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对彝族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的研究文献，主要有汉文、彝文及翻译文献。汉文文献主要涉及到毕摩相关综合研究、跨界民族研究、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彝人毕摩的相关记载和研究较为丰富，研究视角主要涉及到毕摩职能、毕摩执仪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构建、毕摩文化符号与彝文化教育等毕摩与其共生文化的研究以及跨界民族研究等方面。彝文以及翻译文献的数量也非常丰硕且自成体系。在国际部分，越南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倮倮人社会文化、倮倮人的铜鼓等方面;以法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学者，主要是记录、研究彝族早期的文化和语言，对于"瞄比萨/西玛朗"研究的文献极少。整体来看，国内外学界现有研究主要为彝文化综合研究，对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较成熟，对彝人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在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中尚未发现。
关键词：彝族毕摩；呗耄；音乐文化
“彝族的毕摩,在滇南一带称为呗耄,在越南倮倮人中被称为西玛朗/瞄比萨。”[1]彝族择地而居,在中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均有分布,主体部分在中国。据《西南彝志》记载,彝族渊源于古氐羌系统族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叟、爨与古氐羌族群中的昆明人融合为彝族祖先乌蛮(1)“叟、爨与古氐羌族群中的昆明人融合为彝族祖先乌蛮”的观点,系笔者对文献资料综合的整理而得出的结论。。我国早在晋代就有关于“毕摩”的记载,毕摩在币史上有着不同的称谓:魏晋时期称为“耄老”,唐宋时期为“鬼主”,元代、清代称为“大奚婆”,民国时期称为“白马、呗耄”等,毕摩在彝族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事无巨细皆决之”的重要人物。历代文献中关于毕摩的记载如下:
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耄老,便为主。好议论譬喻物,谓之夷经。……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
——[北宋]《新唐书·南蛮两爨蛮传》
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唯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事无巨细皆决之。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疾无医药,用夷巫禳之。巫号大奚婆,或曰邦祃,或曰白马,……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
——乾隆《云南通志》之《种人·黑倮倮》
白马,左手执书,右手摇铃,患病之家多有延至道旁念祷驱鬼疫者。
——民国《新平县志·民族》
呗耄,又称毕摩、呗玛,“毕”系远古彝族社会君、臣、师三位一体制时留下来的第三级人员。“摩”为尊长、先生,享有崇高地位,师徒相传。
——当代《红河彝族辞典》
当代:意为长老、祭司。认识彝文、通晓彝经、从事宗教巫术活动的彝族神职人员。其职能是引用彝经主持安灵、送灵、祈福、占卜等活动。毕摩在彝族社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历史上对保存和传播彝族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
毕摩文化信仰分布在汉文化圈的西南边缘结合部,广泛存在于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中。限于时间以及研究条件等具体因素,本文只涉及中国与越南的彝族。在中国与越南的彝族中,“‘呗耄’是民间信仰仪式执掌人的自称,是其精神领袖,掌握彝文字,在执仪过程中用诵唱的形式与神灵世界沟通,承担了驱邪、祈福、送魂等重要职责。‘呗耄’一词为笔者据实地调查中滇南一带彝族自称‘p55mɑ21’意译,‘呗为念诵,耄为高龄、年老。’[2]呗耄意为诵经的长者。‘彝人’的仪式执掌人在各地有着不同的自称。中国滇南彝族自称为呗耄,越南河江省倮倮人自称为pi23pha33(音译)或西玛朗(音译)。”[3]越南高平省倮倮人自称为mia33pi232.33(音译)。为行文的统一,本文使用“呗耄”一词作为“呗耄/西玛朗/瞄比萨”的统称。
一、中国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汉文文献
1.毕摩(或呗耄)相关综合研究
第一,毕摩(或呗耄)共生文化。毕摩信仰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宋前记载了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最古老的地方志,与本研究相关的部分记载在第一卷巴志、第三卷蜀志(益州)中。元代李京撰、王叔武辑校的《云南志略》中的诸夷风俗部分详细地记载了罗倮的婚丧、服饰等风俗习惯,并对罗倮给予了明确的定义“罗倮,即乌蛮也”[4]。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的《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将包括彝族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的“19600种各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等按照目录学要求写成提要作全面系统介绍,分为《神话传说卷》(上、下卷)、《民间故事卷》(上、下卷)、《史诗歌谣卷》(上、下卷)三部分。”[5]徐丽华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是包括彝族在内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古籍丛书,内容涉及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梁公卿总主编的《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中的第五专辑《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涉及到了本课题的研究范畴,是西南地区地方文献,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6]中收录了彝语支的洪水滔天神话故事汇集,其中还提到了具体人名、村名;《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7]中收录了彝族族群总体特征的详细解释;《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8]中,不仅记录了花腰彝聚居地石屏自两汉至今的称谓,所属地区的名称,还描述了1951年中央访问团进入蒙自专区(即现在的云南省红河州)时所记录下来的1950年代部分当地民族当时的族称、地名,材料作为1950年代的田野资料,弥足珍贵。《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9]记载了双柏、武定、禄劝等地的彝语古地名,云南楚雄一带的彝族神话,红河州石屏水瓜冲诸姓的来源,彝族调查杂记等。在彝族调查杂记部分中,还记载了各地彝族祭龙的习俗,以及彝文、女土司的史料等。方国瑜的《彝族史稿》、易谋远的《彝族史要》是在我国彝族历史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两部专著。《彝族史稿》中,记载了诸多史料,对彝族古代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彝族史要》中,论述了“彝族的起源、彝族的族称、洪荒后彝族再生始祖阿卜笃慕疑为蜀帝杜宇、彝族家支即为宗族”[10]等问题,有许多作者在多年研究中沉淀下来的独到的见解,是彝族历史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巴莫曲布嫫的专著《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11],对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论著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马学良的《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是对彝族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实地调查研究,其中所配的照片不仅对作者的研究具有支撑作用,同时也对后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毕摩(或呗耄)及其共生文化研究”相关文献内容庞博,是彝族毕摩(或呗耄)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多的部分。
第二,毕摩(或呗耄)职能。彝语称祭司为“毕摩”“呗耄”“白马”等,是彝族的宗教执仪者。毕摩兼管神权与文化,司鬼通神,上知彝族天文、地理、历史,下知历法、医药、美术等方面的知识,是彝族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据《红河彝族辞典》载:“呗耄,又称毕摩、呗玛、白马,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者。‘毕’系远古彝族社会君、臣、师三位一体制时留下来的第三级人员。‘毕’有师、主薄、司礼的职责,亦有念、颂咒的含义;‘摩’为尊长、先生,享有崇高地位,师徒相传,学习天文地理、历史文化、习俗礼仪、占卜祭祀、祛禳施药等。有真才实学的才称毕摩。其主要职能有: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授弟子、主持婚丧礼仪、择吉日看风水、节日时主唱传统歌曲、做祭送鬼、招魂祝寿、施药治病等。”[12]
毕摩职能研究的已有成果以期刊文献为主。如曲木尔足的《浅探彝族毕摩的由来及其地位》、易谋远的《论彝族毕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苏静的《浅析甘孜彝族毕摩的职能与特点》、禄玉萍的《浅探彝族毕摩的主要角色及从业道德》、张德元的《论彝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贡献》、李复生的《对彝族毕摩的重新认识》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了毕摩的职能、社会地位、历史贡献等方面。
毕摩的职能主要体现为:第一,在婚丧、祭龙等各类祭祀活动中,毕摩担任仪式的主持者,代表彝族的普通民众与不可知的神秘世界沟通、请求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保护村寨,为村民治病等,是连接已知的人的世界与未知的非经验世界的符号。第二,继承并发展彝文。彝文在民间又称为毕摩文,由称谓就可以看出,毕摩是彝文的持有者。彝文经典文献《尼苏夺节》中记载,“六毕摩下凡,创造文字,兴礼仪,立典章,推进了彝族社会的文明进程。”[13]在彝族聚居地,彝文由毕摩一代代传承下来,普通民众大多不懂彝文。象征彝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彝文文献,内容涵括古代彝民的历史文学、神话哲学、政治经济、医药卫生、天文历算等方面,在毕摩手中不断传抄、修改、增订,世代相传。第三,传承彝族传统文化,是彝族的精神领袖。在民间有“毕摩在座,土司到来不起身”的说法,毕摩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彝族传统文化通过毕摩所主持的一场场仪式传承、传播,并且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把传统文化交给后一辈毕摩。
第三,毕摩(或呗耄)执仪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构建。彝族女性在社会发展上经历了一个逐渐衰微的过程,从古代的女神地位到普通人的地位,直至淡出某些仪式,成为不洁的象征。观察彝族毕摩主持的仪式,可清晰地看到彝族女性在宗教仪式中地位的边缘化。此类文献主要以期刊类与学位论文为主。
徐睿的《宗教与性别社会化——毕摩教在凉山彝族女性生命转折点中的作用》一文,阐释了“在凉山彝族女性人生阶段的转折点上以仪式的方式推动女性按其所期望的角色行为,完成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内化的性别社会化过程。”[14]姚艺君、苏毅苗《女性角色在仪式音乐中的扮演与表征》一文,从花腰彝“祭龙”仪式中严格的女性禁忌中自相矛盾的现象,“阐释了看似对立的现象后面,隐含的社会性别内涵与表征,以及花腰彝的世界观与人生观。”[15]徐睿的硕士论文《凉山毕摩教和彝族女性——宗教对性别角色的塑造》,从毕摩通过对女性一生中的通过仪式,对女性施加影响,以期女性按理想中的性别角色为楷模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一现象入手,指出传统的理想中的女性性别角色与实际生活中女性性别角色差距较大。[16]
第四,毕摩(或呗耄)文化符号与彝文化教育。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既担任了毕摩体系自身的传承,又承担了彝文与宗教礼仪的传承。彝文化的核心层封存于一代代呗耄的脑海中,毕摩文化对彝族教育发展影响深远。相关研究有卢万发的《毕摩文化与彝族教育关系初探——兼谈彝族教育发展史》,该文从“毕摩作为彝族社会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同时也承担了教师的职责的事实出发,探讨了毕摩文化与彝族教育的关系。”[17]杨丹的《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传承人问题研究》,阐述了在“当代环境影响下,年轻一代继承学习毕摩文化的越来越少,毕摩文化濒临消失的窘境”[18],论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罗边伍各的《浅探彝族毕摩招魂仪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19],阐释了毕摩招魂等仪式活动对彝族现代教育的影响作用。
2. 毕摩音乐研究
彝族毕摩音乐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毕摩文化在历史上沿流下来的珍贵财富。目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毕摩音乐形态与毕摩音乐文化两大方面,但总体数量上相对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同时,毕摩音乐研究成果在形式上均以期刊文献与学位论文为主。
在期刊文献方面,周·特古斯的《“勃额”与“毕摩”》[20],阐述了“勃额”与“毕摩”在跨文化视角下以及宗教仪式层面上音乐文化的比较性研究。陈帆的《〈毕摩〉舞蹈音乐创作的思考》[21],对于毕摩音乐的传承和延续方面提供了实际运用中的可行性思路。杜梦甦的《凉山彝族毕摩仪式音乐形态研究》[22]对毕摩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音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如形态特征、演唱方式、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皮欢的《四川凉山彝族音乐文化资源融入中小学地方音乐课程研究》[23],提出了将中小学地方音乐教育的实践与四川凉山彝族音乐文化资源之一的毕摩音乐进行结合的观点,从而提炼了基于地方性特色的音乐课程革新方案。李自强的《仪式语境中的凉山彝族毕摩音乐概念及其内涵》[24],详细论述了毕摩仪式音乐的相关概念以及由此延展的诸多内涵。
在学位论文方面,有黄容的硕士论文《教育人类学视野下马边彝族毕摩音乐文化传承研究》[25],周翔的硕士论文《凉山彝族“列目丛毕”仪式及毕摩经诵音声探析 ——以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26]等。
苏毅苗、姚艺君《彝族尼苏支系“花腰”丧仪音乐活动的调查与诠释》[27],苏毅苗《魂归梓乡:越南倮倮“西玛朗/瞄比萨”腔调探寻记》[28]《魂兮归来:中越彝族“呗耄西玛朗”【叫魂】腔调研究》《女性角色在仪式音乐中的扮演与表征》《呗耄腔调经文唱词特征与词曲逻辑关系研究》[29]《中越呗耄“腔调家族”现象考察》[30]《地域性非遗音乐的“多维”传承体系解读》[31]《花腰彝音乐文化中的时空与声音观》[32]及其博士学位论文《跨界民族呗耄文化中的腔调家族研究》[33]等学术文章,对毕摩(或呗耄)音乐及其共生的文化环境进行了研究。
3.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的研究成果处于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引领作用。《在中亚东干人和中国西北回民中流传的民歌“高大人领兵”的异文比较》[34]、《中亚东干民歌——中国民歌史的活材料》[35]、《中亚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36]、《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上)[37]《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下)[38]等文献,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利用东干文、汉文文献互证研究,在细致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对民歌《高大人领兵》的28种异文进行比较研究,反观中亚东干人与中国西北回民民歌之间的传承方式、唱词格律方面的联系与区别、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等,研究视角多元立体、方法新颖独到、文献及田野工作细致扎实,还原中国西北回民与中亚东干人为一个民族整体,对其音乐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39]一文,对跨界民族进行了界定,并在扎实的文献工作基础上,阐释了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多年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所积累的研究方法公诸于众,为晚辈后学无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经验。国家级重点课题《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对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五个东南亚国家的跨界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与实录,是东南亚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宏大叙事。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近年来致力于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其研究与赵塔里木教授遥相呼应,二者的研究,构建了我国近年来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之两翼。《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40]、《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25年回眸》[41]、《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42]三篇论文,叙述了杨民康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多年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心路历程。《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一隐”历时研究观》[43]是对如何书写跨界民族音乐民族志、对跨界族群进行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有益探索。《从“真腊风土记”看古代柬埔寨与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乐舞》[44]、《唐代进入长安的缅甸佛教乐舞“骠国乐”——乐文篇》[45]两篇文献,从文献古籍记载中的视角,对柬埔寨、缅甸的乐舞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当代研究提供了一条通往古代他国民族乐舞研究的路径。
期刊类文献有:杜亚雄《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46]、葛公尚的《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47]、林凌风《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48]、陈自明《缅甸民族乐器考察》[49]、田联韬的《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50]等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学位论文有:韩冰的硕士学位论文《赫哲——那乃跨界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变迁研究》[51]、阮清河的博士学位论文《橘生淮北——论越南传统音乐中的越南外传弹拨乐器的研究》[52]、宁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韩跨界语境中延边朝鲜族“盘索里”溯源与变迁研究》[53]等。
上述分别以族群、乐种、古籍记载为单位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为我国音乐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口。
(二)彝文及翻译文献
彝文文献是以毕摩为主体的彝学者千百年记录下来的经典,记录丧葬、祭龙、礼法、谱牒、神话、创世史诗、天文历算等内容,涉及宇宙观、宗教观等层面,是研究彝族毕摩音乐的重要文献。彝文经典文献通过书记与口传两种方式在民间世代相传,在制度性展演中常采用诵唱的形式。
1.丧葬仪式中使用的毕摩(或呗耄)经书
“指路经”是彝族族人去世后丧葬仪式上由毕摩诵唱的彝文经典,把亡灵从现居住地送到彝族祖先居住地,所经过的地名均为史上真实地名。由于“指路经”历代由毕摩口中诵唱而出,具有民间信仰的神圣性,其地名不得擅自变更,对研究各地彝族早期迁徙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滇南彝族指路经》收录了分布于云南红河州彝族尼苏人聚居地元阳、红河一带流传的两部指路经,采用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标注。《彝文指路经译集》1993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云南路南、红河、双柏、禄劝、武定、中甸、宁蒗以及四川、贵州等地较经典的十六部指路经,是国内出版文献中,记载各地指路经较全面的一部,对于研究彝族古代迁徙路线有着重要的价值。其它已出版的在丧葬仪式中使用的呗耄经书有普开福等翻译的《吾查们查》,该文献为“滇南、滇中丧葬仪式经书,‘吾查’为公书,‘们查’为母书。‘吾查’只有一本,‘们查’根据去世人的级别不同,又分为五种。两位呗耄一人执‘吾查’一人执‘们查’对唱吟诵。”[54]另外,此类文献还有普学旺等翻译整理的《查诗拉书》,罗希吾戈、师有福、阿者倮濮翻译整理的《裴妥梅尼——苏颇》,师有福、阿者倮濮、罗希吾戈翻译的《裴妥梅尼——苏嫫》等。
2.“谱牒类”文献
“谱牒类”文献记录了彝族的家族谱系,为彝族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资料。阿石尼古的《彝族谱牒源流考》是我国首部彝族谱牒的专著,记载了“云贵川桂各省史料均认可的彝族始祖武则,以及武则后第六十八代丘布开始实行父子联名制的谱系。”[55]其它较有代表性的“谱牒类”文献还有聂鲁等译注的《尼租谱系》、曲木车和主编的《中国彝族谱牒选编》等。
3.“创世史诗”类典籍
“创世史诗”类典籍记载了万物起源、宇宙观念、生产生活等知识,由毕摩在各种仪式活动中以诵唱的形式传递给普通彝民,具有教化的功能。郭思九、陶学良整理的《查姆》,收录了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的神话史诗。属于彝族创世史诗的文献还有孔昀、李宝庆整理的《尼苏夺吉》,罗希吾戈、普学旺整理的《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戈隆阿弘、宋自华收集整理的《彝族阿哩》,普璋开翻译、普梅笑整理的《红河彝族创世史诗》,梁红译注的《万物的起源》等。
4.其它彝文献
其它已出版的彝文经典文献有:童家昌、普璋开翻译的《彝族礼法经》,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编的《祭龙经》,李涛、普学旺主编的《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丁文江编的《爨文丛刻》,马学良主编的《爨文丛刻增订》,阿洛兴德翻译整理的《支嘎阿鲁王》等。
彝文典籍文献与实地考察资料是研究彝族毕摩音乐文化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彝文典籍文献多由呗耄保存并世代相传,传承方式有手抄与诵唱两种方式。每部文献基本都可诵唱,为我们研究鲜活的毕摩音乐文化提供了磅礴的文字素材。
二、国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越南学者
1.倮倮人社会文化研究
2.倮倮人音乐研究
(二)以法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学者
在100多年以前,一批法国的传教士来到了西南彝区传教,他们把当时在彝区的见闻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研究素材。保禄·维亚尔神父是在中国彝区传教的开拓者,他25岁入华传教,自30岁左右开始专注于向倮倮传教,62岁卒于云南昭通。保禄·维亚尔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于云南倮倮的了解非常深入。以他为代表的法国传教士的相关文献所关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倮倮人进行了综合性的记录与早期的研究。保禄·维亚尔的《倮倮》,阿尔弗雷德·李埃达的《云南倮倮泼》,德维里亚的《中国—安南边界》,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的《倮倮问题的现状》,透视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生活和文化。翻译成中译本的有:保禄·维亚尔的《保禄·维亚尔文集——百年前的云南彝族》,保禄·维亚尔和阿尔弗雷德·李埃达的《倮倮·云南倮倮泼:法国早期对云南彝族的研究》等。《倮倮》一书对彝族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正如彝学家黄建明先生在《保禄·维亚尔文集》前言中所述:“他的研究实践翻开了国际彝学的新篇章。”[56]“《云南倮倮泼》是当时彝学研究的问鼎之作之一。”[57]
第二,语言文字研究的文献有:保禄·维亚尔的《云南土著文字研究》《法倮词典》,阿尔弗雷德·李埃达的《法倮词典(阿细方言)试用本》等。
三、彝族毕摩音乐研究成果述评与思考
(一)学科本体视角下的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研究
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国学界关于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采搜整理与史料发掘”的呈现类,“归纳总结和学理阐释”的研究类。
两者相比较而言,“呈现类”一般是将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看作一种“具体化”的音乐事象,将被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与史料佐证(指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等)进行发掘整理,从而得出彝族毕摩音乐文化在历史上的起源、衍生、融合等方面的发展过程,并从中分析出一条较为完整的彝族毕摩音乐文化传承与演变的历史脉络线。
“研究类”则对彝族毕摩的音乐形态特征进行分析,考量其背后所蕴藏的音乐文化内涵。此类研究一般以个案分析为主。“研究类”以彝族毕摩所主持的仪式为研究的主要载体,以仪式音乐研究的方法为观察视角,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以小见大,从个性特点中总结或推论出共性规律,结合“场域文化”的特点,将彝族毕摩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予以阐释,并分析与之相联系的诸如节奏、旋律、音腔、调式、唱词等方面的内容。
(二) 多学科视角之下的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研究
现阶段,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学科交叉、互融的趋势,例如: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符号学、美学等跨学科角度出发来展开研究。并且,目前的研究成果既包含有从单一范畴的学科角度出发来进行的对于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的剖析,也有部分将多学科视角应用在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研究中的综合性理论成果。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织与融合可以从各种维度对彝族毕摩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深描”,最终通过与音乐本体(即浅描)的联系或对比性研究反映出来,这在现阶段已成为研究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的重要路径。
(三)跨界民族音乐视角下的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研究
“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58]有限且独立的地理单元连接了居于毗邻国家的跨界民族,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背景维系了不同近邻国家的血脉联系,趋同又个性的跨界视角延展了现代民族音乐的研究思维。
因而,在相邻的国家或某一地区范围内跨界而居的同一(或相似)民族,在源流上存在较为紧密的亲缘关系,因此在文化(音乐文化)上的反映也往往会体现出较为复杂的渊源性。我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于我国周边国家境内(主要指东南亚地区之国家)音乐本体及文化内涵的研究,这些普遍与我国音乐有着传承关系的跨界民族音乐成为了近些年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结语
国内外彝族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的研究,在国内部分,根据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把其分为汉文文献、彝文及翻译文献研究两个部分。汉文文献研究主要涉及到毕摩相关综合研究、跨界民族研究、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三个方面。关于彝人毕摩的相关记载和研究较为丰富,研究视角主要涉及到毕摩职能、毕摩执仪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构建、毕摩文化符号与彝文化教育等毕摩与其共生文化的研究以及跨界民族研究等方面。另外,彝文以及翻译文献的数量也非常丰硕且自成体系。在国际部分,主要按照越南学者的研究,以及以法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学者研究两个部分来分析整理。越南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倮倮人社会文化、倮倮人的铜鼓等方面;以法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学者,主要对彝族早期的文化、语言进行记录、研究。整体来看,国际学者对于“瞄比萨/西玛朗”研究的文献极少。
从研究内容看,国内外学界现有研究主要为彝文化综合研究。
从研究队伍看,国外学界对越南倮倮人的研究以越南学者为主体,对中国彝族的研究主要以法国传教士为主体。
从研究基础看,学界对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较成熟。对彝人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在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中尚未发现。
从毕摩相关综合研究上看,呈现出以下特征:汉文文献中对彝族的记录、研究多元丰富。主要有对该民族早期地方志、民间故事、史诗歌谣等的记录、记载性文献,也有基于田野调查的文献,该类文献强调“述而不作”,以记录、记载为主,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据此,研究中越彝族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现象,前景较为广阔。
参考文献略，请参阅原文。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3年5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