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基督教自20世纪初传入黔西北地区及在该地区的的迅速传播，对该地区彝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强烈冲击。基督教是中国的合法宗教之一，在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规范基督教教会行为，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大力发展彝族文化教育，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基督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的调适，逐步实现二者共生共荣。
关键词：基督教；黔西北；彝族传统文化；调适
彝族是黔西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世居民族。彝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彝族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彝族文化，特别是彝族布摩文化濒临消亡，其原因既有布摩传承彝族文化中的保守性等主观因素制约，也有布摩文化传承经济成本高等经济原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主流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本文拟就基督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的调适作初步探讨，以求指正。
一、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的传播
基督教是当代中国合法宗教之一，起源于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含内地会和循道公会。本文所指基督教，特指狭义基督教。基督教内地会是1865年英国人戴德生在伦敦创立的国际性差会组织，循道公会是产生于18世纪，以英国的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统称。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20世纪初均广泛传入黔西北地区。1904年，基督教内地会在黔西北地区分别成立了以彝族为主要信徒的“板底教会”和以苗族为主要信徒的“葛布教会”，1908年，因语言障碍及教徒倍增，原“葛布教会”分离为今赫章境内的以苗族为主要信徒的“葛布教会”和以彝族为主要信徒的“结构教会”两个教会。基督教循道公会从1905年英籍牧师伯格理创办威宁石门坎教会、创建学校始正式传入黔西北地区，1911年建立了循道公会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教中心“四方井彝族教会”。“板底教会”、“结构教会”、“四方井彝族教会”的创建，开启了基督教在黔西北地区广泛传播的序幕。
二、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之所以在全世界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甚至在其扎根的黔西北彝族聚居区彝族传统文化几乎没有讨价还的余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广袤的黔西北彝族聚居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是广大中下层彝族民众皈依基督教的客观原因。
黔西北地区地处滇东高原向黔中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区内地势西高东低，是一个多山地区，山峦重叠，河流纵横。20世纪初，黔西北地区还处于农耕文化阶段，因受生产力发展阶段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广大彝族聚居区还处于一种刀耕火种的阶段，农业发展水平极低，加之山峰阻拦、河流隔断，区内物流、信息极其闭塞，教育文化发展水平低，广大彝族中下层民众对自然、社会的认知水平极其低下，因对大量的自然现象无从解释，易将自然、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归于一种外在的、神秘的力量的支配。基督教宣扬的万能“神”理论，无疑对广大彝族中下层民众有“解惑”的作用。
2. 基督教宣扬的“人人平等”观念使长期以来受奴役、剥削的大量彝族中下层民众获得被尊重感。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伟大的民族，彝族历史上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其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彝族历史上不仅有政治上的“祖、摩、布”三位一体的彝族地方政权，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着土司、土目、丫头、娃子的区别。社会生活领域广泛存在的土司、土目、丫头（娃子）等阶级或阶层之间等级划分非常严格，不同阶层之间不仅不能缔结婚姻关系，而且就行走、吃饭等生活细节中也无时不刻渗透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大量的彝族中下层民众因受多重奴役和剥削，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极其低下。基督教宣扬 “人人平等”，宣扬不论男女、社会各阶层的人之间的地位在神的面前是一律平等的，无贵贱之分，大家都是神的子女，不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亲情辈分多悬殊的教徒之间均泛称“弟兄”、“姊妹”，使长期处于受剥削、受奴役地位的广大彝族中下层民众在教会中获得了被尊重感，敞开了长期收禁锢的思想之门，皈依基督教。
3. 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丧葬支出对彝族中下层民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彝族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注重祭祀文化的民族。在彝族举行丧葬活动时，一般按照守孝、祭祀指路和安葬的程序进行。尤其是祭祀指路（彝语称“戏挣”），即使民家的祀丧和祭祖，虽只有姻亲和好友至前祭悼的小型祭祀活动，也不是所有彝族贫民能承担的。祭祀活动除了要购置祭祀道场所需的各类物件外，还需拜请布摩吟诵开祭经，尔后依次进行迎宾、瞻仰遗容、主家舞队开头跳颂赞死者业绩的歌舞“啃合吊”、布摩吟诵《指路经》指路送别，打井安葬等程序外，孝女、外侄或姻亲等还需准备酒和牛、羊等祭祀用品，并邀请一对唢呐匠和一群健壮的劳动力去下祭。这对于长期处于彝族社会底层、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而言，巨大的祭祀成本无疑难以承担。基督教宣扬所有教徒都是神的儿女，人死了不应该是一件悲痛的事情，因为逝者不是死了，而是走向了天国乐园，因此，在进行悼念活动时、所有教牧人员及教徒自发到祭祀活动场地，吟诵《圣经》、齐唱赞美诗、向主虔诚祷告，祈求“主”饶恕逝者生前的罪恶，让逝者早日回到慈祥的主、荣耀的主的怀抱。丧葬仪式的这一转变，无疑大大减轻了主家和前来进行吊唁的亲朋的经济成本。
4. 教会兴办的社会事业一定程度上对于改善彝族中下层民众生活、提高文化水平、扩大教会影响力起到巨大推进作用。
（1）创办学校
基督教刚传入黔西北地区时，因语言交流困难，教徒不仅数量少，其中不乏挂名者。为尽快打开这一局面，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在总结其多年的宣道工作、传播福音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开展福音宣传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兴办教育事业；二是学习地方语言。于是在广泛寻求各地权贵支持的同时，先后于1906年和1943年在葛布分别开办了“葛布迪良学校“（赫章境内最早的学校。 1920年更名为 “葛布私立志华两级小学校”， 1951年赫章县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志华小学，更名为“赫章县葛布民族小学”）和盲人学校 “葛布瞽目学校”（1954年并入安顺盲校）等。基本形成了哪里建立教会，哪里就办起了学校局面。各类学校的兴办不仅在那些长期经历苦难、为人牛马，任人驱使，刀耕火种，愚昧落后，生存无着，历代官府谁也不问津的彝族中下层民众中造就了一批批教会与社会皆适用的人才，而且扩大了教会影响力。尽管教会学校创办的出发点为传道需要，但对改变教区落后习俗，加速少数民族的文明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开办“福音诊所”
20世纪初，黔西北彝族聚居区不仅经济文化落后、医疗条件极其艰难，民众缺医少药，疑难病症甚至简单病症都得不到医治而不得不听天由命。 1930年，基督教内地会总会派遣的来葛布协助岳克敦工作的美籍牧师刘谷森及妻子来到葛布。刘谷森积极开展传道，其妻在大量走访调查各堂点的基础上，积极筹建诊所，购置药品及医疗器械，筹措办院经费，开展对本地热心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青年的医疗卫生知识与治疗技术培训，向求医索药的民众赠送常用药，利用自所掌握精湛医术为教区人员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等。1944年，刘谷森夫妇多方奔走并经中国盲目福利协会批准，原“福音诊所”更名为 “中国盲目福利协会葛布防盲沙眼诊所”正式挂牌就诊。这些行为得到当地人们发自肺腑的好评与赞誉，荣神益人，笃信基督。
（3）设立邮政代办所
各个教会、学堂的创办，许多外地人都来教会传教或学道，来学堂从事教育或求学，给教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葛布因教会所在地偏僻边远，住处闭塞，道路不畅。为了沟通对外联系，1911年，党居仁指派专人按期到威宁寄取信件，背送书籍、包裹。1917年，经裴中谦和贵州省邮政总局联系后获批在葛布设立邮政代办所，后又在结构增设代办所。邮政代办所发展最好的时期，从国外邮寄的函件只需写“中国上海葛布”即可直接送达。邮政代办所的开办，对加强对外联系，开拓教区彝族民众视野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此外，外国传教士于1918年在葛布建立的物资贸易市场，对于促进教区少量剩余农场品流通，唤醒民众商品经济意识，活跃农村市场起到积极作用。
5. “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缺失是基督教被广大彝族中下层民众所接纳重要原因。
20世纪初，黔西北地区彝族民众生活贫困、民智未启，执政当局“以民为本”执政理念严重缺失，国民党的执政当局长于搜集民脂民膏，损公肥私，不顾彝族民众的疾苦生活，致使彝族民众对当时的执政当局绝望。恩格斯曾经说过“（被压迫民族）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和处境。”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迅速传播貌似偶然，实乃必然。
三、黔西北地区基督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的调适
基督教的传入对黔西北地区彝族传统文化产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基督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的调适，逐步实现彝族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 加强引导教会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坚持“三自”办好教会。
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指出：“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应，就发生冲突。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内函的精辟概括，是指导宗教工作的方针。黔西北地区各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要加强对基督教工作的领导，各基督教教会要始终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办教方针，即开展宗教活动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觉抵制境外势力干涉、自觉接受宗教管理部门的监督，自己管理，自己供养、自己传教。在政治上热爱祖国，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片面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借信仰宗教之名，行违背党和人民利益之事。加快宗教改革，规范教会行为，提升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努力提高宗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水平。
2. 加强对教牧人员及民众的引导，正确处理好宗教信仰与传承彝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宗教信仰自由”是党的宗教政策，其内涵为：民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有信仰某种宗教的这一教派的自由，也有不信仰这种宗教的这一教派的自由。其核心是不能强制民众信教、也不能强制民众不信教。其基本原则和要求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禁止任何信仰宗教的人士采取不正当手段干预民众宗教信仰选择。宗教管理部门要强化对各教会的领导，引导教会及教牧人员依法从教。引导广大民众提高对本民族文化保护、传承重要性的认识。一个丧失了本能民族语言、文字、习俗的民族是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受人尊重的民族的，失去了彝族赖以存在的根谱的民族至多是一个户籍制度上意义的彝族。彝族传统文化的濒临消亡，不仅是彝族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世界各国、国内各民族文化研究者都在关注彝族文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每一个彝族同胞都不能，也没有理由放任彝族文化的消亡。每一个彝族同胞，包括信奉基督教的彝族教牧人员，都应该正确处理好宗教信仰与彝族传统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努力肩负起彝族文化抢救、保护、传承、发扬光大这一民族、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3. 大力发展彝族文化教育，努力推进彝族文化教育振兴。
黔西北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能熟练使用彝语、规范使用彝文、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彝族传统文化者屈指可数，大量存在的是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彝族（专指户籍上虽为彝族而对彝族传统文化毫无了解者）和“世界人”（专指会或者部分会彝语而又专说、专事遥不可及的“天国乐园”之事者）的尴尬境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彝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实现彝族传统文化的振兴，要大力推进彝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力探索彝族文化教育发展新模式，努力营造彝族文化教育氛围，着力强化彝族文化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广大彝族人民致力于繁荣彝族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实现彝族文化复兴。对此，毕节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的开办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4. 采取恰当形式，充分利用各类跨界传播载体，逐步实现基督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的共生共荣。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其内生性和外在性。彝族传统文化发展也不例外。彝族传统文化之所以濒临消亡，除基督教的渗透是重要原因外，彝族传统文化传播仅限于彝族布摩口头传播、传播载体仅有纸质载体，传播载体、传播方式单一，与现代科技发展不相适应、跨界传播几乎未引起注意。要大力争取党和政府、企业界有识之士的支持，组织彝文专家和信息技术专家联合开发彝文手机软件、彝文动漫游戏等现代青年喜爱的新颖的、民族特征浓厚的现代信息技术产品，提高彝族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要组织彝文专家翻译基督教徒不离手的《圣经》，逐步实现彝族传统文化传播向教会延伸。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应积极拓展自身职能，加强对彝族教会的民族化引导，积极组织彝文专家主动接近基督教活动，利用基督教教会活动前的休闲时间传播彝族文字，逐步提高彝族民众彝文字的掌握量。各彝族聚居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在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辖区学校开设富有彝族特色文化课程，统一用彝、汉、英三种文字书写校牌和校内各种宣传标识，对辖区教师进行彝族歌舞培训，逐步用经典的彝族歌舞替代校园广播体操；彝族乡镇和含彝族的民族乡镇党委和政府，要高度认识保护、繁荣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增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打造彝族乡镇的民族特色文化，充分利用彝族各种传统节日（如彝历年、火把节、端午节、春节、元宵节等）和重要节庆日（如国庆节、建党节、劳动节）等，开展彝族民众喜闻乐见彝族歌舞表演、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如磨磨秋、荡秋千、赛马、打格倮、抱腰比赛等），逐步形成彝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新的推动力。
彝族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调适、彝族传统文化的繁荣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任重道远。它需要各级政府、民族宗教管理部门、教育、文化、体育管理部门、社会各界热爱彝族传统文化的人士、广大彝族同胞的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逐步实彝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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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世聪主编：《夜郎彝风》〔Z〕.赫章彝学会编。
作者单位：陈兴才（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
原载：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市彝学会和百里杜鹃管委会编撰的《毕摩文化论文集》。
文字来源：中国彝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