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诗馆：简要介绍自己的创作简历。

 

　　罗逢春：我的情况很简单。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08年底开始对古诗进行持久探索，把一批古诗翻译成现代诗。期间零星发表作品，没什么大事发生，没什么值得谈的。

 

　　彝诗馆：请简要介绍自己所在写作地域及人文背景。

 

　　罗逢春：我的写作没有地域特征，和特定地域的人文背景联系不大。我所在的贵州省毕节地区是彝族聚居区，有十几个民族繁衍生息，民族文化一度很丰富，但在全球化势如破竹、消费主义随意饕餮的今天，在极权主义的魅影之下，多元化已成空壳，到处都一样，都在寻找一些原生态的卖点，或致力于打造精致的卖点。

 

　　彝诗馆：你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否有影响？如果有，你是怎样克服的？

 

　　罗逢春：我是政府办的一个小职员，工作对写作影响极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时间上说，繁琐的工作、无穷无尽的加班霸占了写作和阅读时间，我的阅读与写作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进行的，久而久之也导致了身体状况的下滑。从语言方面来说，公文写作是一种程式化的写作，整天和假话、套话打交道，长久来看会对语言想象力造成极大的伤害。另外，长期困在办公室，也容易让人狭隘。在这样的境况之下，除了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不断地反省和警惕清除这些语言毒素的侵袭，保持定力和耐心去打磨一首首诗歌，感觉太闷了就到外面去走走，还能怎样克服呢？

 

　　彝诗馆：你进行诗写的初衷是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人高喊“诗歌死了”，对这种悲观态度你怎么看？

 

　　罗逢春：人是很健忘的，诗歌是一种反抗遗忘的方式，我倾向于在诗歌中记录。

 

　　各种终结论总是很有市场，总是有人喜欢论断但并不给出证明过程和证据，这是一种语言暴力。如果“诗歌死了”在这些人那里已成公理，我们有必要知道他是如何归纳出来的，归纳的过程是否合理？如果这只是他的逻辑起点，那他得给我们演绎一下诗歌死了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和现实图景呈现出怎样的关系。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对尼采的“上帝死了”论断的形式上的蹩脚模仿和对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论断内容的生硬移用，但他们既忽略了“上帝死了”乃是“超人”出场的基础，也忽略了阿多诺看见保罗·策兰的德语诗歌之后作了修正：“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类似这类毫无根据甚至睁眼瞎说随便判定一个文体死刑的论调，可能出自于文革式的暴力思维方式和消费社会的广告代言方式的无意识的继承。

 

　　20世纪确实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人类自我毁灭的残酷现实让西方人道主义者几乎崩溃，对理性的信仰几乎崩溃，从而也对文学、对语言提出了挑战，语言的可信度、语言的能力、言说的方式都成了问题，语言碰上了无法言说的东西，所以沉默。模仿者和移用者应该告诉我们，移用的前提在哪里？社会基础在哪里？也就是说，要说明今天的中国和奥斯维辛是什么关系。

 

　　中国的20世纪，也是跌宕起伏的，充满种种非人道，文革是一种，抓耗子的哲学是另一种，前者体现为个人崇拜，后者体现为物质崇拜，一种披着虚伪的理想主义激情的外衣，一种则是赤裸裸的功利。如果非要比较，后者比前者坦诚。在这两者自由转化的桥梁，是极权政治对人的抹杀。同时，重建的努力也在持续。

 

　　改革开放30年，打开了国门，也打开了眼界，激活了经济，也激活了思想。虽则主流基本萎靡，但隐态的东西值得玩味。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堪比狄更斯《双城记》那个著名的开头所描述的情况。从政治上来说，我们虽然粘着马克思的大胡子，实际上还是处在秦制度的延长线上；从经济上说，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除了生产出土鳖和土豪、滋养了一大批硕鼠之外，对普通人的生活的剥削更为严重；从文化上说，虽然于丹们在电视台大谈《庄子》受到热捧，也正是基于此，可以看出复兴仍是建立在经济泡沫之上的一个文化泡沫，一种泡沫思维、一种来自中国制造的廉价而劣质的文化思维在构想这一幻境。我们依然处在鸦片战争的影子之中，李鸿章的判断依然有效，自卑与自欺同在，传统与“现代性”大行其道，可惜都是山寨货。怒斥崇洋媚外，并不妨碍千方百计移民。

 

　　在此之外，宪政和法治的共识在不断扩大，对于人的尊重的呼声从未停止，虽然前路尚远，但依然有人笃信力行，这样具有希望的努力不应该抛弃在视野之外。在这样如此荒唐又如此真实的国度，在这样一个既可能烂掉又可能走向新生的的时代，在如此具有包孕性的历史时期，如果诗歌高度发达的感觉系统不能作出回应和预见，那是诗人的失败，不是诗歌的失败。

 

　　其实不用说这么多，检验空头理论家的空头支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来和现实对照。在一个上帝已死、超人未生的时代，大言不惭地作出的全称判断基本上是武断。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今天的汉语诗坛就不难发现，论断“诗歌死了”的人，既存在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蓬勃生气和无限丰富的主动盲视，也可能是由于自身创造力匮乏而信口开河。面对如此之多的优秀作品和异彩纷呈的多元探索，他们居然没有像阿多诺一样作出修正，就足可以发现他们是怎样的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

 

　　和上个世纪相比，今天的诗歌不仅面临非人道的现实，还有被消费和娱乐的糖衣包裹的现实，以及被科技主义绑架的现实，但是，新媒体的涌现，在将人异化为刷屏动物的同时，也为诗歌留下了非常大的活动空间，这一空间对于诗歌乃至人类生活的意义将不断呈现。

 

　　最重要的是，诗歌是语言的寺庙，语言不死，诗歌不死。

 

　　彝诗馆：在你的诗写中，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引起你的兴趣？比如：地域性、民族性，或时代性等。你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诗写倾向？

 

　　罗逢春：我个人没有题材偏好，一个丰富诗人至少应该警醒这种偏好，它会让你变得狭窄。关于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都是老话题。诗歌可以强化这些特征，也可以尽量弱化这些特征。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和他所生活的大地具有紧密的联系，他想没有地域性也难，这已经超出你所说的兴趣范畴。民族性也是一样的，但我们见得多的是民族元素拼盘，或异域风情式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对民族性的认识还处于浪漫主义阶段，或者说是打着民族性的幌子行骗。时代性是最难界定的、也最难把握的，我们生活在时代之中，随时代而变化，时代性是一些破碎的面孔或一张面孔的某个碎片，除非你能持久地凝视它，修复破碎完成拼图，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时代性。所以，一个人的诗歌具有什么特质，自己说了也不算。我不会给自己的诗歌背上这些包袱，我不会在写诗之前考虑什么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也不在意别人怎么评判。当然，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一些基本态度而已，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值得标榜。

 

　　彝诗馆：从你写诗的那一天起，我发现你始终都在坚持写作，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魔力在吸引着你？

 

　　罗逢春：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很难令人满意。诗歌对我而言，是一种持续的诘难和抗辩，是一次长跑，你的道路有多长，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坚持多久。世界何其相似，每个人都想为确认自己的脸找一张镜子，对我而言，诗歌就是这面镜子。只是这面镜子我至今没有打磨好，以至于现在看来，我的面容依旧十分模糊。即便这面镜子清晰了，我们（或生活）可能还会对它提出别的要求，或许这就是写作不会停止的原因吧。

 

　　彝诗馆：这几年你开始把很多古体诗有系统地翻译成现代汉语诗歌，对此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诗写方式？或者你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罗逢春：诗歌就其本质来说也属于一种翻译。万物都具有可通约性，否则诗歌是无法想象的，遑论翻译。诗歌翻译意味着寻找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可通约性。语言是精神的、一切非实体之物赖以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因此在两种语言之间交换如同货币兑换一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时刻进行着。成功的兑换源于对汇率的准确把握。对古典诗的现代绎写，就是通过在一种已僵化的、几乎被封存进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不再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的语言，和一种成长中的语言的相互称量、相互发明、相互照亮，兑换出一些、哪怕只是少许有益于成长中的语言扩大边界的东西。因此这种交换带来的利润，不是僵尸复活，而是使亡灵在语言中现身，使人们因年代久远忘记了的、丢失了的有价值的部分重新回到流通的行列，并丰富币种。我始终认为，一切古典的，都曾是现代的，一切经典的，永远是现代的。古诗犹如一面镜子，其自身即具备“现代性”，站在这面镜子面前，我们不仅仅看见镜子，还会看到我们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幸运的话，可以看见我们的诗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寻找某一古老之物的现代性，寻找不同时代的现代性，就是在为其定价。但我们的规定可能会贬损其价值，我们可能难以让它增加，反而让它减少。唯一可欣慰的是我们让它活在我们之中。

 

　　彝诗馆：你经常爱看书吗？你书柜里主要著作有那些？其中你爱看的书有那些？对你的写作有影响的诗集有那些？假如让你推荐十部书给诗人们看，你会推荐那些？并说出你的理由。

 

　　罗逢春：对于我来说，没有书籍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无法忍受的。小时候，只要手里有一本书，我就可以安静一整天。2007年我去印尼，带了一整箱书，以至于行李差点超过规定的重量。我现在还有书籍寄放在几个朋友家里，其中一个是留守在大学的朋友。

 

　　我无意做目录展览，书柜里的著作和喜欢的书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个不断分化的社会里，全知全能只能是上帝事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没有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每个人所拥有的只能是有限的视野和无尽的盲区，都只能从“我”出发来谈论问题，所以推荐极不靠谱。我向来不善于开药方，世界上也没有治百病的药，我觉得阅读也是个针对性很强的事情，读哪些书，应该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需求去决定。

 

　　对我诗歌写作和诗歌观念有影响的诗集目前有《钱注杜诗》、《博尔赫斯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陈东飚译）、《王维诗选注》（陈铁民选注）、《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巴列霍诗选》（黄灿然译）、《布考斯基诗选》（徐淳刚译）等。

 

　　彝诗馆：贵州在中国诗界从上世纪起就有风起云涌的民间诗歌潮流涌动，据我所了解，你对此也很关注，因此，我想知道你关注的诗人或诗歌流派中，哪些最让你感兴趣？

 

　　罗逢春：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黄翔。他的诗歌是一些朋友发来的，也许这样的流通状态还要持续很久。黄翔的意义，对我来说，主要是让像我这样的贵州年轻一代诗人看到，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孤独探索者的艰难和意义，同时受到鼓舞，对诗歌葆有坚韧的耐心和不灭的激情。但要论对贵州诗歌的推举，则首推诗人、批评家赵卫峰。作为批评家的赵卫峰眼光犀利，既有对诗歌现场的细致观察，又有对诗歌潮流的宏观把握，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群观综论，都能独具机杼，对贵州年轻诗人的发现、推举、批评不遗余力，真是不可多得。

 

　　彝诗馆：彝族现当代诗人蜂拥而出，你认为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为什么？

 

　　罗逢春：作为一个彝族人，我当然有理由为这一现象感到高兴。但是，彝族群体的诗歌（我这里主要说也只能说彝族诗人用汉语写的诗歌）总体来说可能还处在起步阶段。诗人蜂拥而至，诗作却是泥沙俱下。好诗人不少，没有好诗的诗人似乎也不少。有时候，我发现似乎是为了某种写作之外的东西去故意发掘一些初级写作者，给他们鼓励无可厚非，但要直接往上推只能是害了他。我也明白这些推举的好意，但结果不容乐观。果子要让他自行成熟，瓜熟蒂落还是提前采摘，都得到一个瓜，但结果是相反的。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彝族诗人的诗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彝族文化元素的滥用。这些东西应该是精神性的，而非标签化的，可惜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后一种情况。在这类的诗歌中，作者为了彰显身份，把优秀的彝族文化元素当做添加剂植入其中，既肤浅又可怜。这样的东西往往是为了迎合观看者的视野期待而写的，虽然能够在某一时段内收到有这样的观看期待的人吹捧，但没有什么诗的价值。诗人应该言说自身，而非为观众表演。

 

　　彝诗馆：请你谈谈你与彝族诗人的交往情况？

 

　　罗逢春：我对于交往极少兴趣。在彝族诗人当中我交往最密切的是发星、阿索拉毅、阿诺阿布，禄琴、鲁弘阿立、苏升等也偶尔见面。吉狄兆林、英布草心、麦吉作体、俄尼·牧斯莎加、阿库乌雾等也于2011年在西昌和金阳短暂相聚。

 

　　我想单独谈谈发星。这个大胡子兄长，这个说话结结巴巴的男人。他长年居住在日史普基，螺髻山下，那是一个一想起就令人感到十分温暖的地方。因为他对于诗歌坚持和热爱，对于诗人的无私的推举和培植。我永远记得2011年5月的一个夜晚，发星、仕勇和我在邛海边等待一辆从峨边开来的火车，自由自在地谈论生活和诗歌的情景。第二年3月，我终于可以写一首诗纪念这个时刻。全诗共八行，兹录如下：湖水安静，如同一首为聋者演奏的伟大乐曲/养育空寂的鱼群和星辰/多么神奇的乐谱，居然配得上/使用月亮的休止符//三个人竖起了耳朵/从每一片微波侧面互相激荡的银色之光/和每一片翻转的树叶上面/收听风暴。

 

　　彝诗馆：你认为当代彝族诗歌的优点与不足有那些？你认为当代彝族诗歌代表着彝族文学最优秀的象征吗？

 

　　罗逢春：我无法谈论彝族诗歌的优点和不足，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是界定范围，即什么是彝族诗歌，涉及到诗人族别、语言载体、题材范围等问题，这个我说不清楚，范围难以界定，说多少都是无的放矢。我也无法具体谈某一个的优点和不足，因为我对其他彝族诗人的作品涉猎不多，读得不深不细致，谈起来自然只有一些简单的观感，不大负责任。但彝族诗歌的确有其优势。汉语教育推行了这么多年，我们可以吸纳汉语诗歌伟大的传统为我所用，相比汉族诗人而言，彝族诗人还有一个他们没有的同样是伟大的传统，这是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激活的话。劣势也显而易见，随着汉语的普及和许多彝区双语教学的停摆，彝语的使用范围正被不断压缩，从而使我们无法进入自己的传统。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不管在哪个民族哪里，可能情况都是这样，说诗歌是文学最优秀的象征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说一个诗人就比一个小说家更高明，不仅因为这需要考察双方的作品，也不是说一首诗必然会比一篇小说更有价值，关键还得看质量。最根本的是所有文学类型的巅峰状态其指向都是一致的，谁无限接近这个巅峰，谁就可能成为象征，不管是什么类别，我们也通常习惯把它称作“诗”的。

 

　　彝诗馆：诗歌有流派或圈子，你是怎样看待“彝族现代诗群”这个圈子的？

 

　　罗逢春：诗坛总有流派或圈子，有些是自封，有些类似同时代人赠送的“绰号”，有些则由于后人归纳。当下的流派，第一种居多。第一种也分两类。一类是乌合之众，没有纲领，只有抱团这一行为。另一类有自己的纲领并在写作上尽量与之保持一致，当写作和观念出现分化，流派也随之解散或名存实亡。

 

　　但我发现这些流派或圈子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共同的审美观和写作观，大多数都是一种突围的策略、一次无意义的抱团行为。从这个角度说，“彝族现代诗群”涵括的诗人太多了，根本无法统一在这一命名之下。一方面，没有一个大家都参与讨论并认可的纲领，另一方面，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写作状态和诗歌特征差异是如此之大，即便搞出一个纲领也不会有多大作用，这个诗群源于对于命名的焦虑而非共同的诗学诉求，所以它不具备鲜明的诗学特征。如果一直是这个状态，恕我直言，我对这个“诗群”的前景感到比较悲观。

 

　　彝诗馆：彝族当代流行音乐在中国乐坛有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拿彝族现代诗歌与彝族音乐作比较，你会认为那个更优秀？请说出你的理由。

 

　　罗逢春：自山鹰组合到彝人制造到太阳部落我都非常喜欢，莫西子诗唱的俞心樵的诗歌也非常不错，最近，南玛子呷又让我认识了彝族音乐人、流浪诗人马玉龙的作品《一朵云》。彝族当代流行音乐比起彝族现代诗歌更加瞩目，这是舞台所决定的。作为一个诗人来评判彝族诗歌和音乐谁更优秀，这一行为自产生之初就必定伴随着偏见。我只想说我很高兴看见有更多的彝族音乐人、歌手冒出来，就像我很高兴看见有更多的彝族优秀诗人为世界奉献出优秀的诗篇一样。相比评判优劣，我更乐于看到两者之间的合作，我希望有更多的彝族音乐人和彝族诗人合作，唱唱彝族诗人的诗歌，我们有很多诗歌能唱也值得一唱。

 

　　彝诗馆：你希望评论家对你的诗歌及古体诗翻译，以及对整体的彝族现代文学提供怎样的解读，或者希望评论家为你做什么？

 

　　罗逢春：批评家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他与时代保持着深刻的对话，他会根据自己的综合判断作出推定，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价值在哪里。但今天的中国，用放大镜来找都难以找到这样的批评家，他们是稀有动物，快绝迹了。我不会对批评家抱有任何希望和企图，因为我并非为批评家写作。如果我的作品有价值，我不会担心被埋没，我相信总会有无限少数的同道会投来惊喜的一瞥并发言。如果我的作品本身没有价值，那再多的表扬家吹捧最多就是吹爆这个诗歌气球。

 

　　至于整体的彝族现代文学，致力研究者可能不多，不要期望批评家怎样解读，关键是写出重要的作品。人们能够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但绝不会在一部蹩脚的戏剧中读出哈姆雷特，所以关键还是拿得出值得别人关注、解读的作品，否则怎么关注、怎么解读都是无用的。伟大的解读（批评）只能植根于于伟大的作品而非相反。

 

　　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