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就给《云南法制报》写稿了，虽然我写的勤奋，但适合投给她的稿子不多，前后总共也只是发表了十余篇，新闻、杂文、散文都有。但有两篇是比较有影响、反映也比较好的，一篇是《注水猪肉见闻录》，写的是我与岳父在牟定县天台街买到注水猪腿腌制出臭火腿的亲身经历。另一篇是《的哥的姐请走好——楚雄市出租车治安状况调查》，这是我在《楚雄报》周末特刊部任记者时完成的一篇特稿。曾获《云南法制报》办报建议一等奖和《国家安全法颁布十周年》征文（《他差点上了台湾特务的贼船》）二等奖。
那些年，我在楚雄州吕合煤矿职工医院工作，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效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医院也受到牵连。我早就想选择一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2000年8月，《云南法制报》一版刊登启事，要在各地州招聘记者站记者。看完招聘所需的各项条件，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第二天清早，我就毫不犹豫地跑到楚雄州政法委办公室报名。记得当时接待我的领导是罗永林，后来任职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我是从山区出来的一名少数民族作者，从小就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梦想着有一天长大后也干一番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事业——当警察、法官或是记者什么的。我在学校里学的是临床检验，这就决定了我和警察、法官等职业无缘。但我喜欢写作，18岁就在《金沙江文艺》发表短篇小说，随后还发表了一些有棱有角的杂文和政论。虽然在社会上经历了十多年光阴的磨砺，文章已不再像当初那样锋芒毕露、意气用事了，但可以说还是秉性未改。当时，我对《云南法制报》招聘记者充满了自信，因为那时的我，已经有了创办“煤海文学社”，主编文学刊物，任《楚雄报》记者的经历，是数家报纸电台的通讯员，在全国各地发表1100余篇作品、24次获奖的业绩；还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楚雄州作协会员的头衔。州政法委办公室的同志看了我递上的材料和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也对我的写作能力非常满意，当即拿了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完了，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等候我们的消息！”
不巧的是，那几天岳父大人天天便血，作为医生的我，少不了要忙前忙后，最后查明原因得的是直肠癌，必须立即手术，我一时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楚雄州政法委办公室几次打传呼要我去与领导面谈的事也就给耽误了，心中的记者梦也就在这几天与我失之交臂，没有变成现实。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吕合煤矿早已改制为民营企业，我们医院并入龙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依然是一名医生，医治着人们肉体上的各种痼疾。但我更喜欢医治心灵、精神方面的创伤。所以，闲暇之时，我也抓紧时间读书学习，笔耕不辍，力争比那些职业编辑、记者写出更多的作品。
虽然我没有成为《云南法制报》社的一名记者，但我对《云南法制报》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经常到阅览室翻看报纸，关心着她的发展。2002年，《云南法制报》征询读者意见，我还写了两千多字的办报建议寄给报社总编室，在两千多人的来信中获了唯一的一等奖。就在去年， 我又把我们南华梅花老人郭燮熙的廉政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该报的“清风文苑”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