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彝族文学创作；原始宗教；关系
(彝族毕摩 曲比哈布画)
从某种程度来说，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吸引人，源于他们与汉民族创作迥异的写作内容与写作风格，特别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论是深度或广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让少数民族创作在当代文坛上独放异彩。少数民族创作的这种独特性，很大程度上跟他们不同于汉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而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绝大多数又跟他们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彝族、苗族、傣族、土家族等等，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着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样，少数民族文学就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本文以彝族文学创作为例，分析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希图从中窥寻到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独特的魅力之处。在本文的指涉范围内，当代彝族文学创作指的是在当代历史环境之下彝族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涵盖着用汉语言和彝族语言创作的所有文学文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门类都包含在内。
在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关于彝族文学与原始宗教的研究，要么将其忽略，要么泛泛而谈，而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的独特性，又是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的。当代彝族文学创作在吸取汉民族等外来民族文学创作的优点时，本民族优秀的传统依然是彝族作家创作的主要源泉，这其中，民族信仰依然是一个强大的支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原始宗教的信仰。
一、彝族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
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起源于巫术。这种观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上左右着人们的看法。也表明了文学与宗教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现在看来，同为意识形态，文学和宗教都应该源自于人类早期朦胧的意识萌芽，同属于关于对世界的构想，他们最初应该是不分彼此的，有着同一个母体，后来由于想象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才逐渐发生了分野。但尽管如此，文学与宗教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是难分彼此，相互交叉的。人类早期的宗教经典往往就是一部充满着文学性的作品，而早期人类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就是宗教教义。比如汉族的《道德经》，既被道教视为经典，也被世人视为文学典籍。彝族早期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比如彝族早期的记载着创世过程的史诗般的作品《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和《梅葛》等，这些创作中自然含有大量的文学性因素，但与此同时，在阐释彝族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它们也往往被视为宗教经典文本来看待。还有，用彝文写作的宗教经典《百解经》《毕摩献祖经》《祭火神》《指路经》等文本，作为宗教文本，它们在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宗教教义，作为文学文本，它们也同时具有文学必备的丰富的想象和优美的语句。可以说，宗教和文学同为用想象表达世界，所不同的是，宗教用想象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神灵、虚幻的世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希望人们去相信，而文学用想象建构起来的是一个情感、审美的世界，是需要人们去欣赏的。它们如同发源于同一滴水然后又向各自不同方向奔流的两条大河，恰如双胞胎，先天的血缘关系使他们紧密相连，后天各自的成长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个性。
宗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的一种意识形态，任何宗教无不从原始宗教脱胎出来的。由此可见原始宗教对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之大。原始宗教有时又称为“原生宗教”，本文遵从习惯，仍用原始宗教这一概念。原始宗教不是创生的，而是自发的。神灵信仰是原始宗教的核心，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巫术禁忌等。从原始宗教的这些特征来看，毫无疑问，它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彝族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原始宗教与彝族人民的生活关系可谓紧密相连。在彝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他们自然而然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始宗教。彝族原始宗教是彝族祖先在漫长的生活中形成的属于他们自己民族信仰的宗教，这种宗教是一种自发性宗教，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宗教一些内容，至今仍在彝族居住地区祖辈传承的一种宗教形式。在彝族人的生活中，上到他们较为抽象的对世界的认识，下到具体的生活习俗、结婚葬礼，盖房乔迁，乃至农业的播种收成等，都打上了原始宗教的烙印。原始宗教的印迹隐含在彝族的文化深处，因此，当彝族作家面对着本民族流传下来的这样丰富的精神遗产时，他们要在创作中真实地反映彝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历史渊源，要在创作中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展示出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接触到原始宗教。从当前的彝族文学创作来说，凡是那些将彝族的独特性表现出来的佳作，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原始宗教的色彩。
从50年代到当下的彝族文学创作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的发展，这些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原始宗教的态度和对原始宗教中各色人物的描写上。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界，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二、20世纪80年代前彝族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的关系流变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彝族文学跟当时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治标准第一”的情况下，文学创作几乎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一阶段的彝族文学都是以政治宣传为主的文学。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创作出来的彝族文学，只要是涉及到原始宗教这一重要题材的，几乎都是对原始宗教进行全盘否定。这时候的彝族作家，要么是对原始宗教闭口不谈，有意回避，要么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将原始宗教视为麻痹人民的封建迷信，在作品中作为反面材料加以批判，这种情况几乎是将原始宗教扫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大门之外。在《欢笑的金沙江》里面，李乔对原始宗教也有一定的描写，但在整部作品中，作者是将原始宗教作为批判对象的。在李乔的笔下，原始宗教就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封建迷信，从事宗教活动的毕摩、苏尼等人都是落后思想的传播者、是顽固的堡垒，原始宗教的一切习俗都是陈腐落伍的，是阻碍彝族同胞前进和发展的绊脚石，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毒草”，理应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清算。于是，我们看到，在《欢笑的金沙江》里面，凡是有着原始宗教活动的人物，都成为了十恶不赦的“坏人”。这个时候，尽管有些作家认为对原始宗教也应该采取辩证的立场，在信仰原始宗教的人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开明人物，比如毕摩、土司等这些上层人物，对这些人物不少作家还抱有同情的态度，比如在李纳的《不愿做奴隶的人》，熊正国的《高炉边的彝家》，龙志毅的《相亲》等里面都有所反映，但这些作家依然也认为原始宗教整体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对原始宗教还是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这批作家，从总体上看，这批作家出现上述对原始宗教坚决否定的态度，跟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这个时候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一般都经历过无产阶级的教育，参加过社会主义实践，接受了阶级划分的观念，因此，他们也将这种具有明显阶级意识的创作方法运用到原始宗教这一题材上面来。同时，他们既是少数民族作家，又接受了大量汉族的文化熏陶，他们在汉族文化的教育下，认为汉民族的创作方法远比本民族的创作方法先进，于是，这批作家大多经历过模仿汉族文学创作甚至是外国文学创作，他们的思考方式、写作方法，都不约而同地与汉族作家具有了雷同性。这种雷同性导致了他们在反映本民族的生活时，只能用阶级论来进行描述，带有本民族特色的风俗等倒成为了次要的了，“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原始宗教这一本应属于彝族创作的重要题材，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写作的禁区，要么回避，要么批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彝族文学创作对原始宗教的回避，是一种缺乏彝族历史文化深刻内涵的创作，甚至是一种违背本民族信仰的创作。
三、当下寻找民族之根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彝族作家们在对待原始宗教这一题材时，主要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态度主要是以中老年作家为主，比如普梅夫这些作家，他们沿着继续否定原始宗教的路子走下去，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依然看到原始宗教作为批判的一面。当然，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开放，这一类彻底反对原始宗教的作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更多后起的作家对原始宗教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受到“寻根文学”的影响，这类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在寻找着彝族的“根”。他们将原始宗教视为本民族“根”的象征，深入到原始宗教的方方面面，在看到原始宗教虚幻的一面时，更多的是看到原始宗教在彝族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和在民间的深厚影响力。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原始宗教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一面在不断地滋养着当下的彝族作家。比如基默热阔的《芦笙神》，俄尼·牧莎斯加的《虎的图腾》，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戈隆阿弘的《神秘玩场》，安文新的《神树，树神》等，这些作品里面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彝族儿女对本民族信仰之根的一种崇敬之情。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彝族文学创作，是在彝族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中进行的。在这种开放的格局下，彝族作家们不再固守过去的种种写作禁区，不再惟“政治标准第一”，在从各种写作的束缚解放出来之后，作家们又重新回到了他们广阔的生活世界，重新去打量他们祖辈生活的大地，重新回顾了彝族生活的历史，从这块土地上，从本民族所走过的道路中，去寻找本民族的立足之根。“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对于吉狄马加来说，他寻到的民族之根，就是那厚重而单纯的大凉山。诗人李成生说：“一个人若不被他的故乡接纳，他就太可悲了，因为从此他失去了赖以生长的根”、“因为有一首歌，一首历史的歌，一首没有谁敢动一个音符的歌，像祖先的图腾一样压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产生了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一种企图改写它但始终对之望而生畏的颤栗！”民族文化的厚重感，压得诗人在它面前必须表现出崇敬之情，这种作为“根”的民族文化中，原始宗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对于这些新生的彝族作家来说，他们大多经历了出身于彝族，闯荡于外部世界，又回到彝族的心理历程。出身于彝族，使他们能够对彝族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发出最真切的感受，这是对一个彝族作家展现出民族性最基本的起点。在闯荡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让这些作家在多种文化的交流对比中，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彝族历史文化的优缺点，从而使他们产生出强烈的为民族传承和争光的使命感，当他们把这种使命感付诸于文字的时候，必然要对彝族的历史文化重新审视，在这种审视当中，追根溯源，其叙述必然回到了对原始宗教的信仰中去。在这里，这些作家在描写彝族的风俗人情的时候，一方面展现这些从原始宗教而来的民俗美德，善良淳朴，重新发现这些因素在彝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惊人地发现，原始宗教中存在着许多惰性，将人性扭曲，不适于彝族的发展。在这样一种观照之下，原始宗教以一种民族底蕴的方式出现在这一批彝族作家的作品中，同时这批彝族作家又赋予了原始宗教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李友华的《一个猎人之死》很典型地表现出一个彝族作家对原始宗教的敬仰态度。在《一个猎人之死》中，草赤若是一个彝族著名的猎手，具有着传奇式的经历，一次，他随着考古队去哀牢山深处寻找古碑。找到古碑后，草赤若由于贪心而被考古队员开枪误杀，临死之前他悔悟了，认为他的死是因为犯了贪念，天神来惩罚他了。村子里的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下葬礼，有老贝玛跳来跳去为他超度，有村民们排枪齐发为他送行。在这里，村民们所惋惜的有如说是这个猎人，还不如说是对彝族与生俱来的某些信仰的维护。原始宗教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它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对自然的崇敬，作者在这里无疑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在贵州彝族作家安文新的《神树，树神》中，原始宗教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守护着彝族的传统美德。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县委书记不顾毕摩不可以砍伐神树的警告，执意要将满山的森林砍光，最后受到神树的惩罚，县委书记终生残废。在作者这里，原始宗教化为了彝族的一种传统的淳朴观念，而这些观念是不可更改的。在诗人吉狄马加那里，原始宗教更是作为民族的灵魂而存在，“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请毕摩为自己送魂”，因为毕摩说在一个白色的世界，有祖先在那里幸福地流浪。作为一种自然崇拜，作为一种民族的灵魂，原始宗教开始走进作家笔触的深处。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尽管彝族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走过了曲折的历程，但原始宗教与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仍然密不可分，并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当下的彝族作家在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将原始宗教作为本民族的根来表现，这无疑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探索。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原始宗教毕竟起源很早，那时候人们的认识还处于一个较为朦胧的阶段，原始宗教无疑要被打上各种落后的印记。我们将其不加分辨地肯定或是简单地否定都是错误的。在文学创作中，在将原始宗教美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只有这样一分为二的看法，才是符合原始宗教本身的看法，也只有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才能真切地展现出彝族文学的独特魅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直飞，云南宣城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四川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至今在《南师大学报》《中国出版》《贵州民族研究》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3部，出版诗集1部。
文字来源：民族文学学会；文章推荐：卓玛（青海民族大学）；图文编辑：王天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