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拥有一杆三尺多长的烟锅，铜烟锅头可装一撮烟毛，烟锅脖子呈八方形状，铜嘴圆溜溜的。烟杆子是金竹，比大指头还粗，磨得金黄油亮，泛着金黄金黄的色泽，光可鉴人。
母亲后来跟我说：她嫁到李家，父亲就只有这唯一的家产。母亲还说：“那是李家的传家宝哩！”
是的，这烟锅传到父亲手上已是第三代了。父亲视它如同家珍。每每悠悠然抽罢了一杆，就用一块柔软而有些油腻的布儿轻轻擦拭一番。父亲处理烟灰也不像别人那样，对准硬物蛮磕，而是掏出随身携带的挖勺，慢条斯理地掏。那样子，就像一个艺术家在料理一件艺术品哩！
父亲吸烟的姿势很优雅，左脚跷起压住右脚，左手曲起托着烟杆，右拐子支在左腿上，目光慈祥地注视着远方，轻轻吸入一口，经肚内循环然后从鼻孔喷出，不紧不慢，犹如行云流水……
在我们彝家山寨的阿罗卡，羡慕父亲烟杆的人，比羡慕他儿子的人还要多。村子里的三叔曾以五块大洋为代价，想换下这个“宝物”。父亲却说：破“四旧”那会儿，他提着篮子收“银器”，大洋、手镯子、项圈满满一篮子，白花花地耀人眼目，他都不曾动过心哩。二大爹仗着长辈的份子，拿出一个铝嘴的烟杆子和一个墨黑墨黑的烟斗跟父亲周旋，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也没有夺走父亲之爱。
吸过父亲那烟杆的人都说，不管烟叶质量如何，只要从那烟杆里过过身，味道就大不一样哩！
如是，父亲握着那根烟杆就像是握着一轮太阳。
父亲晚年得子。五十岁才结了我这个“秋葫芦”。父亲前半辈子在金戈铁马中闯荡，九死一生后才幡然猛醒地跑回家里草草成了个家哩。
阿罗卡村里的人羡慕得要死，说父亲一人两件宝。父亲也说：“祖传的烟杆晚到的儿子，给个金子也不卖。”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无半点可吃的东西下锅，母亲就望定父亲那杆如尺的烟杆出神。
生产队上的保管员垂涎欲滴，他说他要以50斤麦子换它。保管员家不缺吃，也不缺钱，就缺父亲手中这根烟杆。
“换了吧，能填半个月的肚子哩。”母亲说。
父亲好久没有出声。临未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噗”地喷将出来。烟窝子也不再掏了，拿到门坎上“咚咚”地磕，倒出一窝子烟灰，然后把烟杆往背后一插，扛着锄头上山了。
父亲的锄头就是“眼睛”，能在山上找到吃的。他挖出“葛根”，一捶一漂就变成白花花的粉粉。虽难以下口但毕竟保住了几条性命。光阴似箭，转眼我就初中毕业了。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跑到队上向正在挣那不值钱的工分的父亲和母亲那里及时报告了这一喜讯。可是，母亲并不为这个全村唯一的高中生高兴，相反脸色沉沉地显不出一丝快活来。我知道家里已欠下队里“缺粮款”一百多元了。那时候，一百多元就是两个劳力一年的收入啊！
晚上，母亲还在长吁短叹，我睡在床上听她跟父亲商量：“让儿子学木匠去吧，这年头有门子手艺比读书强。”
父亲默不作声，烟窝子吸得“叭叭”响。我这是第二次听他这么吸烟了。他平时吸烟是很斯文的，轻轻吸入，慢慢吐出……
“你倒是说话呀。”母亲说：“读来就是十几块哩，手伸惯了现在哪儿也借不到。”
“咚咚咚”……父亲有生以来第二次敲烟头子了。烟头子打在门框上，发出空旷而悲凉的声响。
“让儿子读书，我把这烟杆子让了！”父亲的这句话，像是憋足了劲才说出来的。
“几十年了，你都舍不得。”母亲说。
“卖吧，能换儿子的学费就行。”父亲说。
第二天母亲就带着父亲的那根烟杆走进了保管员家里，出来时，手上攥了一把十五元钱的毛票子。
打那后，父亲再也没有那个优雅的吸烟姿势了，他总是找来一摞废旧的报纸，撕下一块，卷成一个喇叭筒子叼在嘴里，有时侯，那烟呛得他直咳嗽，咳得腰弯成了一把弓。吸几十年的烟，还被烟呛着，父亲一下子老了。
转眼又是几十年。我如今虽不成大器，只是在村级书记、主任这个岗位上默默奉献37年，只能为功不成、名不就，可还是混了个农民作家头衔，竟能写文章换钱用了。也不再像父亲那样为几十块钱发愁了。那天，我还用了三篇文章的稿费，从当年保管员家的后代手中好说歹说地换回了父亲的烟杆。烟杆依旧，还是铜头子、玉石嘴，指头粗细的水竹杆子，圆溜溜的，紫红紫红的色泽，光可鉴人。可是，烟杆的主人却不在人世了。
那天，是父亲的祭日，我装好一窝烟点燃，把它轻轻地放在了父亲的坟头上，顿时，我泪流满面。(李绍德，武定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