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文艺创刊号发表彝族作家安文新先生新作。《先生与祖摩》安文新在彝族文学创作、整编和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多年来，创作文学作品《扎西》、《仙石》、《会飞的披毯》、《果雅和梅依纳》等近百余篇；参与选编出版《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故事选》、《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歌谣选》；发表关于彝族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论文20余篇，已出版中知篇小说集和彝族文化专著《乌蒙圣火》（与人合著）。其生平事迹已收入《彝族文学史》、《彝族人物》、《中国各民族英杰》等。
《先生与祖摩》讲述从王守仁被贬来贵州当龙场驿丞，至获赦离开贵州三年时间中的主要事迹，如龙场悟道、开办学堂、贵阳文书院讲学、三次进书安贵荣、题《象祠记》等事迹。王守仁安贫乐道、不畏权贵、宠辱不惊、忧国忧民，有着传统士大夫的文人精神，在贵州三年，得到水西彝族祖摩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帮助，二人交谊深厚。作品充分肯定安贵荣对水西甚至贵州的历史功绩，同时表现出安贵荣尊儒重教、高瞻远瞩的领袖精神。
《先生与祖摩》以小说的形式来讲述一段文化交流史，凸显出安文新先生对所生活的土地（贵州）和本民族（彝族）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具有浓烈的地域情结和民族情结。
“情结”原是心理学专业术语，“是指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意识，或是富于情绪色彩的一连串的观念和思想。情结的产生与形成不仅仅与个体曾经意识便又因遗忘或抑制而潜入无意识中的内容相关，而且还与生理遗传的集体无意识相边。”[1]“情结”一词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情结”关联的新词新语屡见不鲜，诸如“恋母情结”、“初恋情结”、“地域情结”和“民族情结”等。这是词语概念泛化的现象。
文学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梁启超论南北文学风格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数家。长河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2] 这是泛地域概念，只将文章做南北之分，有概而论之之嫌。在文学史上，相当多的作家有意识地关注某一地文化，特别是现当代作家，因为地域文化传承责任感的感召和探寻独特风格的要求，纷纷以自己所熟悉所喜爱的地域作为立足点，或作为背景来进行创作。如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大上海、莫言的黑土地、贾平凹的商州、阿来的阿坝州、陈忠实的黄土坡等。这种文学现象即“地域情结”。在贵州，具有浓烈地域情结的作家不少，如戴明贤的屯堡情结、吴勇的水西情结、李东升的乌蒙情结等。《先生与祖摩》的地域情结主要体现在对地方风情、风物、风俗的感知与运用，对贵州人生存状态的肯定和歌颂，对贵州人的性格、气质的赞扬和固守，对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思考与忧虑。
人进行物质劳动并由此形成的精神活动在心里会留下印迹，这个印迹开启文化再创造潜在可能性，只有深浸于先天经验的“环境”条件，即现在留存的文化氛围中，才可能进行相应的文化再创造。《先生与祖摩》产生于贵州这片土地，小说的创作源于贵族历史文化的熏陶和积淀。作为本土历史小说，对于本土文化营养的需要求更加强烈，这要求作者必须融入相应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去吸收营养，也是作者产生地域情结的基础。
从选材上看，选择本土历史题材，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关注，这源于作者对故土的依恋感和责任感。《先生与祖摩》选择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丞的历史故事，很具有典型性。作者别具匠心的剪裁和渲染，截取王守仁龙场悟道、开办学堂、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三次进书安贵荣、题《象祠记》等对贵州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来描写，凸显作者对贵州文化的关注，还可以看出，作者对明代时期贵州的官制等级，行政区划，经济文化，民风民俗十分了解。
从作者的情感上来看，作者对贵州这片土地报以极大的热爱之心，而非冷漠和不屑。读《先生与祖摩》，不难发现作者对贵州这群“豪不开化的蛮夷苗人”[3]，和对贵州这片“凶山恶水，猛兽瘴疠”[4]的“边陲蛮夷之邦”[5]是抱以热爱之情。作者先以王守仁到贵州前的害怕和主凤想象来“贬低”贵州，然后借王守仁到黔之后的惊讶来颂扬贵州，欲扬先抑，有跌宕起伏之美。贵州百姓并非想象中的不开化，他们善良、勤劳，令王守仁惊讶。文中如此写道：“先生感之不尽，没想到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或者说蛮夷之邦，真是处处遇到好人。而这些一个个剽悍的山民，脸上流露出来的都是善意，对自己所表达出来的都是友好和亲密，”[6]真正的蛮夷之人则是朝中满口礼仪的谗臣佞宦。在作者笔下，麟角山不是“凶水”，而是“雄伟浩然，多姿多态，宛若麟角”[7]的美景；在作者笔下，六广河并不是“恶水”，而是“山青岭秀，河水平缓清亮，如画一般的良辰美景”[8]，令人羡慕，“由不得啧啧赞叹”[9]的美景。王守仁诗《六广晓发》来为证：“初日曈曈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溺爱深几曲云藏霞，树老千年雪作花。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
地域情结影响和塑造着作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小说中的山川风光、楼台村镇、世俗民情，一方面是作品故事情节展开有背景，另一方面又是整篇小说不可缺少的内容，归根结底其实是作者地域情结的自然流露。
杨继国在《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由张承志的〈心灵史〉论起》这样定义民族情结，是民族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在作品中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民族自我意识。按照我国民族学家的说法，民族自我意识，即是“对他而自觉为我”（梁启超语）的一种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之种心理（费孝通话）”。[11]杨继国将民族情结的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人们对自己属于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二、在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的存在、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民族自我意识，是生活在民族存在社会里的人们的一种本能的、由血统决定并难以逾越的一种天然的、社会的意识和感情。因而得出一个结论，民族作家的民族生活烙印、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无论如何都会贯注、渗透到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去。
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读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形态，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着这片土地上民众的生活和性格、[12]何谓少数民族作家“自己特有的（解读）方式”？即因为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质、文化基因所孕育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族别问题，而取决于文化传承和孕育程度。少数民族作家历来不少，但很多作家并不是立足于本民族，如纳兰性德（满族）、曹雪芹（祖上为汉族，后改为满族）、沈从文（苗族）、才舍（满族）。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主流民族（汉族）的文化强势所致；二是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熏陶不够。
一般说来，拥有民族情结的作家，往往对本民族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总会用最热忱的心灵去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之中，探求民族生存、民族文化的出路，多表现出对故土家乡的思念与热爱，及对民族文化极力颂扬，如阿来和张承志。安文新先生属于此类作家，其作品具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表现出特有的民族倾向性。
《先生与祖摩》透露出一股浓烈的民族自豪感。不论是从《先生与祖摩》整体感知还是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出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彝族为贵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且地位颇高，而作者身为彝族同胞，其自豪感不言而喻。如，作者在称谓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时，不是用汉人的称谓“宣慰使”或“大人”，而是使用彝族的称谓“祖摩”。这种自豪感还体现在作者对彝族祖摩安贵荣的塑造上。历史上的安贵荣的确是一位文治武功的出色首领，这与《先生与祖摩》中安贵荣形象基本吻合，但作为文学形象的安贵荣比历史形象的安贵荣更具有人性味，形象更生动丰满，“现在宣慰使是安贵荣，此人不错，文武全才，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都叫他祖摩。”[13]他尊儒重教，喜好书法，富有胆略，见识高远，博大宽容，为人开明，从善如流。近于完美的领导者，当然不会出现在历史中，这是作者再创造的安贵荣。显然，对安贵荣的塑造寄托了作者的民族情感。
《先生与祖摩》一文选材上无可避名句 的融入彝族文化，之方面，作者作的相当出色。大到对彝族历史、政治、官制、文化、民俗，小到彝族各阶层人物的称谓，作者成竹在胸。如，作者写到龙场驿时，充分地说是有龙场驿的来龙去脉，“这龙场驿不就是当年安贵荣的先祖，霭翠之妻奢香夫人开建的吗？龙场九驿，龙场驿是第一驿，接下去便是六广驿，谷里驿……连通了川滇驿道，便利了人员往来，也使水西地区得到了发展和繁荣。”[14]作者在描写王守仁作《象祠记》一事，并非单纯的只记作文一事，其中穿插了关于麟角山等故事的描述，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彝族文化底蕴，同时也宣扬了彝族历史文化。
从作者的创作目的上来看，作者并不是简单讲述王守仁被贬贵州，与这安贵荣交谊的故事，也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看待这种事，而是站在人类文化层面来告诉世人，作为中原汉儒文化的代表，王守仁给贵州蛮夷文化、彝苗文化带来的影响。王守仁被贬贵州，与安贵荣交谊，已经上升到文化交流的层面，它已超越单个民族的文化传承，而进入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状态。太过于强调民族差异性、特殊性、不考虑和不承认民族间影响的“民族情结”，势必造成民族文化的孤立，甚至落后。
借此，原“花都”文艺号发表这样成功的小说，越办越有名气。
注释：
【1】赵德利：论陕西作家的地缘情结与审美方式[A]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A]饮冰室文集23卷集（第四册）[M]
【3】【4】【5】【6】【13】【14】安文新：先生与祖摩[A]“花都”文艺创刊号
【7】【8】【9】【10】安文新：先生与祖摩[A] “花都”文艺创刊号
【11】杨继国《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由张承志的〈民灵史〉论起》见于http://tieba.baidu.comf?kz＝83673877
【12】白晓霞：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化意识[A]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