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牧文化是人类的文化类型中最基础和最广泛的文化现象，给人类生活赋予了绚丽多彩的文化气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特色。黔西北彝区农牧经济并举，以农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历史悠久，传统的农牧经济造就了该区域独特的传统文化。用民族学分析彝族传统的农牧文化，从一个侧面提供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农耕与游牧整合交融的例证。
关键词：黔西北；彝族；农牧文化
贵州西部的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州，是历史上的彝族聚居区。元、明、清三世，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发展和衰落，封建中央王朝在彝族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改土归流”等军事和政治行动后，彝族被迫移居到高寒贫瘠的乌蒙山区辟地生存，导致人口减少，分布区域缩小，逐步形成今天以毕节市和六盘水市为聚居的分布格局，谚语“高山苗，水仲家，彝族住在半山腰”是其生存环境写照。境内农牧经济并举，生活方式及民风民俗无不打上农牧文化的烙印。黔西北彝族先民顺应所处的自然地理、生活环境而创造了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技能——农牧交融经济，以此为寄生与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黔西北彝族农牧经济还孕育和发展了包含信仰、礼仪、艺能等民俗文化，给生活赋予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气息，形成了黔西北彝族农牧文化别具一格的特色。
一、黔西北彝族游牧和农耕文化形成的历史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农牧文化结合的历史传统问题，一直有诸多争论。马孝劬先生认为“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按因地制宜的原则，形成了农牧分区的状况，农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牧区以牧为主，牧农结合”。[1]从彝文文献的记载、彝族迁徙历史及民族文化特征看，彝族是一个以土著为主的多元民族，彝族族源上的“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濮人说”“云南土著说”“卢戎说”“早期蜀人说”“古东夷族说”，[2]都是不容孤立地肯定或否定的。各种族源说引伸意义即是多种文化来源说，归结起来就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类型，所以胡庆钧先生断言“彝族历史上有过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强制整合的时期”，[3]千百年来，黔西北彝区农牧经济互补，二者缺一不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交融，促使彝族独特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意即说彝族文化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而成。《西南彝志》载，六祖的后代布、默两系迁徙到播勒、水西、乌撒后，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濮人发生战争，战胜了濮人，夷濮合并，这是农牧两种文化交融的一次大事件。
（一）黔西北彝族的游牧文化
彝族游牧文化的产生基于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乌蒙高原的生态系统，游牧经济形态是根据地理环境、季节变化和土地承载力等自然条件所做出的适应生态规律的合理选择。彝族游牧文化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彝人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创造的文化，包括适应于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相应的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方式等构成的具体内容，它的显著特征在于彝民的观念、信仰、习俗以及其价值体系等，都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
彝族游牧的历史非常久远。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的彝族先民生活状况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4]西汉时初开益州郡“得牛马羊属三十万”，[5]说明当时的西南彝区游牧业相当发达，已广泛饲养牛、马、羊、鸡、狗、猪等家畜家禽。被称为戏剧活化石的威宁自治县彝族《撮泰吉》（变人戏）中就有驯化野牛犁地种荞子的片段，盘州彝族民间舞蹈《海马舞》同样说明彝族的游牧历史。彝语中有许多用“者”为词根组成的词，如“有财”（富裕）曰“者俄”即有牲畜，牲畜就是财富的标志；谓“钱币”曰“者普”，意即钱币就是牲畜价值。彝族先民在饲养畜禽的基础上，还积累了驯服、繁殖、医治牲畜等经验，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实用规程。
汉晋以来，贵州彝族地方政权中，设有“扯墨”的官员，专管畜牧。唐代罗殿国、宋代自杞国的畜牧业很发达，其地“马政”直接影响到南宋王朝的军事活动。元代在全国设立十四个养马场，今毕节辖区的古“亦溪不薜牧厂”，是元代全国牧场中“牧养国马”的重要基地。今黔西县沙井，残留有元代牧场的“洗马槽”等遗迹；今大方城西的“马厂坝”是元代“亦溪不薛”牧场的中心，由大方城西小屯至城北东关的“断墙”遗迹是元代为“马厂坝”牧场筑就的拦马墙。时在今安顺、威宁等地彝区，畜牧业的发展也引人注目，安顺沙木乡的洗马塘、威宁城外的宰羊坡，都是当时彝族畜牧业发达的标志。历史遗迹和文献记载充分说明，当时的贵州彝族社会具有浓厚的牧业特征，彝族被史志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即使到民国年间开通清镇至毕节、毕节至威宁、威宁至水城等国（省）道公路后，马的役用并未减轻，只不过把驮马变成驮运和车运结合而已。
元、明时期，水西彝族土司辖区的经济基础是农牧并重，“可乐猪”“高峰羊”“水西马”都是彝族历史上畜牧经济的精品。《明实录》载，洪武年间乌撒（今威宁）每年贡赋达“披毡一千五百领，马六千五百匹”。[6]水西马“状甚美，前膘鸡鸣，后蹄犬蹲，膈阔脯厚，腰平背圆。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逾岭，逐电风云，鄙螳螂而笑蜿蜒也；龙髭凫臆，肉角兰筋，志倜傥而精权奇也。有马如此不可谓非良矣！”。[7]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向明廷贡马，曾是水西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证明黔西北彝区当时畜牧业备受朝廷关注。从现今残存的明代奢香倡修的驿道铺路石上，被马踩踏凹陷半尺、数寸不等的蹄印，可知畜牧业中的马对黔西北彝区作出的巨大贡献。20世纪以前，黔西北彝族的运输都靠马帮负载，长途远行全凭骑马代步。1949年以来，彝族地区各县畜牧部门设立畜牧良种场、畜牧配种站，如威宁县凉水沟、县城品改站；七星关区松林、金银山；大方县马干山、城关马厂坝等地，都是有名的良种场和配种站。《中国马品种志》中，“水西马”“乌蒙马”被列为国家良种马，威宁自治县被列为国家畜牧基地县。由此可见，黔西北彝族牧业经济的历史底蕴及深远影响。
（二）黔西北彝族的农耕文化
黔西北彝族农耕文化是彝族社会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农耕文化是彝民在长期的农业耕作实践中形成的适应自然环境、农业经济和生活需要的文化。以旱地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决定了彝族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这种地理环境农耕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统一，构成了彝族社会传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地域性文化特征。彝文献著述的几个古代的主要彝族地方政权，如武僰部落的农业生产力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且从事制陶、冶炼和制革、纺织等经济活动。威宁中水、赫章可乐和普安青山出土的战国晚期墓葬器物发现，青铜器受滇文化的影响，兵器受蜀文化的影响，反映出古滇王国和古蜀国与滇黔毗邻乌蒙山区彝族先民农耕文化的交流，同时“稻谷”的出土反映了彝族先民种植水稻的历史。从《西南彝志》中“四方土地被讨平”“到处征赋税”看，汉晋时期的农业也随彝族奴隶制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到唐宋之际，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等彝族方国辖区农业经济大有发展，不但定居的农业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已“成聚落”，而且形成了人口集中的城市“大格”（都邑），如可乐大格（赫章可乐）、慕俄格（大方）和纪俄格（威宁）等。
彝族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是比刀耕还要原始的烧山林撒荞子。“撮太吉”（变人戏）中说“苦荞是粮食的祖先。”现今黔西北彝族祭祀祖先，必备荞粑、香麦炒面、五谷盐茶。“稻”，彝称“吃”，属古语，并非他族语言的借音，说明彝区早已对水稻不陌生，还有水稻是狗带来的传说。明朝前，黔西北土地虽然宽广，但多为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粮食品种以荞、豆、麦、黍、稷、稻等低产的作物为主。至明代，中央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与征收赋役有关的户口登记、田亩登记、修筑路站、整兴水利、军民屯田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贵州彝区的军屯涉及今北盘江、鸭池河流域河谷和坝区。
内地汉民族的涌入，带来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量较高的粮食品种，使播勒、水西、乌撒地区的农业得到较快发展。由于种植业逐渐跃居为主要的经济门类，使黔西北彝区的经济结构和类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游牧和游耕相结合的经济向定耕和相对定牧结合的经济转型，这种划时代的经济变革，一直影响到近现代黔西北彝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清康雍年间改土归流后，彝族封建领主经济逐渐转为地主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得到提升。至民国，黔西北彝族地区的地主经济普遍确立。彝族的地主，从地域上说，以黔西、大方、毕节、盘县等县为多，水城、威宁、赫章等县较少；从经营上说，农牧结合，坝区、河谷，以农为主，半高山地区农牧各半，极少部分高山的地主，以牧为主，养的牛、马、羊、猪成群。农耕经济的历程，使黔西北彝族农牧文化在互动中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二者相融发展，至今沿袭。
二、黔西北彝族农牧文化的交融
黔西北彝区具备有利于农牧经济发展的气候和环境，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统一，经济类型与民族结构重合。彝族近代以来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自然环境和历史演变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农牧生产的结合使黔西北彝族传承发展了与农牧经济有关的风俗，并体现在婚、丧、衣、食、住等各种习俗中。
（一）传统农牧文化形成的独特风俗习惯
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生产方式，二者相辅相成。黔西北彝族历史上的婚姻是恋爱自由而婚姻不自主，这种婚姻决定于农牧经济结构，恋爱自由源于牧业民族游走式的生产方式，而婚姻不自主则是农业社会通婚范围相对固化的产物。婚姻缔结，一般要经订婚、烧鸡吃、送礼、出嫁和迎娶等程序。烧鸡吃，彝语称“呀取阻”，确定婚姻关系后，择吉日，由媒人带男方及其父母，背炒面、酒等礼物去女家行“烧鸡吃仪式”，说明彝族先民古时食鸡有“烧”的游牧风俗。送礼，彝语称“者伙”，原意指送牲畜，这是最直接的游牧文化的遗留。嫁礼中，嫁女和送亲者骑马，行至半路分界处要举行“放马仪式”等，也是黔西北彝族早期游牧文化的痕迹。
据彝文献记载，历史上彝族实行多种葬制，有土葬、火葬、岩葬、水葬、天葬等。土葬、水葬是农业文化，火葬、天葬是游牧文化，而岩葬是农牧文化结合的产物。火葬和土葬是从古至今的两种常见葬制。彝谚所说“白死埋白，黑死烧黑”即指白、黑两支系彝族葬制不同。至明代以后，黔西北彝族还盛行火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8]其时，游牧生活居无定所，随畜迁徙，只能火葬，这是彝族游牧文化的印迹。清中晚期朝廷明文规定不准火葬后，土葬才通行，受汉族影响，仪式复杂而独特。土葬时，要请先生看风水，要用泥土在墓穴内堆成一条线，以示接龙脉，土葬习俗及看风水、接龙脉等习俗，农业文化的体现一目了然。
为适应黔西北地区的游牧生活，彝族传统的衣物原料是各种畜禽及野生动物的皮和毛，在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的游牧文化的基本风貌、重要元素和信息，如羊毛为原料的系列产品披毡、垫毡、背毡、毡袜、毡帽及羊毛长短衣等，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随处可见。因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需要，彝族服饰原料中用麻和棉，源于农业文明的麻类产品也曾在彝区传承了上千年。彝族饮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点，如坨坨肉、墩子肉，属游牧饮食风俗的遗留。不同于农耕民族吃带皮的牛、羊肉，彝族喜欢吃剥皮的牛、羊肉，牛、羊皮可制衣、帽，做皮袋子，写彝文经书等。彝族传统习俗不吃狗肉、马肉，狗能帮助狩猎，视为家属朋友之列，人背马驮不仅是战争之需，也是生活必需，这些都是牧业文化的表现。从彝族过去居住“叉叉房”“土墙盖草房”，土地耕种几年就要丢荒来放牧等习俗看，游牧文化特征明显。彝族喜食腊肉，居住的村落选址要看龙脉，房屋多住“土墙板壁房”，土地采用复耕种粮等等，又是农业文化的再现。家家户户有土地、牲口，种地兼放牧，由游牧游耕的“赶山式农业”演变为定牧定耕经济，农业文化特征明显增强。
（二）农牧生活背景下的信仰、竞技文化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缓慢、交通不便和科学技术落后等限制，彝族农牧文化中存在很多经验性、直感性甚至是非科学的神秘成分。人们无法科学认识与农牧生活有关的干旱、洪涝等自然现象，以为吉凶祸福是天地和鬼神的造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祭祀礼仪文化。
彝族传统的宗教信仰突出表现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方面。自然崇拜是彝族万物有灵观念和敬畏自然思想的综合体现，主要有对土地、山神、树木、太阳、月亮等自然物的崇拜，至今还有《祭祀土地神经》《祭祀神树经》等彝文经书流传和沿用。图腾崇拜大多是基于始祖传说，以及对自己家支有保护神力的动物、植物等的崇拜，所崇拜的图腾物往往是某个家支的象征或者族徽。彝族曾有鹤、杜鹃鸟、鹰等图腾崇拜，鹤代表君长，杜鹃鸟代表大臣，鹰代表布摩。彝族图腾崇拜中龙虎为原生图腾，其他图腾为派生图腾。龙、虎图腾是农、牧文化结合的产物，源于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分界。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彝族各家支的始祖，始祖名字就是家支名称，含在彝语称的“能益”[9]之中。“能益”是黔西北彝族各个支系用于区别彼此“姓氏”和分支地“籍贯”的文化现象，一般由两句八字构成，第一句四字指明源流标志，第二句指明分宗土地及姓氏，如“施吐能益，阿博阿底”，表述为：以施吐（植物）为源流标志，在阿博（今赫章属）分支的阿底家族。游牧生活随畜迁徙，游牧到哪里，家就在哪里，没有固定的宗庙、祠堂。对同一祖先的认可也颇具游牧特色，用“能益”即可判断地域跨度很大的同宗关系。这种亲属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保证了所有氏族成员彼此之间亲属关系的知识”，[10]从而有利于家支血缘纽带的联系甚至加强。然而，祖先崇拜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祖灵筒、祖坟、祠堂之后，农业文化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彝族礼仪活动突出体现在节日民俗上。传统节日主要有农历十月初一年节、五月初五赛马节和六月二十四火把节，又有汉区引进的正月初一年节、正月十五、端午节等农业文化节日。黔西北彝族农牧文化中的火崇拜集中表现在火把节、祭祀火、火禁忌等方面。关于火把节的传说很多，有烧害虫说、吓唬野兽说、彝族十月太阳历说等等，现在过火把节，是人们庆丰收，祈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表达。其实，游牧生活中火的功用非常强大，刀耕火种，防寒御兽都离不开火，这是彝族文化中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因此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山火彝人”。汉族端午节为农历五月初五日，此节日进入彝区后成了赛马节，演化成为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节日。
节日期间，一般要杀猪、宰羊、杀鸡，祭祀神灵，款待亲友，饮食非常讲究礼仪，饮酒时要由辈分高、年纪大的老人先喝。拈菜时，要请席上的长者先挟后大家再动筷。鸡头敬长者，鸡腿赠小孩。其中不少食品别具农牧文化交融的特色，如冻肉、火腿、咂酒、荞饭、荞酥、羊肉汤锅、柴火烧洋芋、燕麦炒面拌蜂蜜等。在野外，还要带上酒、肉、饭等食品到活动场地去待客，大家席地而坐，喝“转转酒”“罐罐茶”，这些习俗只能传承于农牧民族中，单一的农耕民族或游牧民族没有这么混杂的食品结构和礼仪。
节日期间通常要进行传统游艺活动。游艺是重要的民俗事象，彝族先民在与大自然相处中，创造出与农牧生产有关的艺能，反映了共同劳动和集体协作的精神，如摔跤、射弩、赛马、斗牛、追羊、飞石索、绵羊拉绳等等，许多游艺来源于生活、生产实践中对动物行为的模仿。流传较广的虎舞，就是彝族以图腾崇拜对象虎为原形，模仿老虎的扑、立、滚、跃、摔等动作而创造的。彝族先民游牧时代显然从动物的对抗行为中受到了启发，当然，所处生活环境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跑、跳、掷、射等与野兽搏斗的技能，具备身体的灵敏性、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力量。黔西北彝族历史上出名的赛马场，一是阿哲部水西安氏的麻戛迪练兵场，即今大方马干山；二是乌撒部土司训练战骑的阿哲姆者迪，即今威宁百草坪，从中可窥探出彝族游牧文化的影子，也充分体现了彝族独特的农牧体育文化和民族精神。
总之，黔西北彝族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传承和交融，植根于彝族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探索这一问题，可提供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整合交融的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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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2期；文字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