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超）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135）“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P515）由此可见，作为社会个体—“人”，其成长的背后与所处周围环境密不可分。如果“人”所处的环境是健康向上，那么“人”肌体中蕴藏的潜能便有得以施展空间，从而助力其更好发展，反之，则会限制潜能施展，扼杀其创造力。中国历史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典故等便是对这一认识的最好说明。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同理，由个体的“人”扩大到群体的“族”——家族，要想实现长治久安、赓续不断的延续，除了要有杰出才俊的领导者，家训的传承实践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明代文学家何孟春曾就家训的重要性指出，“家之有训，何也?问过庭者，谓君子为远其子而不教子之答。至以责善为讳。噫，孔子不云爱之能勿劳乎？为有所以劳之。孟子云：‘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其养之必有道矣。孔孟岂故远其子而欲人无自教者，教诲尔子，教之以义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能废焉。”[3]（P511）从何孟春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家训对维系一个家族的重要作用：家训是一个家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家族后辈学习的最好“素材”。通过学习家训，整个家族从上到下、从长及幼都会形成了一套合乎“礼仪”的规范秩序，从而确保整个家族得以延续不断。正因为家训对于一个家族如此重要，所以中国古人在治家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名，且流传至今的家训，如《孔子家语》《颜氏家训》等，其中许多思想如“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4]（P18）“富有四海，守之以谦”[4]（P72）“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5]（P94）“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5]（P22）等依旧对规范现代社会起着积极作用，而这些家训也成为学界研究者用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史料宝库。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当前学界关于家训的研究，多聚焦在内地的世家大族，且以汉族为主。①而在历史上，由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广泛传播，致使边疆地区“渐慕华风”的风气日益浓厚，形成了一批“操华语、书华文、行华礼”的少数民族世家大族，明清时期云南蒙化地区②左氏土司家族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之一。作为崛起于明，延续至清，族群属性为彝族的左氏土司家族，不仅在明、清两朝顺利传袭17代，是“云南土官承袭时间最长的土府之一”，[6]（P138）且有家谱—《蒙化左族家谱》流传于世。以左氏土司家训为切入，通过对《蒙化左族家谱》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世家大族的家训精神做梳理，弥补少数民族家训研究的不足，还可以对当下一直为党和国家所关注的家庭建设提供相应指导，发挥资政作用。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左氏土司家族简介

左氏土司，是南诏灭亡近500年后，在大理地区崛起的又一彝族统治势力。根据《云南彝族土司史研究》一书的载录，“左氏土司是南诏王族蒙氏的后裔，南诏灭亡时，他的祖先为了免遭郑买嗣集团的杀害，才将‘蒙’姓分别改为左、茶、字等姓。到元朝后期，巍山的彝族又兴盛起来，左土司的先祖左政子先后在大理、曲靖任过武官，其子左天予任过蒙化州土同州，孙子左青罗任过顺宁府（今临沧地区一带）的同知（知府助理），左青罗的儿子左禾成为添摩牙九部火头（首领）”。[6]（P135)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洪武十四年（1381），鉴于“惟西南诸夷，为云南梁王所惑，恃其险远，弗遵声教”[7]（P32）的现实情况，为实现对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彻底统一，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以颍川侯傅友德为主将，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的征南大军，进军西南，展开对以梁王为代表的元代残余势力的军事战争。在进军云南大理的过程中，蒙化地区的彝族首领左禾，顺应“大一统”的形势需要，率部归附明军，协助明军平定蒙化，随后又打击了当地以高天惠为主要的叛乱势力，立下大功，受到明朝的封令嘉奖，“洪武十七年以后土酋左禾为蒙化州判官、施生为正千夫长。”[8]（P8080）并在永乐时期“升左禾为蒙化州土知州。”[9]（P307）随后，左禾之子左伽在明朝平定西南地区叛乱的“三征麓川”战役中，屡立战功，以“战于大侯，功第一，进秩临安知府，掌州事”[8]（P8081）的功绩，获得了对蒙化地区的统治权，并荣获了“世守土府”金匾。经过左禾、左伽两代人的努力，左氏土司家族在蒙化地区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并建立起了“左禾—左伽—左琳—左瑛—左铭—左正—左文臣—左柱石—左近嵩—左星海—左世瑞—左嘉谟—左麟哥—左元生—左长泰—左长安—左荫曾”的世袭传承体系，前后时间跨度长达514年。在长达514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云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云南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在“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土归流”政策指导下，云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土司被改成了流官，而左氏土司不仅未遭受“改流”的命运，甚至领地还得以继续扩大，“雍正七年，裁楚雄府属之定边县附之。”[10]（P35）直到清代晚期，受杜文秀起义的影响，左氏土司府衙被焚，印信遗失，左氏土司承袭才被迫到左荫曾截止。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左氏土司家训精神内涵

“左土官统治时间这么长，地域这么广，在云南土官中是少有的。”[11]（P259）这一历史现象背后，家训对左氏土司家族的维系无疑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据左氏土司后裔左岐洲先生叙述，左氏土司家族之所以能传承十数代而未曾断绝，固然和左氏土司家族的领导人能顺应时代潮流密不可分，但核心还在于左氏土司家族的家训给予的精神支撑。③由此可见，家训对于左氏土司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作用。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现存的左氏土司家训，主要记载于《蒙化左族家谱》，主要包含谱序、谱规、诰轴等内容，其中仅谱规一项，就有“敦孝友、励廉耻、谨婚姻、世先业、矢忠义、省先茔、时祭祀、崇节俭、禁非义、开自新”[12]（P283-284）十项内容。通读下来后，不难总结概括出左氏土司家训的三种核心精神，即忠义为本的报国精神、团结互助的孝友精神、诗书起家的学养精神，这三种核心精神则共同构成了左氏土司家训精神。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忠义为本的报国精神

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又是民众最高精神领袖，所以“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特征。对“帝王”尽忠，也就是对“国家”尽忠、“家族”尽忠。虽然这种做法不啻将“帝王”神圣化、神秘化，但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民众生活安居乐业确实有着巨大作用。在这一点上，左氏土司表现出了极高的认知与自觉。据《蒙化左族家谱》记载，“按谱，吾宗世禄于朝，率竭忠荩，如开疆拓土、临难不屈者代有其人。固世济其美而草野之士尤汲汲于忧国奉公之诚，此吾左氏夙以忠义闻也。”[12]（P283）由此可以看出，左氏土司对“忠义”的认知，而在实际行动中，左氏土司则数百年的接力行动中践行了这一认知。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元明鼎革之际，面对云南“崇冈嶻嵲，激涧萦纡，城郭人民，夷居十七”[13]（P47)的现实局面，明太祖朱元璋“踵元旧事，悉加建设”，[14]（P15）不仅承继了元代首创的土司制度，“就土官而统驭之，分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正副长官司、土府、土州以治之。”[15]（P14255）还对此加以必要变革，以土司承袭为例，“每袭替，则必奉朝命。其无子弟者，即妻女皆得袭替。虽数年之后，万里之遥，亦必赴阙受职”。[14]（P16）在此机遇下，左氏土司家族前两代人左禾、左伽凭借着卓越战功迅速崛起，从而奠定了左氏土司家族在蒙化地区的统治基础。然而，受到朝廷册封后的左氏土司却并没有表现出居功自傲、目无王法、不服调遣的姿态，相反，不论是在有明一代，还是有清一代，始终以“世代循良”的态度，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不仅以“贡马”、“贡象”的方式，向中央政府表达归附的诚意，还以“从征作战”的行动，积极配合中央政府在云南开展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记载“五世祖左瑛先因节委抚勘彝情，并领兵征进致染脚气，转加膝劳致成痼疾，不能任事等情……弘治三年正月初七日，前疾转加中风，在家病故。”[12]（P324）“弘治十年十二月内，蒙云南都布按三司明文坐调六世祖左铭带领民兵五百名，前赴大侯州抚彝事毕，回还家，染患瘴痢、泄泻病症，调治不痊，弘治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任病故。”[12]（P324—325)“文臣先以保障地方，乃至替袭未几，即以染瘴夭故，印信尚未暇请复，犹在流官署掌。”[12]（P327）“康熙二十六年二十七日，又奉提督军门桑令牌，为再行知会事，内开，本军门前带领大兵剿杀逆贼马宝渠滚山越逃，业经牌行该土府于各要隘堵剿……祖左世瑞即亲率跟役民夫，昼夜严防，打探守御，不敢离汛”等。[12]（P330）上述事迹的展示，可以看出，左氏土司家族在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地方安宁确实做出了卓越贡献，左铭等土司首领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也是其家训背后以忠义为本的报国精神的体现。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团结互助的孝友精神

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分封性的地方管理制度。按照何耀华教授的解释，“土司制度虽然与历史上分封诸侯不尽相同，但它是一种分封制度，久而久之，土司就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地方势力。”[16]（P122)在这一制度下，“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受其封”成为土司的特权，土司辖区内的民众则将其视为帝王的化身，“土人尊其土司多称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爷”、“千岁爷”，夷习如此。”[17]（P558）正因为土司享有“辖地、管民、掌兵、袭职、受封”等特权，故而围绕土司大位之争，自土司制度成立之日起，就上演着一幕幕弟杀兄、叔杀侄、外戚杀本家等诸多土司家族悲剧。以明代云南地区为例，据《明史》记载，“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禄祥争袭父职，鸩杀其嫡兄禄仁。”[8]（P8071）“嘉靖二十五年，土舍那鉴杀其侄土知府那宪，夺其印，并收因远驿印记。”[8]（P8101）“万历初，缅甸莽瑞体叛，来招陇川宣抚多士宁，士宁不从。其记室岳凤者，江西抚州人，黠而多智，商于陇川，士宁信任之，妻以妹。凤曲媚士宁，阴夺其权，与三宣六慰各土舍罕拔等歃血盟，诱士宁往摆古，归附缅酋。阴使其子曩乌鸩士宁并杀其妻女，夺印投缅”等。[8]（P8122）一幕幕家庭惨剧的背后，是对权力的争夺，更是对亲情的践踏。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反观左氏土司家族，不仅严格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法令进行承袭，未生变故，甚至还出现过“让贤”的举动。据《禹江公墓志》记载，“曾祖晏，伽之子，正室谢氏出也。庶兄刚，适氏所出。因晏性喜诗书，讲性命之学，遂让刚以府事。”[12]（P312）由此可见，左氏土司家族内部的团结，而这一切的产生得益于家训的劝导浸润，据《蒙化左族家谱》记载，“夫谱，非徒记名号而已，所以别昭穆定尊卑，而著孝友之情也。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天植之性，而不可解者。”[12]（P283）正是在这样以“孝友”为核心的家训精神指引下，左氏土司家族首领在承袭大位、征调远战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家族成员间不睦，以致“祸起萧墙”的变故，并保持长达数百年的团结互助。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诗书起家的学养精神

开展文教，实现“以夏变夷”的教化目标，早在先秦时期就已逐渐形成。孟子对此阐述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8]（P133）此后的历朝历代，除了极少数王朝刻意强化“华夷之辨”、“华夷对立”的观念外，大多数王朝都会在自身所辖的领地内实施“以夏变夷”的政策，即不遗余力的向边疆民族聚居区传播儒家文化，以此实现边疆民族思想上的“大一统”。到了明朝开国时期，明太祖朱元璋针对云南等新纳入中央政府统治的区域，发布如下诏令，“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19]（P3475-3476）在此诏令的影响下，明朝开始了二百余年向云南等地系统传播儒家文化的历程。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面对中央王朝的诏令，左氏土司家族坚持以“诗书起家”的立场，积极支持中央政府的举措，这一点在其家谱中有充分体现。据《蒙化左族家谱》记载，“吾宗传世别无长物，惟以诗书起家，或世职相沿，或贾第先登，或科贡联芳，皆苦心竭力为学，迄今犹未艾焉。”[12]（P283）在左氏土司的积极倡导下，左氏土司家族内部出现了以左正、左文臣父子为代表的“诗人”首领。他们的诗作多以大理地区的风景为题材，多为山水诗，其代表作如下：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对雨书怀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明]左正

淅沥空林雨，萧条野寺风。

感时思古道，偃仰类鬼童。

涧草含新绿，岩花落旧红。

身闲读易罢，心与白云间。

怀羽客[20]（P520-521)

[明]左文臣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松楼剩月余风处，野鹤翩翩别一天。

破衲黄冠心自远，蒲团无梦日如年。

除此之外，左氏土司家族还在所辖地区大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并采取了诸多举措，如礼遇杨慎、李元阳等文士，兴修明志书院、尊经阁等学习场所。一时间“四境之内，蔼然兴弦诵之风矣。”[21]（P195）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大理蒙化地区时，见此情景，都不由发出“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阛阓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22]（P1096）的赞叹。这无疑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左氏土司兴办文教事业给予充分肯定，而肯定的背后则是左氏土司“诗书起家”学养精神的无声推动。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左氏土司家训精神启示

徐少锦教授等在其所著的《中国家训史》一书中指出，“家训作为与学校、社会并列的三大教育体系之一，形式上虽在家庭内部进行，但其内容本质上却是社会的。”[23]（P20)左氏土司家训虽然诞生于明清时期，且不可避免的留存着属于左氏土司所处世代的烙印，但其家训精神却不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消亡，反而会在当下所处的新时代里，继续对家庭建设发挥着“以史为鉴”的启示作用。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建设具有家国情怀的家庭

钱穆在《晚年盲学》一书中，就“家”与“国”的关系指出，“有家而有国，次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24]（P112）通过钱穆的论述，可以看出，家庭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没有家庭的稳固，就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后人在钱穆论述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家国情怀”概念。在当代社会中，“家国情怀”的核心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对国家的爱。这种爱是没有先决条件的，没有个人私利。二是对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与归宿感，既是显意识的，也是潜意识的，这是一种社会基因”[25]。因此，要想加强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就必须从家庭着手，即建设具有家国情怀的家庭。左氏土司家族中的左文臣、左铭、左世瑞等精忠报国、舍生忘死的事迹无疑会激发广大家庭的爱国精神，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使其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建设具有和睦友爱的家庭

《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8]（P133）由此可见，“善”之家，不仅会使自身家庭受益，也会使自身周遭的家庭同样受益，进而产生良好示范作用。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受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一些家庭常常囿于财产、婚姻、职业等纷争，导致夫妻分居、父子反目等现象出现。相比较而言，左氏土司家族虽然生活在明清之际，且受着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但其在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礼贤让位等良好品质，无疑会引导广大家庭更加理解“家和万事兴”的意义，从而为建设当代社会和睦友爱的家庭提供必要参照。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建设具有文化氛围的家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26]（P322）同理，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说到底就是家庭的“文化氛围”。任何一个家庭要立身于世，除了要积极学习家庭之外的“文化”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自身所处的家庭中营造一种“书香世家”的文化氛围，促使家庭成员都能保持一种学习文化的心态，从而实现“内”、“外”互动，以此助力家庭成员的人文素养得到最大提升。在这一点上，左氏土司家族凭借着其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热爱，在所辖领地内大力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普及，致使蒙化境内的士人“似有灼知义利之辨，而绝异环滇之士之仕者”，甚至就连左氏土司家族内部都“歆慕圣道，崇尚儒术”，并在明清两代先后出了3名进士、8名举人、3名选贡、7名副贡。[27]（P2）此外，左氏土司家族还主动在自身家族中推动儒家文化的学习，并使家族获得了朝廷赐予的“睦族崇文”、“爱士兴文”的匾额。这些举动的开展，无疑会为当代家庭文化氛围的建设提供指引方向。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时下的中国正走在文化强国的建设道路上，而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赓续传承，这其中除了要关注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外，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像左氏土司家训精神一样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时代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弘扬，并最终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经验与智慧。93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