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张元，彝族，博士，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大理学院文学院院长、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七所高校客座教授，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300多篇。出版有《走出寓言》、《民族性与地域性》等专著,主编《现代写作教程》等多部大学教材。小说、散文分别被《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和《散文选刊》转载。16篇（部）作品获省（部）级奖励。5篇作品作为范文入选大学本科教材，5篇小说散文入选中学乡土教材，复旦大学专门召开过“纳张元作品研讨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7项。云南省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负责人，大理学院“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重点建设学科主持人。

 

　　2006年8月，评为首届“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2010年7月评为“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2011年评为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2年6月，“云南省教育厅纳张元名师工作室”正式挂牌。      2014年7月评为“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14年10月评为“云岭文化名家”。曾在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2011年11月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彝诗馆：请简要介绍自己所在写作地域及人文背景。

 

　　纳张元：连绵起伏、蜿蜒曲折的千里彝山如一条受惊的巨蟒，腾空跃起，一座山峰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山峰原来的生形应该是十分圆润丰满的，却不料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刀硬生生一劈两半，陡然间就变成瘦削凶险，贼眉鼠眼的两半，东边一半叫百草岭，西边一半叫寒婆岭。双峰对峙，壁立千仞，一条大江从两山之间穿流而过，江叫渔泡江，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那山陡得猴子过山淌眼泪，岩羊下山滚皮坡，一条山草绳一样细细的小路，弯弯曲曲的挂在壁陡的山腰上，行人像壁虎一样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移动，稍不留心脚下轻轻一滑，人就象鸟一样在峡谷中飞起来，一直飞下万丈深渊。我就出生在寒婆岭下的半山腰一个古老的彝家山寨。彝山上长满了苍老的古树，它们自生自灭，无人问津，在寂寞中打发日子。彝山上住着古朴的山民，太阳是他们计时的挂钟，大山是他们祖祖辈辈耕耘的伊甸园，早上出门唱一路欢歌，晚上回来背一篓疲惫。干活累了，就围在冒着浓烟的火塘边，端着粗糙的土巴碗喝热辣辣的烈酒。女人们出神地望着黝黑的楼楞，为男人们唱一支支古老的民歌解闷；男人们耐心地在酒碗里，替好奇的娃崽们打捞一个个浸泡得发胀的故事。我的童年就在这苍凉的古歌中泡大，上学后识了一些蚂蚁脚杆模样的汉字，便特别喜欢看课本以外的书籍。看得多了以后，一些问题总在困扰着我：远古的祖先能爬出葫芦，他们的世代子孙怎么就爬不出那个浅浅的酒碗？火塘怎么像一个魔鬼的怪圈，拴住了一代又一代想向山外挣扎的人？城里男人是不是也像山里汉子一样把烟斗装得很满？回荡在红土地上的悠悠山歌怎么永远充满了抱怨？我把这些困惑写成小说、散文模样的文字，居然也能变成铅字。于是，我踏上了漫长的文学之旅。

 

　　彝诗馆：我看过你发表在《十月》上的小说《走出寓言》，我发现你在这篇小说语言的运用上、情节的构思上都有比较明显的现代派的影子，你当初是否想要由此转向现代派的创作路子？

 

　　纳张元：不是。《走出寓言》只不过是我在表现形式上所作的一次尝试，我很看重文章的形式。内容固然重要，恰当的形式却也是使内容得以充分表达的必不可少的凭借，特别是当内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就显得尤其重要。同样一个故事，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讲法，但每一种讲法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彝诗馆：你对你的作品感到最满意的是哪一篇？

 

　　纳张元：没有，一篇也没有。这绝对不是客套话，关于文章好坏的评价，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些我写得很用心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表扬，相反，一些写得很随意的作品却倍受称赞。比如，《走出寓言》就是我写得很用心的一篇小说，但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没有一个人夸奖这篇文章，相反倒有不少批评意见。小说《日子》我写得很随意，却倍受陈思和教授的称赞，认为“这是一篇很有现代意识，写得很精致的好小说，令人感觉不枯竭，很温馨。”《猴》这篇小说我写得很随意，但韩国的博士留学生安承雄却说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安承雄来复旦留学，他的夫人也来当陪读，但他的夫人不会讲汉语，他把《猴》一字一句地翻译给夫人，把他的夫人听得泪流满面。

 

　　彝诗馆：能回望你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之路，并对你近些年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一个简短的归纳吗？

 

　　纳张元：这个问题很宽泛，只能从几点来谈一谈。这些年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总感觉自己这些习作水平的文字，质量不高，而且数量也不多，比起其他作家，我的勤奋处也赶不上他们，悟性也好、对文学艺术的领悟能力、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也好，也都远远赶不上他们，所以到目前总体觉得，没有写出什么好的作品。

 

　　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我的作品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关注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一是关注大山，特别是大山里山民们的生存状况。因为我本人是彝族，从小就生活在大山里，所以对大山里的山民们的生存状况比较熟悉，对他们的命运关注得比较多，这些带有反思性质的关注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虽然这些反思都很肤浅，却仍然听到了一些好评，这给我很大鼓舞。二是我关注并反思了以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文化因为特殊的地域原因而得以完好的保存，我将这些表现出来，可能就使我自己的作品有了某些特点。但更主要的是，我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现这些民族特色、民族风情的层面上，我觉得自己在有一点上是作了努力的。我本人是少数民族文化人，我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它的特点、长处，但同样也具有它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性，由于横断山的阻隔，形成了云南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因此而形成了人文环境中的意识横断，超稳态的文化结构，多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融合，“慢半拍”的生活节奏和观念意识，这些都必然局限了我们的眼光和思维；再者，文化本身也有很多局限，包括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都会有这样那样一些局限，甚至缺陷，而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他们一方面更多的是没有勇气正视自己民族存在的局限与缺点；另一方面，可能又没有意识来主动反思这些局限与缺点。而作为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文化人，他们又在小心翼翼地对待少数民族文化，觉得它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结果都不敢轻易地去“指责”它，更不敢“揭短”，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反思彝族的文化，反思彝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特别是一些陋习，虽然是祖祖辈辈、世代相传，但是明显的是一些陋习，在我的作品中，作了一些毫不留情的反思，这种反思可能有些时候是错误的、偏激的，但毕竟已经开始主动思考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应该肯定的。

 

　　彝诗馆：大学毕业分到乡村中学教书，1993年又回到高校，这段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纳张元：从小我生活在大山，长在大山、那时因为身在其中，所以当局者迷。后来我出来上大学、开阔了自己的眼界，特别值得感激的是接受了许多现代文明，还有汉文化中许许多多新的信息和崭新的价值观念，让我开阔了眼界，然后回到母校大理师专后，再次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时，我的眼光就跟没走出大山之前不同了，所以那段时间，在我评价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存方式和民族习惯时，我有了参照物，这就是汉民族文化提供给我的一些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重新审视彝山生活时，我就看出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所以回去那段时间，让我得以零距离的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民族，重新去感受那块土地。通过几年在那块土地上的生活，我觉得自己逐渐被局限时，我有了一个机会离开那块土地，到外面工作。跳出来，站在另一块土地上来回望这块衣胞之地时，这种认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有了一定的距离，你才会挣脱束缚，便于反思，如果你一直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你很难对你脚下的那块土地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更超脱的角度来反思。有些东西，必须有一定的距离，你才能看得更清楚。距离不仅产生美，距离还能确保公正。

 

　　彝诗馆：有些人认为作家不是学校培养的？你认为作家是怎样炼成的？

 

　　纳张元：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大学的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好多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连写像样的文章都很困难。相反，很多成功的作家并不是学中文的，比如鲁迅、郭沫若、契可夫都是学医的，还有很多是学理工的、是学艺术的，后来却成了作家，比如刘索拉是学音乐舞蹈的，却凭借小说《你别无选择》，成了非逻辑派的代表作家。作家不是你掌握了一点应用文字的功夫和技能就能成为作家的，作家更主要的是靠心灵深处的情愫、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对艺术的领悟能力，不在于你是学什么的，而在于你对生活有多少思考、多少感悟。学医学也好、学理工也好，最终只要你对生活有着与众不同、独到的领悟，并且你能应用恰到好处的表现方式，把这些感受表现出来，你就可能是一个被社会认可的作家。反过来，在中文系受过非常系统的语言文字、技巧训练的人，你没有与众不同的感受，对生活、对文学艺术没有独到的感悟，这样你写出的文字，即便技巧上炉火纯青，但内容上，特别思想内涵上很平庸的话，也不可能被社会承认。作家需要天赋。

 

　　彝诗馆：理论研究、创作与教学如何兼顾？这些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纳张元：创作对我的教学是一种促进，因为作为一个在第一线讲堂上从事教学的教师，他必须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而且，必须保证所讲内容常讲常新。这就要求他，第一、必须不断地阅读；第二、不断地思考；第三、不断地表达。在不断阅读的过程中，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过程，既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又为我的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让我吸取了别人作品中优秀的营养；然后，反过来说，我的很多阅读体会又融汇在创作中，又能融会贯通地融入到我的教学中；在教学工作中，我遇到的很多障碍，又成为我创作中思考和攻克的一些难关。对我而言，教学、科研、个人创作是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而且，作为一个教师，他必须要有个人的很多成果，否则的话他就会越教越局限，成为一个教书匠。

 

　　彝诗馆：祝贺你作为唯一的彝族作家入选中宣部建国60周年在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你的著作《走出寓言》和《民族性与地域性》获得巨大的成功。特别是《民族性与地域性》在中国民族文学评论界有广泛的影响力，请你谈谈这部民族理论文集的核心思想与理论成果。

 

　　纳张元：你过奖，不能算巨大成功，只是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由于横断山的阻隔，形成了云南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因此而形成了人文环境中的意识横断，超稳态的文化结构，多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融合，“慢半拍”的生活节奏和观念意识，形成了云南独特的边地生活和边地意识。《民族性与地域性》一书以“地域性和民族性”为关注点，以“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为主导，以作家作品为主体，注重文本解读。个案与层面相互映衬，综合运用了文献查阅、作家专访和理论探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创作思维和人格状况的影响。强化比较研究。大量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贯穿于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不仅与云南的汉族作家作品相比较，也与其它省（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1）厘清了“民族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提出“要重新辨识民族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进行二度认识和开掘。民族的东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优劣并存。我们要进行鉴别，分清哪是优的，哪是劣的。扬长避短，显优藏劣，这样我们才知道该展示什么，弘扬什么，应该规避什么，藏拙拙在哪里。因为再好的东西都会有两面性，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但在民族文化中有许多被假象遮蔽了的东西，它们是沙子里面的黄金，十分珍贵，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发现。这些被遮蔽的文化，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重新开掘，重新提炼。（2）以“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这一独特的视角切入对云南部分作家作品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并归纳出了一些带有普遍规律的东西：第一，讲述边地老百姓的故事，一种对民间充满亲和力的创作立场。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和云南本土文化的先天不足，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云南文学经常出现交流的困难和失语现象。他们不再试图与中原文化构成直接对话，甚至放弃了加入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化企图。他们将创作的目光投注到边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以对民间充满亲和力的姿态进入现实语境，让读者跟随作家用心灵去直接触摸边地民间的存在状态。第二，揭示边地人的生存本相，一种特立独行的民间创作审美理想。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生命韧性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第三，方言土语的广泛运用，利用民间语言颠覆传统汉语写作的一次大胆尝试。边地独特的地域生活，仅用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来表现，显然不能实质性地触摸到边地的纹理肌夫。很多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尝试着放下精致漂亮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拿起笨重古拙的方言土语，以边地的语言写边地，不曾想这一试竟写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来了，把一个原汁原味的活生生的边地捧到读者面前。第四，自然至上的价值取向，红土地上源远流长的一种古老民间生态智慧。自从工业文明的潮水汹涌而来，至今只不过短短的两百多年间，人类征服自然的破坏行为已使承载我们的地球百孔千疮，满目苍痍，人类开始在噩梦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中有许多觉醒的先行者，在他们的笔下，爱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呼声不绝于耳。（3）提出“民族性”和“地域性”既是特色又是局限的观点。并强调，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加倍坚守地域性、发扬民族性，写出自己的鲜明特色，不可替代的特色，无论低调高调,一定要有腔调。同时，还要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把民族与时代结合，民族与世界结合，书写民族之痛也是世界之痛，歌唱民族之悦也是世界之悦。（4）提出并分析了“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逻辑起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研究范畴,包括中国古今各个民族创造的全部文学成果。民族、地域、国家等要素、民族文学间的关系、民族口头文学、母语文学创作和双语创作现象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关注的基本问题。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民族国家作为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基石，可以摆脱以往文学史观片面关注历史线性纵向发展的弊端，在关注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基础上从史实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层面上，通过“时”、 “空”两个纬度的交合凸现了“横向”上被湮没的历史史实。（5）诠释了因为社会变革而带来的文化冲突。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完整的语言体系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加之居住环境的地域色彩和空间距离，使各民族长期以来从生存方式到文化习俗，都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闭锁状态。在闭锁状态中按部就班的既定生活秩序和文化传承方式，使各民族自成体系的生活静若止水，近乎永恒，这其实是一种沉睡式的生存状态，这使各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始终游离在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的边缘，甚至是边缘以外的地方。社会转型，国家经济秩序的调整和重建，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转变，对各少数民族既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近乎永恒的古老平衡被打破，他们从沉睡状态中醒来，短暂的迷惘以后，就迅速对自我价值进行认定，并寻找自己的主体地位。寻找和自我认定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审视和自我估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边缘性”，无论地域、文化还是意识，都处在边缘的位置。躁动的情绪不甘处于边缘的位置，便决定向“中心”积极挺进。城里的人想要冲出城外，城外的人又想冲进城里。在这个冲进、冲出的过程中，碰撞和冲突再所难免。外来文化在冲击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遭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排斥和拒绝，各少数民族的“觉醒者”在向“中心”挺进的过程中同样遭遇到了种种不同的阻碍和挫折。各民族的作家们正是试图对这种碰撞与冲突进行形象化的描述和解释，并试图对碰撞与冲突进行理想化的消解：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的冲突；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的冲突；人性自身善与恶的冲突；挣脱“自我”的冲突。（6）提出并分析了“文学教育与民族凝聚力”关系问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并不完整的文学史，它严格意义上只是一部中华汉民族文学史，而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学史、多元一体的文学史。文学教育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在双向互动中来完成的，这不仅是对各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的尊重，更是在价值观层面的一种相互认同。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并不存在任何的隔膜和障碍，相反，汉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非常普遍，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为了让那些看不懂汉字，听不懂汉话的普通百姓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汉民族的文学经典作品，他们不仅将汉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并且用本民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样式来进行广泛传播。可惜，这种文学教育是不均衡、不对等的，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流动的。由占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学向各少数民族流动，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这种不对等让各少数民族多少有些心理失落。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民族没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的、隐性的，常常被淡化，被忽略，甚至被屏蔽。文学是塑造心灵的雕刻刀，它的教育作用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悄然进行的。少数民族要一如继往地熟读汉人经典，汉民族也应该全面系统地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汲取双方文学作品中所承载和蕴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从民族身份的认同升华到民族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捍卫祖国统一，保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彝诗馆：我发觉你是近几年才开始有意识地专门写作小说和散文作品，而且你的文章有一种特别质朴的乡土情结与生活气息，读来有味，每一篇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我想这与你曾经少年时的乡村生活有关，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城市彝人，同时伴随的是本民族文化在城市的无情撕裂，对此你怎么看？

 

　　纳张元：我的精神总是在在城市和大山之间漂泊流浪，人在山里，精神却在向往城市,古朴的大山常常使我感到封闭的压抑，我的幻觉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我已经成了大山里的一棵苍老的树，自生自灭，无人问津。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与我无缘，我的精神永远“生活在别处”。费了九年二虎之力，才挤进城市，狗颠步地走在大街上时，我感到自己歪斜零碎的脚步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的创作开始走入思想的悖论：面对大山时，我呼唤城市，幻想着那些苍凉的大山也像城市一样灯火通明，而客居城市时，我发现现代文明正在疯狂地异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纯朴的自然人性，于是我又肆无忌惮地嘲笑城市，并拒绝文明。当古老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我面临两难选择的境地，只好按照主流话语的取舍标准，无一例外地让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冲突中一一死去，现代文明总是赢得莫名其妙。于是，我的作品常常把蕴涵丰富的矛盾冲突作简单化的处理。按照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文明总是要战胜愚昧落后的。实际上，生活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文化亦是如此，不能简单地下判断，说谁好谁坏，现代文明不一定都好，旧文化也不一定都坏。现代文明有它很多的负面影响，而旧文化能流传至今，也就说明仍有它的生命力所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新旧文化各有优劣。

 

　　在这里，我想借用我的《城市情怀》中的几句话来描述我自己：“我很清楚，我已成了这个经常刮大风的城市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一种怪异的人文风景。会有许多好奇的人把我当作某种标本，用放大镜来反复鉴赏研究。他们将不会失望，作为标本的一种，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彝诗馆：作为彝族精英知识分子，你是否会在平时工作或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或提携彝族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你想对青年一代做学术的人有怎样的教诲或期待？

 

　　纳张元：是的，我的很多学生毕业后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并且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年轻人要多读勤写，要静得下心来，不要被喧嚣的市场迷迭了自我，更不要做市场的奴隶。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彝诗馆:现在很多人唯恐天下谁人不识他，几乎狂妄到了极点，但我发现你待人处事、及做学问之中都有一种谦虚的包容平和之态、不事张扬，这值得我们追求个性的年轻一代学习。目前中国彝族有1000多万人口，为什么从事彝族文化研究的人寥寥无几？对此你怎么看待？

 

　　纳张元：这一是说明彝族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还不够多，二是为了自己的职业需要，很多彝族学者也不能仅仅只研究彝族，他们必须拓宽自己的学术领域。比如我自己，在高校教书，我不能只讲彝族文化，我面对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我得讲中华文化；我带的研究生，他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所以，我不能只研究彝族文学，我得研究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文学。

 

　　彝诗馆:你曾经在2009年鲁迅文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说过:“要多关注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既要写他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也要更加关注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我曾听到有些彝族没有什么文化的歌手对一个彝族教授说，你们这些专家教授些做什么学问嘛，你们又不去解决彝族人民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对此你是否有意识地关注、关心彝族人民的各类生产生活情况？

 

　　纳张元：非常关注，但一介书生，能力有限，做不了什么实事。当年乔公在世时，我们也常常谈论彝族多数居住在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中，至今发展滞后，乔公也是疼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彝诗馆：当代四川彝族作家用规范彝文创作了许多当代彝族母语作品，这些对于建构当代整体的彝族文化体系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反观云南、贵州、广西彝区用彝族母语创作当代文学作品方面似乎有些落后，我视野中几乎没有看见，对此你有什么积极的建议或思考？你对彝族母语写作前途有怎样的预判？

 

　　纳张元：母语写作极为难能可贵，是坚守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母语创作的作品传播面极狭窄，这就涉及到我曾经写文章反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民族性的坚守与超越。长期以来，民族文化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甚至常常被误读，使我们常常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放弃民族性，那是忘本，等于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如果一味固守民族性，又会使我们失去与世界交流的机会，特色就成了局限。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单向阐释，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风暴中很难再坚持自己的小众风格，甚至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而“我写我族”的言说方式也被打破。于是，他者对少数民族身份的误写与误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复杂而尖锐；民族文化在当今一体化语境下如何在交汇碰撞中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更加艰难。

 

　　世界上的语言正在以二倍于濒危哺乳类动物、四倍于濒危鸟类的速度灭绝。世界上本有16000多种语言，已经灭绝了10000多种，还有6000多种，到2050年将有一半会灭亡或濒于灭亡，到2100年百分之九十将会消失。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逼迫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不断地边缘化，直至消亡。世界上有98%的语言属于边缘语言，一种语言的灭绝意味着一种文化随之消失。赫尔德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因此，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特有的语言习惯，语言模式下的本质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在公共话语写作泛滥的时代，这种少数民族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尤为珍贵，甚至可能成为抵抗复制时代恶俗习气的一种重要鲜活力量。但是，一味强调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往往又陷入不能有效对非本民族的读者进行沟通的尴尬境地。因此，少数民族创作既要有优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能够接受的程度，加大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力度与提高作品翻译的质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创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影响较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尤其要引起关注。妥善的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作品，扶持翻译作品，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文化物种。这不仅仅是文学的工作，更是全人类多个民族文化平衡的需要。

 

　　彝诗馆:近20年来，彝族想当官的人很多，但官做的越来越小，人口很多，能做学问的更是少的可怜，你想过这些问题吗？

 

　　纳张元：这个问题涉及当下的政治体制和选人用人制度，太敏感，不谈为好。

 

　　彝诗馆：大理处处可以触摸到曾经的彝族历史痕迹，如南诏德化碑、弥渡铁柱、太和城遗址、巍宝山等，还有三个彝族自治县，对此，你认为几千来传承至今的彝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彝族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纳张元：吃苦耐劳，自强不息。

 

　　彝诗馆：我在你的有关文章中知道你们这里也有彝族祭师“毕摩”，我想知道你对彝族宗族文化了解多少？并请你谈谈对彝族宗教的看法？

 

　　纳张元：民族的东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优劣并存。巫术活动常常被我们简单地斥之为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但各民族的巫师，那些萨满、毕摩、东巴等，他们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还是本民族的文学家和心理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山寨，他们不仅能解出山民们的生理痛苦，还能医治人们的灵魂，安定人心。彝族的酒文化让人又爱又恨，我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在古老的彝家山寨很少见到过清醒的男人，山路上、寨子里随处可见步履蹒跚的醉汉，路的长度他走不完，宽度不够走。狂歌纵饮一方面体现了彝族人民的粗犷豪放，热情坦荡，但同时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劳动，影响了很多彝族山民的脱贫致富。常在报刊上读到赞扬我们少数民族地方的话：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听到这样的赞扬声我们千万不要陶醉，别人称赞我们民风淳朴是客气话，是表示对我们的一种尊重，但我们自己的头脑一定要清醒，表面是民风淳朴，骨子里还是贫穷，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值不得上锁，三个石头搭锅庄，一石头砸进去烂坛坛罐罐都碰不上一个，锁它干吗？有朝一日家里有了电视、冰箱、金项链、金戒指、大把的人民币，我们不仅会上锁，还会装上防盗门。我们要进行鉴别，分清哪是优的，哪是劣的。扬长避短，显优藏劣，这样我们才知道该展示什么，弘扬什么，应该规避什么，藏拙拙在哪里。因为再好的东西都会有两面性，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比如孔雀开屏时很美，光彩照人，但同时也将它平时深藏不露的难看屁股一并展现给了我们。但在民族文化中有许多被假象遮蔽了的东西，它们是沙子里面的黄金，十分珍贵，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发现。少数民族有许多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独特创造是以迷信的方式隐晦的表达出来的，比如：有字的纸不能践踏，也不能烧，否则眼睛会瞎掉，于是书籍和文化得到了保护；不能糟蹋粮食，否则会遭雷劈，于是粮食得到了爱惜；水的源头总是被演绎为龙的家，不能污染，也不能砍伐周围的树木，否则就会生大病、遭大灾；村寨周围的树木下常常插满了红红绿绿的纸旗，那些被祭拜的神树，没人敢去随便砍伐或破坏，使它们在迷信的诅咒中得到保护，四季长青，长命百岁；制作藏药七十二味丸的地方女人不能去，否则药就不灵了。我原以为是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深入了解以后才知道，合成七十二味丸的成分里含有多种重金属，包括水银，妇女重金属中毒后会失去生育能力，所以为了人种的延续，又巧妙制造了一个迷信的谎言。通过迷信的诅咒让人们心生敬畏，其中隐藏的是古老的民间智慧。这些被遮蔽的文化，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重新开掘，重新提炼。在这方面，《云南映象》做了很好的偿试，它将“原生态” 歌舞与天地神灵的对话等各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原素抽取出来，用现代观念加以观照提炼，服饰道具、歌吟词曲、舞蹈题材、舞台效果均取材于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但表现手法不仅充分利用了现代的声光技巧，还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现代元素和表现手法，多元文化水乳交融，传统与现代结合得天衣无缝。难怪它在云南初演的时候，很多少数民族的头人并不认可，认为它四不象，而且怎么能将那些犁田种地、吃饭吆鸡的事都搬上舞台呢？但没有想到它不仅走向了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所到之处，一片叫好之声，叫好又叫座，甚至不断引起轰动。这就是发现和艺术提炼的结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彝诗馆：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是愿意生活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你在生活中是否因为你的民族属性，而受到过歧视吗？如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纳张元：我愿意生活在农村。作为一个彝家娃，从小学到中学，我都饱受歧视，我只有埋头读书，刻苦努力，让自己强大。现在，那些曾经歧视过我的人对我充满敬意，以认识我为荣，把我作为他们教育子女的楷模。

 

　　彝诗馆：面对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你是否有灵魂里的迷茫与彷徨？

 

　　纳张元：我不迷茫，我有自己的信念，我始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