同志一生工作的“副业”。他的主要业务领域还是文物考古和姚安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虽然郭开元不是文物专业的科班出身，起步时的学历也并不高。但他走上姚安县人民文化馆（后改为姚安县文化馆）的文物工作岗位后，曾多次参与过当时省文化厅举办的文物干部培训班学习。并被省、州抽调参与过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昆明黑龙潭植物研究所后山古墓发掘和螺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1958年10月至12月当时省文化厅组织的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巍山天摩牙寺松明楼旧址发掘和大理苍山十九峰文物普查；1972年10月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1982年永仁磨盘山石棺墓清理等多次清理发掘工作。配合并直参与了省、州在我县境内的多次考察、发掘和清理。如：1955年11月24日至12月3日对修建洋派引水沟时在西普关村后山坡上发现西晋古墓的清理；1966年蜻蛉村方家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察；1979年对在县物资局基建中发现的石棺墓清理；1980年5月西教场出土石墓的墓室清理；1981年1月海子心村委会寨子山老独坟发现的六朝石墓清理、2月清河村连花池发现的汉墓清理和7月东山张虔陀城、唐古城、姚州城的勘察等；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和历史文化知识。
（现置于姚安县城德丰寺内的《德化铭碑》）
姚安虽然历史悠久、古代文化较为发达、遗留下来的文物和古迹比较多。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专门的文物管机构，文物都散落在民间。1952年，姚安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县委将土改中没收来的部分文物交由县人民文化馆保管，这就是姚安文物工作的开端。郭开元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文物保护事业的。在县博物馆成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独立的工作机构，工作上挂靠县文化馆；长期一人从事文物工作，没有帮手；没有固定经费，只能全凭热情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工作开展了起来。首先是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全县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调查和勘察。全面摸清了县域内的城池、寺宇、塔幢等古代建筑；古墓葬、历史名人墓、革命烈士墓；古文化遗迹、遗址；古代水利和交通设施等情况，并逐一形成文字等档案材料；对重点不可移动文物如德丰寺、龙华寺、李贽桥、周·小卜将军墓、文峰塔等，还多方争取支持划定了保护范围，为后期申报国家和省、州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了充分的准备。其次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文物收集和征集。将原存于官屯兴宝寺的《德化铭》碑、原存于光禄至德寺的高奣映铜睡像等一批批存放各地的可移动文物收集到县里。《德化铭》碑是一块价值极高的古代碑刻，正面及左侧刻有《兴宝寺德化铭》、右侧刻有《稽肃灵峰明帝记》，背面刻有《重修兴宝寺续置常位记》是后来元宣光六年（公元1375）补刻的。该碑文不仅记述了兴宝寺的修建经过和高氏的功德，是研究高氏家族史和大理国时期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实物；而且也是云南地区极为罕见的“一碑三文”古代石碑，经专家鉴定后被列为云南名碑，目前已成了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高奣映铜睡像后来也被确定为二级文物和州级重点文物。除对存放于各地祠堂、庙宇等过去公共建筑内的文物进行收集、分类和集中保管外，郭开元同志还长期开展民间文物征集。征集到了古生物化石、石器、石碑、古代砖瓦、铜器、玉器、木雕、陶瓷、书画、革命文物等数量可观的可移动文物。例如：1958年春，他到县农具厂贴标语时，在即将入炉化铜的废铜器堆中找到了青铜器矛、剑、戈、镜、镬、斧等器物，计重达13公斤。这些东西后来都被专家鉴定为三级以上文物；1984年10月，在光禄镇旧城村海西庄高氏后人高周兴家中，征集到了一卷《高氏族谱》（高氏族谱一宗枝图）。成为研究高氏家族历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在征集的过程中，对征集到的各类文物进行分类和造册登记，并根据征集情况不定期请省上文物专家进行鉴定，确定文物等级。这当中就有缅玉佛、高量成画像等国家一级文物。到1984年底，所收集和征集到的文物数量已有一定规模，达到成立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总量，一级、二级和三级文物数量等相关指标要求，县人民政府报请当时的省文化厅批准，成立了姚安县博物馆，是云南省成立最早的县级博物馆之一。郭开元同志担任馆长。应该可以说，姚安县博物馆的成立是郭开元同志长期坚持不懈地收集和征集文物水到渠成的结果。直至今天，我们常能在一些材料、讲话中看到和听到说姚安是文物大县，有多少多少的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之类的话。这些大多是郭开元同志从事文物工作和担任馆长期间收集和征集所积累起来的。之后好多年过去了，我似乎再也没有听到过在那里又组织了一次发掘清理，何时又征集到一件好文物之类的信息报道了。
郭开元同志不仅仅是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起来，将可移动文物征集起来，珍藏于博物馆中；而且他还结合文物实物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姚安的地方历史和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郭开元是最熟悉姚安地区历史、特别是高氏家族历史的地方史专家之一。光禄旧城村后的高陀山是汉弄栋县遗址，也是姚安最早设县时的县城遗址。在文物部门多次勘察和当地农民种地的过程中，都挖出过大量刻有梵文或“大宝六年甲戌”字样的砖瓦。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砖瓦出自何时。郭开元查阅了大量史料，认真考证后得出了“大宝六年甲戌”中的“大宝”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国一位皇帝的年号。大宝六年实为中原地区的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154年的结论；姚安高氏家族是在云南都有影响的世袭土司之家，不仅长期雄霸一方，而且还长期在南诏大理国朝中世袭要职；北宋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时任“宰相”的高氏族人高升泰在国王段正明逊位时，还欣然接受了段氏“禅让”，一度做了三年的“皇帝”，史称“富有圣德表正皇帝”。高氏从发迹开始至清代中叶“改土归流”后被削职，前后长达几百年。曾几何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姚安有一小部分人特别喜欢冒充专家。借此显示“学养深厚”，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有的连中学都混不毕业，赶上党组织从生产一线选用工农干部的好政策，时来运转，弄得个官坐坐，职务起来了就认为水平也高上去了，自我定位是“专家”，道听途说几句，便现蒸热卖，居高临下，会上会下，人前人后都在喋喋不休地讲姚安历史和姚安高氏家族历史；有的本身就是个小职员，却硬要千方百计地弄个所谓“金牌讲解员”名头，无中生有、无限演绎、胡编乱造；有的为了升职，想方设法向权贵讨要个“姚安文史专家”的封号、四处显摆，讲姚安历史和姚安高氏家族历史，抬升自我。但这些人所讲又多半都是未经考证，东拉西扯的胡诌。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当成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将姚安悠久的历史演绎得过乱七八糟。结果终因都拿不出一丁点的过硬成果而成了一个个的笑话。而郭开元同志则与这些人不同，始终保持着严谨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他将民国《姚安县志》等史籍中的记载，高氏后人所保存、在征集过程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高氏族谱》（高氏族谱一宗枝图）和征集到的有关高氏家族文物实物三者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全面厘清了姚安高氏自始祖高翔至五十四世孙高厚德的几百年间，各世系的名字官职和事迹。撰写出了《姚安高氏家族世系官职考》一文，刊发于权威的专业刊物《云南考古》上。此外，他还撰写过其它有关地方历史文化的论文和有关德丰寺、德化铭、李贽桥等的介绍性文章。他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发表于当时的《云南考古》《云南考古通讯》和《楚雄方志通讯》之类刊物上，因这类刊物专业性太强，发行量有限，读到的人不是很多。在退休的前几年，他完成了《姚安县文物志》的编撰工作。虽然笔者个人认为，这部志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没有标明编撰时间。编撰时间要在“大事记”里才能大体推算确定；二是可能由于当时馆长馆丁就他一个人，署名就署成了“姚安县博物馆”，审稿者也只在“大事记”中说明，而且说是20多个人参加了审稿会，但仅列了蒋连吉、钟开云、孟绍德和徐柱几人，其他没全部列出；特别是参与审稿的专家未列出来。三是“志书”里与文物无关的文章收录过多，一些民间故事也收进了志书里等。但瑕不掩瑜，对姚安文物资源、分布、馆藏文物、文物保护、文物工作开展等情况还是记录得比较清楚了。遗憾的是可能由于受当时经费等原因制约，该书没能公开出版发行，只以打印本的形式上报和收存。
（郭开元同志编撰的《姚安文物志》）
郭开元同志对姚安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文物和历史研究是有贡献的。他对姚安地方史和文物情况非常熟悉，无论向他咨询什么，都能有根有据地娓娓道来。有人称他为姚安地方历史和文物的活字典，我认为这话一点不过。从郭开元同志身上，我得到一个启示，一个人哪怕是学历起点低一些，但只要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热爱，终其一生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也一定是会做出成绩来的。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