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章的可乐乡一带分布有大量古夜郎时期的地方民族墓葬及汉式墓葬。1958年当地农民在农事活动中发现了第一批出土文物，此后，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共发掘古墓396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近50件，还有大量的国家二、三级文物。
2000年可乐夜郎墓葬发掘现场
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调查发现在赫章县城西74公里处可乐乡境内的可乐遗址，遗址地处可乐坝子中部麻腮河与可乐河交界处的缓坡平台上，高出河床40余米。遗址南北长400余米、东西宽300余米，地表为深褐色农耕土，耕土下为红烧土堆积层。堆积层厚度因位置差异有深有浅。遗址地表散布有大量绳纹瓦当、板瓦、陶器残片和其他文化遗物。
1960年，粮管所在西段修建仓库和门市时，出土大量青铜兵器，有戈、矛、箭、镞等。1980年建晒坝推土时，出土石磨盘、石臼等物，同年扩建门市部，出土钱币“大泉五十”6000余枚，还有部分铜蒺藜和生活用具。1976年至1978年进行了三次发掘，1977年贵州省博物馆试掘可乐乡境内刘家沟坡地的柳家沟遗址，试掘面积75平方米，出土较多陶片，也有少量石器、石材、近代瓷片。出土遗物有石器37件，铜器2件，陶器残片500多片。在1976年至1978年的三次发掘中，在赫章县可乐乡大山村炼铜遗址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8号墓出土有西汉平帝元始四年造的青铜器，有“同劳澡槃”铭文等器物，记载了这些青铜器的生产时间和制造地点，为墓葬断代提供可靠的依据[1]。1988年4月，贵州省博物馆在遗址前部南侧做过一次抢救性清理试掘。1992年10月在西北段正式发掘2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度为0.6至4.1米不等，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当以及碗盘、豆、罐等陶器残片，铜箭镞、铜蒺藜等兵器，在T183探方东隔梁第7层下一灰坑洞中发现一枚“宜相”铜印。
可乐古墓葬群发掘现场
2000年9月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物管理所在可乐遗址的“罗德成地”发掘了古代夜郎时期“西南夷”民族墓葬108座，有许多重要发现。这次考古发掘地点主要选择在可乐乡岔河组罗德成地东南坡麓的砖厂及其紧邻的一块农耕地，这里分布着大量夜郎民族墓葬，另在其对面的锅落包清理了少量汉式墓葬。发掘采用探方法，共开5×5米探方30余个，面积约800平方米。清理墓葬110多座，几乎是竖穴土坑墓，出土陶、铜、铁、漆、石、骨、玛瑙、烧料、绿松石等，为兵器、装饰物、实用物品和印章等，各类器物有540多件。发掘主要分两个工区进行。在约330平方米范围内的Ⅱ工区内，发现分布异常密集墓葬81座，墓葬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540多件墓葬物品年代亦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物件。其中，套头葬中的大小铜器、兵器、饰物和陶器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这批墓葬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头葬”和其他几种特殊葬式。“‘套头葬’是将铜鼓或大铜釜套在死者头顶的一种埋葬方式，可乐已发现近30座这样的墓葬。其中有的墓在用铜釜套头的同时，另在死者足部套一件釜，或在死者足下垫一件铜洗。除‘套头葬’外，还发现用铜洗垫于死者头下，或用铜洗盖于死者脸上，或在死者头旁地上插一铜戈等奇特的埋葬方式”[2]。
赫章民间传承的彝族古籍（资料照片）
《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根据这些墓葬的性质将其分为甲、乙两类墓。甲类墓代表中原汉式墓葬，乙类墓代表土著性质墓葬。其中，甲类墓39座，乙类墓168座。甲类墓分布在可乐河的北岸，乙类墓分布在可乐河的南岸。甲乙两类墓葬的时期大部分相同，一部分乙类墓葬略早于甲类墓葬。甲类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都与中原地区的汉墓相同或相近。“套头葬是可乐乙类墓特有的一种葬俗，1978年发掘时已发现，并在1978年的发掘报告中以此命名公布。”[3]
2000年发掘的“套头葬”墓有5座，其中，单用铜釜套头的有M246号、M272号、M277号3座；用一铜釜套头，同时用一件铜釜套足，同时用一铜洗套足的有M274号1座；用一铜釜套头，同时用一件铜洗垫足的有M273号1座。特殊葬俗的有：用铜洗垫头的有M298号1座；用铜洗盖面的有M296、M342号2座；用铜戈插于头侧地面的有M331号、M351号、M365号3座。其中274号墓出土各类器物94件，它用铜釜套头和脚，以铜洗盖面，其中一套头的釜上装饰两只虎，铁戈的铜秘冒上铸有一虎，死者颈部发现一虎的饰物，并出土“敬吏”铜印章一枚，说明该墓主人是一身份显赫的氏族首领。“套头葬”这种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过去在赫章可乐曾发现过，但远不如2000年发现的形式多样。用鼓形铜釜套于头顶，与过去所见相同。不同的是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用一件大铜釜套头，另用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双臂上放置有铜洗。右臂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尤其是大铜釜共耳侧铸造的一对老虎，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铸造技术精致，在贵州省内尚未发现过，在国内也很少见。“套头葬”铜釜内基本都保存了一部分头骨，可看出均为仰身直肢葬。还都发现使用木棺的痕迹。这一批为数不少的套头墓葬，其中有9座的时代上限皆可断为战国晚期。
M299号墓的死者面部盖一铜洗，其旁边的M298号墓的死者头部却放在一铜洗之上，这种埋葬方式，在国内更是极其少见。M2264号墓在竖穴土坑的南、西、北三壁叠砌二至三层未加工的石块（该墓因烧砖取土已破坏三分之一，故东壁不明），西壁顶端侧置一鼓形铜釜，死者头部放在铅釜颈腹之间。此种葬式以前虽有发现，但墓壁均无石块叠砌，也是目前已发掘的200多座乙类墓葬的首例。
从出土文物所传达的信息看，赫章可乐甲类墓葬与中原相同，反映的是中原移民的汉文化信息，乙类墓葬，反映土著住民的文化信息，并集中反映在“套头”等那些奇特的埋葬习俗葬式上，“其中尤其是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对揭示古代夜郎文化面貌，探索夜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4]
”这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历史，尤其是探讨古代夜郎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文物的夜郎特征，浓郁民族特色随葬器物包括铜、铁、陶、玉、漆、骨等不同质地。其中最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主要包括“套头葬”铜釜、兵器、装饰品和陶器等几类。
死者头部套铜釜，足下垫铜洗的“套头葬”
“套头葬”使用了两类铜釜。一类是辫索纹耳大铜釜，宽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纵向安置一对硕大的辫索纹环状耳。M274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铜釜肩腹部装饰一对圆雕立虎，立虎昂首扬尾，十分威武。这类铜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较厚的烟炱。另一类是鼓形铜釜，也出土3件。这种形制的铜釜最早出土于云南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赫章可乐先后已发现这种铜釜10余件，都用于“套头葬”墓。
除套头葬之外，“套头葬”所用的鼓形铜釜上铸的立虎、具有镂空卷云纹的铜柄铁剑，铜戈则提供着夜郎文化在地域分布上的重要信息。“干栏”式陶屋模型、钗皆铜质及装饰品等。
具有镂空卷云纹的铜柄铁剑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铜戈提供着夜郎文化在地域分布上的重要信息。一具“干栏”式陶屋模型，展现出中原建筑文化和夜郎建筑文化的融合，兵器中以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卷云纹茎首铜剑和无胡铜戈也最具有特色。铜柄铁剑之柄饰镂空卷云纹和精细的雷纹、辫索纹，造型优美，工艺精良，表现出高超的设计和技术水平。铜戈皆直内无胡形，可分为长方形内和M形内两类。内上常有浅浮雕图形装饰。如M350号墓出土的M形内铜戈，内上饰3个牵手上举的人图形，援上也有图形装饰。类似的铜戈在贵州黔西南地区曾有出土，可能反映了地域之间的文化联系。
装饰品种类也较为丰富，其中发钗均系铜质，包括4种形制。最多见的为U形双股发钗，其次为首部缠绕为簧形的双股发钗。发钗使用时，常见两只交叉平插于头顶，有的紧靠头骨，有的距头骨4～5厘米，说明发髻竖立于头顶，有高、低不同形式。这与《史记》记载夜郎民族为“椎髻”的发型特征正相吻合。此外还出土1件桥形钮铜印，印面正方形，印文为朱文篆书“敬事”，又释“敬吏”。
手镯也都是铜质。往往多只成组佩戴，双手数量不一定对称，有的右手戴1只，左手戴3只。佩戴最多的，双手各排列10只。手镯形制主要为窄条环形和宽带环形两种。宽带环形手镯有的镶嵌有数列细小的绿松石片，石片呈圆形或多边形，直径约0.15厘米，中心钻有小孔。
装饰品中还发现一些小铜铃、铜带钩和用玛瑙管、玉珠、骨珠等穿缀成的项饰。铜铃，2000年报告有铜铃43件（从绘图上看是中原特色铃。分为A型41件，B型1件）。1978年报告铜铃有40件。M342号墓的随葬品有铜铃4件，A型I式2件，A型Ⅲ式2件。“出土铜铃基本为A型即合瓦形半环纽小型铃，其用途以随身佩带为主。M274号墓出土数量最多，共19件”[5]。耳环有骨和玉两种，以骨为多。佩戴方式不一，有的双耳各佩1件，有的仅佩单耳，或在单耳上重叠佩3件。玉仅出土1件，主体呈璧形，外缘饰4片对称的冠状装饰，造型颇别致。“骨玦出土于6座墓，其中两座墓为对称佩戴，四座墓为不对称佩戴。前者中M274号墓死者双耳分别佩戴三件，M277号墓死者双耳分别佩戴一件。后者M298号墓死者左耳佩戴一件，右耳佩戴两件。M341号墓右耳佩戴一件。M342号墓右耳佩戴一件。M350号墓也是右耳佩戴一件。”
在赫章可乐的周边，一段时期以来，除了出土了一大批具有夜郎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等地下文物外，还发现了部分在地上流传的夜郎文化特征文物。明显的有分为金属铸铭文和铜铃两大类。金属铸铭文3件，第1件为“祖祠擂钵”。“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系1972年在贵州赫章珠市乡铁矿村磨石沟出土，该擂钵经贵州省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彝族美术·西汉时的彝族祭祖擂钵》介绍说：“雉鸡、梅花鹿、蜘蛛三组形象造型系一个整体，出自彝族历史文献《祭祖经》所记载的典故，彝族先民武洛撮有弟兄12人，其中十一位改变了彝族传统习俗，武洛撮也产生了动摇，诺师颖极力劝阻，并要他建立和规范祭祖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树立自己的旗帜以防止变化。为请‘天上’毕摩神（统治集团中居第三，传播传统文化，主持祭祀的知识分子）恒阿德前来制典章，立礼仪，武洛撮连派雉鸡和梅花鹿前往恳请，都被恒阿德点上惩罚性标记，而蜘蛛以牺牲性命为代价表示忠诚，终于让恒阿德感动，为武洛撮成就了大事，保住了彝人的根本”。“祖祠擂钵”的图案和文字相互表述和印证所表达的内容内涵。对“祖祠擂钵”的发现，1995年8月11日的《北京晚报》以《贵州考古新发现》为题作了报道。同年8月14的《光明日报》以《西汉擂钵证明彝文有两千岁》为题作了报道，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贵州发现彝文西汉擂钵》为题作了报道。当时的《新华每日电讯》也作了类似的报道。
可乐遗址墓群
第2、3件为战国至西汉的彝文铜印章，都出现在邻近的云南昭通，第一枚为“夜郎赐印（直译‘夜郎赐手司印’当为夜郎赐给旁小邑的印）”，该印由昭通的张希鲁先生交给原西南师范学院的邓子琴教授，后在“文革”中丢失，现云南昭通市博物馆有木质复制件存放。第二枚为“统管堂琅印（直译为‘堂琅山里手辖印’）”，现由云南省昭通市卫生局干部熊玉昆收藏。这两枚铜印先后为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国义、王世忠、王继超、王子国等人翻译。
铜铃有若干，黔、川、滇的彝族居住区，至少是从战国时期到现代，不间断地传承使用着一种铜质神器的铃，即彝族神器铜铃。贵州境内发现的铜铃在威宁、赫章、六枝、贞丰、望谟、普安、修文、册亨、兴仁等县出土过一种铜铃，构造不同于一般铜铃，为双管形耳，位于铃顶部两侧，铃面除素面外，还有铸刻浅浮雕造型图案，梁太鹤先生在《贵州夜郎考古观察·4·零散出土文物》中介绍：“臂（管）形耳铜铃在威宁、六枝、贞丰、望谟、普安及兴仁等县出土多件。此外在威宁中水墓葬曾发掘出土1件。这种铃比起环形钮铜铃多数形体较大，其中兴仁出土1件最大，高18cm。比一般高数厘米。铃体合瓦形或椭圆形，弧形顶，顶止中无钮，从弧顶两侧各伸出一只短圆筒形耳。发现时往往多件同出，如六枝同出7件，望谟同出13件，并同出许多环形钮铜铃。铃体多素面，但六枝出土和威宁采集到的数件，器表祷有人、动物和植物等浮雕图案”。毕节地区社科联李虹副主席主编的《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8页铜铃‘大家族’说明载：“威宁也出土有类似赫章可乐的小铜铃，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形耳铜铃。这种铜铃造型别致，体形较大，以致有人把他称为‘钟’”。在距中水不远的观风海出土的管形耳铜铃，2004年1月16日，包括2000年赫章可乐夜郎墓出土6件铜釜，平坝夏云汉墓出土4件文物，威宁观风海征集4件铜铃，悉被贵州省博物馆收藏。2004年5月，赫章县文物局从珠市干部杨国军处，征集去一批青铜器物，是在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的，有大小四个双耳管形铜铃，两副三连串杯，虽有明显的青铜锈在器物表面泛出，但其质地清楚，工艺尤其讲究，另有六节玛瑙管饰件。这批器物系彝族祖灵桶内所盛之物，属于神器类。这批管形耳铜铃分为大小两组，有2件较为完整。大铜铃高9厘米，宽8.5厘米，平顶，管形耳长0.5厘米，铃口为椭圆形敞口，口沿部为锯齿状，铃身有树、鱼等浅浮雕纹饰。小铜铃高4.8厘米，宽3.5厘米，平顶，顶部有4条纹饰，中间还有一圆柱形纽，铃身纹饰较大铃面图案丰富，有人物、牛、鱼、鱼钩、麦穗、树木等浅浮雕纹饰。整个器物器身纹饰清晰完整，工艺精妙。完整的一件三连杯长10厘米，高3厘米，两边小杯口径为2厘米，中间大杯口径3厘米，小杯对称排列着两只辫索纹耳，大杯亦有两只，整体4只耳纵横对称。6节玛瑙管饰件，圆柱状，中空，外表磨制较为细致。以上文物在赫章属首次发现，专家指出，这对于研究黔西北地区战国及夜郎时期民族、经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毕节市彝文翻译研究中心彝族文化陈列馆也收藏有来自同一处的一枚铜铃，来自一小学生手里。由时在诺素小学念五年级的陆建峰（12岁）拾自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他拾得又埋，埋了又掘出来，铜铃呈椭圆状，宽4.3厘米，高4.6厘米，平顶、有廓、中为一树枝，铃身有树枝、钩状、点星状等浅浮雕纹饰，一面有图案呈“印”字状。云南省昭通市出土的铜铃，登在《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中，有三只“管型耳铜铃”。四川美姑县彝族毕摩文化中心收藏的“阿苏拉则法铃”和凉山地区传承的另1只号铃。云南省巧家县发现的铜铃，孙世美，陈正彪《“堂狼山”古彝族开采堂狼山铜矿铸就了三星堆青铜文明》一文中介绍：“2005年，巧家县城魁阁梁子石棺墓群旁花桥附近出土了一只青铜铃。该青铜铃正面浮雕图案由栅栏、各种植物和鸟雀构成，上部是8株高大植物，每株顶部栖息着一只杜鹃一类体型较大的鸟，头一律向左，右侧是两只鹳一类的高大水禽。背面是9头头部一律向右的马、牛、羊一类的草食动物，造型准确，体态生动。侧面有一架梯子从地面连通顶部，顶部是3只鸟和三个隆起的锥形物，鸟的造型跟正面的一致。浮雕图像把处于游牧时期的社会形态展示得极为生动。”
可乐乡田野里随处可见的瓦砾也许就是千年文物
彝族神器铜铃的用途有两种，一是彝族布摩（亦称毕摩）在主持祭祀仪式时，要有神衣、神帽、神筒、神扇、神铃等多种装备，铜铃是必佩的重要神器之一。二是按彝族的习俗，将六代或九代祖的祖灵放到祖桶，再安放到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处，在祖桶内装有铜铃，或将铜铃给死者岁葬，作冥器用。可乐出土的铜铃属中原式制作，与普安、威宁观风海、云南昭通、巧家和四川美姑的出土铃及其黔、川、滇传承的土著彝式铃的风格有很大不同，昭通、美姑、巧家、赫章、威宁、望谟、普安和六枝出土铜铃为双管形耳铜铃，位于铃顶部两侧，铃面除素面外，还有铸刻浅浮雕造型图案。但在用法上是极一致的，可能是属于以方便来取用的。
在夜郎民族墓葬里，还发现有的墓主穿耳，且只穿一只耳。穿一只耳是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西北部的彝族男性普遍存在的习俗。
从可乐一带居住民族的延续来看，彝族是从春秋乃至更远时期起就居住，且一直延续居住到今天的民族。从彝族先民在可乐一带的活动历史，彝民族的丧葬习俗、彝族生死都要一样享受的生死观、彝文献《治星经》与《禳星经》记录的治（禳）星布摩的装束与寓意等方面看，套头葬式的民族属性当为彝族。
历史上，彝族曾实行火葬、土葬、水葬、林葬、岩葬等多种葬俗。过去，持彝族北来说即来源于氐羌说的观点占上风，羌人的火葬习俗被毫无例外地强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所有彝族的头上。汉文献记载羌人的火葬习俗，如《荀子·大略篇》：“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篇》：“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逸篇》载：“羌人死，燔而扬其灰。”有关彝族火葬习俗，《太平御览·四夷部》引《永昌郡传》（卷五六）说：“建宁郡（滇中至滇东）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焚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也。”这里的“葬夷”即彝葬习俗，彝族中的“乌蛮”系统的确一贯如此，而且在焚化尸体的过程中，规定了“男用九层柴，女用七层柴”的制度。樊卓在《云南志·蛮夷风俗》中说：“西爨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元大德年间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条说：“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虎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皆此类也。”
可乐出土文物铜油灯
事实上，彝族在历史上的丧葬习俗是存在多样性的。彝文文献《物始纪略·殡葬始纪》载：“青头白翅鹤，赐福尼阿媚，嫁妥尼武娄，为吐始楚母，死了用土葬，吐始楚兴起。生时靠火，死后埋入土，严冬凛冽，也不觉寒冷；红头青杜鹃，赐福能阿迈，为那乍姆母。那乍姆之母，死了用火葬，那乍姆兴起。生时靠火，死后送入火，夏日炎炎，也不觉炎热。……殡葬的道理，有的用土葬，吐始楚兴起；有的用火葬，那乍姆兴起。葬法有两种。”《物始纪略·殡葬始纪》上的这段记载，与《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第七篇》和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第235号藏书《哭灵经》第10页、第260号藏书《指路经》第26页、第713号藏书《破死》第50页及贵州省威宁迤那镇拖沟禄毕摩家《献黑牛牲经》等数十部彝文典籍的记载一模一样，甚至没有句数上的出入。贵州省毕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第125号藏书《丧仪经》（收集于贵州省威宁县今雪山镇的禄氏布摩家，书的扉页处有“抄于道光十三年正月，惹若的书”彝文字样）也有类似的记录，现将其选译如下：“……附于尼阿买，嫁青松林旁，是那乍姆之母。黑（彝）死焚烧，那乍姆来兴。……那乍姆之母，生时靠土，死后送入火，黑（彝）死焚由此，犹烈日炙烤，也烫不了她。红颈白翅鹤，附于能阿买，嫁到白海边，生了吐始楚。白（彝）死殡埋，吐始楚来兴。……吐始楚之母，生时靠火，死后葬入土，用十锄五铲，筑好看墓堆，白（彝）死殡埋，吐始楚来兴，白（彝）死殡由此，刺骨的寒风，也冻不了她。”《爨文丛刻·指路经》上说：“在鲁瓦以前，先有武迫勒，后有武奇巧，最后有吐史楚。吐史楚的母亲，在生时见土就感到寒冷，死后却想要得到土，便用十把锄头挖土，挖个土坑来埋葬尸体，埋成高高的坟堆，埋葬切勿焚。在鲁瓦以后，先有武阿博，后有拜谷楷，最后有哪乍木。哪乍木的母亲，在生时见火就躲避，死了却要火化。”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第62号藏书《指路经》第7～8页（收集于贵州省大方县境内）则进一步强调说：“殡者不能烧，习此俗所求，得殡埋为上；焚烧的不殡，习此俗所忧，死后不焚烧。”《物始纪略》、《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未整理翻译）等文献还有恒略地方的彝族武僰氏三支分别实行岩葬、水葬、林葬的记载。关于彝族有土葬葬俗的情况，唐代的樊卓其实也观察到了，故在他的《云南志》里有“西爨白蛮死后，三日内殡埋”的记录，这里的“西爨白蛮”，指的是居住在西爨境内的崇尚白色的彝族，即后来所谓的“白彝支系”。
据《布嘎苏》、《彝族源流》等载，出自笃氏家族的吐实楚，其谱系为：笃雅吐——吐实楚——实楚姆——独姆哺——哺雅确——确恒奢——奢雅舍——舍雅啥——啥雅武——武雅僰，计以10代下传，实楚、乍姆、笃勒、笃慕、笃叟厄、笃武古等，均出自笃氏一族。出自笃氏家族的那乍姆的谱系则为：笃洛我——洛我鲁——鲁尼乌吐——乌吐苦——吐雅那——那乍姆，计有6代。吐始楚与那乍姆一道，为米靡时期布僰毕摩流派的十大弟子之首，实楚与乍姆两位在布僰毕摩流派中的成就最高。实楚以“天、白、濮”（一种祀祖习俗）为标志或为号，兴起土葬。并同乍姆一道制订“埋（土葬）的不能烧，烧（火葬）的不能埋”的章法。乍姆以“地、黑、诺”（另一种祀祖习俗）为标志或为号，兴起了火葬。彝族古代土葬之俗由吐实楚兴起，火葬之俗由那乍姆兴起。故彝族的丧葬习俗不唯火葬一种。无论如何，在古代彝族的笃氏传人的内部，黑与白代表着两种文化，也可以说是符号或者说是标志。白，是农耕文化群体（部族）的代表标志；黑，是游牧文化群体（部族）的代表标志。土葬习俗由吐始楚兴起，火葬习俗由那乍姆兴起，且始于同一个时期。布与僰：系彝族历史上米靡时期米靡王朝的首席大布摩，为当时的十大毕摩学派的两大鼻祖，从父子连名谱上推断，距今已有160代，按每代平均25年计算，也就是4000年历史的概念。彝族中的白系习土葬之俗，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空间环境等密切相关的，作为农耕部族，居住相对固定，热衷于对土地上的农作物的经营，人死后对尸体的处理更依附于所居住和经营的土地，又有方便的工具掩埋和处理尸体，因而积习成俗。而彝族中黑系习火葬之俗，反映出其游牧部族的特征，火葬习俗为游牧部族所青睐，同样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空间环境等密切相关的，作为游牧部族，处于“勿常处、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居住相对没有固定下来，他们通常只拥有牧具，特别是武器，人死后缺乏掩埋尸体的工具，对尸体的处理莫过于用火焚烧后抛弃最为方便，也一样的积习成俗。彝族中黑系习火葬之俗，如同羌人之俗，即“忧其死不焚也”。约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分支后的彝族“六祖”势力崛起，尤其是糯、侯（糯、侯在四川凉山作“曲涅、古侯”）、布、默势力渐占上风，“六祖”中的此四个支系因崇尚黑色，故史称之为“乌蛮”。到唐代（南诏国）时期，彝族“乌蛮”势力覆盖了彝族与大部分的彝族地区。在宋（大理）时期的“乌蛮”三十七部（一作三十九部）中，至少有三十部属彝族中尚黑的支系，而彝族中尚白支系等的先民和一些彝语支民族先民所属的仅占剩下的几个部了。这三十七部还不包括称罗施鬼国的阿哲部，称罗殿国的播勒部、普露静部、自杞国部、慕役（今贵州关岭）部等。“乌蛮”彝族统治势力在整个彝区推广实行火葬的葬俗，但尚白系统及其他彝族支系仍习土葬葬俗。正因为如此，到了唐宋之后，尤其是在元明时期，无论“乌蛮”、“白蛮”，还是“黑、白罗罗（彝族）”，实行火葬的记载不绝于各类地方志等文献，如《云南志略》、《景泰云南图经志》、《皇清职贡图》、《东川府志》、《沾益州志》、《宣威州志》、《贵州通志》、《大定府志》等。到清雍正八年至十五年实行最后一次“改土归流”时，在改土官为流官的职官任命中，塞进了禁止火葬“陋习”一条，清廷在彝区强行推行土葬，彝族又被迫改行土葬。土葬在彝区的全面推行，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而进展缓慢的过程，乃至于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直到清末才完成，在大小凉山地区，清廷却无法禁止，所以直到如今，继续保留着火葬这种葬俗。唐代（南诏）以后，乍姆文化流派在彝族中占了主导地位，古人皆从之。外族人不明其究里，误认为彝族一律实行火葬，并录入文献中。樊卓氏《蛮书》中，概念已模糊，樊氏虽然说“乌蛮火葬、白蛮土葬”，但他也误认为“白蛮土葬”是依“汉法为墓”。宋元后的汉文献的记录大多只有火葬这种习俗，且认为只习这种葬俗，以致讹传千百年。
在历史上，彝族形成一个民族，必然兼容了多样性的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两元甚至多元文化一直保留着，如在实行土葬、火葬、水葬、岩葬、林葬等多种葬俗上就反映了出来。套头葬式属于土葬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可以同彝族的土葬习俗联系起来。
彝族先民的价值观是，生与死都要一样的风光，“得的是满意，身穿的华丽，如拂晓的天空，吃的是美食。如谷深坳大，强者好汉，像松柏一样，严冬碧油油，春日开繁花，夏日明晃晃，秋日光闪闪，在世时欢乐，死了也值得，骑蝗头魂马，虽归葬入山，却永垂不朽”。[6]
“穿华丽的衣，吃的是美味，活至九十九，有布摩主持丧礼，骑魂马得祭牲。寿衣穿得厚，亡灵有归宿，传统被继承，子孙得发展。在世得欢乐，死也顺如风。”[7]
“为人在世时，在温馨家庭，在子女跟前，爱抚着孙辈，关照着亲戚，心系于家族，身着盛装靓如鹤，戴的金饰似山花。十天当一天，五夜当一夜，过这种日子”。[8]
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认为万物有灵，人死魂不灭。“在鲁旺以内，彝人供祖灵，人死留三魂：称‘觉’的魂去翁靡，称‘偬’的魂守墓地，叫‘依’的魂进祖祠。这且不叙述，祖宗灵尊贵，祖宗灵珍奇。死魂标青色，死魂标赤色，瞻仰后心安。孝敬仪式大，录生前功德。到处取好货，银毡作礼毡，珍珠配上玉，着锦穿绸，备珍珠玉器，把功名收录，人死把灵供。”[9]
人死后的亡灵在死界生活，把死界的社会形态相像同人世间一样，那里既有等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也要进行生产生活、尤其是祭祀等活动。这一点，彝族在祖桶中放置微型的生产生活用具、兵器、祭器等亦可为旁证。套头葬中用铜釜套于头顶的墓主，其生前的身份角色当是部族头领与主持祭祀的布摩一类，按彝族原始宗教观念，生前既为部族头领与主持祭祀的布摩，作为亡灵在死界生活，依然要承担部族头领与主持祭祀的布摩角色与职责，尤其是在祭祀要与凶鬼、恶星打斗，穿着如同生前的古怪装饰下葬，是顺理成章的。套头葬式与彝族先民的生死观当有直接的联系。
从彝文文献的记载与丧祭习俗上看，在彝族的崇拜里存在星辰崇拜，彝文文献《治星经》突出反映的观念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一群星，地上一家人，天上一箩星，地上一族人，人靠星保佑，星监管人威，星展示人度，星吉人昌，星饱满人富。”[10]
星晦人倒霉，人死星斗死（没说陨落）。星的世界，宛若人的世界，在星界里，同样有根深蒂固的等级森严观念，星们也有严格的“社会”分工，有的星做领兵将领，满天的星则是黎明百姓，星的君、臣、师在严格管理着天上的众星，反过来，地上的君、臣、师等统治者，还是被统治的广大百姓，都各有一颗属星，是星在支配左右着他的存在。在星的世界，既有福星，善良的星，也有坏星、凶星，如十二死星，铜妖星，铁蜮星，启布星，录舍星，娄纪星，铁耙星等，它们专门与好星作对，它们犯着天，则日月晦气而无光，犯山林，山林枯焦，犯大岩则岩跨，犯人畜，则人畜死亡，犯五谷则造成灾荒。特别是人的死亡，是凶星犯其属星，使其属星死亡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作为布摩的任务，一是要医治死者的属星，以此来安慰死者亡灵，第二还要同时向那些死星、凶星、煞星献祭，使得死者之灵脱开干系，于是就用铜、铁器和松木、樱桃木与其他杂木及枯木朽枝插神座，十二死星，如铜妖星、铁蜮星、启布星、录舍星、娄纪星、铁耙星等，只有法力高的布摩神和布摩能与它们斗，能将它们战胜。布摩与布摩神的装束也显得十分怪异。“治一番星座。六眼天布摩，顺天而下；八耳地布摩，从地而上。哎哺氏后裔，鹰头的布摩，虎牙红布摩。采氏后裔，遏氏工共布摩，索氏勒易布摩，顶厚帽，高耸于天，戴铜盔，穿铁鞋，担任治星布摩，掌时令管风，担任治星布摩，掌时令管风，吹散星血气。铜雄鲁，铁雌朵结合，鲁布鲁优厄，朵布朵恒那，戴巨大银洛洪帽，执宽宽金通怯。天地的根本，力大法无边，威势胜司署。”又“戴铜盔，穿铁鞋的人，担任治星布摩；松为蓑衣、桃为裙穿者，担任治星布摩。”在“套头葬”墓中，有的墓主在头部和足部各套一件大铜釜，脸上还盖一件铜洗；有的在头部套一件大铜釜，脚下垫一件大铜洗；有的仅在头部套一件铜釜。在头部套一件大铜釜，脚下垫一件大铜洗的墓葬形式与“戴铜盔，穿铁鞋，担任治星布摩”形象是基本吻合的，也符合死后在继续承担生前职责的原始宗教观念。当然，仅凭与“套头葬”联系可能还是孤立的、偶然的，但是，可乐出土文物与彝族的联系还有铜釜上的立虎、虎形器、铜铃等，《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其名曰‘罗罗’”。罗罗的“罗”，其含义为虎，或作“鲁虏”，义为“虎龙”，表明远古时先民以虎和龙为部族的图腾，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彝族以虎为图腾遗俗的反映和表现。今滇西一带，仍有自称“罗罗泼”或“拉鲁巴”等的彝族，自称上即是对远古时先民以虎和龙为部族图腾遗俗的直接承袭。明陈继儒《虎荟·卷三》上说：“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明朱谋玮的《骈雅》说：“青虎谓之罗罗。”在凉山地区，曾经有过称之“罗罗斯”的大部落和“罗罗宣慰司”的大土司。罗罗作以虎为图腾的遗俗，不仅反映在自称上，还反映在根据彝族自称基础之上的行政建置的命名。
可乐出土文物反映出特色浓烈的夜郎文化的属性，是与它所处的古夜郎国的空间内的关系分不开的。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之后神秘消失。根据彝文献的记载推断，夜郎国的大致疆域包括了今贵州省的黔西南、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六盘水等地州市及黔南、黔东南的部分地区；今云南省的昭通、曲靖两市地，四川省的古蔺、叙永两县等地，之所以说是大致，在夜郎国前后约300年的历史进程里，抑或有所延缩。这种推断亦符合汉文献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记载。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赫章可乐的位置正处在夜郎国中部偏西一带的地方，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赫章可乐的大量古夜郎时期的地方民族墓葬，反映的古夜郎文化遗存，并不是孤立的，在大体上的古夜郎地区也不是独有的，如在它的青铜器上，反映的文化现象与周边的地区如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安顺等地和云南昭通、会泽、曲靖等地同期出土的一些陶、青铜器有着面上的共同性；与共处一地的威宁中水、观风海、赫章辅处等地遗址的联系则更为密切，反映为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相互辐射的关系，因而产生互为印证的效果。可乐甲类墓葬反映的信息：中原移民中的豪族，与中原相同的汉文化，乙类墓葬，反映土著住民的文化信息，可乐墓葬中甲类墓葬的主人是中原移民中的豪族，乙类墓葬的主人是土著的权贵，反映的可能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大约在周赧王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300～前280年）之间，楚将庄跻入滇。在这两起大的事件后，秦楚地有相当的移民进入夜郎地区，其中的执掌军权者成了后来的豪族，成了汉晋时期的南中大姓，土著中的权贵与后来加入的本族群中的新权贵形成或“夷帅”或“渠帅”，汉晋时期的南中地区，由“夷帅”、大姓和代表朝廷势力的郡（太）守三大势力所控制，在相互争夺的过程中，曾有过“夷帅”与大姓地方势力结为联盟同郡（太）守势力的抗衡，“夷帅”与大姓的结盟称“遑耶”。《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特此也。”“遑耶”作为纽带，促成了魏晋时期夷汉民族在南中地区的融合。到了南北朝时期，南中大姓及其属民差不多都融合到“夷”里面去了。有代表性的是一度统治两爨地区的爨氏。在血缘交融和文化认同两种因素推动下，爨氏也夷化了，成了两爨地区最大的“鬼主”，爨人甚至成了彝人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1]参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李嘉琪主编《贵州省志-文物志》，贵州省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2]梁太鹤《夜郎探秘》，《文史天地》2002年10期。
[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版。
[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版。
[5]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赫章可乐二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版。
[6]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苏巨黎咪》，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9月版。
[7]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苏巨黎咪》，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9月版。
[8]王继超主编《摩史苏》、《细袚之三》，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版。
[9]王继超主编《摩史苏·亡灵的名份》，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0]王继超、王子国译《彝族源流》第二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原载：阿洛兴德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5月1出版，《彝学纵横》；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增兵、何晓璇、王星；通讯员 李学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