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
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也是在不断继承前代历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秦、汉时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发端阶段，或初级阶段；（2）隋、唐、宋、辽、金、西夏为发展阶段，或不断扩大的阶段；（3）元、明、清为确立阶段，或是最后完成阶段。此三个阶段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呈渐进性的连续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先进行自身的统一，然后又经过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流动、迁徙、融合，若干交往比较密切的民族形成区域内的统一的政治实体，再进一步汇合凝聚，遂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统一国家。其间虽有分裂，但分裂之中又包含着局部的统一。也就是说，我国历史上经历的统一，大体上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域性内部多民族的统一和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这样几个不同的层次或情况。
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地域性的内部统一有上述的两个层次情况，一是单一民族地区内部的统一，如历史上松赞干布统一西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努尔哈赤统一满洲。这三人都是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这些地方政权最后都或迟或早地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像我国西南的云南、贵州这样有两个以上人口较多的民族聚居和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杂居的地区，实现地域性统一的条件较差，难度较大。因为必须有至少两个人口较多的民族的首先联合，并正确处理好各自民族内部反对统一势力的干扰，带动其他人口较少的小民族，才能实现本地域的内部统一。这就要求这些人口较多的民族中出现开明的统治人物，从各民族共同利益和大局出发，省时度势，正确处理好本地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以促进各民族的联合和共同发展，最后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以云南为例，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舍诏王族统一六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南诏政权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的统一，然后经过曲折的道路走向全国性大统一的范例。在贵州明初洪武时期，著名的女政治家奢香为维护水西地区的统一，为后来贵州的建省创立基础，为促进西南和全国的统一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提供了又一个范例。一代楷模，永垂百世，值得后世敬慕追思。
（二）
历史上的水西是以乌江上游鸭池河为界，鸭池河以东称“水东”，鸭池河以西的广大区域称“水西”，后来“水西”的概念又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名称，即彝族阿者部贵族长期统治的区域。“水西”之地大抵在今大方、水城、黔西、六枝、纳雍、织金、金沙各县及毕节、息烽、修文、清镇、平坝、普定的一部分，因前八县为水西的本土，故史称“水内”，而后五县之地在鸭池河以东，三岔河以南，是水西的边缘地带，故史称“水外”，即所谓“水外六目”之地。彝族阿者部的统治家族据彝文书籍的记载：其先祖勿阿纳时即由云南东川迁入贵州，其后裔妥阿者时曾佐诸葛亮南征，献粮通道，助兵有功封“罗甸国王”，统治水西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元末明初之际，水西土官霭翠曾仕为四川行中书省左丞兼顺元等处宣慰使，洪武四年水东土官宋钦归附，并于次年正月入朝，被明太祖朱元璋册封霭翠世袭贵州宣慰使。水西境内所辖主要是人口较多的彝族、苗族及仡佬、龙家、“仲家”、蔡家、汉族等。水东宋氏据史载其先世系真定府大姓望族，宋开宝八年，宋景阳以军功累官至节度使，平定西南夷，诏封大万谷落都总管，子孙世爵兹土。历十四世宋阿重仕元，改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开治于贵州。至宋钦时，以功升昭勇大将军顺元都元帅，明初内附，与水西霭翠入朝，并被册封贵州宣慰同知。
宋氏土司的辖地，其私辖地主要是陈湖十二马头。陈湖即王潘，在今贵阳花溪区居地，十二马头在今开阳县境。其公辖地主要分辖十长官司：中曹司、白纳司（今贵阳南郊）、青山司（今修文县境）、扎佐司（今修文县境）、底寨司（今息烽县境）、养龙坑司（今息烽县境）、乖西司（今开阳县境）、大谷龙司（今龙里县境）、小谷龙司（今龙里县境）、虎坠司（今龙里县境）。在其辖地境内主要为苗、“仲家”、“罗罗”、汉族等。
明朝初期在元置宣慰司、宣抚司的基础上，在今贵州境内改置的贵州、播州、思南、思州四个宣慰使司，都是各据一方的土司势力。其中的贵州宣慰司是合并水西、水东之地而置，以彝族水西土官霭翠为宣慰使，以水东土官宋钦为宣慰同知，均设置于贵州司城，即今贵阳。水西和水东原来的两大土司，民族各异，文化有别，地域虽邻，统治却殊，如水西土司在政治制度上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即：以政权与族权合而为一的宗法制度；以地缘和血缘相结合以及军事和行政相结合的则溪制度；以“九扯九纵”为特征的土官制度。其管理系统的独特性，属下并未设置长官司。而水东土司除私辖地外，下属十长官司，权力分散，不如水西土司具有权力集中的特点。洪武六年，明王朝又下“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使水西土司的政治地位高于水东、播州、思南、思州四大土司，为封建中央王朝的册封而合法化。
明初的封建中央王朝为什么特别重视水西彝族土司霭翠的势力，积极招抚，恩宠有加，不仅采取水西、水东两大土司辖境改置贵州宣慰，而且下诏令贵州宣慰使霭翠位于各宣慰之上？这主要是着眼于西南边疆的巩固和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为目的，并从贵州的战略地位和当时的战略形势考虑而决策的。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高耸于四川盆地，雨湖丘陵和广西丘陵之间，境内山岭重叠，形势险要。从地理位置上看，贵州东临楚，西接云南，北倚四川，南濒广西，南来北往，东进西出，莫不以贵州为冲要，实为“西南之奥区”。
追溯历史，“贵州”之名，始于宋代。宋太祖曾赐敕霭翠的先祖普贵，就有“惟尔贵州”之称，其地在今贵阳，仅是一个州名。元代以前，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尚不足以直接控制西南边疆，滇、川、黔、桂各地，仍然通过当地土官进行间接统治，所以，贵州的战略地位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元代在西南用兵，贵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在湖广、四川、云南建立行省，朝廷直接派官管辖，地处三省之交的贵州，也就成了战略要地，故有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设置，借以控扼黔中、黔南及思州、播州、亦溪不薛（黔西北）等地，一跃而为西南的军事重镇。但元朝为时短暂，未能很好经营。入明以来，为实现天下一统，自然要着手经营西南，谋图云南边疆的巩固，同时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把贵州作为湖广、四川、云南、广西的重要交通枢纽，使整个西南连成一体，成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国家版图。
在我国历史上自周代分封制后逐渐形成的天子至尊和大一统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核和基础；谋求疆域的扩大和统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活跃过的许多民族的统治者都曾有过这种愿望和活动。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其中之一的开国君主。为了实现天下统一，四海归依，处理境内特别是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是历代统一王朝都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兴戎”，[2]
“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3]
历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大都意识到处理好国内及周边各民族的关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十分注意积累这方面经验。
因此，封建统一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比较开明的统治者从维护统治和巩固统一的需要出发，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妥善处置归附到统一王朝中的各个民族，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改善与各个民族的关系。而各民族如何处理与统一王朝的关系，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自身的发展，又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明初的政治形势看，全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在于安定云南。但是，云南远在西南边陲，自黉氏称霸以来，保持相对独立。唐朝天宝以后，南诏崛起西南，与中央王朝时和时战。继后，大理虽与宋朝保持友好关系，但仍自雄西南一隅。元代建立云南行省，直接由中央王朝统治，但情况复杂，边事迭起，边防并未巩固。明初，云南尚在元朝梁王的控制之下，朱元璋累次遣使诏谕，皆为梁王杀害或无功而还。梁王负隅顽抗，有碍国家统一与边疆巩固。所以，在明大局已定之后，朱元璋决定用兵云南，取之比同内地。然其用兵无论取道湖广或四川，势必都以贵州为襟喉之地，于是确定“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略方针，正是基于当时的战略形势和贵州的战略地位，对贵州特别重视。而在“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备方针下，就特别重视水西土司霭翠的势力，积极加以招抚，册封霭翠世袭贵州宣慰司宣慰使，诏位于各宣慰之上。这是因为霭翠是彝族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且与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普定、普安、永宁等彝族土司地界毗连，声息相通。倘若霭翠等不能尽服，势必造成中梗，一旦贵州发生动乱，势必有阻进军云南，即令占领了云南，粮道中断，援军不至，“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如若出兵征讨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乃可定也。”所以，要实现统一全国大业，镇守云南，巩固边防，必须全力稳定贵州，首先就要政治安抚争取贵州宣慰使霭翠等土官的支持，以便解除明王朝的后顾之忧。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霭翠和奢香夫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奢香“相其夫输忠率土归附”，和明王朝中央统治者保持着密切友好的臣属关系，亲自赴京入朝，或多次遣使“贡方物与马”。当明王朝遣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时，霭翠和奢香曾备马万匹、毡万领、弓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对稳定贵州局势，协助明王朝平定云南都起了重要作用。云南既平，版图统一，但乌撒、乌蒙、东川等地，又先后发动了叛乱，招致明朝军队的残暴镇压，严重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只有水西地区仍然维护统一和安定的局面，没有卷入到叛乱和战争的旋涡中去，甚至成为芒部、乌撒等地人民“至夜举火挚家”前来投奔的避难环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当贵州都督马烨“欲尽灭诸罗，以代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水西四十八部首领“咸集香军门”，纷纷表示“愿尽死力助香反”。在此关键时刻，奢香能够顾全大局，洞悉奸谋，明确表态“反非吾愿”，和水东土官刘淑贞一起采取赴京上诉，和平解决事端，正确处理了由马烨挑衅激化水西地区与中央王朝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了水西和水东与明王朝的亲善关系。奢香为维护水西地区的统一，和贵州及西南边陲的稳定，也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几百年来人们交口赞颂奢香和刘淑贞两位杰出女土官的历史功绩，并不全是着眼于她们具有其时代烙印的“忠君思想”，而是她们的明智胆识，全局胸襟，以及和平安边，维护统一的决策行动。正如清代道光年间黔西知州吴嵩梁的长诗中颂称：“君不见石柱女官秦良玉，请缨曾建元戎。捍卫疆场不敌功，何如奢刘安边幅。及今皇华歌载中，伊谁不颂两宣慰。此邦名宦永千秋，春秋俎豆报奢刘”
（三）
明初洪武年间奢香在世之时，曾袭职贵州宣慰使，当时贵州尚未建省，基本上是土司统治地区，行政上分属邻近三省所辖。如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属于湖广；贵州宣慰司和播州宣慰司及乌撒军民府、都匀安抚司、金筑安抚司属于四川；普定军民府、普安军民府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属于云南。此外，还有一百多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许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还停留在封建领三经济阶段。
贵州的建省是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间，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设流，置思南、思州、镇远、铜仁、石阡、黎平、乌罗、新化八府，在此基础上建省，设贵州布政使司于省会贵阳。从全国来看，贵州建省不但早于东北三省、甘肃、青海、新疆，而且在明代时，湖南、湖北还含称湖广。贵州在明代列为十三布政使司之一，主要并不在于经济的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也就是因其战略地理位置及加强对西南的统治和巩固西南边防的需要。贵州建省时已是奢香逝世之后的十七年。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奢香曾为贵州的建省创造了条件，增添了基石，对她的这一历史功绩也应给予肯定的评价。
首先，纵观明初洪武时期的三十多年时间，奢香与其丈夫霭翠附明，夫死代袭其职，以后其子安的承袭和各个时期，始终保持与明王朝中央统治者的臣属关系，在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的风云变幻关键时刻，明辨是非而忠贞不渝，维护了水西地区的统一和贵州境内的稳定，避免了战争的破坏，有利于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明朝中央决策将原来的水西、水东两大土司辖地，合并建置贵州宣慰司，设司治于贵阳。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是想相互利用，进行牵制，以防后患，以利统治。但是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由原来两个互相毗邻而不相同的政治辖区合并为一个政治实体，彼此之间却能和平共事，团结相处，共同为维护贵州宣慰司辖境，即原来水西、水东地区的和平统一，安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平息马烨制造的政治事端之后，以进一步发展了贵州宣慰司辖区与明王朝中央的臣属关系，朝贺、进贡、报表、吊祭、互市、报聘、求匠、建学等等相互活动，往来不绝，促进了民族和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民族之间的接近，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历史上中原王朝及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措施得当与否，固然会给民族地方的社会历史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而各个民族地方政权及其统治者的政治动向，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奢香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不论是佐夫理政、夫死袭职、教子承袭贵州宣慰使的整个阶段，她都致力于水西、水东地区的睦邻团结，长期相安，维护和促进地域性的统一；并致力于加强和增进与中央王朝的臣属亲善关系，维护和促进封建国家的统一。她所作出的卓杰贡献，为后来贵州的建省，并把省会置于贵州宣慰司司治之地贵阳，从政治上看早已奠立了历史的基石。
其次，贵州省的建立，与明代贵州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密切关系。贵州远离中原，山高路险，羊肠马道，行旅艰难，在元、明以前，与内地的交往受着很大的限制，而境内各地的联系也不紧密。元代将今贵州之地分居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成为三省毗连的极边之地。自元代设立“站赤”以来，开辟贵州境内驿道，明初又大加修整，并派重兵保护，增驿设站。其中的四条驿道：一是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二是贵阳到云南的滇黔驿道，三是由重庆到贵阳的川黔驿道，四是由贵阳经都匀到广西的黔桂驿道，均在贵阳交会，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交通干线。还有一条由四川叙永经贵州毕节、乌撒到云南的川滇黔驿道，是四川与云南交通的捷径，在战略上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洪武十五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曾诏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各部：“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谁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4]
此驿道即川滇黔驿道，自四川水宁驿（今四川叙永）开始，西南经普市驿（今四川叙永境）、摩尼驿（今叙水摩尼）、赤水驿（川黔交界赤水河）、阿永驿（今贵州毕节境）、层台驿（毕节层台）、毕节驿、周泥驿（毕节与七星关间）、黑张驿（今赫章县）、瓦甸驿（今赫章、威宁间）、乌撒驿（今威宁县城），然后入云南傥圹驿、可渡驿而达于曲靖。奢香率领水西各族群众，为整修川滇黔驿曾经作出贡献。
但是，奢香的伟大历史功绩，正如《明史·土司传》记载：“（奢香）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圹诸境，立龙场九驿”。据史载：龙场九驿是指龙场驿、陆广驿、谷里驿、水西驿、奢香驿、金鸡驿、阁雅驿、归化驿和毕节驿。龙场驿在今修文县城，为重要交通枢纽；南有驿道经木阁箐、卜野孥等地而达贵阳的星华驿；北有驿道经扎佐驿、底寨驿、养龙坑驿而通播州与重庆；西有驿道可通乌撒、乌蒙。从龙场驿西行至陆广河，皮是明代水西三大渡口之一，陆广驿就在今修文六广。往下谷里驿在今黔西谷里，水西驿即今黔西县城。奢香驿位于西溪河畔，称西溪驿，因纪念奢香开创之功而称奢香驿。往西行约三十五里即金鸡驿，因其地有金鸡山而得名。阁雅驿在今大方城西十五里许的大小阁丫之间，尚遗留有古驿道。归化驿位于大方和毕节交界的归化河边，今仍有其名。毕节驿是龙场驿的终点，但它却是川滇黔驿道所经之地，北可通达四川永宁上和永宁宣抚司，南可经周泥、黑张、八甸、乌撒而达云南曲靖。在龙场九驿道上，还设有龙场、蜈蚣、陆广、青岗、谷里、垛泥、水西、雨那、杨家海、西溪、乌西、金鸡、阎雅、落折水、老，圹、归化、毕节二铺、头铺等所谓“十八站”，虽称为“站”，实是邮传，也即是铺，主要用以传递信息。
奢香开辟的龙场九驿，虽是一条省内的驿道，但它的意义却非常重要，它不仅把驿道修进了水西地区，促进水西的开发，而且沟通了川滇黔驿道与其他四条驿道干线，加强了水西、水东之间及境外的联系，在贵州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奢香开辟的龙场九驿，还是一条系由贵州宣慰使、彝族土官自己出资开办和管理的驿道，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沿袭下去。龙场九驿沿途所需的马匹、侍役、供馆等给养，都分别指定沿线的头目、土民负责备办和管理。王士性《黔志》说：“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驿，夫、马、厨、侍皆其自备，巡逻干辄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也，彝俗固亦有美处”。
除龙场九驿外，川黔驿道在乌江以南地段，亦属贵州宣慰司管辖，所设养龙坑、底寨、扎佐、渭河四驿，其供养、管理办法与龙场九驿大体相同，每驿由一头目负责走马，一头目供馆，例如：养龙坑驿额定马13匹，由头目阿母等并养龙司土官承走，供馆由养龙司苗民户务。威清、毕节两驿虽设有贵州宣慰司地，但因纳入统一管理，宣慰司只出银协济。
奢香还开偏桥及容山、草圹之境内修建驿道。[5]
偏桥在今施秉县城，系湘黔驿道上的偏桥驿，驿道在城郊的打杵岩一带。容山、草圹在今湄潭、余庆境内。奢香所开的境内驿道未见明确记载。但明代确有驿路东走今湄潭、余庆和施秉县境。此驿道自川黔驿道上的湘川驿（今遵义县南境）起，经湄潭驿（容山）折向；过鳌溪驿达乌江岩门司，再经白泥驿（今余庆）过紫荆关，在偏桥驿（今施秉）与湘黔驿道衔接。
综如前述，奢香生前组织领导贵州境内的各族人民，凿山开道，修建驿路，把三省分管的地域联并起来，将境内的驿路纳入全国的驿道网络，与全国各地连成一气，并起到沟通滇、川、湖、桂的作用，贵州的战略地位亦因此而突出起来，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形势下，贵州建省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奢香为后来贵州建省所创立的条件，增添的基石，其历史功绩亦当光耀千秋而彪炳史册。
（四）
奢香为维护水西地域性的统一，为贵州建省创立的基础，为促进西南和全国的大统一所建立的历史功绩，适应了明初的政治形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在客观上对维护和促进祖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她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爱国的杰出女政治家。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是，爱国主义的核心主要是表现在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祖国的利益崇高至上，它超越于一切个人和家庭、宗族和民族、地域和业域的狭隘利益，应该是古往今来用以衡量是否对祖国忠诚和热爱的试金石。奢香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维护团结，反对叛乱；自强自立，开发贵州；发展经济，促进交流；培育人才，弘扬文化等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和贡献，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熠熠光辉，是值得留给后人继承和弘扬的传统和精神。
但是，如同一定的历史条件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一样，历史的爱国主义也是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爱国主义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思想意识范畴，还要受到思想意识的局限。一般来说，历史上的爱国思想往往是与忠君思想互相联系杂糅一起的。奢香作为历史上的爱国的杰出历史人物，她有忠君意识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当然不可苛求于古人。但是，在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奢香建立的业绩是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顺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潮流，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缅怀纪念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左传》。
[3]《汉书》卷六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郊传》。
[4]《明实录·洪武实录》142页。
[5]《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87页。
原载：禄文斌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1月1出版，《彝学弘论》；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贵州奢香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