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石彝文的搜集整理
金石彝文是彝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制作而成的，因此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彝族地区。摩崖碑刻等大多数散存在荒郊野外，面临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的毁坏，金属铭文也大多散失在民间，未能得到专门的妥善保管而面临丢失和毁坏的危险。因此，发掘、搜集整理是研究金石彝文的首要和重要任务。这项工作，解放前就有少数有远见的学者做过。例如，《爨文丛刻》的主编丁文江先生就曾找人把刻制在大方县原马场区白布乡洛启坡岩上的《新修千岁衢碑记》进行拓片后，收入《爨文丛刻》一书中。另外，贵州大方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明成化钟铭文》，云南禄劝的《镌字崖彝文石刻》等著名金石彝文，在当地的方志上也有清楚的记载。这说明曾经有学者对这些金石彝文进行过搜集整理。不过那时的搜集整理还仅仅是个人行为。只有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国家民委发出了关于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一系列指示后，各级政府才建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机构，把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开展起来。金石彝文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是在此之后才全面开展起来的。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民委的有关指示，不少彝族地区都投入了不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些地区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已经彻底查清了该地区金石彝文的现存情况。我省水西故地的大方县就是如此。为了认真贯彻国家民委的指示，该县于1984年12月成立了大方县少数民族古籍文化抢救编译室，具体负责全县的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工作。该室彝文编译组的同志不辞辛劳，冒严寒，战酷暑，翻山越岭，走村窜寨，走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和所有的彝族村寨，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对全县的彝文文献书籍和金石彝文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普查，彻底查清了该县彝文文献书籍和金石彝文的现存情况。他们查明该县现存的金石彝文有264块，并把其中较有价值的203块拓了片带回作资料收藏。然后又对其中最有价值的46块进行释读、修补和翻译，编辑成《金石彝文图录》(大方部分)一书，油印成册供内部使用。其后，由毕节地区民委牵头，以该书为基础，增收翻译出版了《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这是全国公开出版的金石彝文专辑。书中共辑录金石彝文拓片20幅，其中有15幅是从《金石彝文图录》(大方本)的油印本中精选的。
我省的金石彝文搜集整理工作，像大方县那样做得深入细致，对辖区内的金石彝文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普查，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搜集整理的地区虽然不多，但各彝族地区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如毕节地区在地区民委的直接领导下，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抽出专业人员深入全区各县协助当地搞好金石彝文的搜集整理工作。通过地县两级专业人员的密切配合，深入调查和搜集，在毕节、赫章、威宁、纳雍、织金和黔西等县(市)都搜集到了不少金石彝文资料，并通过认真精选，将其中的部分精品编译成《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第三辑)公开出版。
我省的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和遵义市彝族地区也投入了一定的力量抓金石彝文的搜集整理工作，初步查明了该地区金石彝文的现存情况。现在，我省金石彝文的分布现存情况已基本摸清，其中有重大价值的珍品已经采取了妥善的保护措施。如目前在国内发现的字数最多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的碑文不仅收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整块石碑也已搬移到县城的奢香博物馆保存。
滇川桂等省区的金石彝文搜集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云南省禄劝县民委古籍办与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合作，将该县境内著名的彝文岩刻《镌字崖彝文石刻》整理翻译出来，连同数篇研究文章编辑成《镌字岩彝文摩崖释译》一书出版。 ④楚雄彝族自治州在建州四十周年的州庆之际编辑出版了《中国彝文书法选》一书，书中辑人了从全国各彝族地区搜集来的金石彝文数十幅，把金石彝文的众多佳作公诸于世。由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文古籍研究室的朱琚元先生编辑出版的《彝文石刻译选》一书，是云南省搜集整理金石彝文工作的重大成果。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文古籍研究室对楚雄州境内武定、元谋、双柏等县的金石彝文进行了实地普查，查明尚存彝文碑刻有500余块。《彝文石刻译选》一书就是从这500余块中将在年代、内容、书法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40幅精选出来翻译、整理、编辑而成的。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省现存金石彝文的概貌。在云南省的哀牢地区也搜集到了《昂氏迁徙碑》、《普沙岩书彝文碑》等重要的金石彝文。在四川省的凉山地区，也搜集到了刻制在普格县螺髻山海子边岩石上的彝文石刻。
总之，通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彝族地区相关部门的努力工作，金石彝文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为金石彝文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着重要意义。
二、金石彝文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从目前各彝族地区搜集到的资料来看，金石彝文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金石彝文的地域分布特点是相对集中于彝语的东部方言区。这里所说的相对集中，是指这一地区金石彝文的数量较多，密度较大，精品较多，类别也较多。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金石彝文专辑，贵州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三辑)，云南的《彝文石刻译选》等都是从东部方言区搜集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方言区就没有金石彝文，只是其他几个方言区的金石彝文从很多方面都不能与东部方言区相比。例如，遗存于贵州省六枝特区境内的《拦龙河桥碑》，是刻制于南朵开庆巳未年(公元1259年)的，文中记载了确切刻制年代，并且是在目前发现的彝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碑文。遗存于贵州省大方县境内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1972字)、书写和刻制工艺最高的碑文，该碑文已被彝文书法研究者选作彝文书法字帖。遗存于贵州省大方县的《明成化钟铭文》则是目前发现的惟一的彝文铜钟铭文。在贵州省的威宁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彝文铜印和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彝文铜印，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两枚彝文印章 ⑤。上述著名的金石彝文都分布在彝语的东部方言区。
笔者认为，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一是这片地区历史上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是在这一地区发生的。分支后，武乍两支往滇南方向发展，糯恒两支向川南发展，布默两支在这一地区发展。这次分支活动促成了后来彝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分布格局。这一地区是历史上彝族文化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彝族文字在这一地区得到较广泛的推广应用。文字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文化的发展又拓展了文字的使用领域，不仅用文字来写书，也用来制作金铭石刻，于是金石彝文就大量出现了。二是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这片地区的社会较长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笃慕为避洪水迁居洛尼山(约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算起，直到今天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这片地区一直是彝族的聚居区。彝族先民在这里相继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有的政权延续的时间还很长。如贵州的水西安氏政权“自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 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政权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的发展使这一地区遗存的金石彝文数量多，质量高。
第二，金石彝文的刻制年代相对集中于明清两代。从目前搜集到的金石彝文资料来看，刻制于明清两代的金石彝文最多，是现存金石彝文的主要部分。例如，《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辑人的20幅金石彝文，明清以前的有两幅，明清时期的有16幅，无刻制年代的有两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80％。大方县彝文编译组在该县境内拓片搜集到的203幅金石彝文，明清以前的只有1幅，明清时期的有147幅，民国时期的有9幅，解放后的27幅，年代不可考的有19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72.4％。 ⑦《中国彝文书法选》收入的金石彝文有47幅，其中明清以前的有10幅，明清时期的有30幅，明清以后的有7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62.5％。《彝文石刻译选》辑人的金石彝文有38幅，其中明清时期的有28幅，民国时期的有9幅，无刻制年代的1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73.7％。
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一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即由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掌握地方政权——土司政权。土司政权一方面隶属于中央王朝，要受到中央王朝政权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其辖区内有较大的自治权，包括允许土司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武装这样的权利。土司政权除了要向中央王朝缴纳承担的贡税和在军事上要受中央王朝派驻各地的都指挥使司的节制外，在其他方面有较高的自主权。这种制度有利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这一时期是彝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彝族地区除了大力兴办彝学，培养彝学人才之外，开始接受汉学，学习汉语文，彝汉双语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从明代起，彝族金石铭文出现了彝汉文并用的现象。只是到了清代的改土归流以后，彝族政权彻底丧失，彝族文化也逐渐衰落了。文字的推广使用和文化的发展都是要政权作为后盾的，明清时期承袭元朝实行的土司制度，使彝族有自己的地方政权。以地方政权为后盾，彝族文字得到广泛推广使用，金石彝文也就大量出现了。二是明清时期大量的汉族移民迁入彝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汉学在彝族地区的兴起，汉文化在彝族地区的传播，使彝学吸收了汉学的诸多先进成分，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汉文化的冲击改变了彝族的某些传统观念，“树碑立传”意识淡薄的彝族，也开始重视金铭石刻的作用，金石彝文也就大量出现了。
三、金石彝文的分类及其价值
从目前搜集到的金石彝文资料来看，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类别繁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金石彝文有不同的分类。根据制作的材料来分，金石彝文可分为金文和石文两类。金文是铸刻在金属器物上的彝文，石文是镌刻在石头上的彝文。金文的制作难度远远大于石文，因此金文少石文多。金文又有铜质器物铭文和铜质印章铭文之分。《明成化钟铭文》是铜质器物铭文。战国“矣诺”铜印和西汉“螳琅”铜印是铜质印章铭文。石文也有岩刻和碑刻之分。直接刻制在自然岩石上的是岩刻，如贵州六枝的《拦龙河桥碑》和云南禄劝的《镌字崖彝文石刻》。把石头打凿錾磨成碑块后再刻上文字的是碑刻。如贵州大方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
按文字的制作方式分，可分为刻制文和书写文两种。刻制文是用刻制的方法把彝文刻制在一定的承载物体上。书写文是直接用颜料书写在承载物体上。哀牢系统的岩书彝文较多，《普沙岩书彝文碑》便是这类制品的代表。 ⑧其他地区的金石彝文则以刻制文居多，书写文很少见。刻制文按所刻文字的凹凸类型还可分为阴刻文和阳刻文两种，以阴刻文居多，阳刻文较少。这是由于阳刻的难度大于阴刻之故。四川省叙永县天台山的彝文岩刻是阳刻文，西汉“螳琅”铜印也是阳刻文。
根据金石彝文的制作用途来分，可分为印章铭文、铜钟铭文、记功碑、记事碑、修路碑、建桥碑、封山碑、献山碑、指路碑、边界碑、灵房碑、墓碑等12类。印章铭文和铜钟铭文已如上述。记功碑有《济火记功碑》(亦称《妥阿者记功碑》)，记载彝族第六支系祖慕齐齐的25世孙妥阿哲蜀汉时助孔明南征有功受封之事。记事碑如《普沙岩书彝文碑》，记述太平天国时期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军从发动起义到起义失败的简要过程。修路碑如《新修千岁衢碑记》，记述明代水西宣慰使安万铨出资修建大方西面的洛启坡上的道路之事。建桥碑有《拦龙河桥碑》、《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等，都是记述修桥之事的。其余各类碑不再一一举例。最后再说说墓碑，这是金石彝文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如《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收入的20幅金石彝文中，有9幅是墓碑碑文。《彝文石刻译选》收入的38幅中，除两幅外都是墓碑碑文。彝族为亡人建墓立碑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彝族原本实行火葬，无造坟建墓的习俗。但自明末清初之后，由于汉文化的大量传人，彝族地区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使彝族的火葬习俗与汉族的土葬习俗不能相容，滇黔地区的彝族由最初的被迫强行改火葬为土葬到逐步接受土葬，于是也逐渐接受了汉族建墓立碑的习俗。为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点，碑文多用彝汉两种文字刻制，有的彝汉字一并刻在一块碑上，有的彝汉文各立一块碑。从刻制的时间上看，彝文墓碑都是清朝以后的，最早的是清雍正年间的。彝文墓碑清楚地表明了滇黔彝族地区葬俗改变的历史。
以上分类仅仅是笔者的一己之见，是否科学合理还需要深入研究。
金石彝文因其刻制材料的坚固性，不仅保存的时间比纸书彝文长得多，而且能保持刻制之初的原貌，每一件制品都能真实反映刻制时期的真实情况，都是研究那个时期彝族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石彝文比纸写(印)彝文的价值更大。
金石彝文具有多学科的价值，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通过金石彝文，可以了解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镌字崖彝文石刻》一开始就说：“裔承普曲业，君阿维阿俄，臣阿柱矣理，贤师呗旨普，慧匠麻矣昝，奴阿糯哕卓，彼裔皆昌荣。” ⑨清楚说明了罗婺凤氏人赘普曲氏，继承普曲氏产业，建立了君、臣、师、工匠、奴仆等不同等级构成的社会，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彝族在明朝时期的社会结构模式。有趣的是碑文中把君、臣与工匠、奴仆相提并论，说明彝族社会的奴仆与汉族社会的奴仆的地位不尽相同。
金石彝文中记载了不少民俗现象，是研究彝族古代民俗的重要资料。例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中有“兴工掘土之前，工匠西立，杀猪作祭，以鸡鸭破土，灯烛辉煌明映”的记载。这说明明代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在破土修建之前要举行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并用猪鸡鸭作祭牲。这种习俗源于彝族对天地自然物的崇拜，在彝族先民的宗教信仰中，视天为父、地为母，天地是最大的神灵。彝文古籍中多处有“天白父，地黑母”的记载。因此，破土修建要举行祭祀活动，禀告土地神，求其庇佑，以保证施工安全，工程顺利。否则，土地神就要作祟，施工中就会祸事丛生。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有这种观念是正常的。
金石彝文更是古代彝族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是古代语言文字的“活化石”。通过金石彝文，可以了解古代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了解彝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史。正是由于发现了战国“矣诺”铜印和西汉“螳琅”铜印等一批早期的金石彝文，才有力地驳斥了“彝文起源于宋代，集大成于元末明初”的错误观点。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金石彝文中的用字习惯，可以看出古今语音的变化。例如，刻制于清代，遗存在贵州大方县松鹤乡的《蚂蚁河桥碑》中，多处以“ ”字替代“ ” 字，这两个字今天的读音完全不同，前一个字读“莫”，后一个字读“恶”，声母不同，按理不能互相替代，而碑文中却多处互相替代，说明在清代的水西地区，这两个字的读音是相同的。仅从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金石彝文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从以上所举的几例中，足以看出金石彝文所具有的多学科的学术价值，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挖掘其中的精华，为彝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服务。
金石彝文除了具有多学科的学术价值之外，其在发展彝族地区旅游业中的经济价值也不可小视。发展旅游业，只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共同开发，才具有广阔的前景。贵州旅游业发展规划中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这是十分可喜的。彝族的金石彝文，其开发前景是巨大的。多次游览红枫湖景区，发现苗寨侗寨热闹而彝寨冷清，就是因为未能展示彝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缺乏观赏性的缘故。
目前，对金石彝文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很不够，应该加大力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进而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这也是彝学研究和彝族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彝文，是指属于表意类型的古彝文。
②见《彝语简志))217页。
③见刘志一的《论民族文字的起源、发展和消亡》一文，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④本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⑤两幅铜印拓片见《中国彝文书法选》一书。战国铜印又叫战国“矣诺”铜印，有人认为“矣诺”就是“夜郎”，该印就是夜郎王的手印。西汉铜印的印文译作“螳琅山统辖手印”。
⑥见《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重印本123页。
⑦见黄昌寿撰《大方彝文古籍搜集整理情况》一文。
⑧见黄建明撰《彝文碑碣的比较与研究》一文。
⑨见《镌字崖彝文摩崖释译》一书中的《罗婺盛世铭》篇。
原载：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贵州彝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07-01出版。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奢香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