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彝族诗人、文学评论家 沙辉）
一
答应吉夫乌萨（本名胡保清）为他即将付梓的诗集写篇评论收入其中，不仅因为相互认识，更因出于我们应秉持同道中人相互扶持之态度：诗歌之于当下社会，早已处于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情形而孜孜以求于此，则是更为值得尊敬的行为——不为名利，纯粹就是自我精神的需求。从这一角度而言，诗歌其实是从众声喧哗回到了各自静默觅知音的状态，回到了诗歌自我的“本位”。而在此情形下的与诗歌不离不弃，就显得更为纯粹和值得让人肃然起敬。因此，每每遇到“写诗的”，我便觉得越发的“可贵”“难得”，越发感觉亲切，也因此一致秉持着“同道中人都相互不珍惜和同向同行，那么谁来珍惜和与我们同向同行呢”的态度。
二
众所周知，诗歌是中国人文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从“不学诗，无以言”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到现代诗，无不各领风骚数百年，并且诗歌作为“道统”“学统”，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在承担着启蒙、教化的作用，从上面提到的《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到《三字经》等等，无不如此。甚至很多时候，诗歌还起到了“精神黑马”一般狂飙突进的精神引领作用、社会引领作用，从屈子的楚辞，到建安文人的魏晋风骨，到上世纪的朦胧诗，都是如此。同样，士大夫精神也是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的重要社会精神传统和社会风气引领，是文人风骨和天地情怀、改革担当、文以载道的重要承载和体现，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体现出士大夫精神下知识分子的改革与担当；例如曹操曹植，不仅是卓越的诗人，更是身处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例如汉武帝刘彻以及韩愈、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等等，无不是从政的同时在文学上大有建树；现代知识分子卓越代表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还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杰出文学家、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怀天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铁肩道义，“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坚贞，“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决……这些知识分子，铁骨铮铮、气节高卓、百舸争流，为中国历史和人文精神的缔造、传承贡献光辉的一页，为连绵不绝的中国文脉添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文人辉煌的、“高光”的历史和高大的身影。这是中国文人历史里健朗、刚劲的一脉。而就像文风有刚健和豪迈，也有温润和婉约一样，中国文人历史里还有追求“超脱”的陶渊明式“隐逸”一脉也被极其追捧。
这也即是说，在中国文人的世界里，“入世”和“出世”思想历来是并行不悖地存在的。前者以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为代表，他们鼓励人们积极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达则兼济天下”，后者则以道家思想中的老庄为代表，鼓励人们超脱世俗，追求精神上的升华和自在状态。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仁人志士的最高理想，若如难以企及“治国、平天下”之伟业，则退而求其次去求“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也不失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条途径。从人文精神的层面而论，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言，不管何时何地，修身养性、“自省”与自我“修为”永远是一种“正道”，也是文人之为文人的基本素养，毕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首要基础便是“修身、齐家”。把这翻译成当下的一句大俗话，就叫“学会做事之前，先要学会做人”。
一直以为，“民国之后再无大师”乃一句实话。究其原因，我以为根本就在于越发“物化”“物欲化”的社会形态。在此情形下，人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是“速度”“效率”，是“面面俱到”“左右逢源”（被认为这才是睿智的、聪明的象征）。如此，“坚守”“固守”或许成为了愚钝和迂腐的另一种潜台词，“潜心”于某事、“十年磨一剑”成为稀缺品，“物欲”的影子——“浮躁”，成为随处可见而人人一叶障目的社会心理现象。在我看来，“再无大师”不在于也并不说明现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弱于前人，相反，因为人类文明程度的进步和获取知识的更加便利化，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见识应该是比前人更“广博”了，现代知识分子只是太过“精力分散”，定力和专注专一性弱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功夫弱了。另外，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风骨、情操和高风亮节度比之士大夫精神差之太远，甚至被批评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认为这固然与现代知识分子（文人）的精神和操守下滑脱不了干系，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知识分子（文人）已经普遍失去了葆有清高精神的土壤：士大夫时代，人们普遍推崇的是精神修为（精神财富）、人格魅力，甚至经商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物质财富不在社会占据重要位置），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经济指标”成为了一件及其重要的衡量指标，物质财富的创造力成为“成功人士”的重要标志，民众普遍看重的是物质化的东西而非精神性的东西，周围的环境、氛围、眼光，都在聚焦于“物质”，知识分子的风骨气节、文人的寡欲清高遭遇源自周遭的现实打击，甚至成为了社会上“另外”的东西，自此，士大夫精神失去了生长、生存的土壤。
“在历史的传承方面，现代知识分子源于传统的‘士’”，而在作为1990年代初最大规模学术论争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参与者之一陈思和如此说道：“人类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不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历史么？他们在人类社会充满暴力与残酷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别塑一个温馨无比的精神发展王国，与冷酷的世俗权力抗争，与卑琐的动物本能抗争，继绝存亡，薪尽火传，这，才叫知识分子，才叫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但，“与其说‘士’或‘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符号，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方式”，从“士”到“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流变之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异下，“士”的精神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不得不面临巨大挑战和现实诘难，许纪霖就在本次论争中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理论上后现代话语的崛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波的挑战是从知识体制的内部来瓦解知识分子原来的基础，把知识分子改造为服从于日趋细化的知识分子技术型专家；第二波挑战则从社会体制上使知识分子不再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而只是社会中众多分子中边缘的一员而已；而第三波挑战更是从话语的方式上完全颠覆了知识分子原来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上面所有引文均见《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作为方法的人文精神——对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反思》）
如在上面有所论及的，“士”除了有“学而优则仕”的健朗、刚劲的一脉，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式追求“隐逸”的一脉。笔者就一直没有“参透”如此一个问题：若如我们仅从生命的闲适、精神的闲适和内心的“幸福感”出发，而非让外部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价值”“意义”来左右，平心而论，我们到底应该选择粗茶淡饭、悠闲自在的山野生活，还是应该选择貌似光鲜而又“卷”得如此厉害的快节奏“现代化”都市生活。如果有个灵魂拷问一般的考官要求我从“理论上”二选一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没有“参透”这个问题，无法正面回答这样的灵魂拷问（在这里之所以强调是从“理论上”来选择回答，是因为事实上是我们已经做出了非常一直的现实选择）。这样的诘问，的确是非常“残酷”的，它简直就是一种责难。非常有意思的是，面对这样的灵魂拷问，我也曾抛给一些身边的所谓智者寻求帮助解答，他们也都三缄其口。
三
对于我参不透的这个问题，我所遇见的诗人吉夫乌萨，和摆在我面前的他的诗集《南山牧歌》电子版，则已经毫不含糊地给出了他自己的抉择和答案。在面对要么选择“现实生活”，要么选择“灵魂诉求”的进退两难中，吉夫乌萨似乎是没有我们这样的矛盾与两难而决绝地选择了后者。当我了解到他曾经当过兵、从过政——见过世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野匹夫，也曾驻过村，就业于条件还算优越的县城，按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也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跻身于”城市、过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他却转身在阿嘎拉玛山（属于彝海结盟所在的红色土地冕宁县）脚下置办了上百亩的家庭农场，喂猪喂鸡骑马放羊，时时与成群的羊和鸡鸭鹅相伴，“悠然见南山”，听花开的声音，看草长的模样，流滴进地里的汗，写自然山水之诗，我便想到这是不是中国文人隐逸精神在他身上的再现？我便由衷地感叹吉夫乌萨真乃我们地方当代陶渊明——姑且不论他们之间诗歌品质的差距问题——陶翁作为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原本就鲜有望其项背者。
有论者认为，世界只存在于“语言”中，即世界只存在于“被说出”中，未见、未被言说，便不存在“如此的一个世界”。其实或许我们应该说，世界存在于“语言”和“非语言”中，即世界存在于“被说出”和“未被说出”的二者之中：即使我们的说，也是选择性的说，而非我们精神世界、内心世界里所有的“说”。特别是在当今这样的物化、异化、由原始社会而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进而正在跨越智能化门槛的时代，人们的“肝胆相照”越见稀薄，越发趋于“人工智能”化和“外交辞令”般客气得体而无错误的“废话”式的语言交流。这或许将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明显化的情形。
而诗歌，往往是作为非常个人化的“心语”“私语”之一种，虽然未必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说”，未必就是我们精神世界、内心世界里所有的“说”，但诗歌依然是我们最为真实的语言，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人（诗人）的精神大概和特质，甚至是一定的精神脉络。比如在诗集《南山牧歌》，一首《放羊的吉夫阿普》我认为就是吉夫乌萨的夫子自道。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首短诗，我认为也可以由此感知到我们这位“陶渊明”的一些生活情境和场面——《山风掠过那道梁》：“山风掠过那道梁/柔和中带些劲头/山花，一朵朵一片片/小路，露出最美的微笑/一颗想要宁静的心/被一次次的荡漾/即使，躲得开山花的纠缠/却怎么也绕不出你的影子”；《第一场雪》：“我仰头盼望了很久/想和你轻轻的拥抱/也许，一片两片三片雪花/会落在我白色而柔软的心上/润一润没有人知晓的跳动//可是，乘我出远门的时侯/你却偷偷的厚厚的飞落在/我的山坡我的小屋上/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那一堆又一堆的心事”。
而我认为，吉夫乌萨和他的诗歌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和它们亮出了他和它们自身完全有别于我们的态度与身份——长年累月的“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诗歌花朵、心灵的花朵。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与他讨论我所认为中国的“士”和“知识分子”古今流变之一些情形的原因。而关于它们——吉夫乌萨的诗歌质量层面上的价值和成就，则是有关于“诗歌艺术”的另一个话题了，是关涉所谓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以及什么审美学啦哲学思考啦等等一系列形而上的东西的了，那也是需要交给时间去慢慢生发、成长和完成的一件事。
（2024年09月21日-22日凌晨）
（沙辉，彝族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评协会员，凉山州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评协副主席，西昌学院客座教授、昭通学院创作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