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河流域是多民族共生的一个地区，彝族是其中古老的世居民族。与其他彝区相比，红河流域地区彝族的稻作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红河流域地区彝族的稻作文化，以稻作农业为核心，包括与之相联系和适应的村寨结构、宗族组织、信仰仪式以及生产技术、沟渠文化。建国前，稻作农业推动了当地彝族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红河流域；彝族；稻作；梯田
我国稻作农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然而对栽培水稻起源于何地，学术界先后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黄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和多元说等等，迄今尚未定论。“稻米”一词在各地彝语对应整齐，是同源词，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可推测彝族先民的迁徙分散之前，已经普遍种植稻米，这种推测符合彝族史专家易谋远先生所论断的彝族先民来自成都平原的论断相吻合。[1]但是，因地理、气候和社会发展程度情况差异，稻作农业在各地彝族各支系中的发展情况不一。过去，由于学界对彝族稻作农业的关注和研究较少，所以很多学者误认为彝族没有发达的稻作文化，其实这是误解。本文以中国境内的红河流域彝族地区为例，从稻作农业的角度，来探索稻作农业与当地彝族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稻作农业在各彝区中的发展参差不齐
建国前，川滇大小凉山、黔西北、滇东北等彝区，由于地理地形、气候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大规模地种植水稻，总体而言，这些彝族地区的稻作经济不是很发达。其中，凉山地区还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而红河流域的多数彝族，则已普遍从事稻作生计方式，水稻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多数地方进入了封建地主制社会阶段。在红河流域的四大彝族支系（腊罗拔、尼苏颇、纳苏颇、濮拉颇）中，在自称尼苏颇、纳苏颇、濮拉颇的三个支系的彝文古籍中，“皇粮、贡粮、公粮、赋税”均写为“ ”，这个词读音有支系差别，但彝文字和词义是一样的，指荞麦，指稻谷，可见，这一地区彝族以荞子和稻谷充当赋税和贡粮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也说明红河流域古代彝族进贡、上缴给朝廷、土司、头人的粮食是以荞麦和稻谷为主，从中可窥见红河流域彝族的稻作生计历史悠久。
以地处红河流域中部的元阳县为例，这里的梯田及稻作农业技术是在明代才开始有迅速提高的。西汉天凤至地皇（公元12至21年）年间，居住在石屏县异龙湖湖畔的彝族反王莽失败后，其中一个名为恒婆的首领率领部众带上稻谷等籽种及青铜器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和兵器，渡过红河，到南岸的今元阳县境内河谷地带定居。但是由于无法战胜和适应炎热的气候和热带病，就逐渐往高山地区迁移，迁到海拔700米至1000米的地区，暂居在今风口、牛滚塘、小土龙、小寨、老寨子、绿山寨、阿所寨、芋头地等地区。彝族恒婆部是最早进入元阳县定居的民族，时间上早于傣族进入元阳县。彝族恒婆部最初开垦梯地旱地种植陆稻（旱谷），同时在有水的地方开垦出少量梯田，种植水稻，他们是元阳县农业发展的先驱者，为元阳县开垦梯田，发展农业创下了基础。[2]但此时由于稻作技术水平较低，以陆稻为主，犁地还靠人耕刀刨锄挖，稻谷的种植方式为简单的撒播方式，所以稻谷的亩产量并不高，每亩产量只有十几斤至两百来斤。明代初期，朝廷从四川调万头水牛入滇，如《明通鉴》卷七记载：万头川牛入滇后，仍未缓解军屯所需，于是又从湖南调集耕牛入滇，六月乙丑，给云南平溪、偏桥、安南、平夷等十三军屯耕牛6870头。这里的“安南” 就是指的滇南红河州、滇东南文山州一带。所以， 从明代开始，牛耕铁犁技术传入少数民族地区，红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从初级农业的人耕变为高级农业的牛耕，在红河流域的彝族地区，梯地改梯田，撒播改移植，改刀耕火种为固定施肥耕种， 改游耕为固定居住耕种，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农业技术的提高,极大的推动了当地彝族稻作农业的发展。
从明代开始，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技术，不断地在彝族社会内部各支系中传播，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历史上山苏支系是红河流域彝族当中最为落后的支系，明清时期的汉文地方志中记载着山苏人实行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建国初，分到田地后，受周边彝族其他支系的影响，山苏人也迅速习得了梯田农耕技术，其梯田农耕分为：水田、绣水田、沼泽田、雷响田四种。[3]在接受周边其他彝族支系的稻作生产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梯田祭祀及礼仪文化，如靠近元江县的石屏县大桥乡一带的山苏人也祭拜谷神、祭水沟，过尝新米节，刻木分水。
初步统计，清代中期至建国前红河流域上游地区，彝族村寨中的水田和旱地的比例大约是5：5， 差不多各占一半；在中下游地区，则比例增大，彝族村寨中的水田和旱地的比例大约是7：3，水田多旱地少。如直至2015年，在红河州红河县、元阳县的一些彝族寨子，农户80%的耕地是水田。
二、稻作经济促进了当地彝族社会内部的发展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对中国东南地区的汉族宗族研究中指出，建国前，华南特别是东南汉族社会，其宗族比华北汉族发达，他认为自然环境、稻作经济和水利资源分配是造成这些地区宗族发达的原因之一。[4]事实上，在建国前，稻作经济也极大地促进了红河流域彝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由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在部分彝族村寨中出现了地主和富农阶层。自明代开始，精耕细作型稻作农业在红河流域彝族地区得到迅速传播，一些彝族地区在稻作农业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和坝区汉族的差距日益缩小。稻作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当时彝族村寨社会的发展，稻作农业使得剩余粮食出现，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产生了阶层和职业分化，一些大寨子出现了地主阶层、宗族组织发达、建立了宗族祠堂，部分祠堂中开设有私塾。小寨子的耕地少、人口少，不利于土地兼并，相比之下较少出现地主，但也出现了许多富农和中农。可以说，稻作农业推动了当地彝族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从种植旱谷的初级农业转变到精耕细作的水田稻种后，地主、士绅阶层成为当地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的新势力。明朝及其之前，彝族反抗朝廷，主要由土司、头人等起来组织，随着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在多数彝族地区，土司被革除、头人被灭，已经没有了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但在红河流域彝族地区，新出现的地主、富农阶层上升成为地方的一股力量。在清朝后期，红河流域无量山、哀牢山一带暴发的彝族农民李文学起义，一个原因就是彝族社会新涌现的一些地主和富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文学起义。同时，地主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困彝族农民也成为了李文学起义的群众基础。
如峨山县富良棚乡的几个人口较多的寨子如大寨村、塔冲村等，在建国初期，就镇压枪毙了好几个地主，政府把地主的田产没收后分给了贫下中农。建国初划分阶级时，塔冲村有地主2户，富农5户，最大的地主名叫李世旺，解放后遭到批斗和镇压，其子李之和被枪毙。建国前李世旺家的田产，多数是水田，全部加起来约有500多亩，这在耕地稀少的山地山坡梯田梯地中，亩数已经算是非常可观了。因为即使是现在，红河流域彝族地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1.3亩左右。地主李世旺的水田，除了在本村大量分布外，还遍布周边村寨，如临近的岔河乡也有大量分布，有十多户彝族农民成为他的佃农和长工。
稻作经济促进了红河流域彝族家支的嬗变，使传统的彝族家支逐渐吸收汉族宗族元素，扩大了内涵，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在彝族底层社会，兴起了择汉姓取汉名的习俗，彝族古老的父子连名制度逐渐终止。现在发现的红河流域彝文家谱，内容的前三分之二为彝文书写的古老父子连名制度，父系血缘单线记录，家庭内仅父子入谱；而后三分之一为彝汉文合写的汉姓汉名夫妻名谱，家族内人人上谱，这反映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彝族宗族文化的一个变化情况。同时，在地主和富农阶层的支持下，有些村寨还修建了宗族祠堂。如峨山县塔冲村，在清代中期建盖了李氏宗族祠堂，祠堂仿照坝区汉族宗族祠堂而建，规模巨大，雕龙画凤，十分气派和壮观。祠堂内还办有私塾，由地主李世旺的三儿子李之秀担任教书先生。在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时，绿春县牛孔一带的地主士绅就在牛孔兴办了私塾，教授汉语汉文，培育出了大量懂彝汉双语的文人，使得牛孔彝族人才辈出，远近闻名。[5]元阳县，也从清末开始，土司及头人统治下的封建领主制开始没落，民国初期封建地主制经济兴起，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得到了土地，买卖土地更加自由和方便，于是地主制经济腾飞，地主阶层兴起，出现了田产超过土司的新兴地主。[2] 303如建国前，老虎嘴、猛品等彝族寨子中，就存在土地兼并现象，已经出现有地主和富农，解放后，地主的土地被政府没收然后分给了贫下中农。这样，建国之前，随着当地彝族社会的发展，很多彝族子弟走出山寨，接受了现代教育，他们中许多人接受了先进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三、稻作农业促进了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发展
红河流域地区的彝族，历史上有一个从旱作到稻作的转变过程。进入稻作农耕阶段，山神与土地神、土主神以及祖先崇拜等相糅，融为一体，其祭祀贯穿于稻作生产整个过程，对稻作生产产生着重要影响。[6]红河流域地区的彝族，围绕着稻作农业，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间信仰新内容和民俗文化新形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梯田农业祭祀仪礼文化。
元阳彝族，世代居住在梯田边，当地很多彝族民间信仰仪式中，就有祭山求雨保梯田的内容。如每年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日，东观音山附近的彝族都要举行集体祭山仪式，杀牛祭献，祈求山体稳固、树木旺盛、泉眼长流、风调雨顺、梯田满水，能按时栽种，五谷丰登。除了集体仪式外，还有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梯田祭仪：撒秧日祭祀、祭水沟口、祭水井、祭水口、栽秧日祭祀、栽核心秧祭祀、六月祭田、火把节烧田虫仪式、祭谷仓。[2] 187-189这些民俗仪式，贯穿在整个稻作过程中的播撒、插秧、成长、抽穗、成熟、收割、归仓等各个重要环节，紧密围绕着梯田稻作农业生活展开。如撒秧日祭祀，在撒秧的那天，在田埂上放两碗水、两碗饭、两双筷，饭里放一红一绿两个煮熟的染色蛋，预祝稻秧出得好，出得齐，秧苗够栽。祭水口要到梯田边举行。又如六月祭田，在六月的第一个属牛日进行，要召谷魂，念口功，家境好的人还会请毕摩念诵彝文经，还插刀、枪状的树枝在梯田边，意为防虫、防鼠、防鸟、防灾害，确保一切顺利，粒粒丰收。
传统舞蹈文化中也随之产生了与梯田稻作农业相关的内容或形式。红河南岸的绿春县牛孔寨的鼓舞中就有一套“丰收鼓舞”，表现了稻作生产中的栽秧、薅秧、绑谷把、打谷子等模拟象征动作。红河北岸的双柏县小麦地冲的彝族，每年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五的“跳虎节”期间，祭山神和跳虎都与稻作有密切关联。在跳虎活动中，有一个套路是模拟稻作活动：虎撒秧、耙田、栽秧、薅秧、打谷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最后一晚送虎神时的祭词大意是：今年全村人的希望就寄托给你（山神），稻谷丰收就拜托你（山神）保佑了。崇拜老虎，是整个西南彝族的古老习俗，但是把老虎和稻作联系起来的，除了在红河流域彝族地区发现外，目前在其他彝区还未发现。
收谷子时还有尝新米饭节，也称吃新米饭节，在流域内各彝族支系中都有流传。逢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稻谷七八成熟的时候，择戌狗日过节。以村为单位过节。节期一般一天。节前，村人族民全动员，修理田间路道，以便人走马行，准备秋收。是日，每家每户都要到自家田里，一路上唱《谷魂歌》，摘取一把谷穗回家，回到家，把谷穗放进粮仓，表示谷魂已回到粮仓，今年丰收在望。翌日，抹下一部分谷粒炒干，舂出新米，与陈米一起煮。家家户户杀鸡宰鸭煮蛋招谷魂、祭谷魂和仓神，吃饭前，先把祭品分一份喂狗。新谷子收获后，还要赠送一些给亲戚朋友品尝，一起享受丰收的喜悦，同时也强化稻作农业生计中的互惠关系。[7]双柏、峨山、易门、新平等县的彝族尝新米饭节，要先盛一小碗米饭给家里的狗吃，传说稻谷是古时候猎狗寻找回来的。
稻作农业还使当地彝族产生了敬重水牛、保护水牛的习俗。黄牛力小，犁不动水田，水牛力气大，犁得动水田，于是，当地人几乎家家养水牛。在建国前，人们把水牛看成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不能随便伤害水牛，也不能养肥了杀吃掉。新平、双柏、峨山一带的彝族，认为“牛吃烂草，谷把生蛆”，每年打春雷后长出的第一茬青草，要割一把来喂给水牛。有些村寨收割稻谷时，掼过的第一把稻草要喂水牛，意为收获稻谷时感谢水牛。过年时，要在牛棚旁边焚香祭献，给牛饮洁净的清水。此外，多数村寨的村边或寨尾，都有一个或多个滚牛塘，用来给水牛磨角、擦身、打滚使用。
与稻作农业的发展相适应，毕摩信仰中也产生了“谷神”和“谷魂”。人们认为谷神掌管着稻谷的生长事宜，谷魂是稻谷生命力所在，有些祭仪中要请“谷神”和“招谷魂”。毕摩彝文经文中也说古代神人廷比登的女儿是最早教人们种植稻谷的人。在红河中下游的尼苏、纳苏和濮拉支系中，毕摩的占卜方式中还有一种“米卜”，就是将谷米投入清水中视漂浮、落底、翻滚、朝向等因素线索来占卜。此外，在传统的年节和祭祖仪式中，必须舂糯米粑粑、捂白酒来过年，以及给祖先神灵供奉糯米粑粑，这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习俗。
稻作农业还形成了一些稻种禁忌。如栽秧的时候，未经过泉水洗手的女人不得摸秧苗；任何人不得从秧苗上跨过；月经期间的女人不得参与祭谷神、祭水田、祭水沟以及插秧活动；进第一丘田的时候，背要朝前。插秧或薅秧时，膝盖以上的腿不能裸露；属蛇的日子不能打谷子。
谷子作为当地彝族认为的五谷之一，还普遍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如元江、新平、双柏、峨山一带的彝族，祭祀仪式中使用的五谷为：荞子、麦子、谷子、豆、高粱（玉米）。玉米在其中不是必要的，可用高粱替代，而谷子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玉米是明朝末期才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所以在祭祀中其地位不如谷子重要。建盖房子立柱时，木匠师傅要从大梁上撒五谷，并在梁上挂五谷香包，祝愿主人家五谷丰登。有些人家，还会给小孩缝制五谷荷包挂在脖子上，意为吃着五谷饭茁壮长大。双柏、新平和峨山一带的彝族，出殡前，毕摩要向棺材抛撒五谷，而众人需跪在棺材两侧用衣角来接五谷，接到的五谷越多，表示得到的福禄也多。
稻作农业还丰富了当地彝语言文化，产生了许多与稻作生产生活相关的谚语、俗语。在此以使用人口最多的南部方言（覆盖尼苏、纳苏、濮拉等支系）为例来说明。如“粮仓”，除了古老的单音节同源词外，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 ，专门表示存放稻谷的“谷仓”，这个词在其他彝语方言中并未产生。如形容农忙时说“夏至忙忙，点火栽秧”、“星宿出来喂猪食，月亮出来舂米”。形容人家富裕时说“谷仓堆积如山，福仓满溢如海”。还有对稻作农业的经验性总结，如“换工栽秧你好我好”、“泡豆豆心不湿，泡谷谷子不死”、“东抬埂春铲埂”、“春三犁两耙冬三犁三耙”、“撒秧留村水”、“稻秧好一丘，稻谷好一片”、“栽秧时省着栽，埂子边斜斜栽”、“雨天栽秧，收成不好”、“黄泡掉后栽的秧，谷穗抬头不弯腰”、“布谷鸟鸣叫，田水要放好，秧苗要追肥”、“田中养鱼，有米有肉”、“孩子要吃饭，薅秧薅三次”、“不薅秧稻谷不饱满”、“人穷一条牛，穷富由它生”、“要粪不如换种”、“换换种增三成”、“三犁谷茬田，抵到放底肥”、“稻谷九黄十收”、“不修沟渠水田变旱地”。还有农业生活习俗总结，如“长老看水全寨安心”、“尝新米饭时，要先让狗尝”、“人穷命苦煮米粘锅”、“牛踩秧田，上门道歉”。描述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打击时说“没有比妻子被人拐走和稻田被牛踩更让人生气的了”。形容人狡猾时常说“狡猾如稻田里的泥鳅黄鳝封住洞口”。形容人意志昂扬时说“谷穗出头不弯腰”。收获在望时说“谷子丰收心舒适”。年轻男女对唱山歌谈情说爱时也往往喜欢用众人熟悉的稻作生活来传情达意，如五言诗体文古歌谣：“我有水田地，却无稻谷种，来你处寻问，寻种栽我田”，通过比喻和寄意于物，进行试探以便寻找心上人。
红河流域彝族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内容与稻作文化有关。如双柏、新平和峨山一带流传着“老斑鸠鸟借人类稻谷”的故事，讲述了笨拙的老斑鸠鸟向人类借稻谷，借一斗还两斗，还自以为占了便宜。元阳县流传着“水牛做耕畜的来历”故事，讲述了天神策古兹在大象和水牛中选了水牛犁水田；“蒿枝插秧田的来历”，讲述了彝族祖先阿普笃慕的妻子在稻田里插蒿枝，以防姐妹们误入秧田嬉闹的故事；“插秧穿新衣的来历”，讲述了天神督促人们插秧时候要穿新衣，且男要遮“阳”女要遮“阴”，不能让秽气污染神圣的稻秧；“蛇日不开镰”讲述了古代酋长的女儿在蛇日那天被虐死，死后变成水蛇，为了纪念她人们相约属蛇日不割稻谷。双柏县、峨山县流传着“未嫁女薇披”的故事，讲述了可怜女薇披遇到神人后次日醒来，拥有许多稻田且手下养长工富甲一方的故事。元阳县和红河县流传的清代末期彝文古籍故事“高柯观的烟酒恨”中描述了高柯观原本水田众多，谷仓粮满，但染上赌博和吸食鸦片成瘾，于是不断出卖田产，最后卖妻的故事。哀牢山一带流传的清代彝族机制人物“普丕故事”系列中，已经出现了拥有大量水田的地主，主人公普丕就在地主老爷手下作长工为生。这些故事，在其他彝区中是不存在的，反映了明清时期红河流域彝族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文化。
红河流域彝区的稻作农业还影响到了民间建筑文化，使得这一地区的民居建筑和其他彝区相比有了明显的差别。在远古时期，这一带的彝族和其他地区的彝族在生计方式和文化模式上是非常近似的。由于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不同，特别是由于稻作农业的影响，要求房屋建筑与稻作农业生产和生活相适应，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红河流域彝区的民居建筑与其他彝区有了明显的分化和区别。如在建国前，凉山彝区由于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稻作农业不发达，内外征战械斗频繁，所以凉山彝区的主要建筑形式为瓦板房、垛木房和方型碉楼。而红河流域彝区，稻作农业较为发达，族群关系平稳，民居主要为土掌房、“一颗印”等建筑形式。土掌房为带楼的屋顶为平顶的上栋下宇式土木结构建筑，在缺乏平地和空间的山坡上，土掌房构建出了一个平顶屋顶，成为一个大晒场，主要用来晾晒谷物，这种建筑形式是和山地稻作农业相适应的一个结果。此外，建国前，红河流域地区的彝族寨子，几乎寨寨有碾房、碓房、磨房，有些是大户人家私人建的，有的是宗族组织建的。
四、稻作农业与沟渠文化
建国前，在红河流域彝族地区，腊罗拔、尼苏、纳苏等彝族支系多数进入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农业也进入了精耕细作的较高级阶段，依山环绕开垦的梯田和梯地，都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来灌溉，因此，开挖沟渠、兴修水利、引水灌溉、调节水流、防范水旱灾害，就成为了稻作农业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区域内的多数彝族村寨，田地间都有纵横交错的沟渠，这些沟渠及其管理制度，构成了当地彝族独特的沟渠文化。
（一）红河流域彝族的沟渠分为梯田根状沟渠和梯地树状沟渠两种
彝族地区的沟渠，可以分为水沟和旱沟。通常，水沟，即水田沟渠，常年有水流流淌，水流来自于森林溪水或神树林流下来的水，因此，水田大多位于常年有水源的一侧，源源不断的水流为水田耕种提供了充沛的水量。旱沟，即旱地沟渠，通常位于无神树林或无溪水流淌的一侧，这一侧喜阴植物、多叶植物、栗木等较少，多为耐干燥的松树或杉树，无泉眼水源，沟渠里只有雨季才有水，非雨季无水变成旱沟。如果用线条勾勒出水沟和旱沟的分布和走向，那么就会发现水沟和旱地的结构是相反的。如下所示。
田水沟结构示意图 梯地旱沟结构示意图
上面两个图，左边是梯田水沟示意图，水从山顶部位往山脚下流淌，箭头表示水流方向。右图是梯地旱沟结构示意图，水的流向是从山顶往山脚下流，箭头表示水流方向。两幅图中沟渠线条的粗细表示沟渠的大小，最粗的为主干沟渠，主要功能是把水从山顶引流向山脚；中粗的表示分支沟渠，主要功能是把主水分开，分而利用，将分出的水引流至同一海拔或稍低处的田边地头；最细的线条表示用水终端，即从分支沟中引水入田地。从沟渠的深度和宽度来看，主沟最深也最宽，支沟居中，细沟又浅又窄。从水流量上来看，主沟的水最大，支沟的水居中，细沟的水流最小。
通过比较上面左右两幅图，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沟渠犹如人身体的血管，有粗有细，越靠近水源根部或水汇聚处，沟渠越粗；越远离水源根部或最初聚集处，沟渠越细。有耕地的地方，就有或大或小的沟渠。这些沟渠是当地彝族重要的传统水利设施。
第二，梯田和梯地的水沟结构是相反的，即水沟和旱沟的沟渠结构相反，梯田水沟结构犹如树根的根状，根系朝下延伸，而梯地旱沟如树状，枝叶朝上生长。可以看出梯田间的根状水沟注重“分水分流”，而梯地树状旱沟注重“排水疏通”。
在红河流域彝族村寨，水田、旱地与水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粗细不同的沟渠来完成和实现的，体现了当地人利用水、管理水和防范水的生产经验，体现了彝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和自然生态环境的调适，说明稻作农业的发展深化了当地人对水的认识和利用，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沟渠水的分享与分配
稻作农业，讲究时令、节奏和速度，对水的要求比较高，有水才能种好水稻，如何用水、分水就成为了彝族寨子的公共事务。当地人认为，水作为一种自然物，是神圣的，是天地神灵赐予的，世人要分享，不能独占，所以用水、分水的理念是分享精神，体现了传统彝族的集体观念和生态观念。同一生态空间内的争水抢水行为，被认为是不顾集体的自私自利行为，会受到村落社会的谴责和唾弃，严重者会造成被众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孤立的惩罚，如红白喜事、祭祖、祭龙仪式的会餐聚餐中大家都不和其同席，在集体活动中受到排斥成为孤家寡人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耻辱，因此，很少有人敢冒这种风险。
建国前红河流域彝族沟渠的传统水分配方法，主要有：长老士绅协调分水、按片区给水、同步与异步分水、错时分水等几种方法。从分水的器物来说主要有石头分水、刻木分水、泥埂分水、竹筒分水四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强化有序共享的分水制度，建国前，部分地方还在宗族组织之外产生了以负责分水、协调分水和管理水沟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如元阳县彝族的“沟会”，从建国前一直延续至今。“沟会”有“沟长”，以户为单位参加，“沟长”由众人推选出来。沟长负责平常水沟的管护，监督受益户按规定用水，组织东春两季大修水沟活动等。沟长的报酬由受益户按用水量多少来摊派，主要用谷子来折抵，名曰沟谷。[8]这些多样化、细致化、精密化的分水办法，是和稻作农业的精耕细作特征、稻作农业的复杂过程、村寨社会结构和内外群体关系等社会文化相适应的。
五、结语
文化是环境适应的结果，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在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人口结构、社会组织、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环境等是作为重要的结构因素包括在内的。在生态人类学中，生计方式是最基本的研究问题。过去，对彝族文化的研究，往往是从支系、方言、行政地域、宗教信仰等方面来研究的，按地理环境、生态空间、生计方式等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自明清以来至建国前，西南地区彝族社会中稻作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实际上是红河流域彝族地区。红河流域地区彝族的稻作文化，是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核心，包括与之相联系和适应的村寨结构、宗族组织、信仰仪式、民间建筑、民俗文化以及生产技术、沟渠文化、分水策略等，稻作农业推动了建国前当地彝族社会的发展。当前对红河流域彝族文化的研究中，不能缺少稻作文化这一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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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p26～30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