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凉山段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七个不同族名，但现在仅存诺苏（凉山彝族自称）、尔苏（藏族尔苏人）以及汉族等数个族群名称而已。这个区域山高水深，河流众多，地形复杂。凉山地区的彝族、藏族的民间传说里，流传着彝族、汉族和藏族都来自同一个祖先的传说，认为汉、藏、彝原是亲兄弟分衍出来的。本文拟以彝族、藏族和汉族为例，对古西南丝绸之路凉山段的族群互动和族群融合进行探讨，目的是为该区域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提供论证，更进一步是为文化、经济交流以及族群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挑战性在于该区域历史上长期的族群、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之复杂性。不过，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多学科协同交叉研究论证的方法，显示从学科上梳理这些复杂性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注1］
关键词：古西南丝绸之路灵关道；彝族；藏族尔苏人；长时段历史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中国软实力研究》（项目批准号14JJD850004）和2016年度中央民族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民族学学科经费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北京市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成都平原是中国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其丝绸产品一是从西北经西安经“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二是从西南经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古灵关道至云南境内，再输往东南亚地区。因此，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的范围不仅包括以西安为起点的陆路丝绸之路和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还包括古西南丝绸之路。古西南丝绸之路自成都起，向西南经过邛崃、雅安、汉源，跨过大渡河进入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区，即为“灵关古道”。“灵关古道”的驿站，自今甘洛县到西昌一带包括海棠、腊梅营、保安、越西、登相营等。到达西昌之后，再往南经过会理出凉山进入今云南境内，最后从云南出境今缅甸，最远处到达印度和阿富汗等地。《史记·大宛传》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据信此“邛竹杖”产自临邛（今四川邛崃市），是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达到大夏（今阿富汗境内）的。凉山地区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时属于南诏国，宋时属于大理国，到元朝时候正式划入中原版图。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的族群名称，也即曾经分布在今中国西南境内的“西南夷”，司马迁有详细的描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
在这段话里，分布在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凉山段的族群有“邛”、“嶲”、“徙”、“筰”。另外，在晋唐之后的文献中还出现了“昆”、“叟”等族群名称。但目前“灵关古道”沿线区域仅存“诺苏”（彝族）、汉族、“尔苏”（藏族）三个族群，其中彝族人口最多，汉族次之，尔苏人最少。当然，在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范围里，还有“普米”（也有人记作“培米”）、“年米”、“嘎米”、“诺”（摩梭人）等族群，冕宁县“多续”、“纳木依”、“里汝”，石棉县的“木雅”等等。虽然离古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一些距离，但也与上述司马迁所记录的族群名称有一定的关系。本文主要聚焦于彝（诺苏）、汉、藏（尔苏）与古西南丝绸之路“灵关古道”沿线各族群之间的关系。通过语言学和历史文献数据的比较与考证，讨论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族群与成都平原古代蜀人之间的长距族群互动关系。研究比较发现，彝族人称呼汉族为“朔”（ʂɔ³³），是指历史上的“嶲人”、“叟人”，而嶲人和叟人是“蜀人”的同类，这部分人已经融入现在的凉山彝族中。藏族尔苏人称汉族为“乍”（dza³³），是指历史上的“筰人”（古音构拟为*dzok）［注2］。彝族诺苏人称藏族尔苏人为“哦柱”（o²¹dzu²¹），从语音上看，也是指历史上的“筰人”。由此推测，古代的“筰人”已经融入现在的彝族、汉族和藏族尔苏人之中。这些复杂的称谓显示这个区域的各族群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复杂的融合，本文拟对这种复杂的族群互动和融合现象进行探讨。
二、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文化关联
根据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凉山彝族跟古羌人、古西南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语言学最为重要的概念是“原语言”（proto-language）。这个概念是从类型学的角度确认现存语言的亲属关系，并通过现存语言的亲属关系重构这些语言的“原语言”。早在1850年左右，语言学者就从7世纪根据梵文创制的藏文和12世纪创制的缅文的比较中，发现这两种语言的亲属关系。爱尔兰语言学家GeorgeAbraham Grierson的《印度语言调查》(1903-1928)（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2]一书中，有三卷牵涉到藏缅语族语言。1930年，美国语言学者Robert Shafer开始对汉藏语系语言进行研究，并于1966年出版《汉藏语言介绍》（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3]一书，对藏缅语族语言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和介绍。美国藏缅语研究大家白保罗（Paul K.Benedict）1972年出版的《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4]。在这本划时代的藏缅语言研究著作中，白保罗对藏缅语言的谱系分类一直影响到现在的语言学界。
凉山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的北部方言，或叫“诺苏方言”。彝语所属的藏缅语族的四界东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语言是土家语；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其代表语言如西夏党项语（现已消亡）；西至印度曼尼普尔邦，其代表语言曼尼普尔语；南至缅甸国，其代表语言是缅甸语。
方国瑜的《彝族史稿》认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但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5](P.14)方国瑜同意《后汉书·西羌传》并总结彝族与古羌人文化内容相同的地方有六条：（1）“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十二世后，相与婚姻”；（3）“父殁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4）“言语多好譬类”，冉駹夷说（5）“死则焚其尸”，(6)“贵妇人，党母族”。[5](P.15)
借用“亲属语言”的概念，当今使用藏缅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各族群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亲属文化”的关系。通过现存的“亲属文化”的比较并结合古文献、考古学的材料，可以构拟出古藏缅语民族或族群所使用的“原文化”。方国瑜总结古羌人六条“亲属文化”跟当今的彝族文化有亲属关系。例如，第五条“死则焚其尸”的火葬文化在汉文献中留下痕迹，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国秦时期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记载：“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6]北宋的李昉、李穆、徐铉的《太平御览》所记载的内容是公元三世纪后期三国两晋期间的情况：“《永昌郡传》曰：建宁郡［注3］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也。”[7]唐代樊绰的《蛮书》在描写蒙舍（南诏）和乌蛮的时候描述道：
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8]
元大德（1297年）年间李京的《云南志略》描述：
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葬毕，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祭祀时，亲戚毕至，宰祭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竿横设一木，左右各座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巂，皆此类也。[9]
明代景泰年间刻本、陈文的《云南图经志书》卷二“罗雄州”说：
州多罗夷，死无棺，其贵者用虎豹皮，贱者用牛羊皮裹其尸，以竹箦舁于野焚之，会亲友，杀牲祭享，异其骨而不收，酋长及富者，则令婢看守，长者二三月，幼者月余而止，藏其骨，非亲人莫知其处。其罗罗散居各处者，其俗亦同，非特此州然焉。[10]
杨成志1930年在其《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凉山彝族丧葬习俗则跟现在的凉山彝族大同小异：
至谈到其丧葬，他们并不是用土葬，或水葬，或天葬，而却用火葬。当男子死时妇女不哭，妇女死时男子不哭，甚至夫妇也是如此。吊唁和送葬是举行的。有择日出殡而没有择地焚尸；没有棺材而用尸架来抬尸的。架用长木两根，横短木若干根以绳束缚而构成，其状如梯式，死尸放置其上，四人以肩扶架前往山上掘一窟，下架柴，上放尸架后，即举火焚烧。颇似佛教遗制。[11](P.27)
综上所述，凉山彝族的丧葬文化中的火葬习俗是数千年前的古羌人那里传承下来的。古羌人的火葬习俗很普遍，从地理区域上来看，遍及今西南地区。这个区域的古羌人大片区地施行火葬文化，其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汉文化及儒家文化深入西南地区，火葬文化逐渐被土葬文化所替代。施行火葬的区域和范围越来越小，可以说，直到1949年，在国家没有推行火葬改革之前，凉山彝族继续保持了古羌人火葬文化，其他民族则逐渐接受了来自中原的儒家土葬文化。
三、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族群互动
在今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藏族（尔苏人）的传说里，流传着彝族、汉族和藏族都来自一个祖先的传说。故事说远古的时候因为人类得罪了主宰天的天神恩体古兹。恩体古兹打算放洪水把整个人类都淹没了。这个时候，地上住着辛勤耕作的三兄弟。有一天早上，三兄弟发现他们在头一天辛辛苦苦耕好的地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似乎没有耕过。他们很纳闷，不知道什么原因，只得又重新再耕一遍。可是，到第二天早上，那块耕过的地又恢复到没有耕过的样子。于是，三兄弟商量晚上躲在那块耕好的地的旁边，看看是怎么回事。果然，到了晚上从天上下来一个人，走到耕地上把耕地恢复成原样。三弟兄一起上去把那个人抓住。老大说，“把他杀了”，老二说“把他打一顿”，老三居木乌乌说“不要着急，先问问怎么回事”。于是，三兄弟开始审问那个人。那人说：“我是天神恩体古兹的使者，奉命到人间施放洪水淹没人类。很快这里就洪水滔天，你们耕地还有什么用？”三兄弟慌忙问怎么办。使者说，老大制作一个大金柜，把日常需要的用具和粮食放进去；老二制作一个大铁柜，也把日常需要的用具和粮食放进去；老三制作一个大木柜，只需带一些粮食，不带其它用具。使者施放洪水之后，大地很快消失在洪水之中，老大和老二的大金柜和大铁柜沉入了洪水之中，老大、老二被淹死了。老三因他的木柜浮在水面而得救。不仅这样，老三还救活了一批被洪水冲过来的动物。据说，彝族的十二生肖的顺序就是按居木乌乌救上来的动物的顺序排列的。
居木乌乌得救了，但地面已经被洪水淹没，人类已经没有适合婚配的女子了。于是，居木乌乌在那些在洪水中被他救上来的动物朋友的帮助下，经过许多周折娶到天神恩体古兹的女儿兹阿姆那多。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但都不会说话。居木乌乌派动物朋友们到天上向恩体古兹询问让孩子们能说话的方法。恩体古兹因不满意这门亲事不愿告诉如何让小孩说话。后来，动物朋友们躲到恩体古兹家里偷听、打探，终于知道治疗不会说话的方式：从屋后砍三棵竹子，砍成竹节，放入水，插在地上，用火覆盖在上面烧。竹节爆炸后，三个儿子开口说起话来。大儿子说出汉话，是汉族的始祖；二儿子说出藏话，是藏族的始祖；三儿子说出彝话，是彝族的始祖。汉、藏、彝原是亲兄弟分衍出来的。这个故事情节在凉山藏族尔苏人的版本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开口说话的三子顺序是藏、汉、彝，认为藏族是老大。
这是凉山彝族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暗示现在居住在凉山地区的汉藏彝三族是同根同源的。但目前三族之间的族群边界还是十分明确的。在凉山州甘洛县，世居这里的族群形成了三个社会区域，即汉人社会区域、彝人社会区域和尔苏人社会区域。一般情况下，汉人只和汉人交往，彝人只和彝人交往，尔苏人喜欢在尔苏人的圈子里活动。可是，现在已经有三族交叉交往的现象，在许多场合三族呈现融洽相处的现象。比如婚丧嫁娶各种场合，三族都会因为交叉的社会关系而走到一起来，一个彝族人结婚时，他的汉人、尔苏人朋友可以被邀请参加“抢婚”、“泼水”、“抹锅烟”等传统彝族婚礼仪式。而一个汉族家里办丧事时，他们的彝人和尔苏人朋友也会到他们家按汉族习惯守灵。
笔者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藏族尔苏人的，曾于2002年在四川省甘洛县、越西县和石棉县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在深度访谈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彝人、汉人和尔苏人之间也有相互误会、相互防备的现象。三族之间相互通婚的情况在农村还是很少的。从整体上看，目前居住在城镇里的人，三族之间相互通婚的现象增多。汉族是中国的强势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族群会愿意与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族通婚，以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生活的改善。但是在甘洛县乃至整个凉山彝族地区，和汉族通婚的彝族似乎并不是出于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反，还承受着来自本族群特别是本家支的种种压力，很多娶了汉族妻子的人，往往会“自嘲”地说：“我娶了一位‘朔莫’(ʂɔ³³mo²¹，意为 ‘汉族女’，另一个意思是‘女奴隶’)，但她懂彝族规矩，跟彝族姑娘差不多”。这种通婚现象往往是两人都是受过一定的教育，都在城镇工作，相互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的情况。这是教育和职业给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提供了条件。彝族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凉山州各县的行政领导要由彝族来担任，从这个意义上看，彝族在凉山的“政治待遇”还高于当地汉族和藏族。这样以来，一些汉、藏族青年为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有娶彝族女子为妻的情况。不管是什么原因，从整体上看，甘洛的各族群相互通婚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城镇，在农村是很少发生通婚情况的。表明族群关系首先在城镇发生一些改善，而在农村地区的族群关系仍然是相对保守，保持一定距离的。
甘洛县的汉人、彝人和尔苏人三族的语言能力依次从单语向多语递增，汉人除了和彝人杂居的少数人外，多数人不懂彝语，更不懂尔苏语。与汉人杂居和住在城镇及其附近的彝人现在会使用汉语，但居住在离城镇远的彝人仍然不会汉语。彝人也不会使用尔苏语，即使和尔苏人的村子相邻的彝人，他们也只能听懂最简单的日常用语。而尔苏人是三语人，他们能使用尔苏语、彝语和汉语，彝人称尔苏人“有三根舌头的人”。
汉、藏、彝三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间宗教：汉族有跳神的端公，平时还有一系列的民间宗教仪式，所供的神位也有一定的特色，部分人信仰佛教。甘洛县海棠镇重建了一座庙，吸引了许多信徒前往烧香拜佛。彝族的宗教神职人员叫“毕摩”。毕摩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主持人和神的沟通，从事念经驱鬼、治病、占卜、请神、送灵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尔苏人的民间宗教的神职人员叫“沙巴”，也是游走于神鬼之间的智者。跟语言使用情况不同，三族的宗教行为是相对独立且缺少交流，相互影响内容很少。目前有汉人请彝人毕摩到家里念经驱鬼的情况，也有了彝人、尔苏人请汉人的端公去念经画符求神驱鬼的现象，可是从整体上看，三族的宗教关系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
在节日文化方面，彝人和尔苏人都有传统的新年，但尔苏人除了自己的新年以外还过春节，彝族则分两个区域两种情况，原来在土司统治区的人倾向于春节代替了彝族年，而非土司统治区则仍然过传统彝族年，不过春节。现在有所变迁，居住在城镇及其附近的彝族也开始过春节，开始在春节的时候宰杀年猪，有春节代替彝族年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甘洛县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州政府有专门的彝族年年假，一些城镇的汉族也会在彝族年放假期间在家里杀猪宰羊，邀请朋友和同事到家里聚会。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族群互动的特殊形式。
四、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族群融合
凉山彝语对汉族的称呼有三个：一个叫“华”（xɔ²¹），显然是“华”的近现代音译词；第二个是“嘿嘎”（he³³ŋɡa⁵⁵），是“华夏”的古音音译词；第三个叫“朔”（ʂɔ³³），则是跟古文献里的“蜀”、“嶲”和“叟”是相通的。
1、凉山彝语“嘿嘎”是“华夏”古音音译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形成于夏朝，是因为“夏”而得名，正如后来的汉族是以“汉”而得名。据《史记·五帝本纪》说:
黄帝居轩辕之丘, 而娶于西陵之女, 是为螺祖。螺祖为黄帝正妃, 生二子,……其一日玄嚣, 是为青阳, 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 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 曰昌濮, 生高阳, 高阳有圣德焉。
历史学家尤中根据这段记载，认为：“江水指今岷江，若水指今四川凉山州境内的雅碧江。可见, 当时黄帝族人活动在从中原经西北到西南地带。”；“夏禹是黄帝族的后裔。而华夏族是以原来的炎黄族群为核心形成的。《史记·夏本纪》说：夏禹，一名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日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12](P.71)（尤中1988:71）也就是说，华夏族进入西南地区已经非常久远了。
“华夏”一词的上古汉语的语音，中外近现代知名音韵学家、语言学家高本汉、李方桂、王力、白一平、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的构拟［注4］如下（见表1）：
（表1：“华夏”二字的上古音汉语构拟）
根据这些构拟，我们认为凉山彝语对汉族的称谓“嘿嘎”（he³³ŋɡa⁵⁵）是“华夏”一词古音的遗存。有些学者认为“嘿嘎”是“汉家”的音译是一种后来的牵强附会。由此观之，“华夏”进入古西南丝绸之路区域时间非常久远。
2、“嶲”、“徙”、“叟”为蜀人南下融入西南夷的族群
蜀人南下形成的“嶲”、“徙”、“叟”成为凉山彝语对汉族的另一个称谓“朔”（ʂɔ³³）。也就是说，彝语称汉族为“朔”，是“嶲”、“徙”、“叟”的音译。请见汉语上古音构拟（见表2）：
（表2：嶲、徙、叟的上古音构拟）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上古音里，嶲、徙和叟都是*s声母，嶲和徙更是同韵。从古音构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个汉字音译的同源关系。由此可以判断，古灵关道沿线的族群结构是：不同时期的嶲、徙、叟等族群，是与相应时期的邛人、昆人杂居的族群。邛人和昆人属于同一类族群，嶲人、徙人、叟人是另一类族群，二者之间有差异，一些史书称之为“种”。《华阳国志·蜀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由此推之，彝族先民跟古蜀人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易谋远研究员认为彝族先民跟“蜀”相关，提出“开明氏之蜀国是彝族史上始建的神守之国。”[13](P.520)而嶲人是南迁之蜀人，也得到史学界的有力论证，例如，四川大学石硕教授指出：
《史记》、《汉书》及《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记“巂” 这一人群也正好位于此区域。三书对“巂”的记载有两点大体一致:其一, 均将“巂”与“昆明”并举, 称“巂、昆明” , 说明“巂”的位置与“昆明”相近;其二, 均称“自巂以东北”为“筰都”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筰都为沈犁郡” , 沈犁郡在今雅安一带, 则“巂”当在沈犁郡之西南, 亦即越巂西部及益州、永昌以北地带, 这意味着“巂”的地理位置应在“昆明”之东北。因此, 汉代“巂” 的分布位置与西汉时蜀人势力存在于“汉西南五千里”及蜀人子孙居“姚、巂等处”的记载相吻合。这就有力地印证了在汉代被称作“巂”的族群内涵确应指南迁之蜀人。[14](P.76)
嶲人后来逐渐融入到西南夷当中，也就是说，从蜀人的角度来看，嶲人的先人虽然是蜀人南迁的，但是，他们居住在西南夷地区久远之后，其后人逐渐融入当地西南夷当中，在文化上跟成都平原的蜀人越来越有差距，到司马迁写《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时候，嶲人已经完全被视作“西南夷”的一种。具体地讲，嶲人后来逐渐融入到今天的凉山彝族先民里面。这个方面，石硕也有精彩的总结和论述：
“巂”之人群在汉以后显然逐渐融入到西南夷中。笔者认为, “巂”的主体可能主要融入到了今天的彝族或彝语支系民族中。不少学者注意到, 彝族与古蜀人之间在文化习俗、传说、信仰、日常生活等存在诸多共同点(如纵目传说、发式、图腾信仰、文字等等),这些共同点极可是蜀人南迁后与彝族先民发生融合所致。[14](P.79)
3、“筰”在藏族尔苏话里是“汉族”的名称
藏族尔苏人称汉族人为“乍”（dza），是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筰”的音译。“筰”是一个西南夷的族群名称。汉武帝在今四川省汉源县附近大渡河之南设置沈黎郡，又名“筰都”。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说：“定筰县，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则定筰县在今凉山州盐源县。“筰”的上古音构拟如下（表3）：
（表3：“筰”的上古音构拟）
这个上古音跟藏族尔苏人对汉族的称呼是同源的。从这点来看，原来被中原文人看作是西南夷的“筰”，在其他族群的眼里却是跟中原文人相关的“汉人”的名称。凉山彝语称尔苏人为“哦柱”（o²¹dzu²¹），推测也是“筰”的音变形式。上述汉武帝在汉源县附近大渡河之南设置的“筰都”，与甘洛县藏族尔苏人和甘洛县乌斯大桥彝族（跟文献上的“曲曲鸟”有关）的居住范围相近。推测他们之间有渊源关系。被凉山彝语称为“筰”（哦柱，o²¹dzu²¹）的人一部分是尔苏人，另一部分已经融入彝族之中。从语言上看，尔苏语属于羌语支，彝语属于彝语支，是不同的两种语言。凉山彝语下分四个土语：圣乍土语、所地土语、依诺土语和利迪木土语（也称为“田坝土语”）。乌斯大桥彝族所属的彝语土语是利迪木土语，跟其他三个土语之间的差异明显。因此，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族群，各族群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的名称却保存了以前的某种称谓，这是族群融合的常见形式之一。
4、凉山彝族“曲”或“吉”等级源自“邛人”族群
以西昌为中心的古西南丝绸之路凉山段沿线历史上族群众多，其中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族群是“邛”。司马迁所说的“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正说明了这点。西昌旁边有名的“邛海”之名也来自“邛人”的族群名称。到晋朝之后，古西南丝绸之路灵关道沿线的族群，频频进入文献古籍的是“昆”和“叟”。西晋时期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15]
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夷人当中有两个族群：其中大一些的族群叫“昆”，小一些的族群叫“叟”。前文谈到“叟”是“蜀人”南下的，是后来的移民者。“昆”是当地的“原住民”或“土著”，“昆”和“邛”有渊源关系。而“邛”跟现代凉山彝族平民等级“曲”或“吉”有渊源关系。
凉山彝族有四个等级：诺、曲诺、安家和呷西。其中安家和呷西是奴隶等级。彝族社会一般是把彝族人分为“诺伙”（nɔ³³xo²¹）和曲伙（ʨʰu³³ xo²¹），也称为诺伙（nɔ³³xo²¹）和吉伙（dʑi³³ xo²¹）。这里，“伙”是类别、种类的意思。实际上，凉山彝族的等级关系分为“诺”和“曲”或“诺”和“吉”，二者是一致的。其中，“诺”是古代来自云南的彝族六祖之一——“糯”，是后面进入凉山地区的有组织有军事势力的族群，而“曲”或“吉”即为“邛人”，是为凉山地区的原住民或土著。综上所述，推测凉山彝族四个等级的演变关系如下：
邛→昆 → 曲或吉 （平民等级）
蜀→叟 → 朔（奴隶等级；汉人）
彝族六祖之一“糯”→诺（贵族等级）
其中，“邛”和“昆”的古音构拟就能看出其语音演变轨迹（表4）：
（表4：“邛”和“昆”的上古音构拟）
从表4可以看到，邛的上古音是*ɡ声母，昆的上古音是*k声母，二者的发音部位相同，所不同的是声母的清浊而已。汉字是表意文字，不能区分清浊音素，因此，古代学者只是用较为接近的字词来记录音译词语而已。根据历史语言学的语音变化规律来看，古喉塞音*ɡ通过颚化过渡音*ɡj，最后发展成舌面前塞擦音*dʑ。例如，汉语的“家”字，古音是*k-声母，后来演变为*ʨ-声母，音韵学的学术表述叫“见母[k-]二等开口变[ʨ-]”[16](P.117)。江西赣方言的湖口话和永修话，古音“溪、群母逢细音韵母读dʑ(永修dʑʰ)，逢开口洪音白读h，文读ɡ(永修ɡʰ )，逢合口洪音读ɡ(永修ɡʰ )。”[17](P.164)也就是说，根据语言演变规律，古音声母读*ɡ的群母和读*ɡʰ的溪母，到现在的户口话和永修话里，当它们与开口度小的韵母（如i）相结合时，在湖口话里已变为*dʑ声母，在永修话里已变为送气的*dʑʰ。当它们与开口度大的韵母（如a，o）等结合时，在日常口语里都变为h，但在书面读音（文读）里，湖口话保留了古音形式ɡ，永修话保留了古音ɡʰ。由此可见，从“邛”[*ɡ-]（→“昆”[*k-]）→“曲”[ʨ-]或“吉”[*dʑ-]是符合人类自然语言的辅音语音演变规律的，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以上推测。
五、结语
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族群交往和族群互动频繁的民族走廊，是“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灵关道沿线即今凉山地区主要由彝、汉、藏三个民族构成。从当前的不同民族的族群互动现状，抑或从历史上的族群融合情况来看，族群互动和族群融合始终是这个区域的主旋律。通过这个区域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古西南丝绸之路都与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平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人类学民族学的“整体性”视角来看，该区域的各族群文化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提出的“过程联系”对我们理解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族群和文化互动可以有所帮助。他指出：
过程联系，意为几种文化特征都参与了文化变迁过程。比如，古代墨西哥、埃及和中国都通过书写体系、常备军、灌溉系统和长距奢侈品贸易等文化特征，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这些内容之间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18]
从“过程联系”的视角看，古成都平原一带在秦灭蜀之前已经是在文化和军事上相对发达的政体。他们因为蜀“国破”而顺古西南丝绸之路南迁，其军事和文化对古代西南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影响，可以从人类学的“整体性”的角度去理解。美国人类学家奥莫亨德罗提出：“整体性视角让我们明白，任何观念与实践都与文化中的其他方面有所关联，任何文化所承载的社会都与其所在地域的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家发现，哪怕是数千年前的许多社会，也都通过贸易、劫掠、移民和通婚与周边许多社会发生了互动。”[19](P.102)
凉山地区与成都平原的族群和文化关系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提出的“长距互动”关系[20]。人类学家也对这样的长距互动给出了个案支持。例如，奥莫亨德罗给出了另一个案例：“……古挪威航海者，在纽芬兰的大北方半岛上建立了一个前哨。……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可能30人的船队从格林兰航向纽芬兰北部，建立了一处有草皮屋和牲口棚的殖民地。”[19](P.102)
从这样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目前的族群分布现状与历史上不同族群之间的关联。从而，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动态的族群互动和融合场景，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关系提供支持。从现实意义上看，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下，了解“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动态的互动和融合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服务。
[1] 本文是提交给在台北市召开的“丝绸之路今昔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该研讨会由台湾“中国边政协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协办。会议与考察时间是2017年4月21日至27日。
[2] 本文采取国际音标形式注音，左上角带“*”为古音构拟形式。
[3] 建宁郡：方国瑜《彝族史稿》指在今云南省滇池曲靖区域。
[4] 上古音构拟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东方语言学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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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藏羌彝走廊研究》第1辑，2017年9月
作者：巫达，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