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个民族的成员，都很注重本民族的历史根源。对本民族古人创造的文化和传统习俗，每个人都有如自家先祖遗物、遗像般珍重心理。
因此，各民族的传统情感和事物，才没有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粉碎。
笔者童年在彝家山寨操着半生半熟的汉语背诵私塾古汉语启蒙课文时，试着吃力地转换思维，把寨老们摆谈的彝族历史故事内容向先生请教，先生指点说：“我们彝家六祖先人的根源，要读得懂呗摩师人的彝书才讲得清楚”。从此启发了我要学彝文探索先民古事的欲望。
青年时代到单位工作后，脱离了学习本民族文字的环境。读刊物登载的彝族北来说、东来说之类的百家争鸣之说，似乎各说均有理，可总叫人莫衷一是。
成年“半路出家”攻读彝文，有幸在从事彝族历史文献翻译研究工作中，系统研读彝文史书和有关汉文史志，并有机会到很多地方，对有关古迹遗物进行对照考察，便在脑海中形成“彝族六祖分支之前还有更早的先人”，“彝族土生土长在云、贵、川”等领悟和理念。
于是，下功夫结合历代贵州彝族更事，撰写文稿、抛砖引玉。在得到同仁们指导补充，并给予“理顺了彝族历史大脉络”等鼓励之后，用心将草稿深加工整理出来，意在广泛争求同行指导，并让没空系统阅览彝汉史料和考究有关古迹文物的同胞，用很短的时间读此万言稿件，即可对滇川黔彝族历史情形有个简明了解。
哎哺初民时代
哎哺，直译为形像。有天地、阴阳、乾坤和原始等意义；有以补、恩布、夷僰等同音异写。
《西南彝志》（《哎哺啥额》）等彝文古书说：在远古清、浊二气混杂蒸腾的朦胧宇宙中，清气和浊气经过不断交融、变异、升华而后“清气浮为天，浊气凝成地”混沌初开。
在阴阳、寒暑和风云、雨露等大自然的作用下，天地间产生了“会动有生命，有血又有气”的万物和最初的人类。彝族称这一原始时期为“哎哺时代”。
据地质、考古、人类学家研究结果表明：距今5800万年前的显生宙、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时期，亚、非两州栖息着大批类人猿群。到晚中新世时期，受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使云贵地壳逐渐隆起。环境生态的急剧变化，迫使大批类人猿在改变生存方式的同时逐渐改造了体质结构，终于向从猿到人的方向演变发展。
哎哺之世，“凶猛的野兽，在林间奔跑；人巢居树上，采果子为食。”是为汉文史书记载的“有巢氏”时期。是时的哎哺人类，还未形成完整的语言系统。
哎哺人类经过长期探索，采取“人与人联合，捆柴点火把”的办法“吓跑了猛兽”。便开始从树上下地觅食，去有水的地方饮水。是为汉文史书记载的“燧人氏”时期。是时的哎哺人类，在集体觅食群体穴居中，已形成了较完整的语言体系。
带头点火把吓跑猛兽的人，被称为“哎奢耿诺佐”。义为：在森林和原野间生活的哎人类群体中有知识的仁人。
哎哺人类通过反复体验气候冷暖，不断观察花草树木荣枯等自然变化现象，在“密姆喽嘎”地方（今云南滇池和洱海之间）设“记年树”和“记月石”，使哎哺群体得以在时令、季节变化中，适时捕捉马、牛、羊、猪、狗、鸡等幼兽幼禽驯养，适时烧山撒播荞谷，用以补充食物。是时的哎哺人类，已开始创造最初的文字符号，用以记录知识。
带头设“记年树”和“记月石”刻划历法的人，被称为“哺哲普额克”。义为：给生活在大地上的哺人类群体记录学问的智士。
人类初民在长期感悟中，产生了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是文化的内核。各民族一代代人，在为生存、发展而拼搏、实践、思索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路和行动方式，便有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语言是各民族心理的基础，是各民族文字的底座；语言文字，是各个民族世代人民创造出来的无名氏作品；语言文字，牵连着各个民族远祖的精魂；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是各自的文化史和通史。
从此开始，一代接一代的彝族人民，把有知识智慧，能记录学问的仁人智士称为“奢哲”，对其无比敬重崇拜，以致产生了后来在彝族历史上很有名的耿奢哲（又称举奢哲）等写作《诗文论》和《诗律论》 的大文豪。
彝书记载的“哎哺时代”的原始人类，已被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发现距今1500万年的开远“腊玛古猿”和距今800 万年的“禄丰古猿”以及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遗骸化石。在贵州黔西县的沙井发掘的5000多件旧石器，已被考古学界鉴定结论为比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还早的古人类制造的生产、生活工具。
尼能原始时代
尼能，直译为青红。有女里、尼乃，宜伦等同音异写。
掌握了“火”和“原始历算”的哎哺先民们，在战胜猛兽侵害和气候制约的基础上，在古代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由近及远地集体觅食，群体穴居。在漫长的谋生过程中，在气候适宜，食物丰富的滇池、抚仙湖、洱海地区和四川盆地生息繁衍的哎哺人类，最先形成了村落定居格局。
集聚于今宜宾一带的哎哺人类，尚青色，叫“尼兹人”； 集聚在今成都一带的哎哺人类，尚红色，叫“能沽人”；以此为代表，合称“尼能时代”。
《中华学初论》中华民族篇说：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强大外因，使隆起的云贵高原上正在形成的人，向四方迁移。经四川盆地进入三峡高地和秦岭，再向华北平原辐射，以及留在云贵生存发展的古人类，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尼能时代的人类，处于“男的不知娶，女的不知嫁，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社会对偶婚阶段。为避凶猛的水生动物危及母婴安全，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尼能的女子，如鸟栖树上”。
后来，尼能群体后裔，便把尚青和尚红的先民聚集的古宜宾、成都两地称为“尼兹洛姆”（尼兹大寨）和“能沽洛姆”（能沽大寨），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彝族口语和文献中。
是时，居住在古宜宾、古成都地区的尼能群体，在畜牧、农耕、制陶文化上，已具有较成熟的水平。
彝书记载的“尼能时代”的古人类情形，已被考古工作者在滇、川、黔地区发掘出很多旧石器、新石器和古陶器文物，以及很多穴居和聚落遗址。仅贵州威宁自治县境内，已在草海东山下出土15万年前的旧石器41 种和共生哺乳动物化石8种；又在中水吴家坪发现的面积为一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石斧、石镰、石锄和陶器共5000 余件。
实索母系时代
实索，指尼能氏后裔实阿武和索买遮为首的古人类群体。彝文翻译和汉文史志用实勺、什索、卓赤、诸此，朱提（古汉语读作蜀实）蜀叟、雋叟、蜀山等记音。
尼能先民在漫长的“男愿人不兴，女愿人则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发展过程中，由实阿武和索买遮两氏族“兴起了开亲，兴起了嫁娶”礼仪。标志古代彝族社会从原始母权制走向父权制过渡时期。
《水经•注》说：“帝子为诸侯，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即所封之国，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而生高阳”；
《史记》说：“帝颛顼高阳者…… 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又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
《史记集解》 说：“禹生于石纽（川西北），西夷之人也”。
由此得知：古夷人母系社会崩溃后，有大禹等部发展到黄河流域，成为华夏奠基者之一。留居西南的实、索（蜀叟）两氏，各传10代到皮武古和列哲舍之后，实索氏（蜀叟人）的游牧群体中，有一部分从“喽姆密尼”（汉文史志称“旄牛徼外”）进入甘陕地区。在与中原人往来对流的漫长过程中，实索（蜀叟）部落群体被称为善操弓弩的氐羌或氐叟或蜀叟人。
《 尚书•孔安国传》 说：“《 牧誓》 载助武王伐纣之八国中，蜀为蜀叟”（《 后汉书•刘焉传》 亦有类似记载）。
《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武都郡（郡治为今甘肃成县）西接天水，北接始平（今陕西兴平县），土地险阻，有氐叟；阴平郡（郡治为今甘肃文县），东连汉中，南接梓橦（今川北剑门关西南），西接陇西，北接酒泉，土地山险，人民刚勇，多氐叟”。
彝书载“实索时代”母系氏族向父系过渡时期直眼人活动情形，近年已被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盆地发掘出很多古聚落遗址和“纵目人陶俑”以及祭祀场等等遗物。修筑成渝铁路时，在九曲河发现的“资阳人”，属15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当是活动在四川盆地的早期“实索（蜀叟）人”。公元1936 年，在滇东北洒鱼河边的古墓中，出土汉王朝颁给当地土著居民首领的铜印，上刻“汉叟邑长”四字印文。当是晚期“实索（蜀叟）人”活动的实证文物。
希姆遮父系时代
希姆遮，在彝汉文史志中译音有希弥哲、希米遮、孟赾等同音异写。
时至各方纷起讨伐商纣王之时（南京天文台根据哈雷彗星出现的周期计算为公元前1057年至1046年）在“希姆古嘎”地方（当在今西安一带）称雄的希姆遮，率领实索（蜀叟）部参与羌、髳、庸、微、卢、彭、濮各部，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
两年后，武王卒，其弟周公旦代幼年成王摄政。因以武庚为首的殷纣王残余势力勾结周成王的管叔、蔡叔、霍叔等举行大规模武装骚动，希姆遮带领善于“前歌后舞”地战斗的实索（蜀叟）群体，与部分卢、羌、濮人一道，从“希姆古嘎”经“喽姆密尼”，返回“入居邛之卢”（邛，即今川西凉山一带；卢，即川南、黔西北、滇东北一带；《括地志》 称“戎府以南皆卢地”。戎府，即今宜宾）。
希姆遮率部回到先民发祥地之后，与原地居住的实索（蜀叟）群体，发展成为崇拜龙、虎的卢鹿部族（卢鹿亦作鹿卢，后作倮儸，义为龙虎；彝族原始社会母权时代崇龙、父系时代崇虎），希姆遮被后世历代彝族尊崇为父系一世祖。
《大定府志》 和《贵州通志》 、《安顺府志》、余达甫（若泉）著《且兰考》（且兰即扯勒）等方志、论著说：
“孟赾者，助武王伐纣者也”。
“一世孟赾，从旄牛徼外（喽姆密尼）入居邛之卢”。
“大定（即大方）地隶罗施（即罗甸国，亦称罗施国或罗氏国，罗即卢）昔称卢鹿”（后称倮罗）。
彝书所载“希姆遮父系时代”的古人类文化，已被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村、贵州威宁中水镇等地发掘出陶器刻文，并在川、滇、黔发掘出很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和用具。在楚雄彝州出土的铜鼓数量，可称世界之最。通过这些文物折射，可知彝族在父权制确立时期已具有较高的手工业工艺和彝文运用水平。
彝族原始社会于商末周初确立父权制后，从一世希姆遮之后开始父子连名至32世六祖分支之际（其父子连名世系载《爨文丛刻•上编》见附后世系表），彝书记载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过程有：
—— 密喳拐称雄“液哪”和“液舍”
密喳拐，希姆遮六世。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密乍拐、恒乍耿、诧规等同音异写；液哪，义译为黑水，指今北盘江流域，有云南、溢纳、以那、以拉、迤那、夜郎等同音异写；液舍，义译为黄水，指今南盘江流域，有溢实、玉舍、于实、于矢等同音异写。
希姆遮父系发展到6世密喳拐之时，部族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极好的南、北盘江流域创立了基业，密喳拐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黔西州续志》说：“孟赾之后，六传而至诧规（喳拐），居濮及乌……濮即云南之东川、沾益，乌即贵州安顺、兴义。濮与乌，又相连而并也”（相连而并，即部落联盟。今四川凉山彝族称：濮乌人是彝族历史上最强悍的先民）。
濮与乌相连而并的地域，就是液哪（夜郎）的最初版图。
—— 卢鹿部与可蒙部联姻（即联盟）
可蒙，有可姆、考姆、昆弥、昆明等同音异写；陇贤君著《 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称古莽国；其势力范围，在今澜沧江和雅砻江流域，北与博纳部（白狼部，义译大山部）相连。（马学良先生认定：《白狼王歌》特别与彝语相近）。
希姆遮13世卢鹿部迫勒道的势力在今云南东半部和贵州西半部崛起之后，迫勒道娶当时在今滇西和川西一带称雄的弥可蒙之女可蒙舍楚为妻，以联姻结成部落大联盟。
迫勒道长子道赤叩 （又随母系称弥赤叩）与毕以，实楚等部联合，首兴“纪”（君）掌权，‘莫”（臣）行令，“布”（师）祭祀的“三位一体”宗法统治制度。当时的实楚呗摩已是掌典籍司宣诵、祭祀的大经师。
迫勒道和可蒙舍楚的后裔道氏9部中，长房道赤叩掌握宗法统治权后，有7部演变为后来的西南地区部分彝语支民族；唯有幺房道慕尼不变，被其后世至今的多数彝族尊为直系先祖。彝书因而有“彝始道慕尼”的记述。
——武氏十二部，十一过河变
道慕尼下传15世到娄珠武（希姆遮28世）之后，后裔因“住地野兽多，迁往液阁去”（液阁，为四川盆地），形成“武氏十二部，十一过河变，武洛撮不变”的对流演变和融合分化格局。留居先世密乍拐地域的武氏，称“武液哪家”。
武洛撮，有落措，老撮等同音异写，义为石人（今岷江上游有很多石人冢）。直到宋代，汉文史志仍在称呼居住贵阳一带的彝族为“矩州石人部”。其所居之山，亦称石人山。陇贤君在《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中，把一直在四川盆地放蚕收茧织丝绸的实索（蜀叟）人和石人统称为“蚕丛氏”。
——洪水泛滥
武洛撮下传两代，为希姆遮31世笃阿慕。彝汉文史志音译，有仲牟由，仲牟由男、隆穆、祝明、居木、居木乌伍，笃阿姆、独幕俄、笃米、独姆、独慕等同音异写（有的学者称其为“杜宇”）。
在“笃慕的时代，泛起了洪水”后，居住在液阁（四川盆地）的“祖先笃阿慕，骑着他的马，赶着牛羊群，迁往洛尼博”（洛尼博，义译为青石山或青龙山；在金沙江右岸的滇东北境）。
毕节地区辛亥革命先驱余达甫即余若泉（彝族恒部扯勒氏又称且兰氏后裔）在《且兰考》中说：“周之叔世，杜宇称帝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以为君”。
《中国彝族史学研究》一书认为望帝杜宇和隆穆之名，即笃慕的同音异写；其活动中心，在今四川成都、广汉，郫县一带。
公元1989年11月23日，新华社报道：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钱玉趾先生破译郫县出土的古蜀国铜戈铭文为“诺苏用的铜戈”（诺苏，彝族自称）。
——六祖分支
笃慕部族在云南洛尼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带，从事畜牧和农耕逐步繁荣起来，与东、南、西三方的青，红、白三部卢鹿结成联姻（联盟）体系，笃慕被各部古夷人尊为宗法首领。
笃慕死后，这一联盟统一体系即告解体。强盛的笃慕后裔，拖着原始社会母权制的残余尾巴，按母系三支，分为父系六部。
母系一支: 武支系、乍支系，父系一部慕阿切、二部慕阿可，分布（宗法割据）“楚吐姆卧”地方；即今滇南红河流域和滇东的南北盘江流域，滇西哀牢山区和苍山洱海地区。
母系二支: 糯支系、恒支系，父系三部慕阿热、四部慕阿卧，分布（宗法割据）“洛博姆阔”地方；即今川西凉山和乐山地区（称曲涅、古候二部）以及滇东北（称西恒乌蒙部）和川南（称东恒扯勒部）等地区。
母系三支:布支系、默支系，父系五部慕阿克、慕阿齐，分布（宗法割据）“舍液尼朋”地方；即今金沙江南岸东西两端的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川、曲靖和贵州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安顺地区、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和黔西南两州等地区。
这一历史过程，为今滇、川、黔、桂四省（区）多数彝族所讲的“武、乍、糯、恒、布、默六祖分支”（有部分没有“六祖分支”概念的彝族，则分别称希姆遮6 世密喳拐或13世迫勒道或28 世娄珠武为先祖）
六祖分支，当在公元前5 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依仗武力实行宗法割据西南的彝族先民父系宗亲，在行使长子（即长房）主持祖宗祭祀等宗法权力中，第一部武祖慕阿切以大长老即大家长、宗族长（汉文史志称大鬼主）身份，承袭先世武氏十二部后裔拥有的宗法权力，统治和奴役胞族，形成集宗法权、族长权、行政权于一身的宗法奴隶主贵族阶级，亦称“武液哪家”。
《大定府志》等汉文史志，把这种宗法社会形态，描述为“西南夷俗尚鬼（尚鬼，应为彝族崇拜祖先）以竹为葆（葆为尊重、保护）谓之鬼筒（彝族称祖宗灵筒）推其大宗主祭（大宗，即长房、长子）谓之大鬼主”（彝语称长房、长子为“赫歇”，没有’‘鬼主”的意思；明朝天启年间的彝族起义将领安帮彦称自己为“四裔大长老”，可见安帮彦当时也认为“大鬼主”之称不确切）。
秦代至东汉时期贵州彝族“纪莫”政权史事
纪莫，是彝族宗法地方政权君长，彝汉文史志译音有苴摩，主穆、纪姆、兹莫等同音异写。
秦始皇统一中原前后，六祖默部慕阿齐6世即希姆遮38世武穆纠，在希姆遮6世密喳拐的“濮与乌”、28世娄珠武后裔武氏十二部“武液哪”、32世六祖武部（亦称“武液哪家”）的地域崛起（今云南东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即承袭六祖分支前的娄珠武后裔武氏和六祖武部的传统宗法权力的基础上，确立了宗法奴隶制。彝文古籍先后称这一区域为“武米”（武氏之地）和“液哪米”（黑水之地）；汉文史志称其境为“夜郎国”。 到武穆纠之子纠阿诺之时（《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等书写作纠洛或龚龙；并认为纠阿诺、纠洛、龚龙即汉文史志记载的多同）汉武帝遣唐蒙人境灭夜郎置牂柯郡，由武穆纠和纠阿诺承袭的“武米”和“液哪（夜郎）”宗法奴隶制方国“纪莫”政权从此衰落。
《大定府志》 记载“液哪”（夜郎）地域说：“夜郎（液哪），盖东有遵义，中自大定（今大方），西连曲靖而西包东川、昭通，南跨安顺、兴义而止乎泗城（今广西北境），故曰：夜郎最大。”
与这一段历史有关的文物、古籍，有威宁出土流入昭通，而后被收藏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彝文“液哪”（夜郎）铜印（见《昭通画报》照片）；有已翻译出版的《彝族源流》记载的“武液哪世系”和已在贵州民族学院翻译成卷册的《夜郎法典》、《夜郎在柯乐》、《夜郎史传》以及川西“以诺”即“夜郎”彝区的若干彝文献和口碑。
西汉中央政权被王莽篡夺后，西南夷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争并起：先是滇东北境发生“二十一日计一百二十四次”的大地震；后是王莽连续“调巴蜀、广汉、犍为吏民”和“天水、陇西骑士”，驱“二十多万人马兵夫”，对“纷起反莽”的“西南叟夷”进行6 年多的镇压（见《 镇雄大事记》）。
在自然灾害和战祸并起中，笃慕后裔布部慕阿克7世德阿布，默部慕阿齐11世德阿施，相继从云南中部东移，进入慕阿齐7世纠阿诺后裔在滇东、黔西一带的分布地各君一方。
——六祖布部德布氏后裔，进入北盘江流域的兴义、兴仁、安龙、贞丰一带的，称布吐珠液君长家（彝文古籍翻译有必吐珠义、濮吐珠液等同音异写）；进人今安顺一带的，称布播勒君长家（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必拜勒、不波楼、普露静、热布巴拉、巴兰、普里、普宁等同音异写）；进入今威宁、赫章一带的，称布俄索君长家（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必俄索，毕俄勺、布乌撒等同音异写）。
——六祖默部德施氏后裔，除勿阿克（烘阿克）在云南东川承袭閟畔部必额勿君长宗法权力，称阿竽卢君之外，（又称兜苴或都主部，凉山称阿都）其余各部进入贵州情况为：
勿阿楼（烘阿轮）称慕卧热君长（郎岱）；勿阿乃（烘阿乃）称阿洼惹君长（普安，有阿旺仁等同音异写）；他们的后裔为明代以来的盘县（老普安）、郎岱（慕卧热）普安（新普安）一带的龙氏、陇氏和安氏。
勿阿纳（烘阿纳）进入黔西北后，在鲁必嘎纳地方祭祀祖先，驻治今赫章柯乐（古液哪君故地），发展先祖道氏纪、莫、布（君臣师）三位一体宗法制度为纪、莫、布、构（君臣师匠）四位一体宗法奴隶制地方统治政权；以耕、牧为本，兴采矿、冶炼各业，把柯乐建成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落邑。
彝文古籍记述：能沽落姆（成都大城）是织帛、打铜的地方；由能沽落姆经尼兹落姆（宜宾大城）过柯乐落姆（柯乐大城）即到点措落姆（点苍大城即今大理）。就是彝族先民们“冲泥如雷吼，制作咂酒坛”的地方。
今遗存在毕节地区境的南方丝绸之路——“南夷道”上的古文物，有赫章柯乐出土的“武阳传舍铁炉”（武阳：今川西平原之彭山）等众多物件，有威宁可渡河畔的“烽火台”等。
《爨文丛刻•治国论》等彝文古籍说：“汉光武年间，君长勿阿纳与伊佩徒钟义、什益咪阿佐二贤臣，论述安邦治国之道”。
《大定县志》载：“勿阿纳自立为王，立规章法令，设四十八目”; “勿阿纳已而入晋乐。晋乐，夷语谓之更诺（汉语译音称黑羊，彝义为：林原）即今贵阳也，又西南驰至都匀洞，夷语谓之租义歹（义为彩虹地）……于是部族转盛西南，越存水（存水、遁水、牂柯江即今北盘江）至竹子岭（竹子岭在今云南会泽境）世谓之卢鹿部（卢鹿或鹿卢，义为龙虎，多称倮罗）卢转罗，为罗氏鬼国（应解释为：龙虎部落宗法奴隶制地方政权）”。
樊绰在《蛮书》中说：“此等部落，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跪拜……大部落则大鬼主（大宗主），百家则小鬼主（小宗主）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勿阿纳后裔，为明清之际的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统治家族。
蜀汉至中华民国时期贵州彝族史事
公元二世纪末，中原曹、刘、孙三氏纷争，西南黄巾军在马相带领下杀益州刺史。是时，李恢任庲降都督，治所从南广（云南镇雄）迁驻平夷（今毕节），彝族比跻（毕节）部在内外夹击下西入云南楚雄（见《大定县志》），彝族默部德施氏勺阿妥后裔妥阿哲（汉称济火）从芒布（云南镇雄境）入居比跻（毕节）举行宗支大祭立祠，称其地为龙更（噜迪，陇勾，汉文史志称罗甸国）。
刘备入蜀后的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为实现其“隆中对策”，兵分三路实施军事和政治攻势，发起对南中高定、雍凯、孟获等联合反抗蜀汉征其僰童、牛马、金银、丹漆的“讨伐平定”。
孔明亲率西路军，经建昌（今凉山）杀高定，渡沪水（金沙江）南下永昌（今云南保山）灭雍凯，而后东进与中路军李恢和东路军马忠会师建宁（今曲靖），对孟获实施军事攻城威慑和政治攻心结盟的战略。
诸葛亮采取“图画”示意，解决语言障碍，贯彻汉夷都是共一个天地日月和国家的龙的传人，大家都要服从太守统治，官吏、酋长要体恤夷民等政治纲领（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实现了“隆中对策”中“南抚夷越”的南征目的。又运用马谡“攻心为上”之策，与资助南征军兵马粮草的妥阿哲（济火）祭天盟誓，奏请汉后主封济火仍为罗甸国王“世长其土”（罗甸，罗为老虎，甸为坝子，即今毕节市虎踞山下的市区坝子）后人为之刻石竖碑，被彝汉文史志称作“妥阿哲纪功碑”或“济火纪功碑”（残文内容见《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其后，罗甸国驻治东移白乍戈（汉文献中有的将白乍戈写作牂柯，白为山坡，乍戈、乍果、牂柯为云雾笼罩，即雾笼坡）称其势力范围为“阿哲米”（即妥阿哲辖地），治所“慕俄格”（慕俄格金殿遗址今为奢香陵园）。
同时，蜀汉封南中俊杰孟获为“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之“中丞”官爵，将移往蜀地的“万余家南中青羌”加以整编为劲卒，号称“飞军”，加强了蜀汉“北伐曹魏”的人、财、物力。（见《华阳国志•卷四》）
继而“命李恢为建宁太守，命马忠为牂柯太守”；马忠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较明智的建树，因而弘治《 贵州图经志》 说：“罗甸国上表，请尽归牂柯”。马忠死后，牂柯各部“为之立马王庙，遇水旱之灾，众聚其庙祈祷”（通过这种方式象征民族团结便能克服各种灾难）。我们今天可从史志中记载公元225 年至263 年蜀汉时期“南中夷汉安之”的政局评述中，得以明了马忠注重民族问题的深刻意义。
正常的民族关系一经建立，由此而来的是民族间更正常而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对此，东晋常璩在其所著《 华阳国志．南中志》 中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由此观之，不仅可见民族团结则社会安定和进步繁荣的重要意义；还可从三国、两晋之际进入南中的汉族学者们在其言论中已达到“半引夷经”地步的情形，看出当时彝族文化在南中地区已比较普及。
蜀汉之后，中原连续产生西晋八王混战；东晋十六国裂土；南北朝对垒等长期大动乱。直至公元6 世纪唐灭隋为止的其间350多年中，中原无力顾及西南夷；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彝族宗法奴隶社会在平静封闭中进入鼎盛时期。
公元728 年，彝族在云南大理建都的南诏国四世国王皮罗阁的势力，到达黔西北乌撒（威、赫）渐及黔北播州（遵义）。是时，贵州彝族默部为阿哲阿武、阿哲必额、阿哲阿琪后裔分治戛勒（水城）、慕俄格（大方）、纳阿岱（六枝郎岱，亦称慕卧热）；到唐朝“矩州刺史谢得成招慰昆明（昆明夷）比楼（必额部）等七千户内附”后，以必额莫翁建于今大方城东五指山下的“九重宫”（九层衙）为姚州治所，封莫翁为姚州刺史。从此，贵州彝族对外联系，日趋频繁。（见附后照片）
如《元和郡县志》 叙述当时贵州夷区对外交通情形说：“夷人于大江之上置藤桥，谓之笮”（笮抖即苲抖即索桥。索桥是彝族先民历史上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一大创举，它无疑是现代铁索吊桥的前身。见附后照片）。
公元8 世纪唐文宗开成元年，默部46 世阿佩入朝“献牂柯地千里，封罗甸王，封其别帅为滇王（寻改普宁王）”唐武宗时，又“封阿佩罗殿王”, “王治在贞丰罗王亭”（见《 唐书》）。
此后，中原“五代十国”分治，无力统率西南夷。至公元十世纪之时，“矩州石人部若藏王入献方物”，而后又“使其子普贵纳土”，宋太祖嘉之，“命普贵为矩州刺史”。“矩州，语讹为贵州”，宋太祖因其俗“授之敇书”，于是“始有贵州之名”（见《大定县志，安氏本末》）。
两宋相争中，贵州彝族宗法奴隶制方国形成于矢、东山、武龙、罗波、罗毋、鸡平、石人、战洞和扯勒、乌撒、水东、水西等地方势力。彝民大多经三岔河或安顺、惠水、荔波到广西，以马与西北战马堵绝的南宋博易盐、布。
《宋会要辑稿》说：“朝延买马，全藉罗殿诸番将马前来邕州（南宁）博买”；从公元1132 年左右起的半个多世纪中，每年冬至之后，“随罗氏鬼主至沪州（川南）市马者，达两千人。”
公元1251 年，蒙古统治者为完成从长江中下游包抄南宋的战略，命忽必烈率蒙人和色目人军队取大理。公元1253—1256 年，忽必烈的铁骑跨过大渡河后，“革囊以济”渡金沙江，击破大理国，而后东进“阿合图因”（曲靖），实现了“汉习楼船，唐标铁柱”（未达目的）“宋挥玉斧”（无可奈何）伟烈丰功（见《大观楼长联》) ；元军进逼“赤秃哥”（鸭池河）之时，罗甸国遣使向南宋理宗报“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入边”；当理宗“赐万两，使为援”时，贵州阿乍已归附元军，元世祖诏为“贵州宣抚使”随即改贵州为“顺元路”隶四川。
公元1274年，元军回族将领赛典赤坐镇昆明，实行屯戍战略，使元军在西南站住了脚。到公元1283 年，元军在贵州彝区边境肆虐，默部60 世阿里命“民多立寨，依险自保”; 被元军维吾尔族将领脱力世官“率军拔其寨，夺其关”，并“掠马、牛、羊以给士卒”改水西为“亦溪不薛”，先后隶云南、湖南。
“诏命阿里率彝军随征缅甸，阿里不从”元帝即“命皇孙铁木儿不花率兵驻营，屯守关隘，置牧厂于其地”。贵州彝族人民成了元帝国军事管制下的畜牧奴隶。
阿里死后，其妻奢节摄事。公元1301年，元将刘深借诏命率大军压境，“胁奢节索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征八百媳妇国（今缅甸掸帮）。奢节“因民不堪”，遂“举兵围刘深于穷谷，使其首尾不能相救”。又“与水东宋隆济及乌撒、乌蒙、东川、芒布合劲利健马陷贵州”，继而奋力抵抗云贵、湖广、川陕等八省兵会剿、贵州普安（今盘县）、云南广西（今沪西）、临安（今建水）、威楚（今楚雄）、四川建昌（今凉山）等地彝区亦因不能忍受元军掠夺苛扰，起而响应，起义声势震撼西南山河（见《云南民族史》）。
在“刘深粮尽，道梗不通，存者十不一、二，引兵湖南”的两年后，征剿奢节的八省兵中湖广刘国杰得播州（今遵义）杨氏献策，佯败中遍弃钉板，刺伤奢节兵马蹄足转胜。刘国杰乘势攻入慕窝（即慕俄格，今大方县城）烧杀抢掠。奢节失守，率彝军退守墨特川（今赫章），被刘国杰“破营诛杀奢节”。后人缅怀奢节起义的英烈事绩，在水西城郊（今黔西）为其筑烈姬冢，镌刻“欲铸红颜如黑铁，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墓联，悼念这位不畏强暴的水西女杰（见附后照片）。
这场由阿里到其妻奢节率先反对元帝国民族扩张（征讨八百媳妇国）进而发展到起义抵抗八省兵的战火，由刘深点燃后传到刘国杰手中，烧毁了罗甸国辉煌的慕俄格金殿和宏伟的九重官（九层衙）以及卷佚浩繁的竹简、木刻、皮书等彝文古籍，给贵州彝族的物质、精神造成了前所未有、无法弥补的损失。
公元1330年，乌撒禄余不堪元朝统治者镇压奢节起义后进一步采取的残酷压迫而“举兵攻城袭营，擒杀官吏”。
此举，立即得到建昌、乌蒙、东川、澄江等夷区齐起响应。当建昌等地反元斗争被镇压之后，禄余又联合亦溪不薛（水西）继续反抗，其威势之猛烈，使元军在“始终无法对付”的情况下，迫使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征讨为安抚”, 黔西北成为元朝“牧养国马”的重要牧场。
其间，贵州彝族人民历代积累的牧马经脸（详见《西南彝志•说马的亲源》）更加得以丰富提高。
《大定县志》总结彝族养马经验说：“水西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则马健无病”。
元顺帝元统二年，默部64 世陇赞卒，元帝国一面给其子霭翠（奢香丈夫）冠“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以怀柔；一面加紧在其境实施“屯垦戍边”的征服战略；不过20 年，贵州少数民族世代开发出来的所有水边良田，坝区沃土之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军屯、民堡，彝族人民被赶上苦寒贫瘠的高山。
我们现今不难看出，纯粹“靠天吃饭，等雨喝水”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产力十分低下的高原彝家，要在交通闭塞、气候恶劣的环境中得到发展进步，是何等的艰难。
在长期求天拜地无济于事的体验中，生存意识使彝家产生了坚韧不拔的毅力，通过世代艰辛拼搏，奋力劳作，实践真知指引他们，将冰冷刺骨的深谷山箐之水，引人盘绕的沟渠，使之在曲折流淌过程中受热升温，而后注入梯田，比之冷水直接灌田，提高谷物长势和提早成熟并增加产量。高原彝家的这一创举，为“要吃大米饭，等到二辈子”的民众，为山区梯田开发，带来了生机（见附后梯田照片）。
公元1357 年，红巾军明王珍占领四川后，建昌、乌撒等地彝区立即响应，附从攻克关隘，直入昆明驱大元梁王铁木儿不花往滇西逃遁；公元1368 年，元顺帝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逃回蒙古草原；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即位，改八番顺元路沿边宣慰使司为贵州宣抚司隶四川。洪武四年，霭翠入朝，随即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令霭翠位于各宣慰之上，设治所于贵州城内（今贵阳市宅吉坝；宅吉又写作则溪，义为仓库）。
贵州宣慰司地界：东到龙里卫；西至四川乌撒府；南到广西洒城州；北至四川播州（见《 寰宇通志》）；其西南地界：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其《 黔游记》 中说：“此地（指安庄哨）在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等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之西为堑，而今以三叉（三岔河）为界”。
公元1381 年，朱洪武兵征云南大元残余梁王，霭翠命总管陇约到镇远通道候迎，备米、毡、马、牛、羊、刀、弩各一万以助军资（见《贵州通志》）。
历史上贵州彝族人民为祖国统一，巩固边疆所作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征南军傅友德、兰玉、沐英三将得霭翠资助入滇，大元残余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投滇池自杀。明军取威楚、攻大理、回取滇东北时，前锋李英不遵朱元璋“自古诸夷叛服无常，盖以其地险远……训服之道，必宽猛适宜……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之敇谕而兵扰乌撒，在乌撒女首领实卜率众抗击下，于作寓壁法（义为：虎啸山崖）战死李英。
是时，水西彝族首领陇赞霭翠年事已高，遣其妻奢香率15人随袭水东宋钦夫职的刘淑贞，入贡方物及水西马。明太祖大悦，重赐归。
其后，乌撒等诸部聚百二十人入贡，明太祖不究战死前锋李英之往事，加赐乌撒实卜，深得诸夷民心。
是时，身为皇后侄儿的贵州都督马烨“素恶奢香”；又“尽思灭诸倮而代之以流官”；故“常谋激怒诸部而后加之兵”；把贵州人民通道迎候和资助大明征南军，为明朝统一大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和友好交往置之度外。
奢香因“不堪其为”，亲赴都督府理论，马烨“叱壮士裸其背而笞之”，引起“四十八部咸集奢香军门”,“愿尽死力助香反”；奢香在马烨求之不得的诸部愤怒中，审时度势，为顾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大局，对四十八部表明：“反非吾意！”即控制住一触即发的战祸；遂谋之刘淑珠为之走诉京师，自己饮耻宣慰使司，注视身贵为皇亲国戚的马烨动静，把握应变贵州时局。
朱元璋闻诉，命刘淑珠归招奢香入朝。奢香与侄女奢助（后为儿媳）率把事等，赴金陵“奏诉马烨激变状”。朱元璋权衡利弊，取“治罪一人以安一方”之策，乃大义灭亲“诏马烨还，数其罪而下狱”（见《明史•贵州土司传》）。
自水西陇赞霭翠卒，奢香代幼子摄政后，重用汉才陈友德为阿牧（总管）“大举开道设驿”。
朱元璋赞曰：“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
其后，奢香遣子霭翠阿迪入贡，请入太学。朱元璋依彝音赐其姓“安”名“迪”，并谕国子监：“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于是，贵州宣慰使司所属宣抚司、长官司及播州等，亦各遣子弟入贡请入国子监；乌撒军民府阿能遣其弟忽山及倮罗生二人入贡，请入太学；“上特允其请”。洪武25 年，安迪学成归，“上赐三品服”。从洪武26 年起，水西纳粮从八万石连年递减至二万石，大大减轻了彝民负担。
上述史实，足见明初统治者确有“蛮夷之人……不可以中国之法治之”的明智变通之举，可算明朝初年的封建中央治理贵州的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亦足见“安邦不可一日无兵，养兵则图长久无战”的彝家古训中军事思想作用。
公元1396 年，奢香卒，葬于被元军刘国杰部捣毁的慕俄格金殿遗址洗马塘畔，并建奢香祠于墓地。
朱元璋遣使赴水西祭奠；赐奢香为：大明顺德夫人。
安迪贡马谢恩，袭贵州宣慰使。
有诗人赋“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等诗句赞奢香，并给其以“赤手斩都督的彝族女首领”和“明代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以及“民族团结的典范、国家统一的楷模”等等评语；在史志、著述中不乏所载（见《隋园诗话》、《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毕节地区人物志》）。
特别是奢香开偏桥（施秉）至水东（今贵阳市和安顺市境）；
偏桥（施秉）达容山（湄潭）至四川境；
偏桥（施秉）至草塘（瓮安）至龙场（修文）至水西（黔、大、毕）达乌撒（威宁）、乌蒙（昭通）；北达四川永宁等驿道，沟通中原，引入水利器具，改变山区“种多宜荞，谷稻鲜登”状况，并促进“盐布通商，茶马互市”等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业绩，使后人赞不绝口。《 黔记》 说：“奢香九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干掫（音周，义打更）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也，夷俗固亦有美处”。
为使奢香的伟烈丰功典范今人、启迪后人，党和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的1988 年元月下文，把’奢香墓“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逐级逐年拨款，将明、清兵燹和“文革”中破坏至面目全非的“奢香墓”修葺一新，并经中央、省、地、县决定，逐级拨款新建“奢香博物馆”依“文物保护法”调、征散存各单位和民间的“彝族历史文物”集中保护列展，激发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以先世英烈作榜样，努力搞好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见附后照片）。
安迪袭职后，即在水西兴办彝、汉双语文教学，使高原彝家儿女在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的基础上渐识汉语文；古老的彝文彝书亦渐为外界所知，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的彝文典籍中，有用彝、汉文对译，以汉文注贵州水西、云南东川、四川叙永、建昌等地彝音的《华夷译语》藏本，是为明代国子监让倮罗生从彝文对照字义习读汉语文的教科书。
明代自朱洪武（1368）到英宗天顺（1457）的近百年间，贵州安氏袭宣慰使，直管水西48 部；宋氏世袭宣慰同知，管水东、贵竹、养龙、中曹等十长官司；治所均设贵阳城内大、小宅吉。
明成化年间，宣慰使安贵荣睥睨贵州城“是直水西毡衫叠塞耳”而长居水西。朝庭因之谕安贵荣和宋然：“非有公事，不得离开贵州城内治所．不得掸还水西”（见《明宪宗成化实录》）。
此间文物，今仅存安贵荣妻察肯买纳（奢脉）捐资以银、铜、锡合金浇铸的彝汉文合壁“成化钟”（成化钟彝文铭，已翻译编入《 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并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另有安贵荣建于明弘治6 年的贵定盘江惠政（瓮城）桥（见附后照片）。
公元1578年（明万历15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通汉妇不听劝告而弑其叔。命案诉京（有潜往京师者为之窥探），上命“土司夷民事，都听抚案问理”（见《明神宗万历实录》）。直至隆庆年间，安国亨方悔前之所为而“察瞻穷困，劝民辟地，整草务农桑；概为整理，驿道皆复。”
于是，四十八穆濯（头目）十二格则（嫡系十二宗亲）百二十玛衣（庶系兵将）千二百衣苏（旁系家支）皆请复其冠带，“境内大治，夷民安业”。
安国亨为贵州宣慰使，精通彝汉语文而有武略；为明代贵州彝族书法家；新添寨邱禾实墓志铭，修文阳明洞，原水西法沙土官妻阿格禄氏于万历20 年捐资建造的“水西大渡河桥”上的彝汉文碑记等，都留有其书法手迹。
公元1597（ 明万历25）年安国亨卒，长子安疆臣承袭；次子安尧臣过继芒布陇氏，改名陇澄掌土官印。
安疆臣执政后，令所属水西兵，训军象，练象阵，遇打仗驱之出战，凶猛异常；开创了贵州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象阵”先河。彝称大象曰：“合莫”，汉字标音为“海马”。今贵阳黔灵山下“海马冲”、大方老鹰岩下“海马宫”、毕节小吉与大方八堡之间的“海马箐”等，均为当时水西放养，训练军象之地。
是时，改隶四川的乌撒土官安云龙故，安云翔、安旧咀、安效良等群起夺印争官。留下了乌撒自相残杀20 余年“打冤家”的惨痛教训。对此，贵州巡抚杨鹤奏云：“乌撒安云龙故，后人争官夺印仇杀二十年。争官夺印者，蜀之土官，则蹂践糜烂者，黔之民人。乌撒黔有所制之势而无其权，蜀有遥治之名而无其实。诚以改隶于黔，则节制既便，干戈可戢”。
于是，朝庭方以“乌撒应继土官安效良为掌印知府，照例世袭者年幼，暂令禄墨妾安氏抚养，令安旧咀为冠带知府催集钱粮，并奉朝庭纲纪，不得相倾。责奢陇高献出乌撒印信”（见《 明史．四川土司传》）。
公元1600 年，为播州（遵义）杨应龙举兵，贵州巡抚郭子章许安疆臣击平后，还播州侵水西乌江地六百里酬功（见《 中外年表》 、《明史•贵州土司传》）。
在郭子章的策划和安疆臣的攻击下，杨氏自唐代南诏时掌播州，经宋、元、明三朝共传29 世800余年，至杨应龙而终，遂改土归流。
事后，兵部复贵州总督李化龙议处播州善后事宜云：“播州既改土官，当清疆界，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国家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见《明神宗实录》）。即于白田坝建“威远卫”镇之。
公元1603 年，兵部复川贵总督王象乾议编设保、甲于夷地。美其名：寓兵于农。实意为“无养兵之费，得胜兵之用”（见《明神宗实录》）。既加重了移入贵州的汉民的负担，又加深了夷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可兵部准“可悉如所议举行”。同时，朝庭大兴土木，在贵州采优质木12.298 根（见《明万历野获编》）。山民劳役之苦，可想而知。
公元1608 年安疆臣卒，其过继芒布之弟陇澄还名安尧臣，回贵州代侄袭职；时因朝庭赋税、劳役和保甲连锁、民不聊生，安尧臣借追乌撒安效良印信，领兵数万长驱云南，进驻沾益。
当朝廷罪其：“越境擅兵”之时，安尧臣病故，举义无成。是时安位尚幼，其母奢社辉领衔理事。
天启元年，东北女贞建立后金，随即发起对辽东的进攻，各级官吏趁朝庭增派“抗金援辽饷”之机加紧勒索，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朝庭令调西南兵征辽之时，巡抚李樗命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出马步兵二万前往援辽，朝议“准行”；但对“累疏征兵益饷奏”却置之不理，李樗被迫六疏乞休；已开驻重庆的奢崇明部樊氏弟兄所率夷军，被巡抚徐可求校点时骄横训斥“疲惫老弱，不堪战事”而激变。
奢崇明愤，分兵陷遵义，围成都，造天车攻城，举旗起义反明。
当朝廷调兵镇压奢崇明时，贵州兵备副使邵应祯向与奢氏世为姻亲的安氏，勒抗金援辽饷金三千，激成兵变响应奢崇明。朝廷急令水西年幼安位袭宣慰使以怀柔，又恩宠川东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妻秦良玉，命率其部白杆兵配合明军围剿奢崇明，解成都之围。奢崇明在成都未破，背受合围中，退守本部门户沪州。是时，贵州水西夷军将领安邦彦、乌撒知府安效良、贵州洪边宣慰同知宋万化以及云南东川、威楚、乌蒙、四川建昌罗罗斯等各部，举旗响应奢崇明，起义斗争威震西南。朱由校在乳母客氏和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既急于东北女贞，又复患于西南夷”，勉强以河南巡抚张我续为总督，兵援川、贵。
于是，贵州巡抚王三善将兵6 万，突破水西象阵，斩杀奢、安义军将士18.000 首级，师抵大方安位宅第，大肆烧杀。
安帮彦避其锋芒，“以木石阻塞后路，断其邮书，阻其粮道，遮其援军”坐困王三善官兵。王三善兵屯大方，久之食尽而议退。
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正月，王三善毁“奢香祠”等民族古迹建筑，尽焚大方庐舍，引兵鸟道，行深箐丛林，且战且退，中军参将和副总兵战死。退至“郭张”（黔西），后军被安帮彦伏兵夹击，王三善引前锋还救，士卒多奔。王三善挥师急逃中，被安帮彦军夹攻，迫王三善进入先以草皮伪装的内庄田坝，士卒马骑，多坠入水田而不能自拔。
王三善军中有陈其愚者，为奢香所重用之汉族阿牧陈友德之孙（陈友德墓在大方六龙凰山下，人称石羊坟）、为安国亨时水西四十八部“慕魁”（总理）陈恩之子（陈恩墓亦在六龙凰山下，人称慕魁坟，见附后照片）陈其愚于王三善从贵阳发兵时诈降，得王三善信之，从而尽知王三善军中虚实。王三善见士卒坠田，勒马令退，陈其愚纵马冲王三善坠马，被夷兵俘送帮彦而诛之，王三善六万官兵全军覆灭（今黔西境留有王三善墓葬，彝人愤其格杀勿论，尽焚大方等恶毒行为，称其墓为：刽手坟）。
内庄之败，朝廷震怒，令蔡复一代王三善，图复举镇压奢、安。时有昆明傅宗龙上书：“在武定、寻甸、东川、沾益、罗平、普安、关索岭、乌撒、安南等处为患男妇，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敌也。臣愿以四川巡抚兼贵州监军，灭此群丑”。帝大悦而起用之。蔡复一遂请傅宗龙专理军务，设中军旗鼓，听其赏罚。
公元1625天启五年，傅宗龙诱斩水西将领陈其愚（《大定县志•卷一•舆地志•水道•乌西河》条亦有记述）。号称西南官兵大将之冠的四川总兵鲁钦，趁机渡河攻入织金，安帮彦佯败黔西。鲁钦追击中，安帮彦伏军突起，逼鲁钦自刎于杨家海。
傅宗龙揣势，上策曰：“蜀以屯为守，黔以守为屯；以守为屯者，先发兵据河，随渡口之大小置大小寨；深沟高垒，置烟墩炮台；令沿河习水战，当贼耕薅，频出奇兵扰之，贼不敢附河而居，而后可屯也”。屯之策：“一曰清卫所原田；一曰割逆贼故壤；而以卫所之法行之，尽举屯田以授有功，不待招徕，户口自实。时当阅三年，贼可尽灭也”。
上允。于是傅宗龙大举守屯。
而今，贵州所有卫、所、屯、堡等名，无不起于斯时；且所有卫、所、屯、堡，无不在水边良田、平坝肥土之地。在傅宗龙“以守为屯，割逆贼故壤”的政治、军事压迫下，贵州彝族人民从此彻底将祖祖辈辈开发出来的水边良田、坝区沃土交给傅宗龙“奖授有功”而进入高寒贫瘠的乌蒙凉山。从此，高原彝家与卫、所、屯、堡中的移民客户在经济、文化上出现了“龟兔竞走”之间的差距。
安帮彦被逐步深入之卫、所、屯、堡围困而乞抚时，奢崇明老而无为，其子奢寅醉酒被刺。
明崇祯元年，明廷不顾安帮彦乞抚，令贵州巡抚传谕安位：“擒安帮彦自劾捐除前罪”。次年，明廷起用朱燮元为五省总督用兵西南。朱深晓“水西地深险，多箐篁，蛮烟僰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遂用傅宗龙“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之法，遣兵四面攻击，迫使奢、安分兵四应。至“力不支而皆被创”，退守川南后，被永宁总兵候朝柱、赤水总兵许成名集各路明军，乘早雾投破五峰山，奢安两军数万人马被各路官兵夹击，全军覆灭于“径长而狭，人马不能容”的红土川和鹅项岭（见《蛮司合志•卷三》和《崇祯长编》）。
朱燮元用兵西南之时，深知熊廷弼在东北御女贞“丧师于外”；朝中客魏“专权于内”；西南奢安起义使明廷“根基大动”。
权衡局势，朱总督取“来则安之，不专在攻取”的“御夷之策”，使川黔稍得安定。
明崇贞三年三月，安位遣目把周世儒入贵阳议和，却被王三善、鲁钦生前爪牙、亲信等切割分尸“脔而食之”。
朱燮元揣度事态，不得不杀贵阳千户胡朝栋及为首者五人，表议和之心。
安位再遣目把左之宾至贵阳谈判后，如约率48 目归附，削水外六目地归朝廷。朱总督方得置镇西卫及五所，镇水西；以宋万化所营水东12 码头置开州。
崇贞八年安位卒，朝议郡县水西地。朱燮元度夷情，裂水西疆域“稠呢戈则”（十二宗亲）为十二州，以“十二宗亲治之”。
《黔西志》对此说：盖十二宗亲，即十二则溪也。
“则溪”亦作“宅吉”，直译作汉语“仓库”。贵州彝族史上的“则溪制”，为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史称“土司制度”。以贵阳水西安氏大宅吉和水东宋氏小宅吉为例：各设有行政长官“穆濯”一；管粮草长官“扯事”一；管兵马长官“骂色”一；各司其职责。
始于元代的“土司制度”，到明朝得以完备。
朱燮元裂定水西疆域后，以方国安、刘镇藩，袁桂芳三副将分别镇守十二州“诸蛮分治之地”。
两年后，因方国安诱杀法沙土目（今大方理化），朱燮元被坐贬一秩，乃罢十二州，封安万铨孙安世为贵州宣慰使。
安万铨曾代儿孙辈几次摄政，故《大定府志》和县志对其评价曰：“水西有宣慰以来，惟万铨最贤”。
安世卒，万铨曾孙安承宗袭；承宗卒，万铨重孙安坤袭。
在明崇贞帝被闯王李自成起义军攻破紫禁城自隘煤山（今故宫后山）后的第56天，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率部引清兵入关，对李自成义军发起攻击。
李自成撒离北京退经四川至湖北后，被杀害于九宫山。
吴三桂随即领清兵入川镇压农民起义，杀害义军首领张献忠，迫使部将孙可望由黔入滇，联合在西南的明朝抗清力量和各少数民族，坚持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征服斗争。
吴三桂在安坤资助下入滇后，“恐祸乱平而已兵权解”。常以“激叛诸土司”之策，图实现其“欲专滇黔”而“取天下”, “事纵不成”则“划长江而国”的分裂阴谋。
清顺治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吴三桂蓄谋借故：奏“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又马乃土目龙吉兆兄弟……缮器称兵，逆行已彰……又乌撒土司安崇圣亦叵测，所当并图收拾”。吴三桂接朝廷“悉心筹划”的指令后，于康熙三年闰六月七日攻水西。
安坤愤其借聚族祭祖之故实施阴谋，联合投入水西的明朝元江总兵皮熊和乌撒、水东各部，共同举旗抵抗平西王吴三挂。
吴三桂亲率云南十镇兵（按：一镇十营，一营1.200人马) ; 令贵州提督李本深率四镇兵；令四川总兵刘之复率川军入黔会剿水西、乌撒。
布置虽定，可三路声息不通。
吴三桂东进阿札屯（织金境）不克，趋水城命马三保先出剿乌撒盐仓，而后进捣安坤妻禄氏所居之以哪（织金境）；吴三桂率部过水城驻赫章接应。
赫章土目夜袭吴三桂军营，被吴令炮击溃；吴趋至纳雍不得进，命炮击马鬃岭，焚其庐舍、寨落，虏蔡家苗女三百押至军中蹂躏；遂使人至盐仓，召马三保合力。
安坤得知，挥师至以哪与皮熊陈兵以待。
马三保攻以哪战不利，吴三桂率军东出，攻果勇底（织金）被安、皮包抄围战。吴忙命炮击之时，安坤挥师御而佯败。吴三桂轻追中，被皮熊断后。安坤回师，合围吴、马两月不得进退，食将绝而外援不至。在水西地区开创了冷兵器智胜热兵器的先河。
吴三桂被困中，得当地人谢应祥为说客，诱安坤头目叉戛那作内应，致使安坤转胜为败，急奔以哪嘱禄氏匿乌蒙。安、皮匿深箐。
吴三桂搜之获皮熊，皮背立大骂，绝食十三日身亡后，吴三桂擒皮熊女婿赵然，一并杀活戮尸。
安坤入深箐中，从者九人，均鞍马衣装如一而莫能辩之。
吴三桂使刘奇追搜，于森林中获一人急献，此人自称安坤。
吴三桂指叉戛那识之，方知为水西汉将程慕魁。
安坤迂回至阿札屯时，所从九人，被吴三桂获七人，皆自谓安坤；咸为叛徒叉戛那所识而就义；其中有韩慕魁者，大骂叉戛那背主反叛义军而慷慨就义。
安坤在被追危急之中，与所从二人投岩，坤悬半壁而被吴三桂戮之就义。
康熙四年，吴三桂遣李世辉率军攻乌撒，安重圣遣禄昌贤凭险拒敌；李世辉不能克，又遣马三保袭其后，合围获安重圣。
安重圣妻陇氏，郎岱土司陇安藩之妹；安重圣就义后，陇氏走郎岱。因吴三桂向郎岱索人甚急，陇安藩使曾在水西合围吴三桂之陇胜进攻水西、毕节、乌撒之敌；自率所部攻安顺。
吴三桂令云贵兵合力会剿，陇氏双双退保郎岱后被困数日；溃围中，陇安藩、陇胜和安重圣妻陇氏三人，被俘而杀之；以其地属安顺。
至此，安坤妾禄氏亦在乌撒被吴三桂获之杀害，惟安坤妻禄氏携幼子匿乌蒙、凉山而走免。
于是，吴三桂奏分水西为四府。
以大方城设大定府；取”大清皇帝兵威使水西大方得以平定”之意。
以比喇城置平远府。
以水西城置黔西府。
以旧乌撒卫城置威宁府；亦取“大清兵威使乌撒得以安宁”之意。
遂安其心腹爪牙为四总兵镇之，使饱受祸患的贵州彝族人民，从过去的土司农奴变为吴三桂的军事管制奴隶。
安坤、安重圣起兵反吴三桂之举，事先完全不可能意识到实际上是在“反抗吴三桂搞阴谋割据”。但这场战争的意义，实质上起到了反抗吴三桂搞阴谋割据称王的作用。
总督杨茂勋可能意识到一点具体问题后，在其奏疏中虽污蔑贵州少数民族为“睚眦怒目而挺剑，喑鸣怒吼而弯弓”的“蛮苗”；但不得不陈述：“贵州一省，在万山之中，苗蛮六处，言语不通，治之道不得不与中土异，当取兵不劳而坐安边境之策”（见《清圣祖实录》）。
公元1637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乘在昆明造成独霸一方之势而举兵搞分裂。
当吴三桂自云南出兵经贵州时，安坤妻禄氏力助已成人的安圣祖与乌撒总兵朱万年抗击吴三桂；当吴三桂为实现其阴谋，在湖南衡州建宫室称周王时，坤妻禄氏协子率众，攻杀吴三桂安置贵州毕节、大定、平远、遵义、黔西、安顺等地的爪牙兵将4.184人。
清军入黔包抄湖南讨吴三桂时，总兵蔡毓荣赞安胜祖攻吴贼甚力，授以乌撒土知府衔，且许事平后，“复水西宣慰”。
吴三桂暴卒衡州后，清军追剿其子继位周王吴世藩时，安胜祖送款捐粮助之，率水西乌撒各部彻底击毁吴三桂父子的割据残余势力。
康熙特谕兵部派员“善为经划”吴三桂实施的“割故壤”等事宜，兵部侍郎库勒纳到西南会同云贵总督上疏：
“安胜祖宜去乌撒土知府衔，水西宣慰使仍以安胜祖承袭”（见清《圣武记，卷三》）。
至康熙三十七年安胜祖（彝名：额奋密钟）卒，无子，乃改土归流。
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是封建中央政权对产生于家族组织和血缘纽带之上的彝族大家长头人“纪慕”（苴莫）的授封与确认。
在历史进程中，废除日益腐朽的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必然。
清代在彝族地区“改土归流”，从康熙四年起在贵州施行，至雍正之际的公元1726年由滇黔桂三省总督鄂尔泰具体经划实施，将隶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直至公元1731 年，才得以在滇黔桂三省最后完成改少数民族土官为汉族流官309 处（见《简明历史词典》“改土归流条”)。
从此，改土归流的大定府，正式辖黔西、织金（平远）威宁三州和毕节一县及水城一厅。今毕节地区赫章、纳雍、金沙三县，至民国时才分别由威宁、大方、黔西划分设立。
《大定县志•水西安氏本末•下》总结说：“安胜祖卒，因无子承袭而改土归流。于是，安氏为宣慰使者遂绝。然四十八目，多为安氏（宗亲）为之，咸自谓土目”；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凡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其）号凡六（次）更称蛮长、罗甸王、姚州刺史、顺元宣抚使、贵州宣慰使、水西宣慰使；而于其国，常（称首领）为苴莫不（更）改”。
若从公元一世纪东汉光武时的勿阿纳起，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 年）的末代纪莫（君长）额奋密钟（安胜祖）乏嗣停袭，实施“改土归流”为止，其间1.600余年传65 代，为东汉卢鹿君长；蜀汉封罗甸国王；唐封罗殿王和姚州刺史；宋封矩州刺史；元封顺元宣抚史；明封贵州宣慰使；清封水西宣慰使。但此间的彝族人民，却不知道变更多次的封号官职含义是什么。
对《大定县志》记述“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为苴莫不改”加以推究，可知康熙之际的贵州彝族，对封建社会意识仍极为漠然。
彝文古籍记载的哎哺氏原始初民、尼能氏和实索氏原始社会母系时代先民、商末周初父系先民和秦汉唐宋时期宗法奴隶社会先民的遗骸、遗址、新旧石器等古迹文物和陶文、碑刻等，已从贵州六枝桃花洞和拦龙桥彝文岩刻、盘县大洞、水城硝灰洞、兴义顶效、遵义桐梓、安顺平坝等地方，先后不断发现。
在毕节地区境内出土的古人类遗址、遗物，先后在黔西沙井观音洞发掘5次，共出土距今60万年前的旧石器5000余件；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吴家坪，除掘出大量螺壳、兽骨等古人类食品残弃物化石和晚期新石器外，还出土一批与西安半坡同类的陶器刻划彝文；在赫章柯乐发现新石器、冶铜炉残址和战国墓、秦汉落邑遗址和大量铜、铁兵器和用器；还在毕节青场、海子街、朱昌、龙场和大方城郊等处，先后发现古人类栖息遗址、食物化石和罗甸国治所遗址、姚州遗址等古迹古物。
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彝文指路经译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出版的《彝族指路丛书》、是西南各地彝族经师为死去的彝人举行指路仪式所念诵的经典，每卷《指路经》都指往昆明以西最早的老祖宗发祥地，可按所指地名，绘出彝区各家支迁徙路线图。
上述情况，足够说明彝族源于云贵川，曾活动于甘、陕地区。过去对彝族东来、西来、南来、北来等论说，在彝族历史文献中，查无线索。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讲到：“古夷人颛顼一支，自陕甘先入居川西北，继而发展到川南一带，后又向今云南、贵州发展成为彝族远古先民的一部分”的论断，合乎彝族实索时代之后的父系希姆遮率部从陕甘返回川滇黔的历史事实。但以此为“彝族北来说”的依据，是不充分的。
彝族古代社会统一体的形成，与直接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逐步发展演化出来的宗法组织密切相关。
宗法组织的大家长或宗主、头人即以主祭者为根据，被汉文史书称为‘大小鬼主”的宗法奴隶制封国，只从蜀汉建兴三年起算，至康熙三十七年止，共有1.474年之久，受命于中朝之封号而世长贵州和水西。这种在历史上为大国中小国；为封建大王朝之下宗法奴隶制小王朝；历经征讨攻伐，仍持续千年以上，保持其独家统治的特殊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均实属罕有。
实际上，贵州彝族政权，若上朔至勿阿纳入“更糯”（晋乐）起计算，当有1.600 多年史实，载入彝汉史册。难怪当今讲论西南民族史和贵州历史的学者、专家、无一不涉及彝族罗甸、水西政权。
—— 从权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中国古代史上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魏晋等等六种见解（见《辞海•历史分册》）。
方国瑜先生主张彝族土官领主经济时限为公元8——15 世纪；15——19 世纪为地主经济。根据贵州彝族受历代种种因素制约的历史实际，笔者认为：到十七世纪初的清代康、雍“改土归流”后，贵州彝族才拖着原始社会氏族制的尾巴，带着奴隶制的残余向封建制转化。元、明、清三代对彝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最终未形成改变彝族社会性质已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只能称作：封建社会统治者从政治、军事上强行摧毁宗法奴隶制的一种努力；彝族社会经济基础并未随流官的统治而随之提高；只能表明彝族人民在“改土归流”之后，成为“土流并治奴隶”而倍加受压迫剥削。
是时，贵州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形，可从大定知府徐玉章和巡抚贺长龄奏言中得以分析：“大定地高寒，妇女不知纺织棉布而转购于他境，冬春之际，至有不衣不裤者，或冻馁以死”；又说：“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谋衣艰于谋食”。
可见，改土归流后，贵州彝族人民在残余的宗法奴隶制土目和封建制流官的双重压迫剥削下，在饥寒交迫线上挣扎。
幸有航行吕宋（菲律宾）的商人于距今400年前将原产美洲的玉蜀黍（包谷）和马铃薯（洋芋）引种国内后，传种到彝家山区获高产，才促进了山区农产品收获有所发展。不然，封建地主经济在贵州彝族社会生活中恐怕难以很快确立。
文化，是评定社会进步的特殊标志。历史上贵州彝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经济上受剥削，尤其是在文化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公元1751年乾隆十六年，贵州布政使温福上奏：“苗地遍立社学，教训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将必奸诈百出。请密饬地方官徐行裁汰，则从学苗童自不禁而止，岁科两试不必另设额数，则苗卷自难入科，亦不禁而退”。
因此，清代自乾隆至宣统共七世，贵州彝族能学成中科举载入州县志书者寥寥无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清朝咸、同年间，贵州苗族张秀眉、陶兴春率先响应太平军起义。大定、郎岱彝人继之举旗响应，合编为：苗军大堂；夷军二堂；仲家、穿青为三堂。堂官各率所部，以黔西北猪拱箐为根据地。哥老会成员赫章彝族基哉先生，任陶兴春总部军师，配合太平军石达开部，转战游击，威震西南诸省。
大定白布土目安中和之妻杨氏继其夫志，率领其旧部黄老外等众，攻城袭营，堵截赴威宁组织镇压起义军的贵西道邓尔巽；协同起义军反抗清廷。
猪拱箐起义军根据地被清军攻破后，杨氏、黄老外等众，被邓尔巽先后围困、烟熏于大方以里猫场黑泥大洞、马场歹苏洞和白布左家洞。杨氏被就地斩首，黄老外被解省究办。
至今130年，上述各洞仍可见义军遗骸遗物。
《咸同贵州军事史》是记载清廷镇压大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起义军的有力证据。其中第28—72 章分述对杨元保、灯花教、杠众，红、白、黄、青各号军和石达开、白布安中和以及黄德粹等48 支义军的用兵实情。透过封建统治者的辱骂词语，可在其中认定贵州各族农民起义求翻身的伟烈功绩。
至此，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及军事征伐无所不用其极的历代反动政权，把郭子章在《黔记》中描写“贵州本夷地”的大好河山中生活的人民，置于刘深、刘国杰、王三善、傅宗龙、吴三桂、马三保、邓尔巽等历代刽子手们的屠刀下。
光绪九年（1833）四月，清廷下令，强迫少数民族易俗改装。从此，贵州彝族的好传统习俗被禁止；彝家妇女脱掉裙子着长袍。所幸者，唯有坚持不肯包小脚。
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让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贵州，贵州各族人民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役。
1885年中法战争后，各国传教士把被称为“精神鸦片” 的宗教势力，扩展到贵州各个角落。
其所谓湖南、广西、云南路线，不断把鸦片、洋货等带毒害、剥削性的商品输入贵州扩大市场，贵州彝族人民深受鸦片之害，洋货囊括了民族地区财力和土特矿产及文化资源。
——辛亥革命时期
压榨力越大，必然产生强烈的反抗。在中国神州大地即将产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阵痛中，贵州彝家儿女在长期压榨下产生强烈的反抗力，他们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拼命斗争。
1905年“中国同盟会”组成后，贵州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主张推翻洋人朝廷的革命团体应运而生。
郎岱彝族安健，成为贵州友助会主持人；后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积极协助孙中山担负与贵州“自治学社”的联络，指导贵州革命运动（见附后照片）。
当安健下孙中山命令达贵州后，自治学社即响应“武昌起义”。
当辛亥革命胜利和外蒙在沙俄支持下分裂祖国宣布独立的消息同时传出后，贵州彝族代表人物安键、余达甫等，选择了支持孙中山和走祖国统一之路。安顺、大定、榕江宣布脱离清王朝，拥护孙中山，成立分府。大方分府革命党中，安俊峰就是彝族革命代表人物。
历史，总是在各种矛盾的尖锐对抗和冲突中前进，满清王朝虽在1911年结束了进关260 年的统治历史，但各种社会力量为登上历史舞台而逐鹿十分激烈。
1912年2月，贵州刚选举出立法议员146名，云南唐继尧便率滇军入黔，武力占据贵州立法院，自称贵州总督。
是时，新当选的议员推选曾在日本留学攻法津，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站在用政治和法津手段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斗争前列的毕节彝族余若泉（达甫，见附后照片）为临时副议长（见《贵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中黄济舟遗稿《辛亥革命史略》）。
因此，唐继尧诬蔑贵州辛亥革命是“蛮夷大长，窃号自娱”（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三期）。于是，举起屠刀，对贵州少数民族大加杀伐。
彝族安三妹、安桂林姑侄率众反抗唐继尧（见《贵州文史资料选集》3~4集中平刚、周素园文）；大方彝族黄济舟带领千余人奋起响应，赶走知府。
唐继尧害怕其镇压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罪行臭名远扬，咨文各省并呈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和国务院电说：“安氏姑侄霸占民业，图谋不轨，恢复满清”。多方掩盖、辩护，说滇军是“除暴安良”。
安氏姑侄英勇顽强，与滇军死拼大小十余战，安三妹落人敌手，临死不屈，被唐继尧杀害于贵阳，辛亥革命党人平刚、周素园和彝族安键、余若泉（达甫）及安桂林等被迫转移北京、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唐继尧《复国务院详查安匪桂林赴京上牍电》说：“该苗蛮代表安键与桂林同族近支，安键等特为匪党煽惑；……以至赴京上牍”。
安健先生是首批同盟会员，参加过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广州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贵州讨袁总司令；川边宣抚使（见《贵州地方志通讯》198 3年三期林仲明《安健》文）。
安健先生为革命积劳成疾，于1929年（民国18 年）10月12日在昆明逝世。在龙云资助下，遗体移回贵州六枝故里安葬，国民党追认其为：陆军上将。
辛亥革命，给边远落后的贵州彝族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救国、解放斗争准备了前提和条件。
从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到1919 年“五四运动”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至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贵州彝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祥，前赴后继，革命情绪高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坚持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原则下，实行“国共合作”之前，就帮助孙中山于1921 年5 月创办黄埔军校。大方彝族杨伯瑶由广州驻军司令龙腾庄部，进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阀；解放后在剿匪和民族工作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见附后照片）。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于1927 年1 月12 日，开始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工农民众。贵州彝族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红军长征在黔西北建立红色政权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盼星星，盼月亮，贵州人民终于盼到救星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龙腾乌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拂去乌蒙山厚重的历史尘埃，彝族人民亲自实践和体会到“翻身、平等、作主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义。
1936 年2 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方成立。黔西北彝族张海清、张孟生（即沈少友）父子、杨树尧、万里明、熊炳章、杨少武、刘彬文等随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见附后照片）。
长征红军于1936 年3 月21 日最后离开贵州后，贵州彝族人民在白色恐怖下，顽强坚持革命斗争。
中共上海局于1948 年派遣贵州六枝彝族地下党员安毅夫（安健先生之子）回贵阳从事革命活动后，曾秘密去香港接受党的指示，于1949年2月与姚国安等建立“中共贵阳特支”, 秘密与各地联系组织武装斗争。
盘县彝族地下党员龙德霖和参加过滇军台儿庄抗日战斗的龙腾霄等，于1948 年8 月8 日组织盘县游击团，与贵州保安22 师一团，兴仁保警大队，盘县保警队等反动军警展开顽强战斗，先后作战27次，歼敌711人。
威宁彝族地下党员陆宗棠、陆思明、陆发奎、安启崇、禹志超、卢涛等和参加过卢汉率领的60军台儿庄抗日战斗的卢嵩岚，于1949年10 月前后组织、成立威宁游击团，先后与宋希廉残部76师和李弥残军佟登文部，在滇东北、黔西北作战，陆宗棠、陆发奎壮烈牺牲。
保护几经危难的张承烈、田青等地下党员平安脱险的金沙彝族李仿尧，凭正义豪爽、嫉恶如仇的性格和打猎练就的一手好枪法，拉起反蒋群众武装除暴安良，多谋果敢地指挥“智取云台寺”、“痛打保六团”等大大小小战斗，又为人民解放军占领金沙立下了卓著功劳（见《从彝族猎手到人民专员》文）。
由彝族地下党员张承业担任政委的以威宁穷苦彝族禄国忠为首的反蒋武装“民主联军”，从1941年起，先后在滇东北彝良、威信、镇雄和黔西北威宁、赫章一带，与国民党89军343师6营，108军239师和贵州保安二大队，贵州保五团等反动军警，展开殊死战斗，禄国忠于1849年7月25 日在镇雄“八卡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战斗在国民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今大方县羊场坝乌鸦洞内）的川南地下党羊场坝特支的大方彝族地下党员罗明德（现在成都5701 厂离休）、张少模（现在毕节地区民委离休）等，为牵制敌人把机器空运台湾和组织护厂及在农村开展活动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斗争。
结语
贵州彝族老红军、地下党员、游击队和反蒋群众武装战士等革命前辈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丰功伟绩，与历代彝族先烈的历史功绩连在一起，构成了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之际千秋万代永放光芒的贵州彝族历史画卷；它将激励后人为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谱写贵州彝族历史新篇章！
在救星共产党的召唤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半个世纪以来，贵州彝族的几代优秀儿女投身革命队伍，努力学习，发奋进取；他们在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斗争中站在前列，冲锋陷阵；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工作中艰苦创业，争当劳模。在1957至1978的20年折腾动乱中，他们经受“左”的错误路线折磨和“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但他们以“母亲打骂儿女不算帐”的豪情接受非常时期的洗礼，终于在贵州高原彝家山寨中磨炼、成长出一批二三十岁的乡科级干部；一批三四十岁的县处级干部；十余位四五十岁的地厅级干部和两位省级干部以及一批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是新时期贵州彝族的脊梁，是谱写贵州彝族历史新篇章内容的树造人。
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自己艰苦奋斗打好物质和精神基础；往前走向胜利。高原彝家明白清醒：外因不通过内因，是不能发挥作用的。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只要在平等下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不变，彝家苦也甜。
只要在安定中减少社会动乱的大局不变，彝乡穷也美。
勤劳勇敢的贵州彝族，一定会自己迈步踏上前进的历史快车，奔向四化明天！在贵州各民族历史新篇章中展新颜！
原载：2000年3月《毕节地区民族研究》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