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王朝在水西彝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主观上使水西地区彝族人口减少，民族矛盾激化，但客观上，经过改土归流后水西地区彝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表现摧毁了地方势力，缓解了土民的各种剥削压迫，加强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学校的修建等，这些都是改土归流的历史进步性。
关键词：水西地区；改土归流；影响
一、水西区域及水西土司
水西地区是泛指贵州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广大地区，包括现在毕节地区大部（威宁、赫章二县除外）及六盘水市部分。水西势力最强大时，不仅统治着今大方、水城、黔西、六枝、纳雍、织金、金沙、威宁、毕节等地，还包括今息、烽修文、清镇、平坝、普定等地，因前几个地方为水西本土，故史称“水内”，而后五县之地在鸭池河以东，故史称“水外”。即元明二朝彝族土司贵州宣慰使司辖地。彝族公祖笃慕经过六祖分支，形成了“武、乍、糯、侯、布、默”六个支系。约公元前西汉未年，“默”支系的首领勿阿纳带领部族由滇东北向黔西北迁徙，先后在威宁草海和赫章可乐一带活动开启了水西安氏土司的基业，到东汉光武年间，建立了以今大方为中心，以彝族为主体，汉、苗、仡佬、穿青、水、白族等众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彝族奴隶制国家“慕俄格”(彝语称国王、君长或首领为“济慕”或“苴穆”，“格”是彝语都城的意思)。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妥阿哲助诸葛亮南征受封罗甸王。宋朝末年，额果濮贤以鸭池河为界，将贵州分为水东、水西两部分，因慕俄格的政治中心在水西，所以后来“水西”一词就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名称，即彝族阿哲部长期统治的区域，后世也就称慕俄格家为水西家。
《大定府志》记载：“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殿王，为姚州刺使，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可见，从公元一世纪罗甸王国的建立到十七世纪宣慰使的加封，水西在黔西北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清康熙年间，平西王吴三桂为控制整个大西南，出兵进犯水西，结束了水西政权在黔西北历史上的1474年的统治。水西政权印证了“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水西政权为黔西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在实践创造了灿烂的水西文化，既彝族文化，这是今天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独特的一部资源。
二、改土归流的原因
改土归流就是改变当地土司的专权制度，用流动官吏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一种民族政策改革措施。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后就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并不断的使之完善。土司制度就是对归附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原来各族酋长管辖区内设立土司或土官，不变动地方上原有的经济体系，不改变地方上原有的政治制度，任命原有的酋长为地方上的统治者，给以职名，世袭统治地方，并承认酋长对原有民族的统治特权，归附中央王朝，保守边疆。土司制度在前期有其积极的一面，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适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央的统治了。
首先，在经济方面，以封建领主经济为特征的土司制度的弊端。土司统治下，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对所属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主仆之分，百世不移”。土司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同时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发展到康熙、雍正年间充分暴露了其弊端，严重阻碍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这必定有农奴制向封建地主制的变革。
其次，在政治方面，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甚至私设监狱、自定规章法令，严重阻碍了中央集权政治。土司与土司之间的的战争也比较频繁，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有的经年不解，时代为仇，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利用自己的兵丁镇压当地人民，抗命朝廷，叛乱不绝。土司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中原王朝时随时反，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严重威胁祖国统一。“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1]。土司和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汉官和土司之间的矛盾引起民族纷争。土民饱经战乱，民不聊生，越来越渴望和平安康的日子。
最后，清王朝为了在贵州消除复明势力，同时，也是吴三桂割据西南的重要步骤。在清朝初期在贵州发生了几起反清事件，这些反清势力想依附和利用土司，特别是势力巨大的水西土司，达到复明的政治目的。并且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名将吕宏炀逃窜到水西陇革地，欲攻贵阳；康熙二年（1663年），反清明将刘鼎失败逃入水西地区。然而，清初贵州的大土司就只有水西安氏，吴三桂平定水西既是他盘踞西南的一个关键步骤，也顺应了清政府消灭土司的意愿，所以，改土归流在水西地区必须强行推行。
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首先就废除了土司，改以流官取代土官，实行改土归流。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水西土司势力强大，明末清初才开始改土归流。
三、吴三桂改土归流
水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在明末崇祯年间就开始，结果失败了，清朝康熙初年，吴三桂进犯水西，擒杀水西土司安坤以后，朝廷认识到，不管吴三桂出于什么目的，但是其奏请有利于巩固它的统治，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奏疏，并责成他就新设的三府（比喇为平远府、大方为大定府、水西为黔西府）拟定新名，瓦解水西政权，削弱水西土司势力。
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学术界很多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是从吴三桂所处的历史朝代来说笔者认为他的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势在必行的。首先吴三桂在朝代交替的三个（大明、大顺、大清）政权中选择了大清，作为大清的臣子应为大清效力，巩固边疆稳定发展史其职责。然而西南片区的土司实力是大清王朝的一大威胁，水西土司历史悠久，疆域广袤，是西南片区势力最强大的其中之一，平定西南、平定水西是吴三桂的职责。
明末爆发的“奢安事件”（史称“奢安之乱”，笔者认为这是彝族的一场民族自卫战，故称为“事件”）,不但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还直接影响了西南历史发展的进程。“奢安事件”即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发动的反明战争，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奢崇明系四川永宁宣抚使、安邦彦系贵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四川、贵州大土司。天启元年，明朝廷调水西及永宁兵赴辽东作战而激起反抗。战争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奢安事件”爆发后,明政府四处筹集兵饷,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基本平定叛乱。此次事件给黔、川、滇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清初，土司在西南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叛与服，对清初能否稳定西南,统一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统治者十分审慎地对待西南少数民族。清军在进军西南之时，所到之地,只要土司能率众归降，示于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清政府一律给予承认并进行安抚,其目的是为了稳定朝廷在西南的统治。“奢安事件”被平定后，明朝廷于崇祯三年(1630年)对永宁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对水西土司采取了贬秩，在“水外”设置流官，削弱水西土司势力。
吴三桂意识到了奢、安残余势力正威胁着西南的稳定，乃奏请对水西土司进行改土归流，以清肘腋之患。吴三桂也担心一旦贵州水西势力有所举动，则可能再次出现西南片区彝族叛乱情况。在贵州，土司也和南明残余势力相呼应，如郑成功部下的吕红炀藏匿于水西境内，阴谋起兵取贵阳以应李国定，但是被安坤发现后随地就擒了吕宏炀等五人。吴三桂对水西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消除水西地区的明朝残余势力，稳定水西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因此，吴三桂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为了稳定西南,避免重蹈明季之覆辙，不致养病为患，势必对西南片区残余势力进行强制改土归流。清军进入云贵，对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彝族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1664年（康熙三年）吴三桂向朝廷谎称“水西彝族土司安坤谋反”，清朝支持吴三桂大规模的围剿水西进。吴三桂剿平了水西、乌撒设四府（大定、黔西、平远、威宁），大大削弱水西势力，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改土归流。
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下令撤藩，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撤除，将其军权、财政权及用人权收归中央，结束其各拥重兵，自雄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清廷撤藩令下达后，吴三桂即密谋叛清。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次年为周王昭武元年，铸钱"利用通宝"，命部属剪辫蓄发，改换汉装，亲自祭奠被他杀死的南明永历帝。军队旗色皆白，步骑皆以白毡为帽。吴三桂起兵初期兵势极盛，连克大城，清军则因准备不足而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下，水西、乌撒在吴三桂叛清之势，经过几年的准备，康熙十六年（1677）乌撒、水西彝族在安胜祖和其母亲的领导下“全民皆兵，女子化成男” ，开始了讨吴的战争。趁吴军主力远出之机，在乌撒起兵，助清平反，在水西境区内外，到处袭扰，抄袭粮道，掠夺吴军军饷，斩杀吴军四千余人。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8月重病身亡，其孙吴世潘继位。次年，世潘逃回贵阳遁云南。安胜祖顺应时势，继续协助清军剿灭吴军，便遣使到贵阳，向清军将领献米四千石。因为他助清攻击吴三桂有功，清廷先授他为乌撒土知府，后又复袭贵州宣慰使职。吴三桂的改土归流虽然不彻底，但是水西土司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千年的土司制度彻底的瓦解，在水西这块土地上取而代之的是土目。据记载：大定府亲辖地存48个土目，水城厅存30个土目，黔西州存3个土目，威宁州存57个土目，加上平远、毕节的土目共存150多个土目[2]。
四、改土归流的影响
A、消极影响：推行过程中滥杀无辜，彝族人口大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激起民族矛盾，彝族优良传统文化被破坏。
在改土归流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土司土目的反抗，“服则扶，抗则剿”，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手段，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滥杀无辜，土民人口大大锐减，尤其是彝族人口大大减少。彝族人民遭受了血腥的屠杀，流离失所，民族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奢安事件”前后持续17年，大规模的战争长达9年，战争残食了大量的人口，双方战亡人数以万计。这是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不管是地方官员或者中央政策执行者，我们都不能以战争（百姓的牺牲）来达到政治的目的。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这种只涉及到少部分民族利益的战争，彝族人民就愿意 “全民皆兵，女子化成男”。大家都去打仗了谁来劳作？所以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水西地区陷入了一个经济滞后、贫困潦倒的状态。
彝族土司土目，虽然是彝族的上层人物，但是毕竟他们的视野是有线的，新政策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任何新事务的出现都将会受到旧事物的阻碍，这是必然的。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要把握分寸，不能操之过急。清政府强制的同化措施造成民族文化的冲突，激起彝族和其他民族更多的矛盾。在水西很多地方彝汉民族的矛盾根深蒂固，集中体现在婚姻上面。大家同住一个村庄，一起劳作，喝一口水井，但是祖祖辈辈没有姻缘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了，走进都市生活的彝族才打开这个婚姻的“结”。
彝族在明朝以前都是实行火葬，但是随着改土归流进入水西地区，彝族房屋建筑，服饰，婚恋、丧葬等风俗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彝族开始了土葬，并且在土葬过程中要厚葬生习俗越来越隆重，这样会消耗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使贫困的彝族人民更贫困。时间证明了只有火葬才最科学的尸体处理方式。
B、积极的影响：巩固祖国统一，战争也促进民族融合，外民族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大力修建学校培养了大批彝族知识分子，缓解土司统治下奴隶们的痛苦。
改土归流的目的就在政治上废除土司的世袭统治，打破土司分散割据的局面，军事上解除土司的武装，加强对地方的直接军事控制，实现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维护祖国统一；在经济上实行科田纳粮，将土司对土民的剥削转为中央王朝粮赋的剥削，增加财政收入，改变土司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的痛苦处境。在水西地区吴三桂上书提出：“水西初定，残黎东作无资，请发军钱银三万两有奇，买牛、种散给，并发军钱米一万五千石，赈济贫民，督令乘时耕种”[3]。主观上暂时缓解了水西人民的燃眉之急，客观上为水西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吴三桂的改土归流还是鄂尔泰的改土归流，他们都是带着清军和汉军在水西这块土地上征战，大量的外民族在此期间就驻扎水西地区，再次繁衍后代。如今水西地区除了主体民族彝族之外还有汉、苗、白、满、仡佬、蒙古、穿青、水、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多个民族长期相处，相互交流种植经验，相互帮助收割。改土归流期间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移民、屯田呆来了外民族，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适合高山地区生长的农作物，如豆类、大米、辣椒、花椒、番茄等，都是汉民族带到彝族地区来的农作物。
改土归流在水西地区推行之时，严重打击了土司土目的势力。由于土司土目面临的都是以汉族为主的外民族的战争，所以拉近了“彝民族”的认同感和土民的依赖感，使在土司土目统治之下的奴隶们免受一些痛苦和折磨。
改土归流开始，清政府在政治上对水西地区进行贬秩、削弱；在经济上给幸存的彝族人民相对的帮助，缓解民族的愤概；在文化上实行“化导”的同化政策，大力修建学校。据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三》上记载，大定府有11家书院，义学24所。尤其是义学是直接针对彝族人民的学校，大量的彝族人学懂汉语，并用汉语作诗词，学到彝族文化之外的儒学等，培养了大批的彝族诗人学者及政治家，为水西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五、小结
水西地区的改土归流主观上很消极，但客观上是积极的，经过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设立保甲、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推广儒学等。这些不仅加强了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之外，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水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维护祖国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清世宗实录》第20卷17—19
[2] 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第三卷p12当代中国出版社
[3] 滕新才:吴三桂与清初云贵开发 贵州社会科学 .2006年.第2期
作者：吴雪瑞，贵州省毕节学院教育科学系。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