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彝族先民留下了大量的彝文碑刻，是珍贵的实物史料，也是祖国文化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元、明、清在云南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汉文化广泛传播到彝族地区，并融入彝族人民的生活中，在彝文碑刻中留下彝汉文化交融的烙印。通过对云南现存彝文碑刻兴盛的背景、形制、书写、内容等方面探究，可以看出彝文碑刻是彝汉两种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关键词：云南彝文碑刻；彝汉文化；交融
彝族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半山区，彝族先民常常把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刻写在石碑或岩石上，形成彝文碑刻。彝文碑刻记载了彝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科学技术、艺术等等。在云南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中，彝文碑刻的数量最多，它们大多分布在彝族聚居地，如楚雄州的武定县、元谋县、双柏县；红河州的弥勒县、石屏县；昆明市的禄劝县、石林县、寻甸县；昭通市；曲靖市的罗平县等地。现存的彝文碑刻大多镌刻于明清时期，这些碑刻的兴盛、形制、书写和内容，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留有很多彝汉文化交融的痕迹。
一、彝文碑刻的产生及兴盛
因为彝族先民大都生活在高山河谷地带，居住于群山石林之中，石头便成了彝族先民们用来记录事情的载体之一。云南的彝文石刻产生很早，距今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弥勒市盘江东侧的金子洞岩画和老虎山岩画中已经出现彝文刻字。其中金子洞岩画的图中有一些古彝字，文字为赤红色，据史料记载崖画原有17个字，中间有5个大字，两旁有一些小字。由于岩石受到自然剥蚀，使文字难以辨认，现在仅四个字尚能看清，其余的已经风化了。
云南现存彝文碑刻主要为明清时期镌刻的，如禄劝县“镌字崖”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石刻，而武定县的彝文墓碑占了彝文碑刻的绝大部分，这些碑刻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
云南彝文碑刻兴盛于明清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明清移民和“改土归流”的实施。明清的移民和以往不同，在元代以前，移居云南的内地汉人较少，且多杂居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呈零星分散的状态，最后这些汉人被逐渐“夷化”，融合到世居民族之中。如：战国时庄蹻带领入滇的楚人，最终结果是变服从俗；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 尤以南中大姓爨氏为代表的汉族移民，几乎完全成了“夷化的汉人”。蒙古军队于公元1253年南下灭了统治云南多年的大理国， 结束了云南多年“独立王国”的局面。元代时期有蒙古、色目、回回、契丹等民族移入云南，元统治者采取广泛建立学校以传播儒学、开科取士等措施推行汉文化，使云南居民的汉化特征日趋明显。明朝建立后，官方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实施移民，尤其是卫所制的推行，结束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汉族人数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成为云南人数最多的民族。“据学者推算，光军事移民的第一代有可能就达80余万，再加上民屯、经商、仕宦、谪戍等，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可能达到了百万之巨。”[1]清代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和汛塘制度， 让更多汉族移民进入到云南，由于中心城市人口已基本趋于饱和，移民多流向边疆及偏远地区分布，“至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汉族人口在西南人口中的比例几乎提高了一倍，占近60%，接近现今的民族比例。”[2]
元明清的移民身份构成与以往不同，官吏、文人、军士、商人占了较大比例。这些人或地位特殊、或经济实力雄厚，他们通过在当地办学、 改革旧俗、树立新风气等， 极大推动了当地汉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当地风俗的变迁。儒学伴随着汉文化的推广，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汉语、汉字逐渐成为各族人民沟通的桥梁，使汉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在碰撞中不断融合。
在移民政策和“改土归流”的影响下，彝族的风俗也在渐变，其中丧葬制度最为明显，由原来的火葬改为土葬。同时仿汉俗建墓刻碑，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的墓碑。据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风俗》记载:“火化止行夷民， 然百年以来， 即夷民亦有卜葬者， 前志记载， 不能尽拘。”[3]可以说彝族墓碑的产生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彝、汉两种文化交融过程中，彝族为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往往在刊刻墓碑铭文时又采用彝文、彝汉文同碑的方式，因此，形成了大量兼有彝、汉文化特色的彝族墓碑。
除墓碑外，彝族效仿汉碑记史的功能，把重要的历史事件用碑刻的方式记录下来。其中有记录土司家族发展史的，如禄劝县“镌字崖”、元谋县的“桃源峡彝文摩崖”；有记录家族迁徙史的，如寻甸县的《安姓籍贯源流碑》；有功德碑，如石林县的《西街口建桥碑记》等，这些碑刻也是明清时代产物，而且大多是用彝文、汉文共同镌刻的。
总之，彝文碑刻的产生虽然可以追溯到彝文出现时期，但兴盛却是在元明清大量移民之后，在汉文化的传播下，彝文碑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汉文化直接植入彝文碑中，实现彝汉文化的交融。
二、彝文碑刻中的彝汉文化交融
（一）彝汉文化交融在碑刻形制上的表现
我国最早的碑出现在周代，当时碑或是宗庙内立的柱子，又或是用来栓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子。战国时期，碑又成为殡葬中装滑车的支架，用滑车系绳索缓缓地将棺木放下去。从汉代开始，为了纪念逝者，在碑石上刻录文字，从此出现了纪念性的碑。东汉时期竖立墓碑之风开始盛行，随后碑的制作越来越精益求精。为能在碑上刻写更多的字，碑的形体由柱状演变为方形、长方形。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首主要用来刻写碑名，或用于装饰；碑文刻写在碑身部分；碑座主要功能是承重和装饰，明代以后，多以赑屃的样子为碑座。为了美观，有些碑参照房屋建筑，碑顶加上碑帽，饰刻动植物或山水花纹。
在受到汉碑影响之前，彝族虽然能利用石头刻写文字，但没有固定的形制，如金子洞岩画和老虎山岩画的彝文刻字等，这些石刻很随意，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能算是碑刻。在受到汉文化影响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彝文碑刻，首先反映在碑刻的形制上，以墓碑最为典型。
彝文墓碑是受到汉族影响下产生的，其形制便是彝汉文化交融的代表。彝文墓碑多效仿汉族墓碑，主要有独门墓（一开式）和三门墓（三开五顶罩式）两种。“一开式”的墓碑，碑高大概60厘米左右、宽40厘米左右，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由碑帽、碑身及碑座构成，碑文为全彝文或彝汉文并用。“三开五顶罩式”由左中右三块墓碑共同组成，碑与碑之间有雕花饰柱，左右碑旁各有一块雕花石坊，有五个碑帽、三个碑身及碑座。左右碑高大概60厘米左右、宽40厘米左右，中间碑略高于两旁的碑。碑文多为彝汉文同碑，彝文多题写在左或右碑上，中间为汉文。墓碑的内容主要是刻写墓志，有些涉及家族发展史，许多墓碑的在落款处还标明了镌刻的年代。
《发土窝彝族李姓祖茔墓碑》是目前发现墓碑中“三开五顶罩式”的代表，该碑立于武定县田心乡新华村村民委法土窝村。中、左碑碑文为汉文，右碑碑文为彝文，该彝文碑高60厘米、宽38厘米，彝文从右至左直书，共626 字，是目前发现彝文字数最多的墓碑，碑刻主要叙述李姓家族成员的基本情况。
彝文墓碑的碑首效仿汉碑多雕有边饰，多有汉字碑题。如武定县万德乡的《那土司府总理彝族张有能夫妇合葬墓碑》，其形制为“三开五顶罩式”，墓额的正中刻有人头鹰翅浮雕，主碑为汉文，该碑高57厘米、宽50厘米，在直径23厘米的圆形图案中刻有彝文和汉文。彝文墓碑效仿汉碑修建有墓门框或装饰的柱子，并且有些在门框和柱子上雕有花草、彝族图腾之物等表示吉祥，也有的雕有彝族的鬼神，似有守护之意。有的在墓门两边雕有饰柱，在饰柱上刻有图纹或彝文对联，这些对联有五言句或七言句。 如武定县万德乡那氏土司祖墓群中有一道墓门的饰柱上，就是彝文刻写的对联，内容为“寿延传千年， 子孙福绵长”[4]25。
总之，彝文墓碑从形制上看，无论从碑的形状、构成、装饰等方面都受到汉碑的影响，但也加入彝族元素，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二）彝汉文化交融在碑刻书写上的表现
明清时期是彝文碑刻的兴盛时期，而这些碑刻的发展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碑刻，较以前碑刻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字使用和书写格式上。这些碑大多以彝文、汉文两种文字一起书写；书写格式也如汉文一般采取左起直书方式。既保留了彝族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汉文化，有着两种文化的交融的痕迹。
云南彝族源流、宗谱碑是彝族迁徙的实物文献，最具有真实性，这些碑刻多以彝文、汉文两种文字共同书写，以两种文字共同写史，既说明彝族在迁徙繁衍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又说明彝族在吸收汉文化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刻意保留着本民族文化，这些碑刻是研究彝族发展史和彝族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著名的《安姓籍贯源流碑》，保存在寻甸县联合乡多素村内，该碑立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碑为方柱形，三面有字， 高145厘米、宽33厘米， 青石质地， 碑文系彝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上方刻“祖德流芳”四个汉字，碑面竖写230字左右，刻有彝文和汉文，汉文标注有彝语读音。右侧宽29厘米，汉文书刻，叙述彝族迁徙到寻甸繁衍发展的历史；左侧宽29厘米，书刻安姓历代人名及“光绪五年（1879）孟春”字样。《安姓籍贯源流碑》记载了现居住于寻甸县多素村安姓家族后人迁徙的经过和祭祖溯源的情况。《安姓籍贯源流碑》是研究彝族从昆明迁徙到寻甸，在寻甸和滇东北发展繁衍历史的重要材料。
保存于罗平县旧屋基乡戈丫村西的《戈丫彝文碑》，为道光二十二年( 公元1842 年)立。碑为砂石材质， 高100厘米， 宽52厘米。碑文系彝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彝文有168 字，记录了该村彝族迁徙过程及生活状况，该碑是研究当地彝族的迁徙发展情况最好的实物史料。
保存在石林县圭山乡海宜村内的《昂氏宗谱碑》，碑为石灰石材质，高275厘米，宽68厘米，碑文系彝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汉文楷书阴刻，从右至左直书，中部刻彝文大字一行，意为“我昂氏先祖系从四川蓝岱府迁至海宜村居住。”左边刻有汉字：“昂姓合族家谱碑记”。汉文记载：昂姓祖先因康熙初年“三藩之乱”从四川兰岱山搬迁到圭山，定居圭山乡属海宜老寨。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昂氏子孙散居于路南境内海邑、野核桃树、糯衣、冒水洞、尾堵渣、寨黑等村，远者迁徙到弥勒县属西山区法雨哨、蚂蚁箐等阿细村寨，同化为阿细支系。该碑立于1930年，由居住在路南、沪西、弥勒一带昂姓的撒尼人、阿细人和阿哲人共同出资刻立的。每隔五年聚居于这一地区的彝族昂姓人都要到碑前祭祖，以此维系昂氏宗族内部的团结，此碑对研究古彝文和彝族撒尼支系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彝族墓碑的书写方式也受到汉碑的影响，墓碑两种文字同时使用，形成特色鲜明的彝文墓碑。如罗平县立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钟山乡小拢戛村西的《阿期及其夫人墓碑》，是彝族阿期及夫人合葬墓的墓碑。碑文用彝文、汉文共同书写。内容不仅包括墓主人生平简要和家族迁徙发展情况， 而且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也进行记述，为研究当地的彝族社会发展历史提供宝贵材料。
彝文碑刻中应用彝文、汉文两种文字同时书写，是两种文化交融的最明显表现，说明汉文化已经深入到彝族文化中，汉字在彝区不仅得到推广，而且与彝文一起运用到彝族的生活中，推动着彝族社会的发展。
（三）彝汉文化交融在碑刻内容上的表现
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为加强统治，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它从元代开始实施，明清部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后有所减弱，到民国时期逐渐消亡。它的实施不仅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并巩固了国家的“一体”格局，而且促进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贸联系和 “多元”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土司统治的地区，土司不仅提倡向内地学习，而且还借鉴先进汉族文化来推动彝族本土文化的发展，这种彝汉文化交融反映在一些彝文碑中。
如镌刻于禄劝县掌鸠河畔悬崖上的“镌字崖”，是凤氏土司述其300年家史的实物资料。其中彝文碑刻《罗婺贤代铭》，是我国西南彝族地区历史悠久、保存较好的长篇彝文金石铭文之一。该碑高80厘米，宽206厘米，四周刻葵叶双线边框，刻文从左至右直书，每段首起抬头两字，共4段581字，为武定军民府第8代土知府凤英题书。记载了明代武定土知府彝族凤氏家族的谱系，追述从宋代起，已雄冠西南三十七部的凤氏先祖——罗婺部首领阿白阿俄，到明代继承人——益弄益振(即凤昭) 的凤氏家族兴盛史。内容讲述凤氏家族的迁徙、征战、建功受封、四次大规模的祭祖等，涉及凤氏十四代有着彝族紧密父子连名的358年间历史。该碑文主要为五字句，中间穿插有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遣词精妙，造句精炼、亦文亦诗、生动形象，用彝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是研究西南地区彝族的发展历史和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的珍稀资料，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罗婺贤代铭》左右各有一块汉文碑刻，据史料记载分别为《凤公世系纪》和《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其中《凤公世系纪》在1958年修水渠时被毁；《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今尚在，该碑刻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为汉文楷书阴刻，高100厘米，宽210厘米，直书横排，共1189字，四周刻葵叶双线边框。记述凤英曾祖母，女土官商胜归顺明王朝至凤英统治时期，一百三十年间凤氏土司的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土知府袭职、朝觐、进贡、受朝廷封赏情况及凤英一生中的政治、军事活动等。“镌字崖”彝文、汉文碑刻的内容相互呼应，书写格式、形制上看极其相似，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交融。
又如元谋县江边乡卡莫彝村旁的“桃源峡彝文摩崖碑刻”，在彝文碑刻周围有多首署名为“环居住人”的汉文诗刻。居于两碑中央的彝文碑刻高60厘米、宽85厘米，彝文行文从左到右13行共121字。该碑为武定县环洲李氏土舍请克勒（今元谋）人东麻撰写的，歌颂李氏家道兴隆，同时向世人昭示李氏土舍发展的历史。碑文中特别提到“思善敬佛道，所做尊天意，心明塑佛身，行善获善报，得渡入美景。”[4]52叙述了环洲李氏土官在崇奉彝族传统宗教的同时，将接受、学习汉文化，遵从儒学视为必修之事。碑文中反映出李氏土舍在其住地，不仅修建昊天阁以供奉诸道神，而且也修建庙房佛教的三头六臂大黑天神，同时宣扬佛教的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等教义。从碑文中不难看出，儒释道三教逐渐传入云南彝族地区，使这些彝族地区较早接受汉文化，在彝族土司直接统治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儒、佛、道及彝族传统宗教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
从凤氏土司到李氏土官的碑刻中，反映出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央政权力量的加强，在云南地区土司制度的大背景下，土司们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政治上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以开放的姿态，逐步推动云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的共融发展，形成彝汉文化兼容并蓄、水乳交融的特色。
此外，还有彝文山神碑、建桥碑等，以彝文汉文合璧书写，表述内容相互呼应。如立于武定县发窝乡的彝文《山神碑》，彝文落款为“民国2年（1913年）重修”。该碑立于康希德彝村的山神树前，碑的左右两侧刻着汉文对联，左联是“祈求山神验”，右联是“保护子孙昌”，横批为“祷神如在”。[5]中间为彝文，约105字，内容与汉文对联相呼应。
位于石林县西街口村北约1公里处的《西街口建桥碑记》，立于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为石灰石质，高140厘米，宽81厘米，为彝文汉文合璧，现已风化严重，字迹不清。上部、中部为汉文楷书，阴刻，依稀可以猜出记录了倡建者姓名、捐资者姓名、村名以及捐资数额。下部为彝文，阴刻，共18行，记录了建桥的经过和建桥的目的。
从以上碑刻的内容上，彝文与汉文记录互相呼应，不但反映了汉文化对彝族生活的影响，而且还反映出彝族文化的包容，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晶。
三、彝汉交融的原因分析
现存的云南彝文碑刻中，大多存有彝汉文交融的特点，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上层统治者刻意推行。云南民族文化从元朝时期受到汉文化影响越来越多，由于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云南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甚至在彝族所居住的偏远地区也出现了传授汉文化的学校，使汉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彝族所接受。明清的移民及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将移民的“夷化”现象彻底改变成“汉化”现象。
汉族碑镌刻历史较早，到秦汉时期逐渐发展有记事碑、功德碑等，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到明清成为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随着“汉化”现象出现，汉族的碑刻文化具有的信息传播功能被彝族欣然接受。受汉文碑刻发展的影响，明清两代也成为彝文碑刻发展的重要时期，现留存下来的这一时期彝文碑刻数量最多，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第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需要。云南彝族多聚居在偏远山区，这些地方距中原王朝核心区域数千里之遥，彝族的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语言不同于中原，当统治者在彝族聚居地推行汉文化时，也遭到彝族本土文化的排斥，彝汉两种文化必然发生碰撞。在碰撞中将两种文化中有益于彝族发展的部分重新调整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彝族文化体系。因此，出现了彝文碑刻中的彝汉文化交融的情况，这样既吸收了汉文化，又保护了彝族文化。
第三，彝文碑刻多发现于交通相对闭塞、而彝族文化又相对发达的彝族聚居地。云南彝族不仅数量多，而且分支也多，有诺苏、纳苏、罗武、撒尼、阿细等不同自称。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云南省楚雄州、红河州。在南诏时期，位于今天楚雄州武定县的罗婺部为三十七部之一，实力强大，彝族文化发达，因此在汉文化传入后的两种文化博弈中取得一方之地，尤其是彝族文字保留了下来，反映在碑刻文化上出现两种文字书写的现象。但在一些汉化程度较高的彝族地区，如昭通市，曾经被誉为彝族的祖居地，随着彝族的迁徙和明清时的大量移民，成为汉文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彝族文字近乎绝迹。因此，留下的彝文碑刻很少。
四、结语
纵观云南现存彝文碑刻，从形制、书写、内容等方面都证实，彝文碑刻是彝汉文化交融的“活化石”。彝文碑刻在吸纳了中原汉族文化养料的基础上保留彝族传统文化特征，形成“多元一体”“文化混血”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两种文化之间既各有特色，又血脉相通、水乳共融。彝文碑刻为进一步了解研究当地历史， 彝汉人民和睦相处及文化认同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参考文献：
[1]华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石刻档案述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40-45.
[2]李中清著 林文勋, 秦树才译. 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 [M].人民出版社,2012.
[3]陆韧著. 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 [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4]朱琚元. 彝文石刻译选 [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5]刘文征. 滇志 [M].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沈峥，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原载：《文山学院学报》2021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