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理市太邑彝族乡彝族居民适应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显现了多维的生态价值。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它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促进人们协调好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有着重要价值意义。
关键词：太邑彝族；生态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主要表现在人如何看待人与其他物种、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少数民族如何看待“他者”的地位构成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独特内涵。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成了他们表达特定自然观、宇宙观的基础。本文以大理太邑彝族乡的生态文化为观照对象，探讨彝族的生态文化及其价值。我们知道，彝族有很多支系，他们大多居住在山区，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彝族生态文化主要受着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滋养，其自然崇拜是彝族原始宗教文化的重要体现。
太邑彝族乡位于大理市西南部，位于西洱河南，距离下关13千米；向东毗邻下关镇，南接巍山县，北接漾濞县，属于山区民族乡，乡境内山峰耸立，自然风光优美，这样的山区自然环境在过去是相对比较封闭的，这使得当地彝族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完好保存。全乡耕地面积有388.67公顷，全乡辖太邑、者摩、桃树、乌栖、己早5个村民委员会，42个自然村，60个村民小组，村民们都居住在山区，他们因地制宜，大力种植核桃、板栗等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土鸡养殖等农产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全乡除了彝族居住外，还有白、傈僳等少数民族居住。太邑彝族是赵州古民，据云南省《赵州志·叙》（全二册）记载：“赵州者，云南大理府之属州也……其俗不尚浮华，故官于此者往往称易治焉。”[1]这说明太邑彝族乡的先民们生活安定，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充满着原初的和谐。不同维度的和谐总是相关联的，比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往往和人与自我的和谐相关联。太邑乡古属赵州地区。《赵州志·叙》里“不尚浮华”概括了古代彝族先民精神的平衡与和谐，它有着主体“恬淡知足”的意味，这浸渍着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一直以来，这种恬淡与平静更多的指向人的精神内里，以前被很多作家津津乐道。人们的生存因为有了这样的和谐与平静，他们的生存才可谓是一种诗意地生存。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诗意生存，除了他们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外、除了他们创造的独特艺术外，还在于他们内心有信仰，有自己的价值准绳和行为依据。少数民族的文化因为总有信仰这一维度存在，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可以笼统地说是一种生态审美文化，少数民族的思维和观念、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很多“生态”色彩和审美色彩在里面，值得人们深入挖掘。总的说来，太邑彝族乡的生态文化主要是由物质生态文化、精神生态文化、制度生态文化多维整生而成的生态文化，是由生态场与审美场整生而成的生态文化。
一、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的三重视界
（一）物质生态文化
太邑彝族乡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优良、物产丰富的少数民族山乡。自古以来，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良好的表征，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大理太邑彝族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主要表现在境内森林茂密、山清水秀；动植物物种丰富、品种多，各类野生动物、杜鹃、马樱花、百年古树等应有尽有，蕨菜、树头菜、木耳、鸡枞等植物也应有尽有，这可谓是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的效果。这些物质条件是他们生态文化形成的外部环境。
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劳动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关注，总是离不开对少数民族农业文明的关注，也即是离不开要关注他们的生计方式，因为一种文化的孕生总是与一个族群的生计方式密切相关的。在过去，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主要是农业。因此，他们的住所往往就在田地、果林的不远处。太邑乡彝族没有完全依赖人对大自然的依生关系，他们因地制宜，房屋依山而建，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业、养殖业。他们世代生活在山区，他们的农田、果林也分布于山区，这就使得他们的住居场所与劳动场所、生态场所叠合。在他们辛勤劳动下，这个乡盛产多种水果，比如有梨、桃、李、梅、杏、柿、樱桃、葡萄、枣、山楂、枇杷、花红、石榴、银杏、香椽、佛手、木瓜、柑桔、芭蕉、无花果等，其中雪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这个乡还盛产核桃。村民们普遍种植核桃，这能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绿化效益。
太邑乡等地的农业生产实践也证明，一个地区发展自己的特色农业能够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绿化效益。
这就是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是人们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表现，又是人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田野考察，总体来看，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是比较富足的。他们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也维护好了自然生态。
（二）精神生态文化
一般来说，谈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不能不谈论他们的禁忌和信仰的。禁忌和信仰是当地人的观念文化，它也关涉到一些民族艺术的生发，我们若不了解当地人的禁忌和信仰，就不会真正了解他们的精神生态。这里提及的信仰主要是指一种宗教神灵信仰，禁忌的产生也跟这种宗教神灵信仰有关。
彝族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他们有着广泛的神灵信仰，他们的宗教祭祀活动是一种生态文化活动，掺杂着审美活动，比如人们祭祀后有“众乐乐”的打歌活动等。[2]一般说来，在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中或者活动后，常有歌舞活动出现，这样的活动既娱神，又娱人。打歌是彝族一项重要的审美化、仪式化活动，人们在艺术活动中忘情、忘忧、忘我、忘天，与自然浑融一体。这是一种整生态的生态文化。彝族等少数民族之所以都有自己的歌舞娱乐活动，是与他们“不尚浮华”的自然心态有关的。歌舞等民族艺术是他们精神富有、和谐的表征，是他们人生趣好和艺术修为的自然显现。歌舞等民族艺术维持着人与“他者”多向度的和谐。歌舞等艺术与少数民族的信仰活动一样，都属于人们的精神性生存、艺术化生存。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凭借自己的信仰、凭借自己的精神性生存，维持了多向度的“和谐”。这不仅包括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我精神的内在和谐。这是一种辩证和谐，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这样的辩证和谐同样体现在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中。进而言之，信仰是少数民族生态化、审美化生存的“根”，它澄明着某种“真理”。恰如海德格尔所说：“信仰安然作为一种独特的处于真理之中的方式。”[3]前面的论述已充分说明，信仰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少数民族的信仰准确说是一种神灵信仰，它为大自然的力量的强大和神秘所形成，后来渐渐演化为一些人神沟通的仪式，糅合了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审美，形成了生态文化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显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神圣来源。
信仰使得他们的生存筑基在“家园”之上。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生活在太邑彝族乡的彝族也有自己的信仰文化，这样的信仰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生态文化，是人们行为的价值依据。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文化传统，是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的。
前文也说道，禁忌和信仰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人对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灵魂关系的认识。禁忌和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固化了一个族群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族性特征。它们又与一个族群的生存方式、生存状况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有学者说道：“了解一个民族，对这个民族文化样式的关注，包括对这个民族精神世界中关于神灵观念的关注，是关键性的环节。”[4]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神灵观念”对于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精神结构有多么重要！我们考察一个民族的生态文化是离不开对这个民族精神结构的关注的。禁忌和信仰实际上体现着一个族群与“客体”、“他者”对话并和谐共在的方法和原则。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禁忌和信仰有着合理的生态文化内涵，需要我们辩证看待之。下面，结合田野考察，我们来看太邑彝族乡的精神生态文化。
首先看禁忌。有禁忌是因为人有某种信仰和观念。彝族人的禁忌中包含着某种生态保护意识。笼统地说，信仰就是某种观念。太邑彝族乡的彝族有很多行为仪式方面的禁忌，就拿人与树的关系来说，他们从不乱砍伐大树，他们对砍树这一行为存在着禁忌。因为这些大树象征着山神，是“神树”（“密枝”），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彝族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树”衍生出来的，因此，“树”实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在彝族地区，有“龙树”、“护寨树”、“山神树”、“风水树”、“水源林”等各种对于树的命名和分类，这些对树多样化的“命名”反映了彝族对“树”的膜拜心理，同时也反映着彝族对“树”价值功能的认识，这其实反映出彝族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本身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伦理文化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所应采取的行为的道德文化。”[5]它不一定显现生态真，但一定显现着生态善，最终成就了生态美。我们若跳出彝族生态文化的视野来看就会发现，生态伦理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普泛性，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彝族的这些观念和认识与侗族等视大树古树为“风水树”的观念类同，侗族对村寨的古树老树也是敬畏有加的，不容许人们轻易破坏它们，侗族的护树观念与彝族的护树观念不分伯仲、如出一辙。这实际上也是少数民族万物有灵观的自然体现，体现了少数民族观念中“神圣事物”的价值意义。“神圣事物由于占据着分配给它们的位置而有助于维持宇宙的秩序。”[6]也即是说，这些所谓观念上的“神圣事物”有助于维持生态平衡，它催生了生态文化。维柯甚至认为：“真正的智慧应该教导人认识神的制度，以便把人的制度导向最高的善。”[7]维柯指出了“神的制度”与“善”的关系。这其实也显露出“神的制度”与实现生态善的关系。今天不少地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心中“神圣事物”的“神圣性”被打破，大自然的“神性”也被消解。当我们回顾少数民族的禁忌文化时仍然能够觉知到大自然“神性”的存在对于生态平衡的维持所起着的重要作用。这种自然的“神性”在太邑彝族乡依然存活于人们的信仰中，规约了人的行为。于是，在太邑彝族乡，至今森林还保护得比较好，这对于涵养水分、保护土地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看地方信仰。地方信仰标识了一个族群的文化身份。少数民族的地方信仰常常通过一定的仪式活动来体现，而这样的仪式活动往往通过祭祀的方式以“通神、颂神、悦神、求神的艺术审美活动为主体的”。[8]少数民族总是通过某种特定的“仪式”与“神”“交往”和“沟通”。仪式活动进行时，时间是仿佛放慢流逝速度的（人的心理感知使然），人们所处空间是神圣的。人们在施行仪式的过程中往往伴有歌舞，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于是，祭祀等信仰活动与民间审美活动是相结合的。田野考察得知，当地彝族同胞有特定的祭祀文化，即会在“二月八”祭祀土主。土主庙一般位于山坡上。祭祀土主是太邑乡村民的信仰行为。不同的民族，往往都要祭祀土地神等神灵，通过宗庙祭祀，人们“乐在宗庙之中”（《荀子·乐论》），这与农耕民族的农事以及人们的祈求有关，人们都希望这样的祭祀行为能够得到神灵的帮助，人们一般都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吉祥等内容。祭祀土主时，人们除了供奉食品以及由毕摩主持祭祀仪式外，全村村民还在事后聚餐，进行打歌等民俗活动，颇有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第十一》）的惬意。这样的文化活动具有周期性、循环性，它促进了一个族群生态文化的顺循环。其实，这样的祭祀活动将全体村民聚集在一起，增强了一个族群的凝聚力，大家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分享共同的文化，有效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感”和“共通感”，维持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也即是说，共同的、相通的文化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文化和谐促进了人人和谐、促进了人精神的自我和谐。文化和谐是靠这些地方文化来加以保证的。这文化和谐就是生态文化的显影。
（三）制度生态文化
除了人们的禁忌和信仰内在规约人的生态行为外，太邑彝族乡的碑刻、乡规民约等也体现了彝族人保护森林的生态意识，它既是一种生态文化的显现载体，又是一种制度文化的显现载体。刘荣昆把在澜沧江流域彝族聚居区共收集到的18块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内涵概括为“保护森林的紧迫感、对林木重要性的认识、保护森林的法制意识”[9]等方面，这与彝族在信仰中体现出的生态意识共同体现出生活在澜沧江流域的太邑彝族乡人们的生态意识。之前，刘荣昆研究了澜沧江流域彝族住居生产方面对生态的适应及合理利用、精神层面对大自然的敬重和热爱、制度层面对生态的保护和捍卫三个维度的生态文化内涵。刘荣昆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澜沧江流域彝族生态文化的内涵，澜沧江流域彝族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外，在太邑彝族乡乡规民约“十不准”里就有“不准进山吸烟”、“不准打猎驱兽”、“不准烧山开荒”等规定，这样的规定也是有利于对大自然森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这也是彝族的制度生态文化。
通过考察太邑彝族乡整生态的生态文化，我们发现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主要由物质生态文化（特色农业林业养殖业等）、精神生态文化（禁忌信仰等）、制度生态文化（碑刻和乡规民约等）三大部分构成，这三大部分的生态文化贯穿于当地人生活的整个流程，并内在地规整着彝族生态文化的品质和品格，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我们梳理这些生态文化，有利于为当下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大理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的价值
彝族的禁忌和信仰共同构成了彝族精神性生存的一部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生态文化，这样的生态文化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协调了人与自我灵魂的关系。确切的说，这是一种建立在神灵信仰基础上的生态文化。仅从太邑乡彝族的禁忌文化和信仰文化看来，太邑乡彝族的生态文化具有自己的个性，又具有生态示范的普适性和其它方面的共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
（一）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的学术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创造的文化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存环境、生态环境的不同造就了文化景观的差异。人如何适应环境，成为了一种地方文化，人如何更合理、更诗意的活着？生态文化如何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服务？传统生态文化如何在新的时代实现理论的创造性转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的。有学者指出：“人类的全部实践和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基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10]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人的认识问题、意识问题、观念问题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人的实践和思想。具体而言，彝族的生态文化来源于他们的实践和“对世界的认识”，而这些实践和认识又与他们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相关。通过考察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我们发现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人与大自然始终保持着一种友好的关系。本来，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对“自然”的认识，少数民族往往把大自然视为自己的朋友、视作对自己有着护佑意义的“神”。他们从一种间性“关系”角度、一种“共生”思维去看待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而这样的本源关系始终是一种纯朴的友好、平等关系，于是，人与人、人对大自然都表现出一种友善关系、和谐关系。在生态文明凯歌高奏的当下，如何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及其生态平衡，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或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换句话说，太邑彝族乡的生态文化能够为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这些地方性的生态文化丰富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的理论资源。
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能够发现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里生态场与审美场是高度叠合和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场与审美场的同生共长还显现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整生性，它们显示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充满辩证和谐的。这也确证了袁鼎生教授提出的“美是整生”的论断。整生式和谐就是一种辩证和谐。当代美学家袁鼎生教授力倡的生态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生态系统，其整体都是个体共生的整体，其个体都是具有整体潜能的整体性和整体化个体。”[11]近些年来，袁鼎生教授通过《生态艺术哲学》《整生论美学》等一系列论著开创了整生论美学的论域，并提出了“美是整生”的学术论断。
这些论断不仅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那得到确证，还为我国生态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路径，其理论价值意义不可小觑。进而，太邑彝族乡的生态文化以及袁教授从整生论角度建设的生态美学都为当下的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启示。
（二）太邑彝族乡生态文化的现实应用价值
通过考察太邑乡彝族生态文化，我们发现当地彝族同胞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同时，他们也保护和继承好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尤其是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文化等。这些文化都是他们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如今，任何地方都开始注重生态效应了，即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认识到良好的生态也能带动经济发展，从而人们开始思索和探求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前文已述及，彝族确立了“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当地生态实际结合起来，发展自己的特色农业等，维持好了环境的生态向性，至今，太邑彝族乡总体上说来有一个宜人、宜生、宜乐、宜美的生态环境。当下，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发展地方经济，都是不可偏废的，我们如何兼顾好、协调好这几方面的关系，太邑彝族乡的生态文化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进言之，像太邑彝族乡一样，各地因地制宜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保护好了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并促进了人与世界多维度的“和谐”，这才是当下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终极的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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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澜沧江流域彝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12XMZ104)阶段性成果。
图片来源：大理城改，图片作者：董煜杰。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