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像（王鉴绘）
贵州彝区生态文化，生活在贵州的彝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能够适应其特殊生态环境的文化。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后，彝族文化就被压迫到西南狭小地区。但由于彝族文化自身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就在彝区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发展。
龙场悟道：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谪贬至贵州龙场（现为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当驿丞。以贵州彝人为邻居，这使他对贵州彝人有新的认识，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他认为：人的内心中自然包含世界运行的规则（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对道的领悟，最后是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的，是靠自己领悟的，纯靠看前人的书，听别人的话没有用。道就在那里，就在自己的心中。心就是主干，不论佛、释、道的学说都是枝叶，太靠近枝叶反而不会看到树，站远点就可以看清楚树的主干）。
研究的内容：一是王阳明不到贵州彝区能不能觉悟得道？二是贵州彝区在哪些东西上令王阳明开悟得道？
这个命题，在不少人看来，不可思议：一个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怎么会成就一个文明之光照耀世界的圣人呢？其实，说彝区是蛮荒之地，只是我们一般人的误解。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多次说：要到夷（彝）区去。但他的门生们怕吃苦头，就说：夷区简陋得很。孔夫子因考虑到团队的利益，就没有实现到彝区来的愿望，以致后来孔子没法在仕途上功成名就，甚至落魄得自己形容像个“乏走狗”的景况。而王阳明与孔子不同，他不是自觉的要来彝区，而是当朝皇帝要他来的，他没有考虑的余地，所以来了。来得好啊，一是跳出南京，认识到以明王朝为代表的中原官方文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二是贵州彝族生态文化给他以全新的感觉，他尽情地吸收了贵州彝族生态文化的先进元素，并把贵州彝族生态文化的先进元素不自觉地用来充实和改良他所熟悉的中原官方文化，进而产生了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文化。这一先进文化，在王阳明的科学推动下，发出了影响当时世界的文明光芒。因此，王阳明不仅像孔子一样立德、立言，而且胜于孔子在社会上立功。
王阳明确实是在贵州龙场（现为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得道的，但要说他离不开贵州彝族生态文化，这让人不那么服气。一是历代圣贤多的是，他们不来贵州，不是也得道了吗，为什么说王阳明就离不开贵州彝族生态文化？其二，贵州彝族生态文化中有哪些先进基因能改良中原文化以致产生更优秀的先进文化？请诸君莫急，先听我一一道来。
1.其出生地浙江、成长地京城的儒学文化没有成就王阳明。王阳明生于明代浙江余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王华是明代状元。明朝皇帝钦定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是科举考试的主考科目。因此，王阳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学经典教育。按理说，王阳明天资聪明，又有如此好的家庭背景，他完全可以在人才荟萃、大师云集的京城学成得道。而事实上，王阳明在京城不仅没有学成得道，反而被儒学提倡循规蹈矩、繁文儒节所束缚。儒学经典不能解释明代中期的各种社会现象。王阳明想做个坦荡的君子，而周围的奸佞小人无时不在设陷阱坑害好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坦荡的人生存都成问题，哪里还容得下他悟道成圣人呀？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在反对刘瑾事件中轮为牺牲品，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
2.古观名寺的道佛文化也没有成就王阳明。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期社会，是崇道扬佛的社会。《永乐大典》更把儒道佛三家的经典悉数收入。现还能看到的武当山金殿、峨眉山万年寺及瓷佛，都是明代的杰作。王阳明从小就跟随父亲、祖父访问过不少的名山道场，以致他11岁时就能在金山寺吟诵“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的高水平禅诗。当时，一老和尚听了不信这诗为11岁的孩子所作，便命王阳明以“蔽月山房”为题再作一首。王阳明随口吟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四坐皆惊异。王阳明17岁时，在南昌举行婚礼的当天，闲入铁柱宫向道士请教，居然与道士对坐到第二天天亮，忘了自己是新郎官。这些都表明了，王阳明对道学、佛学都是很用心的了。通过深入研究后，王阳明发现了道教与佛教都有同样的两大缺陷：一是道家和佛家都要求人们要超凡脱俗，斩断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而思念亲人和父母的念头，产生于孩子时期，是人之本性，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掉；二是道家和佛家都关注和普济困难的人，又不主张出家人过问政治和社会。这是一对矛盾。所以，王阳明不但没有立地成佛、化羽升仙，反而从中淡出来。
诸多实践证明：王阳明到贵州之前，已经在很多地方作过很多努力，但是都不能觉悟得道成为圣人。
3.贵州彝区的自然环境给王阳明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当时贵州龙场这个地方的环境是怎样的？隆庆年间，贵州提学副使吴国伦在《夜宿六广大职驿即成短歌》中这样说：“雾潦。我行迟迟。恶木参天，猿昼啼。阴阴空谷，馆人何之？荆莽在户，不瑾不篱。蜗我釜，豺踞我垂。仆夫变色，魑魅以随。”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因此，王阳明初来时感到非常恐怖。他在《旅文》中写出：“正德四年七月初三，有个据说是从京城来的官员，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要去上任。经过龙场时，借宿于当地的一苗族人家。……第三天早晨，又有人来说，看见蜈蚣坡下有三个死人。王阳明想到：这京官与其子仆三人都死了。唉，真让人难过啊……就叫两个小伙子拿着撮箕锄头去埋他们……我们就在山边挖坑把他们埋好后，用一只鸡、三碗饭，哭泣着祭奠他们：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浙江余姚的王守仁……你们冒着雨雾翻山越岭，饥寒交迫，劳累过度，加上瘴气侵扰，急火攻心，怎能不死呢？我知道你一定要死，但没想到死得这样快，更没想到你的儿子、仆人也都仓促跟着死了……悲伤啊，今天即使我们不来埋你们，这里深山中成群的狐狸、大如车轮的毒蛇，一定会把你们吃到肚子里，你们的尸体一定不会长时间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见，在王阳明的眼中，在龙场时生命时常处于被威胁之中。这种感受，他在《答毛宪副书》中说：“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人在那种能够感知到随时随地受到死亡威胁的环境里，谁不震撼？王阳明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4.彝人的真诚帮助让王阳明的心身在逆境得到健康成长。王阳明初到贵州龙场驿时，不仅陌生的自然环境给也带来不适，其物质生活条件也很差的。为此，时任贵州宣慰使的彝人安贵荣派人给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关于这件事，王阳明在《与安宣慰书》中写道：（我到你的地盘上来，不曾先拜谒你）您不计较我的不对，叫仓库管理员给我粮食，叫后勤官给我送肉来，叫有马的人给我驼煤驼水……我因害怕不敢接受……您还是不计较我的不对，又派人送来金帛和鞍马，礼节更加隆重，情意更加深挚，我也更加震惊、害怕……没办法，就算你对我的周济，周济是可以接受的，恭敬地接受米二石，柴炭鸡鹅都全部接受。至于金帛鞍马……只有坚决推辞。
不仅吃的成问题，住的也成问题。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中说：我才来到龙场时，住在用荆棘草丛搭的窝棚之中，感觉十分压抑，便搬到东山的岩洞之中住，岩洞又阴暗而潮湿。邻居们每天都来看我，他们很高兴我不以此地简陋，一天天与我亲近起来。我在旁边开了一块菜地，乡亲们认为我喜欢这里，就相约在木阁山上砍了一些树，建了房子给我住。我在房子旁边种上桧竹，移来花草和药材，砌上台阶，分出内室和外室。整理出一些图书和乐器，讲习、诵读、游玩、消闲的条件都大致具备。前来听讲的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到我这里来的人，就如同到了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我也忘记了自己是住在偏僻的彝区。因此，我将这房子命名为“何陋轩”，以证明孔圣人的话。
初来贵州彝区的王阳明，不仅在物质生活资料上困乏，就精神而言也是相当披靡的。他在《与安宣慰书》中说：我得罪朝廷来到这里，只有躲在阴暗幽深的山沟之中，至于为魑魅魍魉所吃，那是我所应该得到的惩罚。所以，虽然一向知道你明理仪、重感情，但来了很久也不敢见你，看起来我好像很高傲。但是我心中自责，觉得自己不能与官宦士绅相提并论，这也是被贬之臣应有的礼节。
彝人真挚的友情和帮助的实践，不仅改变了王阳明的心境，而且使他在思想上找到自我、找到自由。他在《答毛宪副书》中写道：承蒙您昨天派人来向我说明福祸利害，而且让我到太府承认错误。如果不是真正关心我，决不会这样，我非常感激。但差人到龙场来欺侮我，这是差人狐假虎威，并非太府所指使；龙场的彝人与差人争斗，这是因为他们实在气愤不过，也不是我指使的。所以，太府并没有侮辱我，我也没有瞧不起太府，我有什么必要向太府请罪呢？
王阳明本身是汉人，但当也受到奸佞汉人的侮辱时，是贵州的彝人为他出了口恶气，不论是当朝宣慰使还是龙场周围的彝人都使王阳明感到有一种“直情率性”的本真境界，有这种本真境界，再加上“为善去恶”的功夫，就可以逐渐修成圣人。安贵荣不仅没有把王阳明当成有罪之人而远离他，恰恰把它当成心腹朋友。因此，每有重大事件或想法时都要征求王阳明的意见，而且对王阳明的建议都采纳了。并且，事件也朝着王阳明所预计的方向发展。这使王阳明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从而逐步坚定做圣人的信念。
5.贵州彝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让王阳明受到重要启示。王阳明在来贵州之前，对西南彝区的情况了解不多，来贵州后，与以安贵荣为代表的彝人接触后，对彝人历史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他在《与安宣慰书》中说：你的祖先，从汉唐以来，千百年以来拥有其土地、人民，不曾有过改变。之所以能如此长久保持，是因为能世世代代坚守天子的礼法，竭尽忠心，尽力为国，不敢有一丝一毫逾越礼法。历代天子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剥夺忠良之臣的土地、人民。
说明他在贵州彝族历史发展中悟到“忠”的社会价值的历史意义。不仅如此，王阳明在应安贵荣之请，写《象祠记》的过程中，得到重要启示。他说：我知道了，君子爱人，甚至于推及其房上的乌鸦，更何况是圣人的弟弟呢？……想来象死时，是已经服从了教化之后。不然，从古以来桀骜不驯的人还少吗？怎么会只有象的祠庙独独绵延于后世呢？……而现在这些夷人敬奉他，则是看到了象最后的变化。这个道理我要向世人宣传，让人们都知道：人们有缺点，即使是有象这样严重，也可以改正的，而君子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是没有止境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这个启示，对于一个大教育家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他作为圣人之举的一部分。
6.王阳明对贵州彝人的回报有二，一是维护了安氏的宣慰使地位。二是避免了水西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当初，安贵荣想撤掉驿站，便派人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说：（驿站设置，是朝廷体制）凡是朝廷的制度，都是祖宗先皇定下的，后世皇帝只能谨守而不能擅自更改。即使是朝廷更改，都被称作变乱旧章，何况诸侯呢？即便朝廷不因此治罪，其他有关官员要依法追究；再退一步说，假如一时没人追究，但过五六年，或者七八年，甚至是二、三十年后，主管官员仍可以根据有关制度来追究责任。对你真的没好处。……换句话说，如果驿站可以增减，宣慰司也可以裁撤，由此推而言之，就大大的对你不利。
于是安贵荣就打消了裁撤驿站的念头。同样的道理，他说服了安荣贵不要请功升职和尽快出兵平定播州的叛乱。这三个建议让安贵荣的宣慰使之职稳如泰山。安宣慰结交这个人没交错。
至于避免水西战争的问题，根源于阿贾、阿杞背叛宋同知，而引起地方叛乱。有的人说是安宣慰指使的。是与否，倒不可考证，但主政贵州的流官们也在怀疑。而安宣慰的态度表现得不积极，调兵令发了几通，安宣慰才出兵，而水西兵出兵不出力，拖了三个月，安宣慰干脆请病假回家。而水西兵也悄悄地撤回水西，同时水西有的将领说：播州发生叛乱，应该由宋同知自己平定，与我们水西安氏没有关系。凭什么要我们水西出兵平叛？而且，安氏的地盘连绵千里，人民拥有48万之众，境内山高谷深，鸟飞不过，猿猴攀不上来。即使我们坚持不为宋氏出一兵一卒，其他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王阳明在《与安氏宣慰书》中写道：您如果真的继续称病不出来，安氏一定会因此招来祸患。理由如下：您与宋氏同为贵州的守土官，且你是他的上司，地方发生动乱，都是守土官员的罪过，您能把责任全推给宋氏吗？水西地连千里，与中原地区一个大郡相比，谁大谁小？你拥48万民众，与中原地区一个都司相比，谁的人多？你的地盘山高谷深不假，然而在你的地区的四周，同你一样拥有山高谷深的土司有若干，……如果这些话传到朝廷，朝廷写张纸条给你周围的土司们。让他们各自为战，共同分享安氏的土地和人民，早晨下令晚上就不会有安氏了。高山深谷有用吗？而且，安氏的宣慰之职是由48土目轮流而当的，现在只有您一支已经独传三代了，其他支不敢与您相争，是因为有朝廷的命令啊。如果有可乘之机，谁不想取而代之呢？说这种话，以招来安氏祸害的人，大概是想着坐收渔利吧。内部的忧患不能不警惕啊。
安贵荣得到主义，尽快出兵平息了叛乱，不仅为了宣慰之职，更是为了不忍水西人民于战火。
吴端征在《君子享记》中叹道：“文成谪龙场，倡明心学。贵阳诸郡，至今崇祀之，报功也。然吾谓公于水西，—厥功倍于贵阳。消其兵革，安其人民，固当世世祀之。”应该。
7.王阳明对贵州的最大贡献是开启了贵州实学。实学，是在反对道家佛家的“虚无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体达意之学。当时的贵州，识字的人很少，几乎没有学校，人们迫切需要接受教育。没有教育就像沙漠没有水，改变贵州落后状况，一切都是空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点，但没人去做，或者有人试图去做过，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里的条件太差了。王阳明怎样做呢？没有教室，就和同学们一起上山砍树来搭建，取名“何陋轩”；没有房子，就食岩洞，取名“阳明小洞天”；没有吃的，就自己开荒种地；没有教科书，就自己编写《五经臆说》作教材。龙冈书院就这样办起来了。效果非常好。有记载说“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之后，又受聘于贵阳文明书院，学生扩招到400人左右，不仅有全省的青年俊才，还有政府官员。王阳明离开贵州后，他的学生们像种子一样，在全省各地开办书院，数目达20多所，与当时全国先进的浙江、江苏、江西不相上下。有人评价说，贵州的教育，是从龙冈书院真正开始的。
王阳明在贵州的活动和见解，在贵州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贵州的一代代学人深受其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影响，都立志高远、奋发图强。贵州因此出现了一批如郑珍、丁宝桢、张之洞、黎庶昌等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的实学代表人物。
8.王阳明在贵州时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彝族布摩交流切磋。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期间所接触的彝人主要是当官的和当地的农民，都是给他在物质生活上以具体帮助的人，对彝族的文化代表布摩没有印象。其中主要原因是语言文字不懂，即使见面了也不能作深入的沟通与交流。有关王阳明与彝族布摩交流切磋的事，在《王阳明全集》中没有记录，在彝文古籍中也没找到记载。两个文明的最高代表就因为语言文字不通而失去会务、切磋、交流的机会，没有相互分享对方的文明成果，这对王阳明是最大的遗憾，对彝族布摩也是最大的遗憾。
原载：禄文斌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1月1出版，《彝学弘论》；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搜狐网-京视网，图片作者：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