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彝族人口共有80多万,分散居住在黔西北乌蒙山区各县。彝族虽然是一个有自己悠久文字的民族，但贵州地处前沿，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早，约在明朝初年汉学就开始在彝区传播。因此，除了在历史上还有个别的彝族诗人用彝族文字(即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之下,各个历史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作家(作者),都是使用汉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贵州彝族的作家文学在建国初期直到文革运动前，发展都非常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个全国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贵州彝族文学也同时获得了生机，在新时期无限春光的沐浴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出现了不少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在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造上，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如果以1999年作为一个时间界线，建国50周年来，贵州彝族文学可以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是后期）。1999年12月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多万字的《建国五十周年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中的“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就充分展示了这一历史事情的创造成果，正如安毅夫先生丛书总序中所说：“五十年来，我们有了自己的专家、学者、有了自己的作家、诗人……出这套丛书，正是体现一个历史阶段的检阅。”他还指出，这套丛书对贵州彝族文学创作，既具有纪念式的意义，又富有里程碑式的启示。”
一个民族的文学繁荣，当然包括各种文体的繁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有长篇文学作品的繁荣，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这是因为，只有长篇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其历史的画卷，才有可能在读者的面前全方位地展示其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可歌可泣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这是短篇作品办不到而无法取代的。如果立足于这样的观点，建国五十年前贵州彝族文学在长篇作品的创作上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当中自然有一定的客观社会因素。就是龙志依的《冷暖人生》和《政界》，苏晓星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安文新的通俗长篇历史小说《桐野春秋》（又名《周渔璜传奇》）都是在新时期才开始出版和发表。
到了两千年，以及二十世纪初这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贵州彝族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车道。本来这段时期正是文学因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进入低谷的时候。然而恰恰相反，贵州彝族作家（作者）却有不少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上，一时难以统计其数。但到2004年底为止，仅公开出版的个人诗集就有5部，散文集2部，长篇小说7部，长篇电视1部，文艺理论2部。这些作品，可以说从数量到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50年。而这些作品，又大都荣获了全国、省、地政府的文艺大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母语创作应该是一个民族作家所追求的目标。贵州有的作家彝族开始重视了这个问题，并已尝试用双语（即彝文和汉文）进行创作，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的《贵州少数民族双语长诗集粹》中的彝族长诗“彝山喜事多”和“彝族新情歌”，就是作家用双语进行创作的现代诗，荣获了省政府首届文艺大奖二等奖。
近年来，贵州彝族文学长篇作品的不断出现，可以说是标志着贵州彝族文学创作的一次不可多得的繁荣。作者面之广，有老中青，如著名作家龙志毅的《王国末日》，苏晓星的《金银山》，中青年作家陈乐光的《奢香演义》，吴勇的《水西悲歌》，陇山的《九层岩》，罗勇的《擦亮阳光》和《我是差生》等；题材广泛开拓，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也有反映彝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及校园生活等等，真可谓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首先谈谈《水西悲歌》，因为书中所写的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贵州彝人的悲歌，应该说是全体彝胞的一段血泪史。这是一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了明末清初（公元1663年）被清朝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的明朝降将吴三桂出兵攻打水西这段历史的全过程。
《水西悲歌》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历史观的准确到位，是历史小说的灵魂，人物形象的鲜活，是历史小说的生命。作品所体现的并非是重新谱写这段灾难性的历史，也不是要为某些民间（如叉戛那）和历史上的人物（如安坤）擦脂抹粉，它是对过去几年的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式的历史观做了应做的解读，还原了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它是以一条顺应历史发展轨迹，符合历史逻辑并适合当时水西以彝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政治出路为主题，以反战而求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团结。这样的主题不仅是积极的、进步的，也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当时的社会发展。
《水西悲歌》的作者根据丰富的史料去伪存真、精心构思、大胆假设，在情节的安排上环环相扣，动人心弦，在人物的塑造上常常从当事人的角度去想象当时人物的内心世界，尽量把人物放回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环境）只能感去，尽可能向历史靠拢，然后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个既有相同的共性，又有截然不同的个性的人，而不是简单的雷同和重复，认定历史的局限性，环境的复杂性，人性的脆弱性形成人物的多重性格。
当然 ，作家是要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所以《水西悲歌》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把精力和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和表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各不相同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生活处境，厉害关系之中活动着的人性。对这样的人性描写，是在一定程度上都充分地把古人作为“人”的全部复杂性完整的揭示出来。作者虽然采用了一些传奇手法，但并没有忽视人物心理分析和人性的发掘，通过不同的描写视角，教为充分地展示不同环境条件下人物的复杂表现，并赋予了相当的性格冲突、心理冲突以完整性，使人物凸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而使得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历史生活更接近于古人的本来面目。
由于《水西悲歌》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因此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就成了衡量这部作品创作水平的首选标准。总体来看，在群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成功的，例如以水西宣慰使、水西彝部八十三世苴穆安坤为代表的英勇牺牲的众英雄和壮士，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残酷镇压水西人民的暂时得胜者，以及以皮熊为代表的明朝残余势力等；单个人物，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塑造上也独具特色，显得较为丰满和典型，例如对吴三桂、安坤、叉戛那、、皮熊等第。这些人物不仅各有突出的个人性格，更具有不同的内心深处的大千世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西悲歌》中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可以称得上是以禄天香为代表的色彩纷呈的一群毛帼英雄，陇玉、阿雨、罗兰、禄卉、奢春等待，大义凛然，各具特色令人目不暇接，为了保卫水西的安宁和反对外来的残酷镇压，她们都挺身上前，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和艰险，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使水西山丛林里的索玛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永不凋谢。
当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水西悲歌》也不是没有败笔的，如对俄尼诺戴和草医刘兴祥的塑造就很不成功，这是两个看似次要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作家在语言的事业上，作品的结构上，以及一些有关彝族风情的描写上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和硬伤。总之，瑕不掩瑜。《水西悲歌》作为一部反映吴三桂残酷镇压水西人民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其意义还不在于它所具有的认识和价值。由于作家集数年之心血，在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这段水西彝族（包括其他民族）隐痛难忘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素材中不仅仅看到了表现上的悲惨，更注意到精神上的壮烈，把水西悲歌的“悲”字的落脚点建立在水西英烈的“壮”字之上。其悲乎，更壮哉！使作品具有了审美价值而获得艺术上的久远生命力。
《水西悲歌》问世后，贵州写作学会和有关院校分别组织了多次作品讨论会，作品的成功之处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陈乐光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电视剧《奢香演义》（以下简称“奢”剧）。这部长达30集的《奢》剧，写了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彝族政治家奢香夫人的一生，它不是具体反映历史真实的正剧，而是借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载体，在尊重历史而不是篡改历史的前提下，大胆发挥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而构思出来的具有明显娱乐性和商业色彩的戏说作品。因此，在作品里不仅虚构了好些个头面人物，水西彝族的，明王朝的等等，自然也虚构了不少的情节（故事）和冲突，使用了现在人们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的具有吸引力的武侠打斗技巧和场面。
艺术真实必须置根于历史真实。戏说不能打胡乱说。奢香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主流是什么呢？是明王朝建立不久，急需完成统一大业，在实现这统一大业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友好团结，然后得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地位和进行国家建设。那么奢香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又如何呢？朱元璋建明称帝后，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从而引发以燕王为首的内部争权斗争；朱元璋一面要应付内部斗争，一面要达到早日统一大业，故而对边地水西等则采取安抚之策，而当时还坐镇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梦想复元，而处于元明势力夹缝中生存的水西，不能不面临明智的选择和复杂的政治局面。
《奢》剧可以说是通过虚构的人物故事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不同表现，紧紧围绕着上述历史主流和政治形势来展开故事发展情节，虽有不少的戏说成分，使情节紧张，故事动人有趣。因此，应该肯定剧本总的创作趋向是积极的，是基本上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作者为了突出矛盾，集中矛盾，为了加强任务之间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也为了把戏编得更精彩好看，就有意识地把云南元朝的残余梁王和明朝朱皇帝的内部主要争权者燕王等人纠合在一起搞阴谋，把矛盾复杂化和激化。从历史上看没有这件事，不真实，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讲，这样虚构是允许的，因为它没有违背历史主流，符合这两种人的人格本质，他们之间的勾结是各有目的，一个是为夺皇位，一个是想恢复失去的天空。这种把矛盾集中起来处理的方法，使人物关系复杂化，冲突尖锐化，对强化故事情节大有好处。
说到这里，全剧本中有一个特殊性很强的人物，也可以说是神化了的人物，恐怕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质疑。这个人物就是全剧贯穿始终，满身涂满了闪光的神秘色彩的水西祖母。她不仅在水西地盘上隐居了两百多年，而且修炼得武功盖世，仙神一般，来去无踪，连帮助朱元璋打得天下的得力军师刘伯温（刘基）也是她老人家的入门弟子。水西祖母的出现，必有其特殊的典型环境，也就是当水西处于危难之际，水西祖母来了，来拯救水西的生灵，也就是来拯救她的子孙后代，来教育她的后代如何做人做事，才能永保水西的平安。不难看出，水西祖母是一个象征性的化身，她代表着水西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她也就是水西彝人的“魂”。
纵观全剧，还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色，也就是它们展现在读者（观众）面前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地域性表现的全是贵州著名的山川景物，如黄果树大瀑布，织金洞等。民族性表现的是全方位的彝族，而且是贵州支系的彝族风俗祭祀等等。当然，剧中的不足与缺点也不少，后来经过省彝学会召开的讨论会给作者提出了不少的修改意见，作者经过修改后出了第二版，正如著名彝族学者、历史学家余宏模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历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陈乐光先生满怀对自己民族的无限热爱，对奢香夫人无限崇敬的激情，饱蘸生花之笔，精心创作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奢香演义》的出版问世，这是宣传奢香夫人和贵州历史文化具有实现意义的大好事。”余先生还在序言中指出：“《奢香演义》文学剧本初稿出版后，反映比较强烈，说明文学剧本一开始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评论，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产生之初一样，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完满无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断开拓视野，反复修改提高，使现在经过修改的文学剧本比起初稿来空间更开拓，情节更为复杂，人物更为丰满，主题更加深化，风情更为浓郁，画面更为绚丽。总之，故事性强，扣人心弦，形象鲜明，光彩照人。应该肯定它是一部好的作品。
《奢》剧后来报经国家广电总局审批拍摄剧目（许可证号甲第109号），目前正处于招商引资筹拍阶段。陇山的长篇小说《九层岩》，结构颇为宏大，时间跨度长，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讲述一个黔西北山区以九层岩石为中心的彝寨的历史变迁。小说主要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分主要讲述主人公安大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土匪的故事，这是以前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如此正面描写过的人物形象，他既具有除暴安良，正直勇敢，敢作敢为，朴实善良的一面，也有愚昧盲目的，被人利用，乱杀无辜和荒淫无度的一面，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符合历史真实，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说着力描写的另一个人物范大用，他是一个钻营和善于投机者，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和安大汉一比高低，捞到名利地位之后就忘乎所以，作威作福，为了自己的私利全不顾他人之死活，最后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九层岩的村长外号郭野猫，也是一个被塑造得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既想在变革时期耍尽手腕捞好处，又因良心未泯而不肯往死里整人，然而又忍不住金钱和名利的诱惑，不时为虎作伥，有时又当群众的尾巴不敢正眼看人，猥琐犹疑，摇摆不定，瞻前顾后，一个活脱脱的没见过世面，经不起风雨的市侩小人物。小说的语言还显得较为明快流畅，有的篇章还十分生动而具个性特点，有的情节变化还甚为巧妙，细节也显得丰满而有生气，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生活气息和明显的地域特点。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岁所描写的生活（包括历史事件）熟悉和把握的程度不够，难免出现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作品的后来部分不仅结构显得松散，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得简单化和脸谱化，故事的发展和变化已显得概念。当然，总体来看，作品还是有很多成功之处的。罗勇近年来连续出版了以中学生为题材的两部长篇小说《我是差生》和《擦亮阳光》，他是黔西北小说家中最年轻的作者。从我是差生看罗勇的小说，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一般来讲都安排得缓急有序，快中不乱，语言新清而而形象生动，各种比喻的妙用和联想都很适合当今中学生口味，因而显得具有时代特征和个性，由于作者对引申手法的综合利用得当，甚至于在恰当之处无不采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笔法，这样就使得小说不仅具有了强烈的吸引力，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超前意识使一些较为平淡的故事（事件）对人产生了应有的艺术魅力。当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和硬伤也是在所难免，如叙事结构的拖沓与松散，人物描写的平面化等第，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以上所言，是笔者对近年来贵州彝族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长篇文学作品的一点粗浅的见解，面对如此可 喜的发展状况，偏颇也罢，不当也罢，不吐不快，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不吝批评指正。
浅谈贵州彝族文学及其长篇创作――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
作者
安文新
2006-04-24
原出处：第四届国际彝学会暨诗意美姑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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