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语教育因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教育意义以及民族意义而极具特殊性，其改革和发展所涉及的复杂性往往超过普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双语教育发展的田野调查，可知凉山州三十多年的双语教育改革实践与探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凉山州双语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彝汉双语师资量少质低，“一刀切”式的二类双语教育模式弱化了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双语教育配套资源品种单一、内容更新慢，学前双语教育严重滞后等诸多亟待破解的困局。双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求双语教育回到“为人”的教育本质上来，要求从对双语教育的单向度线性思维走向多向度的非线性思维，要求“跳出双语教育”以站在更高层次看双语教育。
【关键词】 凉山彝族; 双语教育; 民族教育; 田野调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重点) 招标项目“民族地区依法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和模式研究” ( AMA150011) ;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推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 CMA140129) 。
（本文作者苏德）
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1］。而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更是复杂的，也极具地方特性，以致此地双语教育之经验往往不能移译以解释彼地双语教育之困惑。故一地之双语教育，舍实事求是的田野之举而行摇椅式的冥思苦想，往往难以窥其全貌，识其生态，明其历史，察其优劣，晓其规律。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内陆大省，幅员面积48． 5 万平方公里，辖 21 个市、州, 181 个县( 市、区) ，人口 8041.8 万(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有14个世居民族，是全国第二大藏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有甘孜、阿坝、凉山 3 个民族自治州和木里、马边、峨边、北川4 个民族自治县，自治地方共51 个县，另有 16 个民族待遇县。民族聚居区幅员面积 32.8 万平方公里，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490. 8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6.10%。而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典型的少、边、穷地区，同时是全国唯一的由奴隶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地区。现有人口 506.4 万人，彝族人口25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51.3%。全州现有中小学校点2655 所，在校生80.07 万人( 其中，小学校( 点) 2437 所，在校生53.49 万人;初级中学、职业初中171 所，在校初中生 18. 27 万人; 完全中学 37 所、在校高中生 6.73 万人，职业高中 10 所，在校生 1． 57万人) ，现有中小学教职工4.06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3.78 万人( 其中，小学专任教师 2.37 万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1.35 万人) ①。
一、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发展生态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以及历史久远的语言文字。彝族人民用自己的传统语言文字和灿烂的文化，维系和发展着彝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着彝族族群经济、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凉山彝文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规范和广泛的使用，在提高彝族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以及彝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然，由于凉山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大部属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汉语言环境与基础相对薄弱，因而，在凉山学校开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国家认同、情感培养等实践活动，必须借助双语教育这个桥梁，才能达其教育目标。为此，凉山州1978 年开始实施“各科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用语，同时开设一门少数民族语文的教学形式” ( 即二类模式) 的双语教育实践，对凉山州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培训，并在稳步巩固其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提升当地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流畅性、准确性以及规范性。1980 年,《彝文规范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推行后，彝文更是释放出其强大的教育张力，为彝区学校双语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二类模式实施效果的基础上，1984 年凉山又尝试实施以“以彝语文为主要教学用语，同时开设一门汉语文的教学形式” ( 即一类模式) 的双语教育实践，不断稳定和提升凉山州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能力。
回顾凉山州三十多年的双语教育改革实践与探索，凉山州的双语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从局部发展走向整体推进的过程，探索了凉山州双语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性有效衔接的办学路径，概括了凉山州之“母语起步，汉语会话过渡，双语并重”、“双语教学，两类模式，四级规划，两次分流，两次接轨”的双语教育教学规律，培养了大量适应凉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彝汉兼通的少数民族人才。审视凉山州当下在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文化推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凉山双语教育的催化与促进作用不能忽视。
凉山州之所以在双语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中能达成实效，除却国家在制度、财力、物力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关注与支持外，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为了提高双语教育的教学质量，凉山州2002 年出台《关于全州民族中小学一、二类双语教学模式贯彻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对凉山州的一、二类双语教学模式进行规范，确保双语教育的实施与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实现有效统一。又如为了解决民语授课学生的升学问题，四川省招生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于2005 年联合颁发实施《关于一类模式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通知》，为少数民族考生单列计划，单独划线录取，保证少数民族考生能够在 MHK 考试的基础之上，获得升学的机会和空间。再如为了将双语教育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凉山州 2005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要求建立起适应凉山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规模、质量较高、与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相衔接的双语教学体系。系列化层层推进的双语教育政策，既充分发挥了教育管理部门和双语教育实施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又有效地释放了民语授课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极大地彰显和利用了少数民族学生基于其母语文化而成的内在认知结构优势，使得管理部门、教师之教与学生之学都处于积极、主动的生态位，从而更利于双语教育管理效益以及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和系统发展。( 参见表1）
表1 凉山州双语教学开设面基本情况表①
二、凉山彝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困境及归因
双语教育既是复杂的，也是发展的。其复杂性在于双语教育涉及民族、宗教、教育、文化、地域等多学科背景。其发展在于任何教育形态包括双语教育都处于时代精神的制约之下，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些年来，在各级政府、社会团体等各种力量的扶助与支持以及自身内部力量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凉山州的双语教育取得了不俗成绩，大家有目共睹。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国家整体教育的不断发展，以及时代、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凉山州双语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亟待破解的困局。
1． 彝汉双语师资量少质低，严重制约着凉山双 语教育的时代性发展。双语师资是双语教育发展的 第一资源。没有师资或师资素质低下，侈谈和期待 双语教育质量与水准的提升，不啻于缘木求鱼，水中 捞月。课题组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凉山州当下 从事彝汉双语教学的大部分教师，其专业化程度普 遍偏低，如此，其教育教学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最终 导致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偏低。而且影响更为深远的 情况还在于，低专业化程度所导致的低水平双语教 学会催生一种低水平的隔代影响。现实地看，未来 从事彝汉双语教育的教师多是从当下接受彝汉双语 教育的学生中产生，尽管“未来的双语教师”在其成 为真正意义的彝汉双语教师之前会进一步地接受必 备的专业教育，但是，作为一种主要体现“语言教 学”的双语教育，有其语言习得的关键期①，即在低 年龄阶段，学生的语音、语法等更容易得到纠正以及 正确塑型。如此一来，当儿童接受的双语教育不地 道、不正确、不准确时，就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 影响着他们自身在日后彝语深化学习中的质量; 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日后从事与彝族语言( 特别是彝汉双语教育) 相关的工作时，难以“正确、准确”使用或教会他人使用语言埋下隐患，形成彝语使用正确率与准确率的代际递减效应。
① 语言习得关键期概念最早由 Lenneberg( 1967) 提出，后 人的研究证实的确存在语言习得关键期，但在关键期的时间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Krashen( 1973) 认为 5 岁是语言潜能发展的高峰期，Bates( 1993) 认为5 岁之前的儿童从语言障碍中恢复的可能性最大，有人认为不同 语言的关键期存在差异，也有人认为一些语言可能有多个关键期。尽管如此，低龄儿童在语言习得上更具优 势，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
凉山州双语师资不足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工资待遇低，吸引力差，留不住合格的双语教师。在田野调查中，课题组成员发现，目前凉山州双语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有的老师已经工作了16 年，目前每月仅有 2500 元左右的工资，养家糊口都存在困难，特别是凉山农牧区的大部分教师家里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其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都是一笔沉重的开支，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仅仅从师德层面要求教师“教书育人”、“乐于奉献”，实乃难为教师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彝语教师缺乏、现有队伍不稳，自是当然之事实。另一方面，专业化系统化的彝语言师资招生、培养培训渠道狭窄、数量不足，从源头上限制了彝汉双语师资的“出口量”。“生源”是影响专业布局或专业设置的重要指标。当下凉山州的绝大部分双语教师的培养培训主要依托于西昌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两所院校，但其招生培训数量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彝汉双语教学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具备理科背景的彝汉双语教育更加困难。此外，当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教育部门也需要懂彝语言的专业人才，这导致原本数量就少的彝语言专业人才又被其他部门“截流”，使得最终流向教育领域、熟练掌握彝汉双语的教师，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打折扣。
2．“一刀切”式的二类双语教育模式，弱化了学 生的教育选择权。当地教育局的统计表明，当下凉 山州采用二类模式的学生有近26万人，而一类模式的学生仅仅8000 多人。单纯地从数字上看，似乎可以得出二类模式更受学生青睐的结论。事实上，就教育的选择权而言，整体看当地学生和家长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例如二类模式的大规模推动，显然有行政力量使然的因素，也有双语师资不足而不得不行二类模式的无奈。事实上，一类模式的双语教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及家长，对政府大力推动以二类模式为主的双语教育是持保留意见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二类模式更多地反映了管理部门的主张、想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本身的特点与现实情况，因族举措、因地制宜的民族工作原则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概言之，在广大民族聚居地区，采用二类模式甚至完全采用汉语文进行教学，背离了当地语言环境和学生语言基础的实际，没有充分利用儿童业已形成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及其优势，不利于学生快速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和开发智力。
3. 双语教育配套资源品种单一、内容更新慢，无 法满足师生深入学习、自主学习的需要。课题组在 调研中发现，针对当地双语教材、教辅的编译、出版、 使用等的政策及执行，大家都有保留意见，尤其是对 有关部门在理解、执行上级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当 地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过度推论行为”，更是颇有微词。例如四川省教育厅颁发“双八条文件”，禁止编译出版教辅材料。凉山州相当多的教师、家长、学生都认为，这种“一刀切”式教辅资料管理制度不切实际，没有充分考虑到彝汉双语的教辅资料与学习资料本就因发行码洋低而不能引起出版社的出版兴趣，从而导致彝语言类教辅资料在种类和数量上本来就少的现实;而与此相比。汉语言类教辅资料发行量大、种类多、流通渠道广，因而，即便学校根据政策要求不帮学生征订教辅资料，学生和家长也可以自行购置。根据此种情况，鼓励和支持编译、出版和使用彝语类或彝汉双语类教辅资料，无论对于双语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还是对于双语教师自身专业化水平的提升，都是非常必要的。
4．学前双语教育严重滞后，农村地区的幼儿教 育格局尚未建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 门( 单位)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 知》 ( 国办发〔2003〕13 号) 文件指出，“双语”教学应 紧紧抓住幼儿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坚持从幼儿入 手，以农村教育为重点，大力推进幼儿、学前“双语” 教学工作。但是，笔者调研发现，凉山州特别是其所 辖广大的农村地区，其幼儿教育格局远没有建立。 如此，“双语教学”从娃娃抓起的构想只能停留于理 念而难以落实。整体看，农村地区的幼儿教育发展 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局面，究其原因，与农村地区人口 分散而不利于集中办学的自然环境有关，与国家以 往没有将幼儿教育归属于义务教育段的顶层政策设 计有关，也与农村地区传统的育儿观念和育儿经验有关。
三、双语教育发展:现实性的理论思考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汉双语教育在不同的民族地区都有进行，且既有地区差异，也有其共性问题。基于凉山双语教育的田野调查，固然要了解当地双语教育的差异性问题，但是着眼于差异而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认知和理解，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1．双语教育:为谁培养人才? “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是言及双语教育时容易见到的现象。 “保持和发展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论者坚持以母语 为主 ; “时代社会发展”论者坚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为主 ; “自身幸福生活”论者强调要张扬自己的教 育选择权。上述三种观点，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言 说的其实是同一个命题，即教育( 包括双语教育) 要为谁培养人才? 当下，许多人之所以对双语教育存在这样或那样甚至是相反的意见与建议，原因皆在于此:要么是为本民族培养人才，要么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要么为生活———首先是为自己的生活! 逻辑上看，“三择一”观念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它强调了彼此间的对立，但没有发现彼此间的联系与统一。事实上，上述三种观点其实是可以而且也必须统一的。
人，包括少数民族，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人，都处于家庭之中，都处于民族之中，都处于社会之中，都处于国家之中。没有人能逃离其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关系。个人、家庭、民族、社会与国家，彼此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为民族的发展及家庭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个人、家庭的发展，则为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要素。因而，在本质上，双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然要利于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三个有利于”必须是系统性整体推进的。
2． 双语教育: 学生流向何处? 双语教育下的学 生流向何处，是关系着双语教育能走多远的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种层面的学生流向问题。一是双语 教育下学生之流向高等教育的问题。家长和学生之 所以选择或不选择民族班，孩子在中等教育结束后 流向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流向何种类型的高等教 育，是家长和学生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显然，“好大 学，好专业”是家长和学生的首选。如此一来，双语 教育的质量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一些 研究者认为，用母语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教学 内容，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一些研究者则持 相反意见，认为汉语教学更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业 水平。二是双语教育下学生之流向社会的问题。教 育是为生活而做准备的。那些通过双语教育走入了 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生，与其他普通学生一样都面临 着毕业走向社会的问题，于是“就业和就业质量问 题”成为学生与家长、国家与社会都一直关注的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与社会更为关注学生的就 业问题，因为就业问题不仅影响着学生个人生活质 量，而且影响着整个的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双语教育下的中学后流向与大学后流向是一个互相衔接的系统性命题。当下许多关于双语教育的研究，对此的考虑是不系统的，是脱节的，或是强调学生的母语文化而忽视了学生对未来生活应有的期盼;或是重视了学生未来走进社会的可能性及品质而“轻视”了学生所应承担的民族文化发展责任。如此一来，在诸多的研究中已然出现过的以下情形就会再次出现:一种情形是民族学生很好地习得了民族语言与文化，但当其走进社会时，发现“入口”较窄。还有一种情形是民族学生熟练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文化，但当其回到民族地区时却发现自己“丢失”了打开民族之门的钥匙( 即语言) 。上述两种状态，显然都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如何破解之? 更高层次的系统性考虑以及整体性的协调规划就成为必然。审视凉山地区教育界对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地区高校开设彝语言学科专业及相关专业方向的期待，以及要求就业市场有更多的“彝文化”元素，莫不如此。
3． 双语教育模式选择: 基于人的系统性发展。 选择何种类型或模式来开展双语教育，是一个各抒 己见的话题。从教育的最终目的看，基于人的系统 性发展无疑是双语教育模式选择的判断尺度。显 然，这里所指的人是一个系统性的人，他与家庭相联 系，与民族相联系，更与国家和社会相联系。学生终 究要走向社会，要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双语教育 就是要为学生未来走入社会、开启新生活作准备。 而社会既包括以民族为立足点的族群小社会，也包 括以国家为立足点的宏观大社会。整体看，由于条 件成熟的程度不同，期待双语教育下的所有学生都 以族群小社会为基点，开启其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一些学生必然要走向更大的社 会舞台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因此，双语教育模式 的选择，既要为民族学生能够立足于族群小社会考虑，又要为其将来能够走向更大更广阔的社会舞台 作准备。
当下双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模式选择的确让人关注，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命题，由什么样的教师组织开展双语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教师是双语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但是，教师积极地教学、自豪地教学、富有爱心和激情地教学以及幸福地教学，往往不能仅凭道德或师德柔性力量的内在约束，它需要社会硬性力量( 如让教师满意的社会保障) 保证其安于教学、乐于教学、善于教学———进而能让更多的优质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如此，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才富有尊严、幸福满满，学生才会“亲其师，听其言，信其道”，进而将双语教育教学质量推向新的高度，而学生最终也才能实现其系统性的成长。一言以概之，如果说学生的系统性发展是双语教育模式选择的标准，教师则是将学生系统性发展予以实现的桥梁，而国家和社会则是“教师来源”的唯一后勤保障———当下彝汉双语教育教师紧缺问题的解决，莫不需要借助国家之力量。
毋庸置疑，当前是双语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中，双语教育的地位、目标和经费保障都有清晰的表述，我国已建立起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体系［2］。但是，“双语教育是一个复杂性命题”［3］，是一个“并无单一模式的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异”［4］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系统性命题。双语教育的复杂性与系统性，要求双语教育回到“为人”的教育本质上来，要求从对双语教育的单向度线性思维走向多向度的非线性思维，要求“跳出双语教育”以站在更高层次看双语教育，而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无疑是包括彝汉双语教育在内的所有双语教育的最为重要的支点。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局。
参考文献:
[1]叶澜.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 教育科学版) ,2001( 1) ．
[2] 万明钢,刘海健.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J]. 教育研究,2012 ( 8) ．
[3] 欧阳常青.双语教育的多维背景探究[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2( 4) ．
[4]苏德,袁梅.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机遇·挑战·策略[J].中国民族教育,2015( 1) ．
[5] 苏德.民族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政策研究［M］/ /中国少数民族 教育政策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6] 苏德.民族教育政策:质性研究与案例分析［M］/ /中国少数民 族教育政策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作者：苏德，系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讲师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龙雪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