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观音洞旧石器遗址出土文物 (魏运生/摄)
一、贵州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址
贵州是一片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这里都有发现。作为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由黔西南、黔西北到黔北呈曲线分布，无论早中晚期均相互关联。从发现的3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看，贵州距今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栖息繁衍。1964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黔西沙井观音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石制品3000多件及哺乳动物化石20多种。石器有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及少量石锥、雕刻器等。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可划分为早晚两期。黔西沙井观音洞的出土文物，经中国古人类学家鉴定，是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证明早在五六十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观音洞文化是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性文化，是贵州悠久文化的历史源头。此后，古人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更多的灿烂文化，迄今已发现古人类、古文化遗址多处，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稍早于北京猿人遗址的黔西观音洞遗址被誉为“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桐梓岩灰洞古人类遗址，出土化石万余件；动物齿化石300多件，经初步整理鉴定为15种属；石制品202件，其中43件已加工成器的工具、磨光石斧2件，发掘遗址所在区域内在较长时间存在古人类活动的信息，被命名为“桐梓人”，处于“古猿人”向“古人”过渡阶段，是我国南方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水城硝灰洞古人类遗址，1973年夏发现的又一古人类文化遗址，为贵州发现的第二个有人类化石之旧时器时代遗址。在厚达0.5米灰烬层中，发现含有多种颜色灰烬、烧骨和烧石。硝灰洞是我国南方发现古人类用火最早和最丰富之遗址，确定地质年代为更新纪晚期，距今约20万年，被命名为“水城人”，属典型的中晚期“智人”，时间约晚于桐梓人。兴义猫猫洞古人类遗址，被命名为“兴义人”，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时间晚于水城人。属“古人”向“新人”过渡的晚期“智人”；普定穿洞古人类遗址，被命名为“穿洞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较系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活动状况；具有重要考古研究价值的盘县大洞古人类遗址，为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研究远古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古人类迁徙、古人类生活原貌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被列入“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可乐国家考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贵州发现多处遗址。根据威宁、赫章、毕节、平坝等地发掘研究，贵州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由打制石器转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阶段。农牧业已从狩猎采集中分离出来，进入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4000至5000年。这些遗址，有鸡公山遗址群、毕节青场老鸦洞、海子街大洞、何官屯大岩洞、小坝吴家大洞、织金大岩洞、朱昌“牛鼻子洞”、青场瓦窑遗址、赫章可乐柳家沟等新石器遗址。在毕节青场瓦窑遗址中，出土了63件新石器，其中，有石斧4件，石锛12件，石凿4件，石刀7件，刮削器1件，石铲8件，石锄25件，半成品2件。这些石器，大都是先打制后磨制，有的磨得很精细，工具的专用性相当明显，而且同一类型往往有几种式样。1978年～1979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曾在中水梨园发掘了一批西汉时期墓葬。1958年在赫章辅处，修水利时挖出一面泛着墨绿色光彩的铜鼓，这石寨山式铜鼓一度引起了轰动，1977年，考古队在威宁中水新街发现战国至东汉墓地，并征集到一批当地改土归流出土的青铜器。199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中水吴家大坪发现了2处埋藏有大量炭化水稻的坑。出土的水稻经14C测定年代距今3100±50年。2004年10月至12月，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单位联合对威宁自治县中水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又在威宁中水发掘了鸡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红营盘墓地和营子坛墓地等古文化遗存。清理出祭祀坑、墓葬坑和房址等200余处，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物，发现4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根据出土器物、遗迹的相对早晚关系和14C年代检测，鸡公山遗址的时代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晚期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相当于中原商周之际，距今3500～2700年。鸡公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研究分布在贵州西北部与云南东北部地区的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组合，为探讨贵州省境内和完善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鸡公山遗址延续时间长，发掘出的材料代表着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西汉晚期，长达1000多年。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赫章县可乐发掘出汉墓7座，出土文物300余件，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轰动。2000年，研究人员在可乐发掘出夜郎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7件，其中葬式奇特的“套头葬”入选2000～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由此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乐遗址出土文物主要反映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夜郎文化特征，被有关专家称为“贵州考古发掘的圣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从考古发掘上可以看出，人类在贵州地区这片土地上的活动，从五六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新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都是连贯的，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历史脉络也是比较清晰的。
二、卢夷国、朱提国
根据彝文献的记载，约当春秋前后时期，在黔西北地区和毗连的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一带，活动着古夷人武僰氏一支的仇娄阿摩氏，到其父子连名谱的22代后，改称阿着仇氏，因其人名演化为地名，汉文献记的这一演化地名为朱提音shuchi，接近着仇、或着赤；仇娄的“娄”，在彝语土语中，有“lou21”、“luo21”、“lie21”等数种发音，“luo21”的音同汉语的卢音最近，故汉文献记作“卢夷之国”，周武王时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加了伐商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的卢即卢夷之国的仇娄阿摩氏，因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而名留史册。
卢夷之国的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黔西北地区和毗连的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一带，包括今四川省的宜宾、泸州两市的部分地方，当时的一个时期，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一带彝语称“吐靡”，“吐”又音转为“曲”，故云南昭通市一带在汉文献里或名为“朱提”，或名为“曲州”；今贵州威宁及其周边则称“借靡”，汉文献作“靖州”。今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炉山镇有叫“结里（借茁）”的地名，同样，威宁牛棚、迤那一带的彝族《指路经》有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禄义福布摩家清光绪年间抄本和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西部维遮阿尼（聂成良）布摩家“民国”九年抄本为证，把今观风海（古称“官房海”）一带地方称作“借茁”。“曲州”这一地名来源于彝语，由彝语的“ʨI13dʐu55”（音“借茁”）转化而来。
仇娄阿摩的世系，具体为由鲁乌图、朵默那生僰阿迤，僰阿迤传6代至育育凯，育育凯下传21代至仇娄阿摩，计28代后仇娄阿摩部改称阿朱提部，仇娄阿摩传6代后迁出原住地。其父子连名世系计有32代。阿朱提（阿着仇）、或译作“阿佐赤”、“阿仲赤”、“阿着仇”、“阿卓稠”等，是仇娄阿摩传两代之后，改为阿朱提部的。阿朱提（“阿着仇”、“阿卓稠”）为部名一直沿袭到该部迁到占溢和曲靖之后。阿着仇部约秦末汉初失败后，经今威宁草海、从夸都一带渡可渡河（北盘江上游），过云南宣威（直诺），到占溢、曲靖发展，再度称雄后，建掌扎俄勾政权于其地，到隋唐时期为“乌蛮”阿芋路部联合南诏灭掉为止。阿着仇部南迁的君长仇助乌，《大定府志·旧事志·乌撒安氏本末》称之“乌君”。“乌君”是阿着仇（“阿朱提”、“阿卓稠”）部在古曲州、靖州地的最后一位君长，或作仇助乌、沓卢乌，皆称“乌君”。《大定府志·乌撒安氏本末》称：“鲁望者，昆明王所居，盖祝明长子枯之住所（祝明即笃米或笃慕，枯即米雅苦，因米雅苦与武僰氏皆称武之误），谓乌君者也，东爨盖氏之亡也。乌君自立为王，谓之鲁王。盖本其姓以为称，卤、鲁，一也。西南人称王为望，故中国呼之为鲁望也，已而内附，置为宝州。夷语伪宝为巴，伪州为的，伪都门为兀姑，故谓鲁望为巴的兀姑也，是时巴的兀姑之部长为他蛮所逼（所谓巴的兀姑部长即祖迂默），而东徙于存讷（存讷，或作存鄢、鄢，可渡河北盘江之南，今云南宣威市境）之东，其地空虚，故物叔（俄索、乌撒）据之也。”祖迂默即（仇助）乌君长南迁沾益地，彝汉文献记载之异，在于汉文献之乌君之所属不清，事件大体是一致的。祖迂默迁到沾益建起“沾扎俄勾”之后，又经历了从“迂默乌到乌雅勾的十代传承”。乌雅勾即仇部“阿朱提”部在曲州靖（建宁、味县地）的最后一位君长。“沾扎俄勾”是彝族阿朱提“尼（蔺、贝佥）”政权形态与体制升格后的名称。阿朱提的“诸此国”在古曲州（今云南省的昭通市大部地）、靖州地（贵州省的威宁、赫章、水城等一带地）活动了千余年，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省威宁县中水镇的鸡公梁子古人类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迄今三千年左右的稻谷。这一遗址的考古将还会继续，并且还会以一个文化类型命名。因阿朱提被他称之“吐哦阿着仇”，曲州靖州的地名被阿着仇带到当地后，即产生了合称的“曲靖”这一地名。阿着仇部南迁建立的沾扎俄勾政权后，又走向失败，但其后裔还仍遍布彝区各地，古乌撒部地的阿维、阿景、阿铺、阿底四个家族，在乌撒入主时期为“乌撒二十四苏保（土目）”中的四个苏保。今云南的一些彝族支系的最初活动地可追溯到黔西北地区，如石林的撒尼支，出自他们的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彝文本）中的地名，记录的地名先从威宁草海，再到阿着地（即沾益与曲靖），然后到今天他们的住地石林一带；红河的尼苏、阿者等支系的《指路经》，将最远的指路地点指到今贵州省威宁的百草坪一带。
卢夷之“卢”源于彝族远古的鲁朵氏族，也与支嘎阿鲁的鲁有关，支嘎阿鲁、仇娄阿摩、阿朱提分别为卢夷在不同时期的君长，其中以支嘎阿鲁最著名，从鲁朵到支嘎阿鲁时期，称之为“卢夷国”，到阿着仇时期，为“朱提国”。“卢夷国”和“朱提国”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水考古发现殷商文化中的疑似彝文符号
贵州省博物馆多次在威宁中水考古发掘，早在60年代初，威宁中水就有新石器时代遗物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古物出土。1977年底，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此地调研时征集到一批古物青铜器。1978年10月至11月开始在此地正式发掘，这次发掘贵州考古队在这里历时了36天的考查，他们在张狗儿老包、独立树、梨园工二区3个点，发掘土坑墓36座。1979年11月至12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又在此进行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1座，威宁中水两次发掘出57座古墓葬。《夜郎文化寻踪》[1]一书将这些墓葬分为竖穴土坑墓和不规则竖穴土坑墓两类，其中不规则竖穴土坑墓从它的埋葬方式上又可分为单人葬和排葬、乱葬三种形式。将竖穴土坑墓（9座）分为I类，不规则竖穴土坑墓（48座）分为Ⅱ类。Ⅰ类竖穴土坑墓有较为丰富汉民族风格的器物随葬品，Ⅱ类不规则竖穴土坑墓较强的地方民族特点随葬品。其中单人葬31座，排葬、乱葬的17座。尤其是仰身直肢葬的单人，多有较为精美的青铜兵器等随葬物，有种类和数量不多的陶器随葬，这些陶器排列有序，上面有疑似彝文的刻画符号，死者头、耳、手臂多戴有披珠挂饰的民族装饰品。显示出文献记载中的“椎结之民”的特点，出土器物中，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蛇头形剑、无胡铜戈、铜铃等极具特色，铜铃尤其是彝族所特用的布摩神器与安置祖灵用的冥器。
在1978年10月至11月至1979年11月至12月的先后两次在威宁中水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贵州省博物馆的专家在中梨园（后称银子坛墓地）的战国墓中采集和发掘出陶器、陶片188件，其中发现51件上有刻画符号，除去重复的，共有45个。这51个刻画符号，除8个是刻划在采集的陶器、陶片上外，43个均刻画在从文化层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片上。年代下限在东汉晚期，上限在战国中期以前，以西汉早期和战国晚期的为最多。2004年10月到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单位联合对威宁县中水古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沟等200余处，出土700余件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2004年出土的陶器也发现有刻画符号，陶器刻画符号常见于单耳罐、瓶、豆、觚上。刻划的部位则多在器物的口沿内侧和肩、腹器表。
威宁中水发现的刻画符号与古彝文十分相近，刻画符号材料公布以后，引起了我省彝学研究学者的关注，他们从音、形、义方面，对照彝文文献，认为刻画符号系古彝文。20世纪80年代初，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兴友、罗国义老先生首先进行了释读，后来又先后有王正贤、王仕举、罗正仁、王子尧、王子国、王继超、陈英、马昌达、龙正清、黄昌寿、朱文旭、李世荣、王秀平等彝文古籍历史文献研究员、译审、副译审级的彝学专家分别作了释读，“他们对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彝文都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对比、研究后，认为41个刻画符号完全可以对照今天的彝文释读出来。并且把符号的意思也一起识读出来，他们认为刻画的41个符号彝文是最古老的彝文，现代彝文与之有着发展、继承的关系[2]”。在丁诗建、王继超、李玉平合编的《明清彝文书法汇辑》中[3]，还收录了他们进行的《西安半坡刻画符号（陶文）与彝文对照》47个，《贵州威宁中水出土陶文与当今彝文的比较》35个。
1995年、2002年，在威宁中水吴家大坪大河湾先后试掘的k2、k3中，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堆积[4]。2004年、2005年，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单位联合对威宁县中水古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发掘中，发掘了中水鸡公山遗址和吴家大坪遗址，两处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相同，与时代也大体一致的碳化水稻。该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碳14C测定距今3100年。吴家大坪大河湾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是贵州高原最早的水稻实物标本，考古人员试掘的三个土坑中都有大量稻谷出土，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在贵州省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专家称，这不仅为探讨贵州高原的古代稻作文明起源提供了最早的实物标本，而且为整个中国南方古代稻作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根据考古学者初步推测，威宁中水几处遗址的年代大约在距今3500～2000年左右，即商周时期到西汉时期。威宁中水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数种古文化遗存，填补了贵州省境内史前考古的许多空白。3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100多个商周时期的祭祀坑遗址，被测定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商周时期祭祀遗址。考古人员在少数祭祀坑内发现了人骨遗骸，还出土了一组完整的、可复原并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陶器，大量的石器、骨器、玉石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物。2004年10月到12月的考古发掘，展示出贵州西部连接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历史信息。
据彝文文献记载推断，距今3500～2500年左右，中水遗址上生活着武僰分支的称“卢夷之国”或“朱提国”的一部彝族先民。“朱提”全称“阿朱提”，“朱提”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部名与方国名。阿朱提系彝族仇素（苏）支系的祖先，发祥于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与贵州省的威宁县之间。根据彝文文献《彝族源流》[5]记载，古老的卢夷之国，即阿朱提（“诸此国”）王的仇娄阿摩氏有父子连名的32代活动在古曲州、靖州地。以其父子连名谱的推断，约到秦汉之际，仇素（苏）支系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与贵州省的威宁县之间活动已有千年时间。阿着仇氏的谱系，自僰阿颖至育育凯，已传七十二代，在育育凯的时代，以堂琅山以北诺弭（曲州地，朱提郡地）、鲁旺（威宁草海一带）为其领地。先住“妥鲁卧帕”（堂琅山对面），后从妥鲁卧帕迁住“能靡鲁旺”（今威宁县草海周围一带）。“祖迂默之世，仇被武攻打（秦汉时期），地被武占领，仇素失了地。”祖迂默率领部族，从能靡鲁旺，迁往南边去（沾益），建称“沾扎俄勾”的政权。祖迂默，又名仇助乌，沓鲁乌。卢夷之国，即司马迁《西南夷列传》中称的“诸此国”，仇助乌或沓鲁乌系“诸此国”的末代王。《彝族源流·武僰源流》载：“仇与武相争，仇氏首次受攻击……到祖余默时，仇氏君长祖余默，号称祖雅府。祖雅府时代，在拍默塞吉城，窦氏犯仇氏，剩下仇助乌，迁到了南方，由武变成‘吐’（按：即他称的白蛮或白彝），就是这样的。”《西南彝志·支嘎阿鲁查天地》（第十二卷）[6]载：“武作阿姆之时，武作的九支色钅俞，武人快速行动（武城攻也交‘攻城掠地’），武家大队人马，从四面进攻，阿卓赤的宫殿，很快被攻占。赤娄阿姆，搜查所有洞子，阿卓赤被武打败，赤家与默遮打仗（按：应作‘赤家的默遮阵亡’，原直译作‘赤之默遮倒’）。一世姆默遮，二世默遮铺，三世铺雅达，四世达阿纪，五世阿纪俞默。阿纪俞默之时，赤君俞阿默，迫维的君和臣，在默洼纪村的、迫维舍勾，德家和赤家打仗，说到赤家，只剩残破的土地，赤家剩下的人，迁往北边去，武变成白彝。”《彝族谱牒志》[7]载：“仇与武为邻，仇家地方金灿灿，如陷入武家地盘，武家大皇帝，征召四方人马，从四面开来，向扎沾俄勾，仇地盘攻来，要把仇娄阿摩，从世间铲除。仇家遭武攻击，一度遭了殃。阿摩海哲一代，海哲阿大二代，阿大兹三代，阿兹迂默四代。仇君仇迂默，德施君长德阿府，武君长武阿甫，三贤君时代，在迫依塞勾，德施与仇氏交战，德（施）灭仇族，仇家只剩乌沓洛，仇氏的残部，迁到南边去，仇氏成白彝，就是这样的。”朱提国在蜀国之南，多次受外来攻击，第一次，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株连朱提国，即《彝族源流》等三部彝文文献的“仇氏首次受攻击”，或“武家大队人马，从四面进攻，阿卓赤的宫殿，很快被攻占”，或“武家大皇帝，征召四方人马，从四面开来，向扎沾俄勾，仇地盘攻来，要把仇娄阿摩，从世间铲除。仇家遭武攻击，一度遭了殃”的记录。第二次，受“六祖”分支的德施支系的攻打，即“窦氏犯仇氏，剩下仇助乌，迁到了南方，由武变成‘吐’”，又“德家和赤家打仗，说到赤家，只剩残破的土地，赤家剩下的人，迁往北边去，武变成白彝”，或：“德施与仇氏交战，德（施）灭仇族，仇家只剩乌沓洛，仇氏的残部，迁到南边去，仇氏成白彝，就是这样的”。张定福先生在《贵州威宁中水战国秦汉墓葬群中的排葬、乱葬研究》[8]一文中说：“威宁中水战国西汉墓均有一个共同点，以陶器刻画符号为地方民族文化，兵器有巴式剑、滇式剑，带地方民族特点的剑、戈、矛、汉式铁剑、弩机。几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属性的兵器，在同一地点、同一墓葬群中出土，故说明威宁中水在战国秦汉之际受到过多次战争打击”。考古发掘印证了彝文文献的记录，中水文化的族属是彝族先民。
参考文献：
[1]参见唐文元、刘卫国著《夜郎文化寻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王鸿儒﹒彝文献与夜郎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02期
[3]丁诗建、王继超、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11。
[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考古》2006年8期。
[5]王继超、王子国译《彝族源流》第三集（十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6]王仕举、王运权译《西南彝志》（十一～十二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3月版。
[7]陈朝贤等《彝族创世志﹒谱牒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4月版。
[8]参见张定福《贵州威宁中水战国秦汉墓葬群中的排葬、乱葬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4期。
原载：阿洛兴德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5月1出版，《彝学纵横》；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毕节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