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夜郎地区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彝族先民最早就活动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彝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中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文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有500来代。如每代仅按20年间隔计算，彝族文字的发明时间迄今已有上万年历史，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哎哺时代，彝文就也产生。《彝族源流》第一卷以父子连名这一特殊的记载历史方式，记载了哎哺氏族的23组共222代谱系，在哎哺时期的多个氏族都“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快速地书写。天上繁星闪，写卷卷天文”。距今约9000年左右时，哎哺氏族中的一支曾从金沙江与渭河之间向外发展，经今天的四川、甘肃、陕西、河南一直到达山东一带，并在那一带形成了史称东夷的百夷族群。哎哺氏族到达哪里，就把他们创造使用的文字带到哪里，这正是龙山陶文、河南郑州二里头陶文、马厂陶文、郑州二里岗陶文、西安半坡陶文、四川的墓葬中出土的巴蜀铜戈铭、贵州省威宁中水陶文等，不能用汉字去释读，用彝文去释读上述称之“刻画符号”的陶文却很容易。这些文字都具备了形、音、义三个要素，而且风格一致，它们有发生学上的必然联系。正是这些文字，记录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天文、历法、地理、军事、文学、数学、医药等方方面面。据初步统计，仅散藏在今毕节市境的彝文古籍约在五千部以上，这些文献，记录和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彝族的古老社会面貌，反映了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彝文文献尤其是记录和反映了古夜郎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从已经整理翻译出版的文献来看，有《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创世志》等若干部，未得整理翻译出来的有《策尼勾则》、《祭祖经》、《丧祭经》等文献，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涉及。
水西彝族地理经书
一、夜郎的彝族特色父子连名谱记录
彝文文献记录本民族历史，是以父子连名谱作为主要脉络来实现的。彝文文献的父子连名谱记录最完整的是水西安氏谱，从希慕遮到笃慕为31代，从笃慕到水西安坤为84代，加上安胜祖一代共计115代。彝族六祖系统中的上百家谱系都能从希慕遮和笃慕连起来，但70余～100余代者居多，都不及水西谱这么长。什勺族群发展到南诏时有70余代父子连名谱，武僰各部的父子连名谱记录的只有30～50余代。夜郎有完整的父子连名谱记载，《彝族源流》、《夜郎史传》、《益那悲歌》三部彝文文献都记录夜郎父子连名谱，如《彝族源流·液那源》记的夜郎谱为：“僰雅蒙一代，蒙雅液二代，液那朵三代，……那朵藏一代，藏辞辞二代，辞阿宏三代，宏阿武四代，武阿古五代，……古阿举一代，举雅则二代，则雅尼三代，尼雅哎四代，哎雅鄂五代，鄂鲁默六代，……姆赫邓一代，邓雅奏二代，奏默遮三代，默遮索四代，……索武额一代，额哼哈二代，哼哈足哲三代，足哲多四代，多同米五代，……同米妣一代，妣鄂莫二代，莫雅邪三代。”《彝族源流》记录的夜郎父子连名谱26代，《夜郎史传》、《益那悲歌》补了《彝族源流》遗漏的“鲁默姆”一代，为27代。《益那悲歌》还记录夜郎的25代臣子谱、25代布摩谱、21代将（武士）谱、6代工匠谱。夜郎的活动中心由“载拜赫嘎”、“苦洛阻姆”、“麻谷阻姆”、“大革洛姆”、“多同米古”、“啥靡卧甸”为顺序连接起来，勾勒出夜郎王室的迁徙路线，其中，“载拜赫嘎”为今与黔西南为邻的滇东南一侧，“苦洛阻姆”为今贵州赫章的可乐一带，“麻谷阻姆”当在今贵州毕节与安顺间，“大革洛姆”在今贵州安顺一带，“多同米古”在今云南省曲靖与陆良间，“啥靡卧甸”在今云南省大理的洱海之滨。
夜郎先后与武濮所、米靡、武乍、句甸（钩町）、漏卧等各方结为姻亲关系，古代部族的结盟是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来实现的，看来夜郎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最先与夜郎联姻的是武濮所，武濮所部族是称为“笃氏”的六部叟厄和八部武古之一，也是活动在夜郎故土及其周边的土著的原住民之一，出自武僰氏，武濮所和够阿娄氏族结合，成为彝族腊够支系的先民。夜郎同米靡氏的联姻，当为希慕遮下传的第二十八九代的时期，米靡氏是称王的，如在其末代的笃米（慕）这一代，这时的夜郎也已称王，缔结姻亲可谓门当户对。与武乍的联姻当是在公元前4～3世纪左右的时期，约前8～6世纪，彝族“六祖”在今云南省会泽县境内分支，传六七代之后，乍氏进入今贵州威宁草海和赫章可乐一带，然后经今云南省昭通迁往四川凉山一带，《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都载：“北边十一部，乍氏占六部”，汉唐之际，古侯曲涅进入凉山，才逐渐颠覆了乍氏的势力与文化。与句甸、漏卧等部的联姻则是夜郎末期的事。
二、反映彝族传统习俗特征的动植物崇拜
水崇拜和竹、草、虎等动植物崇拜明显地存在于夜郎民族中。夜郎这一名称本身就是用水命名的，表明夜郎民族曾经存在的水崇拜。《彝族源流》载：“武僰为液那之先，液那是僰氏裔，液那竹子孙，液那发祥于水，泰液水为液那根”。《益那悲歌》借阿诺布娄和厄费布则对话，把夜郎的水和竹草植物崇拜有机地连在一起：在《益那悲歌》中，有益那邪苴隆上天取神角，不幸从天上掉下来摔伤，死后被他母亲祃依鲁和妹妹迷喜簬埋在竹林脚，又将他取得的神角放在甑里蒸了七七四十九天，从竹筒里剖开复活的邪苴隆，用神角调动天兵天将为自己复仇。这个相同的故事，在民间还有多个版本，如《那俄毕摆莱》、《安宣慰的故事》等。只不过他们的主人公不是邪苴隆，而是那俄毕摆莱和安宣慰，前者的主人公原型是生活在宋末元初的播勒部君长，后者的原型是清初的水西君长安坤。这些故事都反映出彝族竹崇拜的遗迹，更主要的标志是，人死之后，灵魂所依附之物并是竹筒，竹筒替代了人死亡了的躯体。彝族把祖灵崇拜和竹草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招灵进供的过程中，若是新亡故之灵，要到僻静处或往其墓地方向去找专门草根，也有或写亡灵名字去其新墓上拔草根。同时，去山谷间的溪水畔有大石板的地方一并找作祖筒用的刺竹。然后刺竹削制祖篾箩和祖筒，祖篾箩形似牛嘴箩，留的口有讲究，根据有夫妻几人而定，单身汉者仅一个口，一夫一妻者留两个口，一夫二妻者留三个口，并依此类推。制作完祖篾箩、祖筒后，招灵进竹祖筒，一个亡灵一个竹祖筒，一夫一妻者，将两个竹祖筒并列串进竹祖篾箩内。古时的一夫多妻者将数个竹祖筒同样并列串进篾箩内。竹筒象征身躯，篾箩象征住房。在草根上绾红绿丝线以区分男女，女性草根绾绿线，男性草根绾红线，一是红绿代表阴阳即男女，二是此标志当与尼能氏有关，彝人认为自己是尼能的后代。在竹筒内放三个小石头代表火，放羊毛以表示衣服，放五谷盐茶，表示亡灵有吃的保障，放猪羊牲的心肝碎片，称“马气牛气”，表示有肉食食用，说明祭祖先时用牛马，后来改为猪羊。彝家认为，人死留下三个魂，三魂中叫“依”或称“诺色”的这位须以此方式，接受后辈的供奉。“诺色”即祖灵在祠堂住满六代，即享受六代人的供奉后才移到岩祠内住。王鸿儒先生说：“而在《益那悲歌》等彝文献里，则详细记述了竹王诞生的神话传说，印证了《华阳国志》中常璩的记载不但是真实可靠的，也让我们厘清了竹王传说的原创者本属夷人。而这与《夜郎史传》中的记载恰可印证。夜郎发祥于水，同汉文献中所记夜郎‘临牂牁江’，以及‘夜郎’二字的彝义释读，均可互相参证”[1]。“用飞禽执政，老鹰最得力；用野兽保境，老虎最得力”。《彝族源流》的记载表明夜郎民族存在鹰虎崇拜，可乐出土“套头葬”铜釜上铸的虎立像，印证了彝文献《彝族源流》的记载。
水西彝族祭水经书
三、夜郎的尚武颇具彝族特色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彝族社会长期地继承了这种传统，尚武成了一种生存方式。《益那悲歌》（彝语“益那”汉译为“夜郎”）叙述了夜郎的守土御敌情况。夜郎军事组织健全，有称主帅绰色兹摩，《益那悲歌》的夜郎君长就担任了这一角色。相当于兵马大元帅的称“姆兹骂色”；相当于督军、参军的称“尼毕”或“尼宾”；相当于兵马大元帅麾下的先锋官的称“大汝”（阻）；相当于参谋长的角色者的是布摩称“兹卡”。彝家古时的议政制度，举凡祭祖、联姻、结盟、出征等活动，召集摩魁大臣和布摩充分发表文章意见后，由兹摩进行决策。若意见分歧，则由布摩举行杀牛、猪、鸡卜等仪式，再进行决断。布摩不仅出谋，有时也操刀上阵。军队编成与军事行动有序，通常以三路军的编制，三军时为：左军、中军、右军；九军时为：左左军、左中军、左右军，中左军、中中军、中右军；右左军、右中军、右右军，各军由一骂色统领。在三军的基础上以六路、九路来细分，来达到战略意图和战术目的。彝族古代都是采取寓兵寓民的军事动员机制来解决兵源的问题，在这点上，南诏还是罗殿国、罗氏国都沿袭了夜郎时期的传统。彝族还善于利用地理环境来进行御敌，在《益那悲歌》中就记录了夜郎与鄂靡的交战，“鄂靡”是彝语皇帝的谐音。鄂靡进攻夜郎，在禹甸、谷姆、比毕、洛略等地发生了战争，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先后展开水战、火战、石战，结果鄂靡被夜郎打得大败。鄂靡君长鄂阿那收买了夜郎的谋臣苦苦诺，苦苦诺出卖了夜郎。
再度交战时，夜郎领土被占领，夜郎君长局阿邪遇害。阿邪妻玛依鲁带领子女邪苴隆与迷喜露兄妹到罗甸避难。为了复仇，苴隆只身练就本领，经历了千难万险，在斯铺与斯嫫的帮助下，得到了兵书《恒投骂孜数》和集中兵士用的神角，组织动员了强大的兵员，报了父仇，恢复了夜郎。但好景不长，苴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正在庆祝复仇胜利时，迷喜露将号角换给鄂靡奸细，待到被进攻时，假神角吹不响，无法号召天兵天将，夜郎最后归于战败。
据《夜郎史传》记载，彝族先民武僰支系在可乐建立夜郎古国，当时的区域辖及云南曲靖、昭通以西及四川宜宾以南，贵州省的黔西北、六枝、镇宁以北及贵阳市地域。夜郎和周边的漏卧、句甸（钩町）等小方国之间存在一种“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互为救援”的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夜郎史传》记载了武夜郎对漏卧发动的战争，通过战争拓土开疆，向东向南实行武力扩张。多同王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多同王礼待阿苦，释放漏卧俘虏，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漏卧君长阿苦受到感动，表示相互间以后不再交战了。夜郎以尚武来谋生存的生存之道在《益那悲歌》和《夜郎史传》两部文献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四、彝文文献反映的夜郎国制度文化
夜郎国有完善的政权制度，兹、摩、布或译称“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制度始终在夜郎古国内推行，在《益那悲歌》和《夜郎史传》等文献里都反映到了，《益那悲歌》甚至还有其臣子、布摩的谱系记录。在“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分布中，夜郎传到第二十三四代，如多同的时期已经称王，把级别提到高于君长的王这一级，彝文文献称其为“多同米”，“米”即是王；汉文献则称之“夜郎王”。政权制度的完善与数十代的沿袭，有赖于其完善与成熟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夜郎的施政，要维护它的奴隶制，保障政令的通畅，处理好君民关系，同时为了维护它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又有一整套法律度。共制定了严酷的二十条成文法律：夜郎国的这些法律，在夜郎国灭亡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还为其故土的彝族乌撒等各部所借鉴或照搬使用，作为一种遗产来继承，有的作为习惯法一直保留了下来。如“造谣中伤者割舌”，“伤盗者砍指”，“哭泣者挖眼”，“十月初一为君长祝寿”，“内奸砍手脚挖眼”等。及属军事法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临阵脱逃者射死”等条款。《苏巨黎咪》一书的许多训诫，也有对夜郎二十条法律的解释与延伸的内涵，规劝君、臣、布摩及民众：君长要重稼穑、明礼仪、练兵习武，善待黎民，不偏信偏听，不拘一格用人才等等。臣和布摩要效法前贤，尽力辅佐君长。民众要尊老爱幼，善待宾朋，兄友弟恭，适时祭祖，讲诚信，反对偷盗劫掠、诈骗。认为“天地之间，各种本领，有知识为大，知识造就人，要尊重知识，不准伤害布摩。”
在精神文化方面，则记述了打牛马祭天地，依恒阿德的规章祭祀祖宗的原始宗教仪式，水、竹王崇拜，龙、虎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对歌来谈婚论嫁，以此保留和传承优美的叙事长情歌；以多种葬式反映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尚武好战而留下丰富的军事文化；制度文化中有君长之位传嫡不传庶，“嫡贵庶贱，长房为大”等，对后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五、彝文文献反映的夜郎国经济文化
夜郎国的经济文化主要表现为山地稻作文化、丝绸纺织文化、青铜冶炼文化和军事文化几个方面。《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彝文文献，堪称是夜郎国的史诗，记述夜郎境内的冶金、制铜鼓、制银器、铁器，狩猎、畜牧、农耕、建筑等生产生活活动。夜郎的生产活动独具特色，是以部族为单位来分工的，如《益那悲歌》中的《武濮所谱系》、《羿氏谱》、《武古啻谱》、《尼濮所一支》、《武陀尼织绸》、《武古笃打铜》、《惹氏造矛》、《恩氏造盾》等篇章的记录，夜郎境内的武濮所、尼濮所两部族专司稻作，武古啻与羿氏两部族专司作战，引进武陀尼部族来种桑养蚕纺纱织绸，引进武古笃部族来专司冶炼，引进惹氏和恩氏两部族制造兵器。
《益那悲歌·武陀尼织绸》一章介绍，种桑养蚕纺纱织绸，首先从成都平原开始，继而引进了夜郎国。夜郎国武陀尼一支主要负责种桑养蚕织布，其劳动场面非常热闹：“武陀尼女子，种桑树喂蚕，蚕吐丝结茧。收的收蚕丝，纺的纺丝线，浣了纱之后，送到纺织场；武陀尼男士，牵线如蚁行，布线像鸽子。”冶炼青铜的技术已被推行，《武古笃打铜》一章说：“在铜矿山上，铜矿和铜砂，大岩一样广；臣子办法多，设炉房炼铜，武夜郎一家，用铜来塑像；在祭祀场所，用铜制铜鼓；打铜制作戟，打铜制作盾。”夜郎境内的可乐等地铜鼓、铜镜、铜器，铜器中有壶、钫、盔、鼎等出土，尤其是2000年在可乐掘出的夜郎将军墓，头套的鼓形铜釜，面罩铜洗等器物，印证了彝文文献的记载。夜郎经济文化中的部族为单位的社会分工，在夜郎亡国的300多年后为彝族水西、乌撒等各部继承了下来，又沿袭了一千余年。
六、夜郎国的归宿
在云南省的西部，从商周到秦汉时期，活动着一个起源于什勺氏，而彝文献称之“蒙确舍”彝族先民的集团。称作“格沓部”的哀牢九夷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什勺、米靡、武僰氏族的加入，“六祖”系各支的汇入，使这一族群集团愈发壮大，为后来的南诏统一祖国的西南边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蒙确舍集团起源于什勺氏，集团中有代表性的八部或称“恒直”、当与“八诏”相关，往往和“六祖”并列，如《乌蒙芒布丧祭经·脱离病死神》载：“六祖繁如星，八诏茂似叶，实在是这样。”蒙确舍集团的组成来源于多个方面，蒙确舍又别称“恒直”即八诏，南诏蒙舍氏即蒙确舍之一。滇西一带的古夷人著名酋长笃勒策若所代表的部落和堵氏国君长撮矮阿颖所代表的部落融入这一集团。《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什勺氏和笃勒策若所代表的部落与撮矮阿颖所代表的部落，即“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的古夷人部落。什勺氏的分布主要在今云南西部一带，中心在苍山洱海一带，什勺氏的点仇叩一支很明显地繁衍了古滇王族，如《西南彝志》卷五记载：佐阿采（或作佐阿且）是什勺氏的君长，佐阿采为“上天”（滇王室）征讨租赋，因私自加重人们的负担，被认为不贤而受到征伐，被武家的武堵阿育杀死在点吐山上，由于佐阿采被杀，慕氏与靡氏（“六祖”）交恶，开亲的道路由此而断。在慕靡氏的父子连名里，希慕遮下传第七代也叫佐阿采。什默采一支繁衍了后来的南诏王族。
到了慕靡时期，慕靡氏活动在今滇中、滇西、滇东北至四川盆地一带，其活动范围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尼能氏和什勺氏，慕靡氏的发祥地称“妥米纪抽，”别称“密慕嘎娄”、“娄慕密尼”，根据《爨文丛刻.指路经》、《彝族指路丛书》、《彝族指路经集译·贵州大方卷》载：“这娄姆密尼，如同姨妈亲，又似姑表亲，外民族称它，叫蒙纪陇卷，彝家人称它，叫点苍实溢。”尼米嘎娄即娄姆密尼，系云南大理苍山脚下大理坝子的统称，是什勺和慕靡氏族的有文献记录的发祥地。尤其得到《贵州大方彝族指路经》指证。“妥米纪抽，”别称“密慕嘎娄”、“娄慕密尼”，在滇西的今云南省大理一带。什勺氏族与尼能、举偶、武僰、慕靡等氏族都同时起源于哎哺，并平行发展，在历史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同样有先有后。什勺氏的发祥地是滇西的点苍山麓，洱海周围，并长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域。根据《彝族源流·罗纪（阁）源流》的记载，什勺氏是南诏王蒙氏直接的祖先，从什默采一代分的支。什勺氏在滇西一带繁衍分支出了格踏部（汉时的嶲唐部），毕待鲁（哀牢夷、以沙壹为代表，参见彝文经书《祭奠几录经》、《物始纪略》等）。在今云南大理喜洲一带由偬氏传承为育氏，育氏是僰侯国的主体居民，是最早西移并与蒙确舍集团结合的“僰人”之一。支嘎阿鲁的直系后裔也是最早西移并与蒙确舍集团结合的“僰人”之一，支嘎阿鲁的长子阿鲁洪吐分支后进入了什勺—蒙确舍的领地，还最早使用了“张”这一汉姓，作为勃弄睑的睑主出现在彝族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其事迹还见记录于彝文文献《勃弄尼兹摩纪投》一书中。阿鲁的后裔传承了“武僰”的习俗，修支嘎阿鲁的大庙，供祖先支嘎阿鲁的塑像，形成了强大的蒙确舍集团。与“六祖”并称为“恒直”（八诏），或被称之“昆明”、“叟”、“嶲”、“乌蛮”、“白蛮”等，在“云南十敛”、“八诏”、或“六诏”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南诏国，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根据王鸿儒先生考证[2]：夜郎文化在汉文献中的记载最少，人们仅仅从片言只字中得知夜郎人“耕田、有邑聚”、着贯头衣、椎髻等，深究则不知其所以然。彝文献大量的记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彝文献，一种是直接记述夜郎历史文化的彝文献。夜郎国灭后王族逃向滇西，据《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书的记载是去到了啥弭卧甸，即滇西地区。夜郎国至27世莫雅费时国灭，彝文献中所记述的作为征兆的天象：“乱出柴确星，赫万妖横行，赫洪怪乱世，立慎特罢凶。”即凶星的出现，竟与《汉书》中所记：“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岁星，荧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谓惊位，是谓绝行，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兴大逆不道，牂牁太守立捕杀之。”——不谋而合，实在令人大感惊讶。而夜郎国灭后王族的去向，汉文献无载，彝文献则指出：“夜郎的残余，迁往啥弭去，住啥弭卧甸（今滇西境），就是这样的。”正好补充了汉文献的不足。那么，夜郎王族为什么要逃向滇西呢？原来，滇西以点苍山为象征的啥弭卧甸（今保山地区及大理州一带）本是夷人的老家即祖源地。彝族办理丧事时，为亡魂指引同祖先团聚的道路，所依据的《指路书》中所载，其最后的归宿即为点苍山。由此可见，夜郎残部在国灭后投奔“啥弭卧甸”，实在是返回家园，有认祖归宗、寻求庇护之意。
夜郎残部来到滇西后，如《益那悲歌》所叙：“益那邪苴隆（即邪务），带上了家人，和少数残兵，向西边逃去，向啥靡逃去。到了啥靡后，隐瞒了姓氏，改换了名字，若干代人后，才打出旗帜。称益那勾纪，卓雅罗纪家，西边卓罗纪。”其意为得到卓罗纪氏的帮助，即与之融合。卓罗纪后来以“以那”（夜郎）为号，建“以那勾纪”，实际是延续了夜郎政权，直到许多年后，才成为南诏国。
参考文献
[1]王鸿儒《彝文献与夜郎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02期。
[2]引自王鸿儒《彝文献与夜郎文化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02期。
原载：阿洛兴德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5月1出版，《彝学纵横》；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