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彝族人口据“六普”数据约近84万人，约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1/10，主要栖居于珠江上游、乌江上中游和乌蒙山区，千百年来，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和奇美险峻的地理环境孕育着贵州彝族古诗文化的繁茂。在以母语为基础的口传、叙事、山歌类作品普及茁壮的同时，古代彝族先贤的诗学专著《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先后得到发掘、翻译整理和研究，引起了省内外诗界学界的关注，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宝库。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贵州彝族汉语新诗写作不断传承和更新本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成绩斐然，成为当代贵州及中国一道亮丽的民族文学风景线。
彝汉文化的心灵座标
在贵州，彝汉文化交流较早，这源于历史时期有识者与时俱进的智性与胸襟，尤其是明清时期不少土司、土官积极接纳汉语文化，并使彝文化与之实现接轨融汇。明正德年间，哲学家王阳明贬谪到贵阳龙场，与水西土司安贵荣交情甚笃，促进了黔中文化发展，也促使彝族文学及诗歌写作、包括汉语古诗词的写作起步较早。自清嘉庆时期至今，毕节七星关余氏土司家族曾出现了一门五代八诗人，留下了多卷彝汉文化交融结晶的家族诗集，可谓民族文学史上的传奇。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现当代贵州彝族小说、散文、剧本及传记类、文学理论类作品百花竞放，苏晓星、余宏模、熊正国、安文新、龙志毅等作家跻身全国民族文学前沿或成为区域内民族文学代表性作家，这一时期，彝族汉语新诗部份也渐凸显，枝叶纷纭。
作为当代中国彝族汉语新诗的先驱者， 1936 年生于贵州福泉的吴琪拉达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彝族诗人，他的反映历史变革和感应时代的长诗《孤儿的歌》既是代表作，也被公认为当代彝族文学史上发表时间最早的汉语诗歌，是当代中国彝族文学标志性作品。
1978年后至世纪之交，可谓贵州彝族汉语新诗一个成绩时段，程韵和禄琴、鲁弘阿立、王明贵、李光平、禄炳宪、王鹏翔、安荣祥、安志莲、李永芳、阿哲鲁仇子等50后、60后诗人先后呈现。2007年，禄琴汉语诗集《面向阳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奠定了她作为当代中国彝族代表性诗人地位。
2000年以后至今，青年诗人更是层出，跻身黔省及全国性诗坛，如70后的阿诺阿布、孙子兵、陆有斌、尚远刚、陇忠丽、李玉荣、金明忠、张国燕、罗文，80后的罗逢春、苏勇、陆刚、龙建人、野渡、苏升、曲尔曲色、罗钰、赵磊等;近年来，90后的聂晰、金典、聂俊义、罗乔有、姬伟、文艺苹等亦逐渐显露。多代诗人的写作实践充实了当代贵州彝族文学及全国民族文学花园。
期间，亦有有识者积极于本民族汉语新诗的阶段整理，1999年，黄美贤编选《建国五十周年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诗歌卷》，2009年，鲁弘阿立等编选《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2010年，王显编选《纳雍彝族文学作品选》，这些选本是总结、保存和研究新时期彝族汉语新诗的重要资料。
就“贵州”和“少数民族”而言，就“改革开放”后彝族汉语诗人群体的呈现，能见相对的高校环境与背景之重要，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及贵州毕节学院等相对集中地成为了一茬茬彝族诗人的出发地或成长地。高校使一代代彝族学子阶段性离开故地，身心换位，“本土”成为青春的激情与记忆之源，“异地”成为成熟人生的经验之所，更形成了他们的经验和视野的宽敞，也促进了他们在“继往”中“开来”。贵州彝族诗人于是也常似身兼多职的新时代“毕摩”，虔诚地守护诗性与民族性的心灵座标。
彝族汉语新诗的守望与实践
热情而积极地地承载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坚守与汲取中出新出彩，始终是贵州彝族诗人不约而同的守望与实践。从主题及题材方面笼统观之，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彝族汉语新诗写作主要有以下倾向：
民族命运叙事及时政性表达。在新中国建立及传统媒体时代，贵州彝族汉语新诗多以反映翻身作主、民族命运状态及思考、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感恩意识等方面的抒情描述为主。上世纪80年代前后，诗人们渐转向人文历史、自然景观，民族风俗的艺术想像与通俗性表达，乡土气息描摩、民族文化记忆整理是基本精神资源且常是文本主线或“中心思想”。
历史文化叙事及民族性表达。以史诗性叙事为主干的多路径表达倾向可谓贵州彝族汉语新诗主干，也是对悠久的古彝族诗文化传统的一种持续回望、辨析与梳理，这充分地表明这一群体强烈的民族意识诉求。这一“寻根”立场常以民族文化传统为精神根据地，如“乌撒情结”几乎贯串禄琴的诗歌世界，“所有抒情的片段”似乎都是“关于故乡的一切”，“草海”在她这儿作为记性的证物时有闪现，虚实互动。禄琴的诗亦似一片蛮荒而神秘区域的精神“指路经”，一种以今记古的诗意羊皮卷，在对“驿道，月琴”等风物与民俗的重新命名之外，她亦涉历史故事，民族英杰等，这样的写作方向鲜明，又有着深切理性思考，也使她的写作凭添了文化含金量和受到高度肯定。在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持续交互中，彰显个人性表达和艺术思考，是新时期各代诗人秉持的内在思路，如在阿诺阿布、苏勇等诗人的写作里，既有对民族、地方的情感认同与自豪，亦有疑虑，更能看到他们对“地方性、时代性、个人性、艺术性”的整合努力。
地方性叙事及乡土性表达。特定的地域是一个人一个群体自然而然的精神底盘，也是文化“寻根”立场之实在的依附与延伸的依托，相对的地理区间或一方山水又因此而更丰富多彩和溅现人文生机。类似禄琴、鲁弘阿立、王明贵等的自觉而深情的呼唤，诗人们总是自然地“梦想着生命的火焰与花朵”，把民族文化与地理时空想像和融贯为一种广义的“母语”，持续着“一份沉甸甸的牵挂和感动”。几乎的贵州彝族诗人都或多或少地依托自然与地理环境，甚至一些诗人以此为主题、题材进行着长期观测及表现，如安荣祥、陆刚、王鹏翔、孙子兵、陆有斌等诗人的诗集、诗作不乏“村庄的背影”“我的高原”“火塘”“索玛花”“乌蒙”等具有地理与民族文化特征的概念性关键词。如果说，民族性如心，地方性则像身，对自然地理区间的凝望与抚摸，对于诗者而言，是发自内心的持久敬意，是对生与身之“环境”的热爱与皈依。
个人性叙事及泛主题表达。世纪之交以来，随着数字化环境的逐渐成熟，地理与文化的区隔限制被相对打破，彝族汉语新诗生态亦呈多样化新变。与前辈略较之，在与网络伴生的80后龙建人、苏勇、野渡、苏升及90后聂晰、金典这里，个体情感相对凸兀，现时空及日常生活的审美愈加显要，他们与既有民族文化的关系如对神话意象想像、历史传说与英雄主义呈现、意识形态映现等的形式与方式有所调整;如金典写道：“我的身体是封闭的/里面装着散落的清晨/沉睡的幻想斜躺着/梦想有一天光能穿透那炽热的血……满是补丁的沥青路/脚踩着上面/留下一个个透明的夜晚/在夜晚的路灯下/我的灵魂是敞开的”;如苏勇写道：“今天没有木瓜，明天请早/用一个第二人称的叫唤给自己/保持好心情/向大地，交出最后的黑色”，他们并不远离“历史与乡土”，却也主动设想着自我的“时间与梦”。罗逢春是贵州80后诗歌“三剑客”之一，他对汉语古诗词的互文式译写与解读曾给诗界留下较深印象，这种创意和难度的纵深“阅读”，也是对自我精神与语言运用的主动锻炼与提升。
或许，最后的“指路经”其实就是自己的心灵?前辈的开拓，地域、民族的文化营养无疑有效地帮助和促进着后来者的审美方式、情感诉求、道德伦理的多维辨识及多样实践，显然的是，在数字化环境里，新一代诗者的审美更多自我与现代感，个体情感特征强烈，主体性存在鲜明自在，这似可以视为新时期彝族汉语新诗的另一种生长点。相信越来越多的贵州彝族诗人会在妥善兼容当代文化的同时，在持续自我寻找、家园确认、文化寻根与关怀的进程中，更多现实想像和特色的艺术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