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佐与爱莎》这部1.8万多行的创世神话叙事史诗，是目前彝族创世史诗中最长的一部，是作者25年来爬山涉水、走村串寨、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结果。本书的面世，于作者而言，是一个民族学者的超越与突破；于民族而言，是一段历史的重温、一篇恢弘的记载；于学术而言，是一座闪耀着璀璨光芒的艺术宝库。
一、主客位结合，双重视角反观民族文化
本书的作者师有福，不仅是一位受过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训练的，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敏锐而独到的学术洞察力、专业而精深的学术素养的民族学者，而且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彝族语言、文字，对各种民俗活动、文化事项了于胸、熟于心的本土学者。由这样一位兼具“局内人”和“局外人”双重身份的学者描述的“庐山风景”，既奇特又真实。一方面，它汲取作者生活中的鲜活养分，营养自己，壮大其生命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自小成长于民族文化沃土上，耳濡目染于各项民俗活动中的来自生活的馈赠，是学者源源不断的学术生命力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又借作者学术性的眼睛，解读自己，挖掘其魅力，最终成就了《爱佐与爱莎》这部创世性叙事史诗。而这同时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本土学者在主位与客位之间适度把握，自观与他观适时移位，从双重视角或“深描”或“浅描”地多层次品味本土民族文化的一种实践与超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还是作者在接受了国民教育、专业培养及当代精英文化濡化之后再回过头来对本土文化进行再审视、再解读的美妙之处，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参照研读之后更有深度的风景。
二、两种传承并行，顺应民族文化变迁
彝族是一个“以诗思维，以诗言志”的民族。《爱佐与爱莎》是彝族阿哲支系的文化精髓，它不仅反映了彝族人民“六气造化万物”的宇宙观，“以人为中心，天地人三者合一”的人生观，“道德指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而且是整个彝族社会审美意识和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载体。
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民族社会转型的必然和应然，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这种变迁。本书的作者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当下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要义——在开发、应用实践中活形态保护。
《爱佐与爱莎》的出版使彝族阿哲支系的这部史诗以文献传承和民间口头传承两条线交叉并行，并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中一直“讲述”，为不同的人群所接受，从而具有了不同的“话语”特征和功能。不同的传承方式，形成了史诗不同的存在状态——固定的历史文本与鲜活的民俗文本。文献传承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史诗的原型及其异文得以清晰地保留，为日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较全面的材料。并且突破了无文字社会的局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形式而在他时、他地存在，延伸了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这同时也是非主流文化在遭遇主流文化时，积极寻求生存空间，争取“话语权”的有为形式之一。民间口头传承的史诗呈现出变异性、流动性的特点，具有鲜活的人文气息。一曲曲或高昂、悲怆，或婉转、悠长的史诗传唱，演绎出民族的迁徙、发展变迁史。一场场时而神圣庄重，时而诙谐戏谑的仪式，讲述着先人古老、朴素、原始的信仰世界。这两种传承共生共存，互相辉映，相得益彰。而且，作者在搜集、整理材料的时候，当遇到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时，不是武断地去留，而是博览群书后把《爱佐与爱莎》摆在大文化圈里去思考、整理，从而使民间传承的异体史诗得以在文献传承中以稳定的形式写下来。从学术品格上来说，这种对民族志文本的客观再现，其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尊重历史、尊重知识、尊重他人的高尚品格，更是一种倡导多种观点并存，不同看法交流的“和而不同”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学术宽容。这是研究人员于此书之外的可贵和令人敬佩之处。
三、挖掘彝族文化资源，丰富彝族史诗文化
《爱佐与爱莎》是一部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用朴素的唯物史观探索人类进化历程的神话史诗。史诗把人类发展进化过程划分为竖眼人、直眼人、横眼人和现代人，并用阴阳媾和以卵巢化生的螳螂代表竖眼人时代，由水中的虾巴虫演变成会飞的蜻蜓代表直眼人时代，会飞而且弹跳力极强的蚱蜢代表横眼人时代，以爱佐与爱莎兄妹受燕子筑巢育雏启发而结婚传下的人为现代人的始祖，阐明了人的来源和演变进化过程，与《查姆》、《阿细的先基》的人类演化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本书作者以一种高瞻远瞩的学术姿态和学术视野而构建起来的异地、异著之间的沟通枢纽。把《爱佐与爱莎》的学术影响力扩展到了其他彝区的其他彝族支系中，构建出一个彝族创世史诗研究的大文化圈。此外，它还是一部民族迁徙史诗和婚姻发展演变的文明史诗。之所谓“文明”一方面是因为从竖眼人、直眼人到横眼人再到现代人这一人类诞生过程中一直用“良心好”、“勤劳”等伦理道德作为筛选、淘汰人种的准绳。另一方面，婚姻形式的变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且人类的诞生及演变是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自然天成的和谐状态下进行的。《爱佐与爱莎》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彝族活态史诗文化，成为研究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参照系、一个坐标，因为它在这一领域已经上升了一个境界，达到了一种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