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珽(1573—?)，字葛阆，号不退。因慕南齐豪放不羁的著名文人孔稚圭的为人，故号稚圭，又号天台居士。云南省姚安县栋川镇北街人。幼年即有志于学，当时正值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任姚安知府，收徒授业，陶珽即游学于李卓吾之门。至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参加乡试，中辛卯科举人，此后寓居祖籍浙江，寻师李贽于麻城，读书于龙湖，深受李贽思想为人的影响，造诣极深，被当时人誉为“龙湖高足弟子”。至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中庚戍科进士，步入仕途。历官七任，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二任福建司员外郎，三任山西司即中，四任大名府知府，五任陇右道副史，再转辽东兵备道，与经略袁崇焕筹边运响，诸大政皆动中机宜。未几，改任武昌兵备道，凡七任皆有政声。然其志不在官名，在乎学问之中，于是至崇祯初年，陶珽年迈辞官，也和当时许多云南人一样，归里从事开拓城池，议编郡乘，修缮学馆，周恤族党，收徒授业，讲学论文等活动，在偏辟的故乡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据载四方来学者日众。并筑“雪阁”替心研究宋、明理学和佛学、历史等。陶珽一生，除为官外，大部分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在文学创作、史学研究、佛文化传播、地方志编纂，书法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一些领域甚至是开创性的。他是明未滇中地区的一位集大成的学者，不仅对“三姚”地区后世影响极深，一些著作还流传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唯其如此，近代权威性辞书《辞源》和《辞海》都收入了关于他学术活动的条目，这在滇中地区是不多见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地位和影响了。但是，囿于资料等诸多原因，人们对陶珽的研究还是个空白，本文拟就个人的一管之见，作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鸿博者。
一、陶珽的思想观点及文学主张
陶珽的一生受启蒙思想家李贽、罗汝芳等人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其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和李贽是一脉相承的。他从总体上继承了李贽的叛逆思想，与“泰州学派”、“公安派”中江浙的激进人物袁中道、陶石篑、黄慎轩、董玄宰、钱谦益、陈眉公等大家交往甚密，切磋学术。思想和观点与他们比较接近，学术成就上后世往往把他与上述诸公并列齐名。他针对当时“程朱学派”所力主之“独尊儒术”论，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去录求真理，发现真理，再在实践活动中去充实真理， 不断完善真理； 不必事事乞求于“孔孟之道”。而且，社会纷繁复杂，世界气象万千，真理也永远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任何圣人先哲都不可能把真理完全写好了摆给人类。他十分赞同李贽提出的“至人之治”，“因性牖民” 等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认为历代理学家宣扬的“君子之治”把人人为地分为了“君子”与“小人”；“上等人”与“下等人”。造成了整个社会矛盾重重，互相争斗的局面。用礼、乐、刑、政去强硬地统治天下，是造成社会动乱和人民痛苦的根源。“至人之治”则可以“因其政而不易其俗，顺其性而不拂其能”。合乎民意和要求，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之下，人们才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和才能，不过分受封建礼教和政治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他反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认为只有“因性牖民”，按照人民大众的要求愿望去做，顺从民心，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因事利导地去引导人民开通民智，发展生产和社会各项事业，社会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对李贽的这些思想观点和为人推崇至备，比做是万古不朽的日
月江河。他在《李卓吾先生祠堂记》一文中说:“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当其时，尽其心，如是则已；其去姚也，无系恋，无要结，如是则已。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有时见，有时不见。而俗眼见其见者，不见其不见者，以为先生如是则已。……余既晚从先生游，比金吾决绝，先生所谓死于知已之手者，余盖亲尝焉。”当然，陶斑的思想既有反判的一面。但在处事上他又并不象李贽那样兀傲自放，棱角分明，自我保护意识较李贽强得多。这大概是作为弟子的他吸取了其师李贽瘐死狱中的经验教训的原因吧。钱谦益在《陶不退阆园集序》一文中说:“卓吾守姚安，清静恬淡，有汲长孺之风。不退居官似之。卓吾晚年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规言矩行，老而弥谨，此则不退之善学卓吾者也。”在文学创作上，陶珽提倡创新，反对步古人后尘，主张:“诗不必选古，文不必先秦。”认为文学创作要抒写真情实感，抒写灵性，崇尚自然。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这一主张。他的作品清新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梅子箐看梅》《古泉寺》等。《滇南诗略》《姚州志》和民国《姚安县志》都有他的作品收录。当时及后世给了很高的评价，清代本地学者甘雨先生在《姚州志卷七·人物志》中称赞说:“所为诗文，海内称绝。”曾有《阆园集》传世。钱谦益在论文及陶珽的诗文时也说:“不退之诗文，缘情而摅词，据事而立论，未尝标门墙，设坛宇，名为某氏之学也。为吏言吏，居乡言乡。如父老之谈农桑，如家人之问耕织，未偿骈枝俪叶，致词于语文字之间也。其言曰:'诗则香山，文则眉山'似矣。试就其诗文，求所谓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读《阆园集》者，曰:此陶不退之诗文也，其斯以为卓吾之徒已也。”
二、陶珽对历史文化的贡献
陶珽对历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史钞《续说郛》四十六卷。从该书的流传情况看，是他在省外为官时所著的著作。《说郛》原为元未明初文学家陶宗仪所著，其书以“节录明以前之小说史志，每书略存其大概。亦有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此书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散佚三十卷，到明代中叶的宏治年间(1488- 1505)，有人又补写为一百卷。但到明代后期，它又已残缺不全了。陶宗仪《说郛》中所辑录的书藉仅到元代为止。陶珽鉴于它有利于征引文献，便吸取了陶宗仪原著的体例，选录明代的五百二十七部书籍，编为续集，编纂并刊印了《续说郛》一书，共计四十六卷，作为《说郛》一书的续集。从而把该书增订为一百二十卷。流传至今。《续说郛》后又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在所收录的这些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至今已失传，而另外一些仅有存目，陶珽的《续说郛》就成了了解原著幸存的唯一窗口，它的价值确在于“古籍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篇，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它的可贵价值在于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明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历史状况有较高的史科及学术价值。由于各方面的局限，《续说郛》一书尽管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失于考证，时代不明”等“小疵”。但瑕不掩玉，在保存文献的工作上同样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后人对此书评价很高，谓之为“三百年来，其书奇不可废，明人短书小说，仅籍是以传，则纂刻之功未可没矣”。正因为这样，这也是中国当代最权威的《辞源》和《辞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等几部辞书都对陶珽其人和《续说郛》一书都做了条目收录的原因所在。
其二是陶珽打破了藏经历来由官府雕刻，皇家垄断的传统，与紫柏和尚一道。刊刻印刷了径山寂照庵的方册本《径山藏》佛经，“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次革命。”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紫柏和尚因“妖书案”受株连，死于狱中，《径山藏》的续刻工作就全部由陶珽及其弟陶珙、紫柏和尚的徒弟法本和尚主持。他们打破了历代王朝对“径”、“律”、“论”的一整套严格限制，在“续刻”的掩护下，用巧妙的方法，对藏经内容作了增补，辑入了一些有关云南历史、地理、人物、掌故等方面的资料，如《古庭语录》《竹宝集》《曹溪一滴》等均为当时犯禁的诗文。这些史料均系《滇南文略》《滇系》所没有收录的，它对于研究古代云南的历史社会，特别是滇中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历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径山藏》刊刻成书后，陶氏又历尽艰辛，把他带回云南，该佛经共计有“正藏”1271册，“续藏”624册，总计达1913册。此佛经的刊刻成书和运回云南传播，对当时滇中地区，甚至整个云南佛教文化的迅速发展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该佛经成了海内孤本，云南省图书馆已将它视作珍品保存。新编《姚安县志》称赞该书时说:“此大经为海内孤本，不可多得”。该经书的得以保存，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整个佛教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发展传播状况等都是具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其三是陶珽对地方史志的贡献也比较突出。明万历年间，他与姚安军民府知府李成材一同创修了《姚安府志》，这是姚安出现第一部地方志，它开创了姚安编修地方志的先河。因为古代姚安府所辖域较宽，基本包括了整个滇中地区，所以可以说《姚安府志》是滇中地区成书较早的地方志，陶珽也当之无愧的是滇中地区编修地方志的拓荒者。其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正因为走出了这难得的第一步，才有了姚安从明末到民国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了陶珙、唐泰、高奣映、甘雨，由云龙等数位编修地方史志的大家，出现了一批风格各异的地方志书。使姚安成为了不仅在滇中地区，甚至全省全国都属编修地方志比较多，文献资料保存完好的地区之一。另外，陶珽还写过《续伯敬史怀》一书和一部通俗浅的文史入门书。其四是陶珽的书法艺术也有很高的造诣。作品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广。民国《姚安县志》说:“善书法、宗大米，与邢子愿齐名，归里后，东南万里之乞书者络至，片纸只字遗落人间皆宝若尺壁”。据载，徐霞客游历云南路过姚安时，亦慕名前往求书。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了，其作品不仅被一些博物馆视作珍品所收藏，当代出版的《云南历代书法选》，《楚雄历代名人书法选》 等书都有了他的作品收入。
三、陶延对滇中地区后世文化思想的影响
陶珽作为明代滇中地区一位在思想、史志、佛教文化的传播、文学创作及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大学者，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首先是他的学术著作及其思想活动对滇中地区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后人的一致推崇。他所编箸的《续说郛》《径山藏》等箸作的价值意义和影响甚至已远不只限于滇中地区及云南范围，它已经成了祖国历史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为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宝库作出了可贵贡献。在一些文献资料中，往往把陶珽与江浙的陶石篑、袁中道等名流大家相提并论。这充分说明了其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了。这评价是否恰当公允，当然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在云南滇中地区，首先是清初云南著名彝族土司、学者、与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和颜元齐名的一代大儒高奣映先生对其推崇备至的，给予了很高评价；而后人又往往把陶珽与高奣映并列，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和称赞。在随后的时间里，后人对他的评介和论述不断。近代学者由云龙先生在其所编著的民国《姚安县志》中评价说:“学问一道，初贵博览广窥，继宜传精深造。吾姚如陶，高二氏，博综儒释，探绎名理，堪称典范”。鉴于他对祖国文化保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祖国内地的先进文化思想及佛教文化在滇中地区的传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对滇中地区后世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民国《姚安县志》中又说:“陶希皋从盱江罗汝芳学，任王府教授，归里著书，课其子陶珽，陶珙遂蔚为邑中明代学术之冠。雷跃龙少詹云:'方今父子象贤，友昆济美，纮诵相闻，风声朴茂，为西迤文献帮’。然珽弱冠时，尝读书鸡山，故昆季之学于家学外，博通释典。万历初年，晋江李卓吾来守姚安，卓吾为阳明粤闽派之健者，其说较为浪漫，(向林冰《中国哲学史纲要》)尝有三教合一之说。珽，时从之受学，而又与公安袁氏中郎昆弟交，袁氏皆卓吾高足弟子，亦博宗内典，师友渊源如此。故晚年筑雪阁，日研理性于其中，时与方外周理儒释互证，虽生有夙慧，而学问求真、求实，不拘守一家之言。固应如是也。所为诗文近公安一派，而以白乐天、苏子瞻为宗。珽著书甚富。如 《续钟伯敬史怀》、《续说郛》。并辑《四大家文选》多存目。通考邑中明代学术陶氏昆仲殆已著称海内矣”；还指出说:“近代实用学术在于根据历史，而推之于当世之务。清代大儒如顾亭林之《郡国利弊书》、《肇域志》，造端宏大，实为此一派大师。 吾姚陶不退《续史怀》、《续说郛》两书，一以钟伯敬、陶宗仪为楷范，论著在顾氏之前；至高，由两氏游踪所至，均博采轶事，精核计录”由云龙先生将其与顾炎武这样中国一流的名流大家摆在一起论述，这个评价确实很高了，恰当与否，当然有于待进一步研究，但它至少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出陶珽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时，能被高奣映，由云龙这样滇中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所推崇认可，也足见陶珽的历史地位和对滇中地区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了。当代人缪开和在刊载于1995年12月12日《云南日报》的《徐霞客与陶珽和彻庸》一文中也评论说:“陶珽确是名人。……由于受启蒙思想者李卓吾、罗汝芳等人影响，又与江浙陶石篑、袁中郎、黄慎轩、堇玄宰、陈眉公、钱谦益诸多名流交往深，因此才高学博，思想、诗文和书法兼长，云南思想文化史或中国思想史里，总有涉及他的文字”。《云南历代书法选》一书也对其作了介绍和肯定说:“万历……姚安陶珽，不仅以著述宏富著称，其书法亦清新秀逸，为徐霞客所称道”。其二是陶珽对滇中地区佛教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发展也做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其功绩和历史地位也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他不仅终生潜心研究佛教文化，呕心沥血地将大经 《经山藏》刊刻成书后运回云南传播；而且，还多次从内地购置和运回了大量的其它经文书籍，为佛教文化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方册典籍，走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如：滇中名寺大姚妙峰山德云寺内原有的藏经书籍千余卷，大多是在陶珽的帮助下，开山祖师彻庸大师从内地运回来的，唐僧殿内的玄奘像也是陶珽任武昌备兵使时专引彻庸高僧赴金陵运华严经时带回的真像仿塑，形态端庄，栩栩如生，全国罕见。史料记载说：“彻庸呢，也应称作云南名僧……崇祯甲戌(1634年)因陶珽北上为官，并受金陵戈允相邀，于是偕徒洪如相随，拜得天童，密云大师，幸识文震孟、董玄宰、陈眉公诸人，又从金陵请得海内珍本嘉庆方册本全《藏》，归而安置道场，广选佛徒，捧唱传宗，姚安佛学自此卓立兴盛”。他还为德云寺的兴建写下了《德云寺常住碑记》一文传世。记述了寺宇的兴建和佛文化的传播等情况。另外，也为祥云的水目山寺，姚安龙华寺，牟定化佛山寺等滇中地区各寺院从内地引运回了不少的经书典籍。这些经书对推动云南滇中地区佛文化的兴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陶珽为佛教文化在滇中地区的迅速传播和兴起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还是佛文化传播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与滇中地区的这些名寺高僧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潜心研究和传播佛文化。如开建德云寺(今属大姚)的一代高僧彻庸本名周理，俗姓杜，初号彻融，就是因为与陶珽一起讲《中庸》时，于禅理有悟，遂易为彻庸的。另外，他还在姚安兴建了青莲寺。作为与名寺高僧讲经论佛，研究和传播佛文化的场所。竭尽全力地推动佛文化在滇中地区的传播。其三是陶珽在地方史志方面及书法艺术上对滇中地区后史的影响也很深远。他是姚安编修地方史志的第一人。也是滇中地区地方史编修工作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许多史志观点和编排体例及内容取舍要求等不同程度地被姚安后世地方史家所接受、吸收、充实，并不断地加以完善和发展，以至于到近代出现了由云龙这样“得史学四要，才高卓识”的地方史志大家。最终涌现出了民国《姚安县志》这样在全国同时期的志书都属“上乘工作”的地方史志专著。这应该说是从陶珽开始的数百年间，姚安几代地方史家努力发展的结果。另外是书法艺术上对后世影响也很深。当代撰写的一些云南书法史上总是不得不提及他，一些书法作品选集中也总有他的作品收入。过去他的书法作品甚至被民间神话到了火烧不化的地步。被许多民间文化人收藏临写学习。目前，一些博物馆也还有他的作品收藏。这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广了。
（姚安青莲寺遗址附近建起的灞陵公园，这也是陶珽晚年隐居的地方）
由上述知，陶珽作为明代滇中地区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通过其不懈的努力，为祖国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达到了与当时内地名流相当的水平，把当时滇中地区的文化思想水准大大提高了一步。更可贵是由于他长期在内地为官，广泛接触学习和接受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并竭尽全力从内地运回了大量书籍经典，晚年又归里开馆授徒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以及编修地方史志等工作，这对内地先进思想和文化在滇中地区的传播是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注：本文原载《楚州今古》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