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980年9月2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联合通知，自此，属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开花”的辉煌历程便正式开启。后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加上“骏马奖”这一名称，这也成为了该奖项的简称。截止2024年，已成功举办十三届，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以来包括彝族文学在内的全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
“骏马奖”的重要意义：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具有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文学花园里别有特色别具风情的一枝。特别是在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也展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社会生活、民族风情，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民族文学的丰富、拓展以及民族团结进步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经典作品对中国文学具有着深远的影响，还有之后的玛拉沁夫、李乔、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等，都是对于中国文学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卓越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活跃于当下的其它少数民族作家，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涌现出来的不管是一般少数民族作家还是优秀少数民族作家，比起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一般少数民族作家、优秀少数民族作家都多得多。为什么？这不仅得益于思想的觉醒、社会的进步，更得益于党和国家对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扶持。光是从国家级层面而言，就创办了《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等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文学奖项。犹如少数民族政策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繁荣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激发了创作热情，推动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为祖国文学花园的百花齐放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为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之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是专题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设立的国家级最高奖项，旨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文学工作者的交往交流交融，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一种检阅和奖励。自1981年创办至今，每四年评选一次，迄今已成功举办十三届，共计759部作品、49位译者获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项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奖项，每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以获此殊荣为荣，它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获奖作品整体反映了评奖时间范围内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是对所属时期内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整体性检阅和审视、回顾、总结。同时，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学某种意义上的大集结、大亮相、大展示，它也是我们国家多样文学、多元文化的一种成果展现，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文学园地里的百花齐放春满园。
彝族文学的表现：在历届“骏马奖”中没有一届缺位
在梳理迄今举办了十三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时，我们可以看到，彝族文学每一届都有作品获奖，并且多人多次获奖、多届多人获奖，十三届共有27人34人次获奖，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学的个人性实力及整体性实力。历届彝族作家获奖情况如下：
彝族作家作品获“骏马奖”情况一览表
13届的历届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彝文作品等，其中小说11件（含3件彝文小说），占34件中的32％；诗歌10件（含1件彝文诗歌），占29％；散文4件，占12％；报告文学4件，占12％；理论评论3件（含彝文作品1件），占9％；彝文作品5件（涵盖小说、评论、诗集），占15％。获奖作家中女作家为7人次（杨阿洛和阿蕾为同一人），占34人次中的21％。获奖作家中多人多次获奖，其中倮伍拉且前后获奖4次，李乔2次，吉狄马加2次，杨阿洛（阿蕾）2次，贾瓦盘加2次。历届中除了第三、十、十一、十三届这四届每届只有1件以外，其它9届都在两件以上，其中第一届、第四届实力最强，分别有5件作品获奖，然后第十二届有4件作品获奖，第五、六、七、八届分别有3件作品获奖，第二届、第九届分别有2件作品获奖。
取得成就原因简论：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和民族政策的沐浴促使彝族文学在新时期获得大繁荣大发展
彝族在全国各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排列中位于第六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深厚文学底蕴，具有以古彝文为代表的自源文字和以十月太阳历为代表的天文历法，有以《勒俄特依》《查姆》《梅格》《阿细的先基》《妈妈的女儿》等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彝文创世史诗、教育史诗、叙事史诗以及各种典籍，并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彝族的文学理论评论在魏晋时期就已达到很高水平，例如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优秀彝文诗学著作。明清又掀起著作彝族经籍诗学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论著《谈诗说文》《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等。还有包括音乐、绘画、舞蹈、服饰、雕刻、漆绘、刺绣、建筑等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体现了彝族艺术的丰富性、多样化和绚丽多彩，体现了彝族艺术的深厚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的不断追求，展现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及文学和艺术传统、精神传承这一切为彝族文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文化基础和历史依据，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旧社会彝族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和社会、经济、教育、思想的封闭落后，以及需要特别指出的文字和文化传播所需纸笔等物质匮乏等历史原因、历史局限，还有等级差别和观念原因，彝族的文字、文化那时候主要“掌管”在作为祭师的毕摩阶层，所以，彝族文学不仅在纵深性方面也在点面结合的普众化全面繁荣发展，是在得到大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期，特别是在进入新时期、新时代以来，彝族文学得到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谱众、深广的长足发展，显出蓬勃生机。彝族文学在13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很好的诠释。
彝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中有神话、传说、民歌、克哲和尔比尔吉（即彝族谚语）等，书面文学则包括用彝文和汉文创作的作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彝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彝文文学，之后则转移成主要是书面文学、彝族汉文文学；在这之前的彝族文学主要为集体性创作，之后的彝族文学主要是个体创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彝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怎样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转变、进步及发展。
先后两次获“骏马奖”的李乔，是当代彝族文学的先行者。他的《欢笑的金沙江》，1956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次出版，是一幅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阔历史画卷，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中“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和斗争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它是新时期彝族第一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彝族作家作品，正式开启了彝族文学走向中国文学广阔舞台的序幕。
同样先后两次摘得“骏马奖”、具有国际性声誉和广泛国际性影响的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诗人吉狄马加，可以说，他是彝族文学个体写作、书面写作以及彝族汉语诗歌写作的集大成者、典型代表，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了百余种版本的翻译诗文集。可以说，是吉狄马加将彝族文学推到了世界面前、带进了全国乃至于世界的文学历史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业已获得“骏马奖”的这27位34人次彝族作家，还有许多优秀的彝族作家诗人迄今并未成功将此奖纳入怀中，这足以说明彝族文学、彝族作家的整体实力确实不弱。
民族和地域角度的精神阐释：从“骏马奖”获奖作品略论彝族文学特质
从历史的眼光梳理少数民族文学，不难看到，“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民族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霍俊明《十年来诗歌的新质与可能——基于宏观视角的考察》，《文艺报》2024年10月18日第2版）不仅是少数民族诗歌如此，少数民族文学也是如此，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回顾，以及对于“当下”的凝视，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点，即传统性与现代性，是永远摆在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两个元素；对于“世界”与“民族”二元关系的审视，是少数民族文学一个内在特质，“世界”意味着外部、打开、未来，“民族”意味着内部、地域、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彝族是一个“忧伤”的民族，这从彝族文艺特别是文学、音乐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彝族音乐、诗歌等艺术基调主要偏于哀怨与吟唱。进入新时期，以彪炳史册、成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光辉典范的“彝海结盟”为开启历史新篇章的序章，红色的火种遍种彝族人心中，“一步跨千年”的彝族人民脱离深重苦难“翻身农奴把歌唱”，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奴隶半奴隶制彻底瓦解，翻开了旷古未有的崭新一页。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歌曲《情深意长》，舞蹈《快乐的诺苏》等就是反映这样的新生活的其中优秀代表。以“彝海结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重要节点，彝族民族心理、文化传统以及文学艺术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获得新生”，特别是彝族文艺，由此不断从属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舞台”。也由此形成一个重要的转折，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生活的不断向往和追求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文艺的主旋律。这是新时期彝族文化、彝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启程点并成为一贯的重要精神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传统，这也是新时期彝族文化和文学根本性的、主要的特征。
例如获第十二届“骏马奖”的云南昭通彝族作家吕翼的小说集《马嘶》，“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精神内蕴上的共融性”（郭冬勇），吕翼“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发展，歌颂着新时代的民族正气”（尹汉胤）。四川凉山彝族作家阿克鸠射获第十二届“骏马奖”的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更是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当代性突出呈现，是彝族地区第二次“一步跨越千年”的真实记录。“反映了全国彝族聚居区、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四川大凉山重点贫困地区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坚历程，是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缩影。”（该书介绍语）这些无不是红色革命精神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期的赓续、传承和发扬的生动体现。
之后，“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民族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以及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的表达、抒写、展现，和对此的书写策略的不断探索，成为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当下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如何将“地域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成为当下彝族作家的坚决性任务。获得第十一届“骏马奖”的四川凉山诗人鲁娟的诗集《好时光》，是这方面的典范。鲁娟的诗歌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语言运用及范式是“现代性”的、主流化的，而她作品的精神内核、内在意蕴、内容实质是根性的、“民族性”的。这是合乎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潮流的，是典型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们所应该走的“正道”和努力方向。“骏马奖”获得者、60后作家巴久乌嘎，80后“骏马奖”获奖作家阿微木依萝和包倬，同样是彝族作家里面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和探索实践者、卓有成效者。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介于上面梳理的“红色精神“和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追求这“两大”新时代彝族文学传统（也是两大必将不可忽略和长期存在的创作传统）之间，还有几个不是流派却似流派的创作现象和时期：彝族文学在1980年代10年间的属于民族身份和精神的自我“觉醒年代”，以一再被提起的吉狄马加的《自画像》“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为代表；以1990-2010年代20年间为主要时间标段的彝族传统文化遭受无情放逐、遭遇现代性冲击的“阵痛”性抒写，这是自下而上，极其普遍的一个文化现象、创作现象；其它还有对于大自然及故土的深情歌咏，比如多次获得“骏马奖”的倮伍拉且，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下的觉醒、反思性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这方面以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等相关创作及其他一些作家作为代表。彝族文学就是这样，一直与时代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
原载：《广西民族报》2024年11月15日“骏马奖之夜·八桂有约”专刊第16版。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