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诗人们普遍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在文明的熏陶下，他们既从浩瀚的汉文化典籍中吸取精神的滋养，又吮吸着民间文艺的营养成长，使其诗歌创作形成观看外部世界和反观民族自身的双重视角。在表达方式上，既受汉语诗歌凝练、精粹特质的影响，又有着本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借以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观感。这种经由历史启悟而来的创作，使得诗歌普遍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呈现出精神的召唤，并具有相对稳定的民族认同感。随着民族聚居地开放交流程度的不断推进，汉语已成为最主要的交流语言，除了极少数诗人还坚持着母语创作外，更多的诗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汉语写作，对汉语艺术的把握力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他们汉语诗歌呈现出的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交相杂糅的特点。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歌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内部世界的裂变，诗歌创作的根性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美学特质不断变异。坚守其固有的美学特质，对于保存其反映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彝族现代汉语诗歌为例，探讨少数民族诗歌具有共性的美学特质。
一、诗歌意象的自然特征
少数民族诗人们普遍出生于边缘地界，多居住在深林峡谷、大漠戈壁或草原绿海，他们与自然为伍，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求生存的基点，寻找生活的乐趣，自然成了诗歌表现的最宏大主题。在写作中，多选择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象作为舒展审美想象的客体，将涌动的思潮、奔流的情感寄托在与本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象上，形成了最核心的诗歌意象。如藏族诗歌中的雪山、庙宇和草原，彝族诗歌中的山鹰与火把，通过对这些诗歌意象的准确解读，可以深度触摸诗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一）渴望飞翔的禽鸟崇拜。在彝族人的心理深层，有着独特的禽鸟崇拜意识，如彝家汉子都渴望自己是一只矫健的雄鹰，能穿越群山的阻隔，在天空自由自在的翱翔。这与彝族人多在崇山峻岭生活的环境有关，自然灵物成了他们舒展审美想象的载体。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常通过其文学艺术的样式来表现，普驰达岭诗歌中多用“鸭子”“乌鸦”“候鸟”等意象，以它们的视角来静观历史的沧桑巨变：“这个早晨啊/我安静得像迷醉回家的孩子/我的语言如阳光的碎片/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个早晨啊/我是那只孤独的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只有如剑的山峰/在朝霞中静静地开放。”（《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乌鸦”是孤独的智者，是阅尽繁华的象征，当历史退隐，能与永恒的时间相对的，似乎只有这些沉默不变的禽鸟以及那“在朝霞中静静开放”的“如剑的山峰”。此外，如《候鸟飞过掌鸠河》《鸟飞出石头的视野》等，他把历史浓缩于掌鸠河两岸，甚至浓缩于一块被风化的石头：“与石头而立/在时间的枝头/我是一只衔着晚风的鸟/当我赤足再次越过清澈的河面/在身后 石头的记忆/开出的是被岁月风化的花朵。”漫长的岁月凝结成了瞬间的记忆，在石头的视野之外，诗人创造了更为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
（二）“火”的图腾意象。在彝族人的文化心理中，火是民族崇拜的主要图腾之一：“我是阿普手中传送的那碗转转酒/我是阿嫫在瓦板房下夜夜缠绵呻吟的歌谣/我是游牧于红土高原上的那一枚不落的太阳/其实啊/我是那一粒被遗忘在瓦板房墙角的木炭。”（普驰达岭《木炭.彝人》）彝人崇虎尚黑的民族心理，使得他们对木炭心存一份特殊的感念。木炭是木柴经过烈火燃烧，高温锻铸而成，是数九寒冬必备的御寒之物，外表看似乌黑，肮脏不堪，常被主人弃置于门后墙角，内质却积聚着足以温暖一个冬天的烈焰。诗人自小在云南禄劝的彝家山寨长大，是典型的山地之子，与自然万物有着亲密的接触，也产生了深厚的情感。青年时代负笈求学于京师，将满腔热血倾注于学术，凭借青春的才华和彝山之子的韧劲，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就斐然。无论是扎根乡野还是旅居京师，在诗人心中，不变的只有那份浓浓的乡情和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他以木炭自喻，谦卑的外表下实则沸腾着不灭的激情。“火”是彝族当代诗歌中常见的意象，火塘、锅庄、木炭等在彝族人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火让人类反抗袭击，获得健康，找到光明，抵制黑暗。吉狄马加的《彝人谈火》和倮伍拉且的《永不熄灭的红红的火》等都将火作为力量、激情与民族化心理的象征，反映出彝族人精神深层的火图腾崇拜和偏于阳刚的民族性格。
（三）“苦荞”的喻指。在《星星和月亮一样圆的苦荞饼》中，倮伍拉且这样描述“雨水天上来/雪水天上来/汗水身上来/滋润故土的土地/故乡的土地上庄稼年年生长/浸透雨水雪水和汗水的一棵粮食/让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无数次从梦中笑醒。”诗人把雨水、雪水跟泪水融合为一体，把具体的物象归结到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中，诗歌转换不显山露水，却有内在的逻辑。刘雨峰的《抚摸故乡的苦荞》选择苦荞为叙述的视点，因为“苦荞”牵系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生存的全部希望，在寒来暑往的季节轮回中，日子因为有它而简单、纯粹。那微微的枯涩一旦浸入童年的脉络，便一生紧紧地在体内扎根，成为人生咀嚼不尽的味道。
（四）“岩羊”的美学喻意。倮伍拉且在《过河羊》里这样描述故乡大凉山的岩羊：“过河羊/河的那边/有茂密的牧草/过河羊/过了河的羊/别走得太远/河的那边又有一条河/过了河又有茂密的牧草/过河羊/过了一条河的羊/就得过九百九十九条河/河的那/有茂密的牧草/过河羊/过了河的羊/已经走得太远”。诗歌用抽象式的组合方式，将河的两边划定，彼岸是诗人心中的圣洁的牧场，也是诗人自己所向往的精神归宿。作为游牧民族，彝族人始终把他们对生活场域的认知态度寄托于这样的放牧过程，这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天性的表达。而在大凉山至今还留存着半牧半耕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诗人借用这样一个意象其实也正是在表达着诗人内心深处，对自然生活的美好憧憬，对传统文化的自然觉醒。
二、诗歌精神的大地品质
少数民族诗人们先天艰难的生存环境和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顽强求生状态，决定了他们在心理意识的深层与土地之间有着牵扯不断的血脉关系，对土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心理。这份血缘性质的依恋，使得无论是固守家园的深情吟唱者，还是辗转他乡怅惋歌哭的游子，对土地的倾诉已成为诗歌创作的永恒母题。在梳理故土情思和追忆逝水年华中，家园意象被层层浓缩为一个具象化的小山村，又分级扩大到与本民族文化特性相关的区域，反映出民族诗人们深厚的根性品质。
（一）“大地”的坚实依托。作为扎根于四川大凉山腹地的彝族诗歌写作者，倮伍拉且的作品深刻烙上了他背后的民族与脚下土地的多重文化印痕，在大凉山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诗人赋予土地深厚的情感体悟与历史使命。在诗歌《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中，他这样表述眼里的土地，“我的故乡大凉山宽厚的善良的怀抱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生长着苦荞燕麦小麦/生长着玉米和土豆/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和茂密的森林/生长着茂密的牧草和一群群牛羊/牛羊的眼睛就是天上的星星。”诗人把土地的恩赐奉为宽厚的善良的。可以说诗人的写作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事件”，大多数时候诗人都是在独自沉默地劳作，像诗人朵渔所说的，“我更愿意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正如《大凉山的山》中描述的：“大凉山的山/大凉山辽远 天空下/千万匹昂首奔腾的骏马/白云似雪/天空碧蓝，大凉山的山/挽着滔滔江河/面向大海/大海在辽远的天空下/好似千万匹奔腾的骏马。”诗人将他的个体体验延伸到群体山中。将他的个体抒情融入彝族文化认知中，诗歌有了更为丰满的精神内涵。
（二）故乡与异乡之间的突奔。普驰达岭的诗歌沉潜着深厚的彝族文化内涵，弥漫着千里彝山绚丽的民族风俗和神秘的图腾幻象，从构思立意到遣词造句，都折射出彝族知识分子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民族文化心理。那种渴望走出大山的束缚，到外面寻找文明曙光的现代性焦虑，在作者变更了身份，以城市人的角色参与着社会的改造和文明进程的推进后，变得逐渐模糊，日渐背离了原来的特征。于是，吟咏山村，讴歌乡情，追忆童年往事的成分多了起来，淡淡的乡愁驱使作者一遍遍地在梦里回味年少时的天真与烂漫，回味阿嫫呼唤乳名时的幸福，回味儿时女伴脸上羞涩的红晕。当梦醒时分，空留怅惘，也愈加深了孤独和离愁的疼痛之感。诗人的写作似乎永远“在路上”，生活在异乡的世界，诗歌是他们梦里精神还乡的产物。在普驰达岭诗歌中，“家园”已不单是那具象化的小山村，不单是福克纳所言的那“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尽管“故土写作”在当代文坛依然享有极易被经典化的地位。他潜意识中的家园极为广泛，超出了一般概念上的衣袍之地，延伸到整个与彝族聚居及其文化有关的区域，凡是有彝族文化的地方，诗人便能找到心理的皈依。这是一种宽泛而深切的民族情怀，把对个体故乡的爱推广到了对整个民族家园的爱，如针尖上的蜂蜜，尖锐而甜蜜。
（三）灵魂回归故土。鲁弘阿立痴情地在他的民族性诗歌领地里耕耘，并结出了丰硕成果。面对渐渐模糊的历史背影和日益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诗人内心充满了恐慌。在《回去》中，他似乎在与失去争夺，在“亲爱的鲁弘阿立，让我与你一同回到故乡/用这共同的名字，将山上的花朵回忆/我呼唤着自己，龟裂的田畴祈求一场大雨/让我们走回家乡，把心房安在家的中央。”诗人脱离了喧闹，在安静地领受山上的花朵回忆中喊着自己的名字，呼唤着自己，回到家乡，而这样的呼喊，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是对自己沐浴斋戒般的洗礼。他这样告诉自己，“让我们走回家乡，把心房安在家的中央”。或许诗人在这样的回去中不断收缩他与生命与生活的割裂。在“亲爱的鲁洪阿立，让我与你一道回归幻想/远离无名的生死，将房顶的瓦片整理/左手握住右手，枪和子弹上了一次战役体会/让我们走回老家，仍然把生活想得容易”。诗人最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回到原本，回到那个“我会用我的名字，为苦难的老树挂上晨曦”的地方。而在《骨头》中诗人是这样将另一个自己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回归“我们没有/远赴重洋游走世界的奢求/只想在山鹰的翅膀上/看见灵魂高渺寂寥地闪光/我们没有面对冲动的世界摆起否定的手势/只想踟躇母语的山野/发现生存的理由/我们没有/向世人孔雀般地/拼命张扬尾巴的美丽/只想远古的血液沸腾/我们没有/在海岛上建筑别墅的心情/只想寻找一块燃烧的土地/指定用来埋葬自己/我们也没有都市中心的铜像的愿望/只想在与岩石的对话中/认识人的骨头。”在一系列的对比中，诗人找到了自己，在与远赴重洋的奢求中，选择了站在鹰的翅膀上看灵魂的闪光。似乎用他的睿智或是原始的价值取向获得了灵魂的回归，呈现出一个敢于面对内心言语的回归者形象。
（四）土地孕育的深沉。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如果丧失了民族意识，作品极易失去精神质地。海讯诗歌撷取的意象大都来自于千里彝山，他固守内心的纯粹，关注的却是天空与大地的密语，以山川、河流、群峰作为内心驰骋的疆域，在对人类的苦痛具有普遍体察基础之上抒发民族情绪，以一己之感接续天地人心。他的作品深刻烙上了他背后民族与脚下土地的多重文化印痕，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大凉山奇崛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意蕴，是诗人灵思漫舞的动力之源。相比较那些书斋中的幽暗写作，这种根性的写作方式有着来自神性世界的明朗与纯净，体现出广阔的精神根据地。于是，他的文字在智性与灵思中漫舞，不断向极地之境迈进。代表作《海天密语》以形象的笔墨描摹彝山风物，充满对底层世界的深情体恤，赢得读者的认可。海讯年轻时有从军的经历，在太平洋浩瀚的海面上航行，整日面对宽阔无垠的大海，他习惯以遐思的方式，借海之博大锤炼自我内心，在参悟中领会海之精神。海是浩瀚的，胸怀宽广，莫测高深，如哲人，圣人，是一片神秘得没有尽头的世界，解读海比解读人生还难。如诗人所言：“也许在我生命深处沉睡的所有语言都是海天要说的，也许海天最不愿意告人的全部秘密早已闪耀在了我的血液里。”正是这种经日持久的思考，使其在青葱年华里就具有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深刻与精警，体现在创作中，是他对哲理诗的特殊偏好。联系也许是世界的本质，海讯的哲理诗写作，力图透过万物之表层，发现纵穿其中的内在联系，如《雪》：“经不起太阳，评点的作品。”《钉子》：“越受打击，越往里钻。”《月》：“借来日光，让黑暗阅读光明。”这些碎片断章，只是其中的极小侧面，但是妙语迭现的文字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具有警喻的效果。
三、诗歌艺术的民族特性
少数民族诗人阵营庞大，因族别的不同，诗歌的文化指向、精神特征、艺术个性，甚至表现手法也是精彩纷呈，各有千秋，他们中的极大多数人都接受过现代文化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详细解读其诗歌，不难发现其内部有着高度的艺术同一性，即其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和鲜明的民族意识。几乎所有的民族诗人都不会刻意掩藏自己的民族标示，无论是思维、视角，抑或语言，都可看出来自民族传统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双重印迹。
（一）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呈现。家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去那个生长于斯的衣袍之地，可以延展为一种更深厚的文化心理指涉。彝族诗人在多重审美视角的观照下，通过比较建立起的文化自信，成为他们致力张扬的集体意识。吉狄兆林的《诺苏》：“风要我黑，我就黑/我的黑，和火塘边的锅庄的黑是一个妈生的/我不说/我是死了，要用火烧掉的人/雨要我白，我就白/我的白，是绕山的游云白给太阳看的那种白/我不说/我是死了，要葬在那山顶的人/为什么我的眼里不含泪水/因为我的名字叫诺苏”，诗歌采用了黑白两种对比的元素，显现出彝族群体的文化人类学特征，尤其最后一句对诗人艾青名句的改写，使诗歌的整体精神上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吉狄马加的《自画像》：“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我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痛苦的名字/我美丽的名字/我希望的名字/那是一个纺线女人/千百年来孕育着的/一首属于男人的诗……”，诗人在对民族母体本源作了反复陈述之后，发出炽热的呐喊：“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喷发出强烈的民族心理意识。阿诺阿布的《慕俄格》和阿库乌雾的《口弦》等诗歌，均从不同角度对彝族的历史、民俗作了倾情回顾，弥漫着对历史的反思眷恋，寄寓着浓郁的民族情结。
（二）追忆民族的根性。阿索拉毅是年轻一代中优秀的彝族诗人，他的《诺苏列国略传》，以逼近历史细节的追述，提取出古国极具代表性的核心精神，如南诏国的“强悍”，大理国的“爱情韵味”，夜郎国的“无知”，古滇国的“智慧”，三星堆王国的“贵族气质”，白狼国的“乐典”等。简明的标签后面，充斥的是一段或漫长或短暂的风雨之路，充满着天崩地坼、风云变幻和茹毛饮血，其间不但有开拓者筚路蓝缕的艰辛，执政者励精图治的奋进，也有古国沉沦消失的悲壮和苍凉。诗歌让历史的气流涌进每一个诺苏子孙的血脉，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心理的印痕。彝族鲁娟的诗歌充满神巫的梦幻语言，言语表面萌动着隐秘的身体欲望，她以女性诗人特有的尖锐，潜入民族心理深处进行揭秘式写作，以女性角色、民族诗人的双重眼光打量世界，营造出深邃迷离的诗歌意境，内在精神指向了更为高远的境地。作为优秀的“80后”彝族女诗人，鲁娟把自己的衣袍之乡当作精神磨砺的血地，返回传统中吮吸母族的汁液，内倾式的写作将为她的诗歌飞翔蓄满腾空的力量。
（三）民族历法彰显的文化智慧。在长诗《彝人•十月太阳历》中，沙马认为一年是有十个月而显得与众不同的，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事物产生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方向走出来，一月狩猎，二月盖房，三月花开，四月鸟叫，五月山火，六月饥饿，七月采集，八月麦黄，九月闲散，十月醉酒。他按照彝族传统历法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的排列组合，诉说那个古老历法下先民的生存原貌：一月狩猎“山谷空旷，容易让人产生禁忌。静默中/猎手瞄准的一刻/葱郁的野山注定会变成一片荒原/英雄远去，苦难的画面已经模糊不清”。诗人感慨渐渐远去的模糊的历史，而在叙述十月时，诗人的语言是轻快的，不再有沉闷的远去感，“收割后的田野东倒西歪/斧子游走墓地/镰刀爬上木桩/银子一样的水，流来浓郁的芳香/那些烈酒，让大地淋漓酣畅”。十月不再是农忙不再是苦难而是“幸福在云朵上晃荡”的狂欢。在整部长诗中诗人静静的躺在历史的竹筏里，小心摊开通往远古的密语，向人们传递令人陶醉的远古文明。
四、诗歌想象的神性思维
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与生俱来就要学会向天抗争，与自然搏斗，方可求得一线生机。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他们更多将理想诉求于虚幻的彼岸世界，在对天堂、地狱的想象性书写中，诗歌沿着形而上的路子，超越肉体凡胎的束缚，一直抵达灵魂的核心。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诗人安置焦灼破碎的灵魂，构筑起生命之源的乌托邦。民族诗人对外界最初的文化认知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心理濡染，如藏族的朝圣、转经，彝族的毕摩祭祀，回族的把斋等，禁忌繁多而神性突出，宗教的因子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在理想的王国甚至人神合一。这些仪式、行为的神秘性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精神，成了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而不可再生的写作资源。
（一）与天对话的神性情结。“……太阳的高度是阿达的/大海的宽度是阿膜的/雄鹰的速度是天空的/锅庄的温度是彝人的/太阳，请带上彝人千年的荣耀吧/月亮，请把远古的眷恋叠成翱翔吧/雄鹰，请将毕摩的祈祷带给天菩萨吧/石头，请将彝人矗立成天空的高度吧/直眼人从高度俯视/我的忧伤飘在风里/我的快乐躺在云上”这是普驰达岭《石之语》中的片段，彝族当代诗歌中常有这样的“问天”之语，祈求与天对话的精神指向，凸显着强烈的英雄气质和神性情结，使得他们对翱翔的山鹰充满了仰慕，渴望能与鹰一样，在天空舒翮腾飞。玛查尔聪《鹰影背后》：“彝人的迁徙是神鹰的一个背影/仅仅是一个古老神话的启迪/把悲壮的历史书在鹰翅上/于是在彝人居住的地方/常常有鹰的影子”，这是关于彝人迁徙与鹰的传说，“闪电中的那滴精血/繁衍为一个古铜色的民族/在鹰的意识中生活/在鹰的执着中奋进”，这是彝人与鹰内在气质的联系，而“鹰影的背后/是一条剪不断的脐带/连着祖先的血脉/连接传统彝人的固执/扶摇青云的瞬息万变”则是彝人与鹰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此外，阿库乌雾的《雏鹰》，普驰达岭的《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等，在飞禽上都倾注了自己特殊的思想与情感。
（二）灵魂不灭的超脱观念。彝族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习惯、社会礼仪、风俗习惯的民族，这个民族对火具有与生俱来的图腾，很多神话传说都源于火，彝族人认为火能驱灾除病，因此很多彝族诗人都把火的描述看成是神圣的行为，是超越肉体凡胎的束缚，一直抵达灵魂的核心媒介。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诗人安置焦灼破碎的灵魂，构筑起生命之源的乌托邦。阿卓务林在《火葬场的野火》“这个冬天天干物燥，风声不怀好意/适合一场大火的蔓延，适合一件大事的/发生。是的，山北那边青烟又起/也许是一个青年，已恢复旧日热情/也许是一个老人，正赶赴崭新的天路”。诗歌描述具有神秘性的彝族火葬，将老去与新生放在同一场域来构建，说明彝族人们对于死亡的平和态度，一般认为人死后将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对于彝族人而言死亡是对内心世界的回归。倮伍拉且作为一个有着远古文明的山地民族的文化代言者，在《在拖乌山上》中这样表述自然与生命的关系：“在拖乌山上/我参加了/一位老人的葬礼/拖乌山上的风/轻轻拍打着我/拍打着灵架上/静静躺着的老人/老人的弟弟对我说/去世的老人/极其普通/就像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拖乌山山上/随处可见的/那些树/那些石头/老人在拖乌山上/自然地生/自然地长/自然地死/和那些树/那些石头一同/构成了/拖乌山。”诗人把拖乌山归结为生命，把老人的死亡回归于乌拖山。这样的表述认为人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传递出彝族人对生命的归属感。
（三）宗教的仪式感。彝族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习惯和风俗礼仪和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立的神话故事，有着自成一体的宗教记录方式。他们在自我的生存体系中对以自然中动植物为原景的图腾，表达对待这个世界的真实体验，从自然崇拜中感悟自然与人的命运关系。这些品质成为彝族诗人的叙述题材与根基，所以在他们的诗中常将自己置于神人相通的现场。在《经文里的的阳光》中：“经文里隐藏着一个天地/与现实一样广阔的天地里昼夜更替/夜晚依然有星星和月亮/白天的太阳升起又落下/明媚的阳光温暖的阳光火热的阳光/照耀灵魂。”诗人借助于彝族的“四库全书”毕摩经，诉说着属于他的祈求与祝福。普驰达岭的《颂词与玛纳液池有关》，沿着毕摩祭神的颂词，走进人神一体的世界；阿堵阿喜的《解咒十四行》，在智者敲响十面古旧的羊皮鼓来启开“一张中咒而失语的嘴”时，每一面鼓均充满神谕，唤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最终，“当十面古旧的羊皮鼓被依次敲响，火光中一张模糊的脸逐渐清晰起来”，神秘的仪式充满了宗教般的庄严与肃穆。
（四）长诗写作的韧劲。由于受先民史诗创作的影响，当代彝族诗人普遍有一种长诗情结，但先民的系列创世长诗并非个体创作，而是经过无数代人口耳相传延续下来的集体创作。长诗创作有其特定的难度，如长篇小说创作一样，需要涵盖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宽广的空间跨度，以及对人物命运纵深感的深度把握。特别对语言，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创作主体没有酣畅淋漓、元神充沛的精气神，则不敢问津此种文体。在长诗中，诗人的神性情结表现为对历史精魂的吸吮，以及灵魂不灭的超脱观念。李骞的长诗《彝王》，叙述了“彝王”所经历的筚路蓝缕、风雨兼程、茹毛饮血的生命历程，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形象写照，在神话传说中，隐喻了人类的惊天伟力和勃发的生命激情。彝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阿普笃慕，即唐代诗人杜甫诗歌“望帝春心托杜鹃”中的望帝——蜀王杜宇。在当下，传统文化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我们的民族愈益失去了赖以聚集精神的文化之根，对历史的回望，对祖先事迹的追溯尤其显得重要。作为彝人的李骞，在这部长诗中，以神性的笔触再现了这位彝族人祖先充满惊天伟力的人生历程。诗歌分为“横空出世”“繁殖之神”和“六祖分支”三个篇章，相较而言，第三章因为更接近历史叙述的原貌，所以读起来更顺畅，更容易理解。长诗几乎汇集了当代彝族诗歌写作最常见的叙述与抒情方式，如强烈的情绪抒发，夸张的话语，对彝族文化中普遍采用的意象的呈现，如鹰的隐喻，对虎的图腾崇拜，等等。诗歌中的彝王更接近于民间神话，由于时间造成的距离和陌生感，当代人重述祖先神话时便可以自由舒展想象的翅膀。
五、诗歌思想的理性批判
少数民族诗人身具民族歌者和智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倾情歌颂聚居地秀美的山河与绚丽的文化，一方面又对本民族愚昧落后的生存世相发出痛苦的疾呼，以一个在场者的敏锐直觉，对社会文化生态做出深刻思考与理性批判。
（一）对失落传统的深情缅怀。文化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决定其在交融过程中必然导致失衡，确切地说，是在以汉族强势文化为主体的浸入之下，彝族文化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异与倾斜。作为这个族群中的“现代毕摩”，彝族诗人因此而产生的心灵阵痛无疑是最强烈的，他们一方面知道文化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一方面又为日益失落的民族文化传统而痛心疾首，黯然神伤。他们企图以诗歌唤醒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留住关于它的点点滴滴的文化记忆，同时也思索自己民族在漫长历史流变中所经历的苦痛，苦苦寻找它最终的出路。吉狄马加在《失去的传统》中敞开了这份忧伤：“好像一根/被遗弃的竹笛/当山风吹来的时候/它会呜呜地哭泣/又像一束星光闪耀在云层的深处/可在它的眼里/却含有悲伤的气息/其实它更像/一团白色的雾霭/沿着山岗慢慢地离去/没有一点声音/但弥漫着回忆”。这是民族先知先觉者的造型，这份沉重的忧伤值得每一个诗歌写作者来体悟。在鲁弘阿立笔下，诗人甚至宁愿“用骨头做成天梯”，也要去触摸那座“白云当披毡，狂风当马骑”的“遥远的鲁弘米尼宙”，以一名殉道者的决绝姿态执着地守护着传统和家园。嘎足斯马的诗歌充满着对母语文化被忽视和遗忘的痛苦，他对母族的情感寄托于一袭彝族的百褶裙（《百褶裙》），寄托于一声亲切的“阿妈”（《阿妈》），甚至寄托于自己的一个彝名（《一个彝名的重要》），因为这些烙着民族标示的物象，不致让自己在日趋民族大一同的社会中迷失了身份。因此，当他与年老的毕摩进行彻夜长谈后，他深深叹息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剥离的命运，其间的怅惘与哀伤，足以让每一个民族的歌者去体味。
（二）鄙俗时代的灵魂探索。在当下日益鄙俗化的社会里，人们普遍以解构崇高、消解苦难为乐，真正触及灵魂的写作显得异常的奇缺和可贵。在大量的彝族现代汉语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当代彝族诗人们孤绝探索的身影，他们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包袱，在遭受多重文化的挤压中，仍顽强地守护着心灵的那一方圣洁，以饱含浓郁民族心理和特质的语言，充满大地品相与本土经验的词汇，丰富着汉语诗歌的伟大传统。他们的诗歌虽然很少有宏大叙事的热情，但也在不自觉地抵制着琐屑与平庸的平面化叙述，紧紧扣住灵魂纠缠的主题，不断地向着极高极远的无穷之境飞升，逼得读者不敢忽视它的每一句话语或每一个字词。诗人的这种灵魂探索，表现为对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如倮伍拉且的《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风的声音水的声音鸟的声音/所有声音都隐退到了时间的背后/那样一个时刻常常降临在黄昏时分/我常常在那样一个时刻/陶醉于树木的形状/树木的纹理/那样一个时刻/我常常从树木的形状和纹理之中/看到我的父亲母亲的影子/看到我的爷爷奶奶的影子/看到我的祖先的影子/看到我的影子我的还没有出生的子孙的影子/那样一个时刻我常常泪流满面/黄昏渐渐溶解在夜幕之中/风的声音水的声音鸟的声音/所有的声音浮出时间的水面/我满面的泪水/与满天的星光交相辉映/时间的水流静静地不息流淌/我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与自然界的亘古不变相对的，是历史的变化，历史的线条贯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智者的造型对自然物象“树木的形状”“纹理”进行观察和凝视，看到了历史的影子在其间游移，而他把具体的、碎片化的事物一一缝合到历史的大气场中，便在瞬间获得了某种启迪和感悟，油然生出历史深邃而个体渺小，历史丰富而个体苍白的复杂感慨，使得“那样一个时刻我常常泪流满面”。在倾心聆听“时间的水流静静地不息流淌”的时候，达到“我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的境界，从而让感性的诗歌表述上升到理性哲学思辨的高度。
（三）回望历史的感伤。面对浩瀚的民族历史，在对先辈的精神追索中，诗人的灵魂才能得到安置。因此，普驰达岭以不无钦慕的口吻重叙历史：“在白云居住的山头/有个叫阿而的罗婺酋长/创造着罗婺部威武的神话/他手中的利剑收割着成片的羊群/他在金沙江两岸亘古纵横/他在高天厚土间游刃行移/他构筑的营盘连接着纳苏部落的血脉/他的声音穿过重叠的哀牢淌过倔强的河流。”（《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没有一定民族历史知识积淀的读者，很难全面感知这首诗里的丰盈信息。英雄史诗的深邃厚重与民间精神的苍凉雄健，数百年民族迁徙的壮举，在远离正史和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依然闪耀着千古不灭的火焰。凤家城遗址位于云南省禄劝县密打拉村北三台山顶峰，与楚雄州武定县接壤，系彝族罗婺部凤氏建筑，分内城堡和外城堡，面积约8000平方米。自宋大理国时期起，直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的改土归流，凤家城一直是雄冠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的罗婺部凤氏统治的中心，后被焚毁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凤继祖之乱。据说整个凤家城堡燃烧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坍塌在一片废墟里。在《我以石质的呼吸仰望凤家城遗址》中，历史在普驰达岭心中不再是遥远的过去，不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他呼喊道：“凤家城啊/我该以怎样的头颅靠近你/我该用怎样的眼神审视那段被烧焦的历史/凤家城深埋了几千年的种子啊/你若将身子一挺/能否揭开冰封的厚土/向你的子民讲述/那段彝民干戈相向而堆满血腥的故事？”站在废墟面前，诗人思绪纵横万里，连贯古今，眼神透过表层被烧焦的残骸，提炼出一种悲剧的壮美。作为罗婺的后裔，他面对沉重的历史时，常常有失语的苦痛。祖先为了争夺土地、马匹和女人，常点燃起滚滚的狼烟，把烽火烧进了同宗的家园。内讧耗散了精力，也让几千年来积聚的物质财富顷刻之间毁于一旦。后人虽无法见证那往昔的刀光血火，但似乎于数百年后，仍能嗅到从掌鸠河畔飘来的血腥气息。这份忧伤绵延至今，轮到彝裔普驰达岭来咀嚼、承担。诗人多么不希望这段烧焦的历史发生在自己民族繁衍的岁月中，但历史已无法更改，也拒绝假设，作为本民族子裔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一面牵系着苦难的历史，一面连续着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既是民族苦难的道德承担者，又担负着救赎民族灵魂的重任。诗歌基调苍凉雄健，格调高古悲壮，含蓄理性的历史叙述节制不住热烈奔放的情感喷涌，在对历史磨难的重新审视中建构起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流溢出一位民族智者的诗性情怀。
（四）追求诗歌的意义深度。海讯的诗歌题材包罗甚广，举凡天地万物，世间百态，都能打通彼此间的隔膜，寻找通道深入探查内在规律，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这是靠多年孜孜不倦观察感悟出来的。他面对大凉山抒情，对彝山风物的审美表现，没有局限于对表层风情的描摹，而是充分动用象征和隐喻，进入民族精神的内核，进行深度建构。“在一座高高的山崖上，我看见一只鹰哭了，一颗接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它明亮的双眸里滚落，击穿我的心。鹰，它是怎么啦？是饥饿了？还是寒冷了？不，它是再也不忍心看到它栖居的这片群山上的树木，被人们肆意的砍伐，留下一棵棵滴血、呻吟的树桩，成为群山长久的伤痛。”（《鹰哭了》）他写出了悲怆彝山的现实境遇，文明的进程没有阻拦下那些野蛮的脚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亲手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海讯尤其钟情那些农耕文化的产物，如火铳猎枪、擦尔瓦、栅栏、守羊棚等，忘情地歌唱远山的风景和山上背柴的阿妈。在这些民族文化的符码中，象征着一种纯粹的彝人精神：“男人劈日如柴，把灰暗的日子一刀刀破开。……女人背月如镜，照着群山的秀色，照着山上彝族男人的雄壮和刚烈。”他歌唱“父亲的肩膀”“彝山的鹰”“山魂”“老鹰岩的彝人”“背篓”“口弦声声”，来为失落的传统招魂。这种现代意识让他清醒地看到，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表象，传统走向衰落，才是最令人伤惋的。散文诗中无奈的告白和哀痛的悼亡，是他唱给自己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一曲忧伤的挽歌。
综合来看，少数民族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特征不是截然分裂的，它们呈相互融合的关系。对自然的崇拜决定了强烈的土地情结和家园情怀，同时流溢出浓烈的民族意识。而民族性思维的外显，通常表现为一种灵魂不灭、与天对话的神秘性，这与诗人自小在祭祀等场景中成长有关。有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诗人自觉地回观自己的民族，于是在双重视角的观照下，体现出一种对于文明被异化的忧伤与批判。这些多重艺术元素的交织，共同构成诗歌丰富的艺术景观。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聚合、凝练与坚守其美学特质，对于增强诗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巩固多民族和谐包容的文学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9年第2期；文字来源：荣昌文艺批评。
作者：杨荣昌，青年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