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一词系彝语的汉语音译。在彝族古代社会，人神合一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体现着部落首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反映出等级宗法制度的基本建立，社会结构呈六个等级，第一为“兹“，是整个民族的君王，兹如同天神策耿纪一样，在俗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为“莫“，即臣，掌管军事，御外侮镇内政。第三为“毕”，即“毕摩”，参议、史、巫三职集于一体，通天人，司文主薄，行祭礼撰史。第四为“格”，工、匠，冶炼、手工业是其司职范围。第五为“各”，司交换，辖流通，驭商贾。第六为“德“，农牧民，以耕种牧畜为主。
张兴的名字与滇中彝区的彝族历史文献齐名，张兴的名字名列全国５位著名彝族毕摩之列，张兴的名字铭刻在每一个受其传道授业解惑的学子心中，张兴因其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名垂史册。而今，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新兴学科??彝学。
屈指算来，认识张兴毕摩已经17个年头了。1983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彝族语言文学专业学习，那时在校园中见到的张兴毕摩，腋下夹着彝文古籍，边走边口中念念有词，是在背诵古籍，还是在推敲翻译词句，抑或兼而有之，我不太明了。见了年轻学子，他和蔼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不再有过多言辞，又专心于他的彝族古籍世界去了。我当时只知道，张兴是云南彝族，有名的彝族毕摩，正在本系的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从事彝文古籍的编译工作，并在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讲授古彝文。到我们班开设彝族古籍课时，张兴毕摩因公已回云南了，我作为一个云南来的学生，很为未能聆听张兴毕摩的教诲而懊悔。春去冬来，寒来暑往，而今，我已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学子而立过半，虽然一直从事民族文化工作，却几无建树，倒是有幸多次与张兴毕摩接触，特别值得铭记的是在参与《彝汉字典》（楚雄版）的编撰工作中，更耳贴而授于张兴毕摩门下，受益匪浅。说句心里话，是张兴毕摩开启了我热爱、执著于彝族文化的心智。
张兴，生于1930年，云南禄劝县茂山乡那拥村第七代祖传巫师。六岁开始从父学习毕摩知识，二十岁出师，并开始巫师生涯，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宗教活动……
张兴出生成长的武（定）、禄（劝）地区，为古滇国辖境。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等与滇王“同姓相扶”的属国，以兵临滇，迫使滇王降汉。汉王朝从云南当时的情况出发，实行羁縻政策，以滇国故地“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楚雄地区大部仍受滇部族土长滇王的统治。三国两晋，武禄地区为彝族敛望即后来的罗婺所生息繁衍之地，唐宋及至大理国中后期，罗婺部在武定、元谋、禄劝一带发展成为“雄冠三十七部“的强大势力。元朝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楚雄州境的彝族土官以武定路的“罗婺万户侯“最为有名。明清改土归流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趁武定凤氏土司家庭内部发生权力纷争，以武力革除了凤氏的知府职，完成了对武定凤氏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曾激起凤氏土司两次武力抗争。武定凤氏是云南彝族中实力雄厚、影响深远的土官。有语云“狮山得名源传说，指空造化播美名；罗婺雄冠卅七部，势震明廷凤家城”指的即是与狮山遥遥相望的东北方三台山魏峨屹立的彝族土司凤家城，惜毁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凤继祖之抗争。沿羊肠小道而上，山道左侧有刻于南诏后期的“大圣摩诃迦逻大黑天神”，“大圣北方多闻天王”大型石刻，外城堡总周长略小于大理城堡。彝文镌字岩《罗婺盛史》摩崖，位于张兴家乡禄劝县城东北向13公里处的法宜则村旁，掌鸠河畔峭壁上，刻面长206厘米，高80厘米，行文从左至右直书计四段581字。该崖为云南境内迄今所发现的彝文碑刻中保存最完整、刻面最大的彝文石刻，论述从宋代起曾雄冠西南三十七部的罗婺部（武定彝族凤氏）祖上阿白阿俄（阿而）至益■益振（凤昭），有着紧密父子连名的共14代350多年间的兴盛史。据专家推断，该摩崖镌刻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迄今460多年。铭文除凤氏源流的历史记载外，还反映了彝族汲取福禄水举行大祭典祭献祖灵的传统宗教等内容。
张兴6岁从父学习毕摩知识，识彝文，诵彝（文）经，习历史，知礼仪，认大统，凡14年。研习彝文、汉译经籍30余种，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哲学、礼仪、医药、占卜、驱邪等方面，甚为驳杂，不下200余种(册)。其毕摩世家的丰厚彝族传统文化滋养，加之严厉的家教传统，不读彝文书不知祖先事，非下苦功夫学习不可。众所周知，祖先崇拜是彝族传统宗教的核心内容，祭祖大典是事关氏族宗支兴衰的头等大事，张兴焉敢不下苦功夫研读。因此，及至父亲撒手人寰，20岁的张兴便开始其毕摩生涯。 据学者研究，彝族毕摩教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部落军事联盟时代，毕摩专司祭礼、记史、占卜之职，居“兹、莫、毕”（君、臣、师）三位一体的第三阶；宗教神权与政权结合时代，当于公元前５世纪的夜郎、哀牢、滇国时期，毕摩已参与军事、政治活动；汉晋唐宋，释道在彝区盛行，毕摩教开始传入民间，中原文化逐步形成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文化，彝族知识分子毕摩中的愤世嫉俗者发起抢救彝族毕摩文化的活动，阿■是为其中的代表；元明清时期，毕摩文化完全从政治中析出，毕摩还须兼事农牧生产方能维持生计。毕摩队伍开始分化，如武（定）、禄（劝）凤氏土司辖区内，一部分毕摩创办私塾，带弟子传技艺，一部分从事个体毕摩活动，不传经，不带弟子，与巫合一，行祭祀、驱鬼之事。大部分毕摩只在本村社区内为别人续（家）谱，占卜、主持节日祭祀和婚丧法事。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文化史应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逐渐形成学界共识。因此，张兴虽满腹经纶，“用武之地”实在有限，还须小心谨慎，甚至偷偷摸摸地进行。也许张兴是清醒的大智大勇者。所谓大智若愚，我想用在张兴于那场红色风暴“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中，把家藏的数百册(卷)彝文经籍置于陶罐埋藏家中的行为再恰切不过了。在那个人人惟恐自己破不彻底难成人的时代，莫非张兴自己不愿意破旧立新吗？张兴自知，凭自己的家世，凭自己的行为，他不可能不成为席卷到他的村寨的那场红色风暴席卷的对象之一。他不讲汉语，他也“不懂”汉语，任凭造反派、小将们批斗，缄口不言。皮肉之苦可忍受，甚至生命亦可祭献祖先，就是不可辱没祖先，出卖祖先！彝文经书哪里去了，天和地知祖先知我知！就这样，张兴和他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了下来的彝文经籍熬出浩劫，迎来春天。1981年，具有远见卓的中共楚雄彝族自治州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机构――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1982年，楚雄州民委召开了楚雄州首次毕摩座谈会，为毕摩恢复名誉，确认毕摩为“彝族古文化知识分子”，尔后又于1986年、1988年两次召开了毕摩座谈会，通过三次会议，调动了毕摩传授和研究彝族文化的积极性。张兴出山了。此前，他已被禄劝卫生局聘去翻译彝文医药书籍。来州府参加首次毕摩座谈会，许多受到邀请的毕摩仍心有余悸，有的甚至向亲人交待了后事。他们认为，以前批斗，只是在社队公社，这次一下子要到州里，恐怕要蹲监坐牢了。张兴却想，县里叫我去也没咋个我，还很客气，北京的马学良、果基?宁哈也邀请我去编经书书目，再说那么大的风浪都挺过来了，现已年过半百，怕哪样？参加完座谈会， 毕摩们悬在喉咙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家属们看到新人平平安安回来，化惊为喜，纷纷奔走想告，掀起了向政府献书献艺的高潮。张兴封存10余年的彝族古籍终见天日，他一口气就精选了他认为对政府有用的60余部(册)经书献给国家。楚雄州民委根据全州毕摩队伍状况及其学识构成，报州委批准，将张兴，施学生两位毕摩吸收为国家干部，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专门从事彝文古籍的编译和指导工作。
张兴并非先如先觉，他的果敢行为在于县里对他的礼遇有加，并先于1981年应邀参加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由果基·宁哈主持、马学良教授个体指导的《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书目》课题组的编译工作，历时3个月。此间，张兴把祖辈代代相传、保存的彝族古典文献中的122本书名亦编译出来，收录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1981年油印本《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一书中。被吸收为国家干部的张兴不仅个人献书，而且还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救书”的重任，先后为国家征集了140余册（本）彝文古籍。1982年、1983年，张兴又两度被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聘为彝族历史文献专业教师，从事彝族历史文献的编译和教学工作。笔者即是在此间见过张兴老师的。张兴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彝族历史文献的编译和教学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他先后与马学良先生译注了楚雄地区最早的彝文本刻本《劝善经》，与朱琚元先生翻译出版了《赊·榷濮》，指导彝族青年学者杨凤江、李惠兰、钱丽云等译注《北方彝族尼诺史》、《人类起源经》《德勤氏族史》……据不完全统计，张兴配全其他研究人员共翻译整理了94部彝文古籍200多万字，其中4部（与人合作）已公开出版，10余部内部发表。
张兴老师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使他的学生一个个成才，承蒙张兴老师教诲的学生，大都已成为彝学教学科研方面的骨干，获高级职称的近10余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培养练就了他的弟子们的严谨学风，活读书，教活书，既在字句上求准求真本源，又触类旁通，他的教学常常把熟读原著、讲解古地名、古词语和典故源流结合起来，讲清每一部经典的使用场合，对象、诵腔、操作等程序与要求，使弟子听起来兴味盎然，大开眼界。鉴于张兴在保存、整理、翻译和传授彝文文献、彝族传统文化诸方面的贡献，1987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先后当选为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第二、四届委员。1994年９－10月间，《彝汉字典》（楚雄版）的编撰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是一本集楚雄地区彝文古籍中彝文单字于大成的重要工具书，中共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此书的编撰工作，根据审稿会议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主持此项工作的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显云决定集中时间、人力攻关。我也就是此时参与此项工作中，与张兴老师、原楚雄州民委主任起进富以及朱琚元、杨凤江诸君朝夕相处，耳贴面授于张兴老师门下，领受张兴老师的治学风范和谆谆教诲。《彝汉字典》（楚雄版）自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6月第1版）以来，颇受彝学界重视与欢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陈英教授认为，此字典中所用的字，可与滇川黔桂共同整理的超方言彝文逐步接轨，从而恢复各地彝文古籍“书同文”的面貌，继又达到全民族用字的“书同文”。总之，这部字典对彝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云南民族出版社多次告知楚雄州，其门市部的《彝汉字典》（楚雄版）一再脱销。在2000年9月4－7日于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期间，展销了《彝汉字典》（楚雄版），会议未结束即告售罄。
而今，70余岁高龄的张兴老师，已退休回云南老家休养。他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仍泽及后学，也必将惠及子孙后代。在此文的结束之际，请允许我真挚地道一声：张兴老师，愿您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