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来美国学者郝瑞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对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关键词：彝族；认同；族体
(彝族达体舞 海来阿平摄)
中国的彝族共有657余万人（1990年），分布在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数省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并有传统的文字。彝族支系繁多，自称有30余种，他称有40 余种，彼此间原有认同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对彝族各支系进行了民族识别，增进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意识。近来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此庞大的彝民族不符合“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同时，他还进一步就“民族”（Nationlity或 Minzu)与“族群”(Ethnic Group）这两个术语的内涵与区别做了概括。笔者对此感到有商榷的必要。郝瑞教授是我多年的老友，我们认识已有近20年时间。他曾多次来华，我亦数度赴美，彼此探讨学问，从无保留，情谊亦与日俱增。其间有共同的认识，也有相异的看法。今以此文就教于郝瑞及同行诸君。
一 、问题的提出
1988年，四川大学攀枝花市文物管理处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派员组成了民族考察队，对四川省攀枝花市境内的彝族几个支系进行了考察。事后，考察队成员、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郝瑞教授就考察所得，撰写了《族群性、地方利益与国家：中国西南的彝族社区》一文，1990年2月发表在英国刊物《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上。该文主要论及彝族的认同与族体理论。次年，郝瑞将此文送给了我，拜读之后，并请谭健华先生将其中大部分译出，以《攀枝花的彝人》为题，发表在四川《民族论丛》第11辑（1993年）上。此文的全文后来又经巴莫阿依、曲木铁西翻译，收人郝瑞的彝学文集《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一一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于2年8月出版。这个文集共收人由巴莫阿依与曲木铁西二人合译的郝瑞论文12篇，其中涉及彝族认同与族体理论的除上述一文外，还有《两类彝族中的族群性与亲属称谓》、《从族群到民族一一中国彝族的认同》这两篇文章。2001年夏，郝瑞来华，将他这本彝学文集赠我，并嘱我提出意见。
在上述三篇文章中，郝瑞以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的现状为例，对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并认为将彝族“聚拢”带有任意性，这样的“民族”〈Minzu）是一种政治话语，不符合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以下是他的理由，分别引自上述三文：
1，“彝族是一个具有巨大多样性的范畴。这一范畴包容的人们尽管被官方识别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但在不同的地区，与其邻近族群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他们不是一个族群。正因为如此，彝族作为一个理想的例子，表明可采用多种方式来建立地方族群认同，在建立族群认同进程中，有关民族界定与族群间的关系发生着相互的作用与影响。”（郝瑞：《研究》，第29页）
2，“在攀枝花地区至少有五种土著彝人。米易县普威镇就居住着从贵州迁徙而来的两个族群，他们用汉语称自己是白彝和红彝他们有很强的族群认同，但能把他们识别为彝族的文化特征却很少。就拿红彝来说，其文化特征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用松木制作的祖先神龛和实行姑舅双边交表婚制。这两个族群中健在的老人还记得许多属于彝族‘民族语言'中的词汇，但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这个语言了。在其他方面，红彝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郝瑞：《研究》，第31页）
3．“盐边的‘诺苏'或称‘凉山彝’；仁和区平地和其邻近乡镇的‘里泼’，里泼也用汉语自称为‘白彝’；还有仁和区福田和平江镇的‘水田'。从文化来看，这三个划归彝族的群体差别很大。他们如今仅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被官方识别为彝族，他们都知道他们不是汉族。”（郝瑞：《研究》，第31页）
4，“那么，彝族的统一性在哪里呢？如果在攀枝花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存在着四个（原文如此一笔者注）均划为彝族的群体，这些群体纷纷展示着不同文化，那么彝族的统一性显然不在于民族识别时所依据的四大特征。的确诺苏语言与里泼语言具有亲缘关系，但是与傈僳语、哈尼语、纳西语，或许白族语也有关系。并且，无论在文化上、经济上，还是地域上，诺苏与里泼都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说彝族存在统一性的话，这个统一性一定存在于所认为的共同血缘关系以及共同的利益。在1956年民族识别时，是不是就存在这样一个彝族的认同，对此我怀有疑问，但经过了32年的时间，这一认同似乎已经得以建立起来。”（郝瑞：《研究 》,第19页）
如上所述，郝瑞根据攀枝花彝族的5个支系，即“诺苏”（Nousu）、“里泼”（Nepo）、“水田' （Nalo）、“亚拉”（Yala）和“阿布”（Abu）等的特点，否定了他们作为彝族整体一部分的理由。其主要依据便是他们均有各自的文化，并没有彼此的认同。他认为，将他们聚拢带有任意性，是一种政治话语（郝瑞：《研究》，第268页）。
郝瑞联系上述彝族支系的特点，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Nationality或直接写作Minzu）这两个术语“无论从前提上或是原则上而言，都毫无相同之处，除了他们所谓的对象是相似的以外”（郝瑞：《研究》，第261一262页）。他在此将这二者的区别从理论高度概括为不同的特点。按照郝瑞的意见，“族群：西欧/北美的概念，地方语境，平民百姓主位，主体性和流动性；民族：中国/俄国的概念，国家语境，精英、客位，客体性与固定性”（郝瑞：《研究》，第262页）。这便是他的理论构架和问题之所在。
二、彝族的认同
中国的彝族究竟有没有相同的文化和彼此的认同呢？我以为是有的。[1]“彝”字在新中国建立前写作“夷”，1950年改作“彝'，取“鼎彝”的含义。此系汉族对该族的他称。彝族的自称主要有诺苏、纳苏、聂苏等。“诺”、“纳”、“聂”均有黑色的含义。“苏”意为人。因彝族以黑为贵，故有此称。此外，还有倮倮、罗武、所都、洗期麻、改斯、迷撒、纳罗、濮拉、仆瓦、里泼、腊鲁撒尼、尼泼、阿西、葛泼、阿灵、罗泼、罗卧、阿武、阿乌儒、六米、米利、阿哲、勒苏、山苏、车苏、民期、希期泼、纳若、撒马都、堂郎让、咪西苏等自称，大体与原有的氏族、部落或居住地有关。[2]以汉语的他称而言，有黑彝、白彝、红彝、甘彝、花腰、香堂、密岔、子君、水田等等。以上自称与他称合计有70一80种之多，属中国少数民族中称谓最为复杂的现象。但大约自元代起，中原人即以“罗罗”一词来称呼彝族的先民，可见该族的特征是鲜明的。
彝族的自称差异，大体也反映出他们在同一语言中的方言、次方言与土语的不同。此外，彼此在服饰、习俗上也各有一些大同小异的特点。彝族有共同的语言一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分为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等6个方言区。北部方言包括 2个次方言和3个土语；东部方言包括3个次方言和10个土语；南部方言包括3个土语，无次方言；东南部方言包括3个土语，亦无次方言；西部方言无次方言，包括2个土语；中部方言无次方言，包括2个土语。上述方言、次方言与土语中，北部方言与其他方言差异较大，东部、南部和东南部三个方言较为接近，而西部方言又和中部方言较为接近。这三大块构成了3个方言、土语群。彝语虽然方言、土语较多，但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方面仍是基本相同的，在语音方面也是相近的。[3]有人认为彝语各方言、土语间不能通话，这是不确切的，它只反映出部分客观实际。
彝族本民族的文字在历史上有多种名称，今通称为彝文。它是一种超方言的表音的音节文字，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总数达万余，通常使用的有一千余字。彝文的历史现在还有争论，但至迟在明清时代已在广大彝区通用。以往的彝文主要掌握在祭司——“毕摩”一手中，并形成众多典籍，其范围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天文、历法、医药和宗教等方面。应该说彝文在增进彝族各支系间的交流，并促进其认同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历史上的彝文缺乏整理与规范，其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彝族有共同居住的区域。它与中国众多民族的居住特点一样，概称为“大杂居、小聚居”所谓大，是指其范围包括中国西南的滇、川、黔、桂四省区；所谓小，是指在四省区毗邻的地方又形成一定范围的聚居区。但他们聚居的区域基本可以连成一片。早在公元13世纪，元朝政府即于今川滇毗邻一带设置“罗罗斯宣慰司”来管理此一区域的彝族先民。以现今的行政区划而论，包括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马边、峨边两县，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宁蒗、禄劝、石林、寻甸、峨山、南涧、巍山、漾濞、新平、元江、景东、景谷、普洱、江城等县，贵州省的毕节地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县等地，其范围北至大渡河，南至云南边境，东起乌江，西达澜沧江一带。这片区域不仅是彝族生存的空间，而且也是他们活动和相互交往的中心地带。彝族的共同地域，在客观上为他们彼此的认同提供了有利环境。
虽然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彝族及其各支系来源于古代中国北方的氐羌族系，但彝族的认同却将他们自己都归结为一个名叫仲牟由（或作笃慕、祝明）的远祖的后裔。这便是对先祖的认同。彝经《西南彝志》等均说：仲牟由有6个儿子，亦即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分别为武、乍布、默糯、恒六部之长，并从此传下了彝族。传说六祖时六部己分布在现西南各地，彼此有着联系，其地域大体与现今彝族分布地相当。这固然是一个传说，但却反映出彝族发展的客观史影，并为彝族这一族体的凝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根据贵州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联名制谱牒，自仲牟由传至清康熙三年（1664）的水西土司安坤，共历85代。如此上溯，仲牟由当为我国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正处于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的阶段。当然彝族的构成并不限于此六部，在历史进程中，此六部中有的或分化、或融人到其他族体，而非六部的一些族体比如古代的“濮”人等又逐渐融人到六部。但无论如何，上述六部为构成彝族族源的基本部分是没有疑义的。
彝族的认同还表现在他们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共同的文化形态上。彝族各支系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只不过由于各地环境的不同及受周边各族的影响不同，有的发展较快，有的较慢，从而存在差异而已。迄至近代，各支系彝族的物质文化有了较大差异，但精神文化都大体一致。以往的彝族文化即俗称的“毕摩文化”，它渗透到彝族的生产、生活、信仰、观念、风俗、习惯各个方面，在使此族有别于彼族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彝族各支系间的交往与认同从来未曾中断，只不过1949年以前，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受到不少阻碍而已。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贯彻民族政策，组织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识别是根据民族学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的一项科学工作，其结果最终导致了我国56个民族（其中包括55 个少数民族）的正式确认。这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至为关键。[4]不言而喻，民族识别对彝族而言，加强了他们的进一步认同，并增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
三、攀枝花市彝族的认同
以上，我们从宏观上讨论了彝族的认同问题。接着将就郝瑞所提出的攀枝花彝族的几个支系的认同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攀枝花原名渡口，是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地级市，以其地有新建的攀枝花钢铁基地而得名。现攀枝花市的辖区原分属四川、云南两省，因其地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煤矿及水利资源，故中央于四65年确定在此兴建大型钢铁基地并单独建市。现该市由原属四川省西昌地区（1978 年西昌地区并人凉山州）的米易、盐边二县的全部和会理县的一部分，以及原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和丽江地区华坪县的一部分组成。上述地区原本人烟稀少，基本上是彝汉杂居区，建市以后才有大量的汉族移民从全国各地迁人。至今全市有26个民族乡，有少数民族 1 1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1 /4。此中绝大部分是彝族，分布在全市的23个彝族乡中。
攀枝花彝族的识别工作大体上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为1954年8一10月，由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对云南邓川、永胜一带的“里泼”和永胜、华坪的“水田”等进行识别。[5]当时，四川米易、盐边一带的“诺苏气即“凉山彝”）由于特点显著和情况清楚，早已被确定为彝族，故未再经识别。第二阶段为1982年6月，受当时渡口市委托，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对米易境内的“亚拉”和“阿布”等进行识别。[6]根据当时的识别资料，分析这些支系认同为彝族的理由，以回答郝瑞的质疑。
第一，谈“诺苏”。“诺苏”为川、滇两省大、小凉山彝族的自称。这部分彝族讲彝语北部方言，有彝文，人数达170余万。“诺苏”的最大特点是在民主改革前一直保存着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形态。[7]在文化上，“毕摩文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习俗上，盛行一夫一妻及姑舅表婚、夫兄弟妇婚，过火把节，重视祖先崇拜。新中国建立前，这里的“夷务问题”突出，邻近的彝、汉人民深受其苦。由于学术界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即对他们进行过较为深人的研究，故新中国建立后，无论是四川或云南，均承认这部分人为彝族，而未再进行识别。
第二，谈“里泼”。自称“里泼”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的楚雄州凤庆、永胜、华坪等县以及四川的攀枝花市。他称有“黎”或“栗”、“土家”等。前者是自称的音译，后者是当地土著之意据林耀华等所著《邓川、永胜“土家”识别小结》1954年）称：就里泼语692个词和凉山彝语比较，有392个词相同或相近（占56％）。同时，里泼语与彝语间的对应规律较多，并清晰可见，应是彝语的一个方言。里泼因与傈僳族接触较多，语言中吸收了傈僳语中的一些词汇，衣饰和巫师“奈帕”等较接近于傈僳族。该文的结论是：“根据语言区域、经济及表现在文化上诸方面的特点来看，自称．里泼，的'土家，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但因历史上长期与傈僳族接触，因而在语言和文化的某些方面，颇受傈僳族影响。”[8]时间已过去近50年，时至今日，我们回头再看当时对“里泼”识别的结论，仍可说基本是正确的，它反映了彝族这一支系的客观实际。
第三，谈“水田”。“水田”自称“腊罗”（Nalo）或“腊儒”（Nazu），因耕种水田，故汉族称之为“水田”。水田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华坪及四川省攀枝花市一带。据林耀华等所著《永胜“倮” “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识别小结》（1954年）称：景泰《云南通志》（1454年）载有今永胜 “境内多罗罗，皆黑爨之种，披毡跣足，蓬头而椎髻尤甚，其俗大都与沾益州同”。可知该处彝族居此年久，且与东部彝族有关。上述5个识别单位，加上“莨莪”、“他鲁”与“水彝”等3个单位，共8个单位，彼此之间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话。以受汉语影响较少的“水田”语作标准，与除“黎明”之外的另几个单位的语言比较，相同和相近的词汇在70％以上，各单位的语法现象也基本一致，可以确定以上7单位的语言是彝语中的不同方言。再以永胜“水田”语和凉山彝语比较， 875个词汇中，相同或相近的为455个，占比较数的52％。相反，与碧江傈僳语比较，则很少有语音对应现象。5单位住处有山地和平坝，多聚族而居，但居住范围可连成一大片。该文结语称：“从语言、区域、经济、 文化和所表现的共同心理状态诸特征来看，上述5（识别）单位，虽然所保有的各特征在程度上有些区别，但都不能自成单一民族，他们都是彝族的支系。[9]
以上结论，现在看来仍然可说基本是正确的。
第四，谈“亚拉”。“亚拉”系自称，汉族称之为“红彝”，聚居于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横山乡的几个村，总户数为5户左右。叶大槐、陈显寰所著《米易县“亚拉”、“阿布”、“塔直”、“尼罗” 等少数民族调查》（1982年）称：自谓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从云南大理迁来，后来成为米易彝族吉姓土家的百姓。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固有语言基本丧失，但部分老人尚能讲与彝语相近的本民族语言。该文结语称：“亚拉他称红彝，来自云南大理一带。'烧人不烧灵'，死后火葬过识灵台，理根底'，以生肝待客为敬，年节重六月二十四日。称巫师为．毕摩，。敬火塘边石头，械斗不准伤女人，解魇用羊毛绕头。人死后跳跌足舞蹈哀悼。语言与彝语相近。从上述文化特征看，我们认为‘亚拉'是我国彝族的一部分。”[10]
第五，谈“阿布”。“阿布”又自称“纳苏”（N u），汉族称其为“白彝”，主要分布在攀枝花市米易县普威乡的三个村。据叶大槐、陈显寰《米易县“亚拉”、“阿布”、“塔直”、“尼罗”等少数民族调查》（1982年）所载，阿布的先民是从贵州迁来的，其时间约在明代初期。由于长期处于汉族包围之中，本民族语言已消失殆尽，仅极少数老人能讲一点不连贯的单词。该文结论认为，阿布可能是和吉姓土司一起从贵州迁来的彝族。[11]
需要说明的是，“亚拉”和“阿布”亦即郝瑞在有关文章中说的“米易的红彝与白彝”。他们以及“塔直”和“尼罗”的民族识别，是经过1982年的调查后，于1982年7月由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向当时的渡口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不久，他们被政府正式认定为彝族，此事迄今也有20年的历史。纵观郝瑞提及的攀枝花5个彝族支系的情况，笔者认为，无论从当时的观点或是现在的认识，将他们识别为彝族中的一部分都是正确的。因此，郝瑞的上述质疑，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鉴于当时的条件，在彝族识别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再认识和提高的。
四、族体的理论
关于族体的理论，郝瑞还说：“‘民族'这个汉语术语与任何西方的范畴都不同。中国的‘民族'概念，来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民族’指的是这样的社会群体，即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建立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中文‘民族'这一术语通常在中国官方的英文出版物里被译为nationality ，但是，显然这里'民族'与操英语的人们所认为的nationality有区别。在操英语的人们看来‘nationality '指的是单一民族国家的人群。而‘ethnic group '或许更接近．民族'一词的含义。不过，西方对‘ethnic group '的大多数定义都认为其具有‘group feeling'即群体情感或‘ethnic self一identification'即族群自我认伺。而群体情感或族群认同在中国的·民族'中并不是必须具备的或事实上并没有总是得到体现。但是，如果我们界定民族，其依据是斯大林关于 的四个特征的话，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像彝、苗和回这样的群体事实上并不具备上述四个特征。”（郝瑞：《研究》，第2一3页）[12]按照郝瑞的说法，目前中国仅有“民族”的概念，而无“族群”的概念，至于这个“民族”概念，也仅仅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的四个特征。对此，确有探讨的必要。
关于“民族”或“族群”的概念，笔者以为应该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民族”或“族群”的定义，亦即“民族”或“族群”究竟有些什么特征？其二是“民族”或“族群”的进程，亦即“民族”或“族群”在历史上究竟有些什么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曾进行过多次讨论。[13]现依次进行探讨。
笔者以为，“民族”（Nationality）与“族群”（Ethnic Group）这两个词都不是中国固有的术语，而是从国外学术词语中引进并翻译过来的。这两个术语在国外均指族体，不过“民族”（Nationality）主要指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形成的族体，往往又与国家形式联系在一起，故有的将其译为“国族”；而“族群“（Ethnic Group）则是一种泛称，指所有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所有形态的族体，而它并不一定和国家或政权联系在一起。“民族”一词出现较早，而“族群”一词则主要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内地以往在翻译这两个术语时缺乏规范，往往将“ Nationality”与”Ethnic Group”均译为“民族”，因而造成许多不应有的误解。现在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如吴泽霖总纂的《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族群是一个极广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与ethnos为同义词。[14]在中国台湾学术界中，对这两个词也有较明确的界定。[15]可见，这并非如郝瑞所说那样：“‘民族'：中国/俄国的概念”；‘族群'：西欧/北美的概念”。
那么，与此相应，他所赋予这两个术语的其他概念与解释，因而也都没有针对性了。
关于民族或族群的定义，亦即其特征问题，无论是国内外历来均有种种不同说法，迄今没有一致意见。[16]梁启超曾在1899年于《东籍月旦》上著文，介绍布伦奇理（J · K · Bluntschli)关于民族的定义，即：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等八个特征。[17]斯大林在1913年发表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提出民族的特征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方面。[18]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文中，又将民族的特征归结为五种，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当然这些都主要是就资本主义关系形成以后的民族特征而言的。但这些特征也同样以一定形式存在并表现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族体当中。新中国建立前，学术界对民族或族群的定义各有所宗。新中国建立后，基本上采用了民族学苏维埃学派的理论，其中关于民族的定义亦即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表述。当时用这个理论指导民族识别，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由于民族或族群的情况异常复杂，究竟怎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古今中外一切民族或族群的特征，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近来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关于民族或族群特征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就划分民族的客观标准而言，有时是根据单一标准（如语言、族群特性等）；有时则会交杂各类不同的标准（如结合了语言、共居地、共享的历史经验及文化传统等等）。往往大家都会借这些标准来解释为何某某民族国家得以创造而其余不可。斯大林就曾经提出判断民族国家的一套标准，当然他的标准也并非世界上的唯一标准。无论这些客观标准是什么，它们显然都无法成立，因为符合这类定义的诸多群体，只有少部分不管在何时都可被称之为‘民族'，反倒是例外情形不时可见。不是符合标准者根本不是；‘民族'或不具民族精神，就是百分之百的‘民族'却不符合这些标准。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生儿才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实体。”[19]我国学者马戎也提出：“在面对世界各地纷杂变化的各类族群形态时，也许根本不需要一个如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抽象、统一的‘民族’定义。[20]此外，关于民族与族群的进程，亦有多种说法。按照苏维埃学派的理念，则有氏族和部落、部族、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划分。这种划分是否确切？其依据的事实与理论是否充分？国内外学者对此也曾提出过不同看法，现仍然需要继续进行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民族学研究的实践中，尤其是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苏维埃学派的民族理论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对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既注意到它同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又注意到这四个特征具体存在于某一民族时，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除此之外，还提出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应注重各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渊源并尊重各民族意愿的原则。（2）对民族学苏维埃学派关于族体由氏族、部落进化为部族、民族的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并非一味地照搬照用。虽然我国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民主改革前大多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并存在着不同的族体形态，但新中国建立后均一律称之为“民族” 现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措施的正确性。[2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至少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以来即是如此，至今还有56个民族。汉族人口众多，是主体民族，少数民族虽然人口较少，但分布的面积超过全国的一半。各民族对中国的缔造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由于历史上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其他少数民族深受其影响，同时各民族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面。又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分布都体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且在民主改革前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之，在考虑我国这些民族的特征时，决不能完全依据国外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民族特征来进行衡量目前，我们正处于新世纪的开端，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上，尤其在族体理论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新的见解，作出新的贡献。
[1]本节的资料除注明者外主要参见编写组：《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学良等：《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绍明等：《彝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2]参见刘剑文：《释彝族自称中的phu21 “濮”、pho 21 “泼”、pa21 “拔”》，《云南民族语文》2000年第4期。
[3] 参见陈士林等：《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4] 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四88年版；黄光学等：《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年。
[6]参见叶大槐、陈显寰：《米易县“亚拉”、“阿布”、“塔直'、“尼罗”等少数民族的调查》，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
[7]参见编写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林耀华、杨毓才、安荣、黄淑娉、王辅仁、王良誌、宛文涛：《邓川、永胜“土家”识别小结》，《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第47一50页
[9]林耀华、杨毓才、安荣、黄淑娉、王辅仁、王良誌、宛文涛：《永胜“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识别小结》，载《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第22一27页。
[10]调查报告载于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第165页。
[11]参见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第165一167页。
[12]关于回族，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亦有同样看法，参见其所著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p. 49。
[13]参见韩锦春等：《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
[14]吴泽霖总纂：《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15]参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第10册《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94页“民族与国族”条、第212一214页 “族群”条
[16]参见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7]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5说2。
[18]此文于1914年在俄出单行本时，标题改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1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一6页。
[20]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1]参见李绍明：《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一211页。
原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原刊责任编辑：李彬。
作者：李绍明（1933-2009），发表此文时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冯溪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