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背影，总在城市后面粘贴。皮鞋的足印里
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再次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王鹏翔种过地，当过乡官，这部散文集可以看作是他来自乡村的心灵报告。文集以闪耀着的平民之光和弥散着的汗水、泥土气息，报告着“一个逃离家园又恋着家园的游子”的情感困惑，报告着一个双足已穿上皮鞋，精神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作家的心灵苦闷。我以前曾读过王鹏翔的多种散文诗集，如今，这种诗意的感受又被作者带到了集中表现乡风、乡物、乡情、乡景、乡人，集中描写农事、农具、农艺、农节、农俗等内容的这部散文集中，读者更能见到其躬行实践的深刻与在场体验的纯粹。作者不是隔山打鸟似地远程射击，更不是“乡村一日游”似地走马观花或作秀，他是脱掉鞋袜，足踩田坎，真正触摸到了那个名叫“阿嘎屯”的乡村的神经的痒处，搔到了自己灵魂的痛处。文集中的《操镰而歌》可说是一次文化寻根。《薅刀在大地上游走》更是一种精神还乡。虽然，“怀旧乡村，只是对一种缓慢单纯的生活节奏和另一种单调疲惫的精神皈依” ，但是，目睹“房屋虽高大漂亮了，却山秃了，水枯了，鸟兽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的现实，作者仍然发出了“我觉得我们是从一种蛮荒走向另一种蛮荒”的发人深省的疑问。作者笔下，一个个难以化解的精神难题，缠绕在感性显现与理性透视的鲜活文字里，使作品呈现出社会学的（人类文明该怎样健康发展）、伦理学的（乡村对人情味的维护与城市对它的消解）、生态环保学的（田园生活与生物多样性的和谐共存）、文献学的（乡村那些关于葬俗、婚俗等等的原生态纪录）、美学的（大自然的五色斑斓与乡风农事的五音纷繁）等多种意义。《乡村的背影》里盘绕着牧歌情结，更回荡着挽歌意绪，它是牧歌其表、挽歌其里的产物。
乡土散文里的牧歌情结和挽歌意绪，近年来多能受到读者欢迎，这是与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分不开的。
对此问题的看法，目前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处于前现代时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到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再到后现代时期的科技文明、信息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出发，认为目前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途中，原来的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并变成了一个游弋在城乡之间的“中间物”，传统农民多已变成了肉体与灵魂都找不到归宿的漂泊者，这是人们无法绕过和必须接受的痛苦。尽管现代城市也透出竞争的肮脏和拼搏的血腥，但城市文明毕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即便是丑恶，有时也能起到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因此，作家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同情和怜悯农民是片面的，看不到城市的智慧、开放与物质文明是偏颇的，看不到农耕文明的积弊与陋习是错误的，一味美化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更是对历史进步的一种反动。
但是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乡村有其自立自足的生活内容和价值体系，它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城市的衍生物和附属品。田园乡村和传统美德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文学毕竟不等同于社会学，它要写人，写出人性，人的情感需求。现代城市文明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对人们现有的精神成果进行着毁灭性的破坏。物质的进步常常是以人的良知泯灭、道德滑坡、诗意远逝为代价的。物质上的富有并不能代表心灵上的充实与快乐。当今这个时代是个浮躁的时代，也是金钱、物欲正在掏空着人们内心的时代。那些揭露城市疮疤，赞美纯朴乡土的文学，正好起到了滋润人心、弥补情感缝隙的作用。它满足了人们除物质需求外的精神需求。
我的观点较为折中。根据个人的认识，也结合他人相近的看法，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乡土文学，细分起来有五种表现形态：一是表现农民进城寻梦的“打工文学” ，二是表现农民发家致富、自我意识和自主精神觉醒的“乡村致富型文学” ，三是以表现生态环保为主的“生态环保文学”，四是为乡村旅游发展服务的“乡村旅游文学”，五是拉开时间距离，借表现乡俗民风、亲情美德，以探讨人性归依和精神家园重建的“精神文化型乡土文学”。毫无疑问，历史的现代化目标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同样也毫无疑问，人性和道德的完善也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但历史的发展维度与人性的完善维度往往错位。当两种“合理性”因错位而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两难结构”的冲突时，这种由冲突而产生的文学作品，便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黑格尔就曾说过，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我还认为，目前许多作品，写乡村是审美往往多于审丑，而写城市则审丑多于审美，这是缺乏辩证眼光的文化短视现象。乡村确实需要现代化，而城市的发展也确实需要人性化。因此，借乡土田园作一些情感补充是必要的，以精神的乡村作为重建心灵家园的部分思想资源也是可行的。但倒退则不是出路，现代化、城镇化的步伐也不会因此而减慢。我们的作家应重新校正思维坐标：认识到乡村的现代化需要城市拉动，因此请你不要对城市的援手轻易说“不”；城市的人性化也需要乡村滋养，因此也请你对乡村的贡献不要轻易说“不”。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问题，一是因为贵州文学的大部分内容为乡土题材，二是因为贵州文学多年来与茅盾文学奖无缘、又与鲁迅文学奖失之交臂（近两届获“茅奖”、“鲁奖”的小说和散文，乡土叙事均占多数）。为什么外省作家能够获奖，贵州作家却总是无缘呢？虽有多种原因，但其中重要一条，便是与我们创作观念的滞后有关。这不能不引起大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