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奢香是彝族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历来备受关注。现在学术界及其它社会各界所熟知的奢香形象,是明中叶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其中不乏史实错误的《炎徼纪闻•奢香》一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奢香故事的考证与解读,展现出明初水西地区进一步整合进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水西;奢香;朱元璋
奢香夫人像 (图片来自:毕节传媒网)
奢香系明代彝族慕俄勾君长国首领霭翠之妻,夫死后执政水西,是彝族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豪杰。【1】几百年来,无数正史、方志、文集、笔记、研究论著、通俗读物、民间传说都不断颂扬其对朝廷的忠贞以及过人的聪慧与胆识。1950年代以后,奢香其人其事又被赋予维护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时代意义,倍受各级党政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的高度推崇,其故事被谱成诗歌,其形象被搬上舞台,其真伪莫辨的墓地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建了“奢香博物馆”,声名之隆远远超过了据说因助诸葛武侯南征从而奠定水西基业的济火。本文将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对奢香故事进行考辨并在宏观历史场景中予以释读,进而考察明初水西君长国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变化。
故事考辨
元代以前,水西地区长期保持着相当高的独立性,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时断时续的朝贡上。明代承元之旧,大为恢拓,于洪武五年(1372)依元代之例赐封水西首领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宣慰司从三品,系土司中的最高级别,而朱元璋又特别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1]水西之重要性由此可见。十年后,安顿了北方的朱元璋派兵征滇,以图深化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奢香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场明王朝展现文治武功的大背景中。
笔者所见奢香故事的最早版本系成化十年(1474)至十二年(1476)间,奢香的后裔、贵州宣慰使安贵荣请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撰写的《安氏家传序》【2】(以下简称《家传》):
(洪武)二十二年,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3】激变水西头目,奢香与安的阻止不听,时侍郎郑彦文在贵州公干,奢香窃路走告。侍郎以其事闻朝廷,遣使取烨回,仍宣奢香赴京朝见。太祖高皇帝悦,命内臣引入宫见太后,蒙赐珠冠、银花、金带及彩缎,筵宴,封贤德夫人以归。[2]
这段简短的叙述颇值得推敲:
一、朱元璋的父母均卒于元末,[3]太后当指其皇后。但高皇后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为了表达对患难之妻的哀痛,“遂不复立后。”[4]入宫见太后之说显系讹言。
二、按《明实录》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以后奢香都是遣使入朝,不可能面见朱元璋控告马烨。
三、《家传》系周洪谟受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委托所作,材料应系后者提供。《家传》全篇都在颂扬历代祖先如何效忠朝廷,对其它版本所强调的奢香犯小罪、受裸挞的事情予以回避,或许是一种春秋笔法。
细究源流,今日大家所熟知的奢香故事大致本于明嘉靖(1522-1566)进士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兹不惮繁琐,摘引其文如下:
(贵州宣慰使)霭翠死,奢香代立。煜欲尽灭诸罗,郡县之。会奢香有小罪,当勘。煜械致香,裸挞之,欲以激怒诸罗为兵衅,诸罗果勃勃欲反。时(贵州宣慰同知)宋钦亦死,其妻刘氏多智,谓奢香部罗曰:“无哗,吾为汝诉天子,天子不听,反未晚也。”诸罗乃已。刘氏遂飙驰见太祖白事,太祖诏讯之。刘氏对曰:“罗夷服义,贡马七八年,非有罪。马都督无故骚屑,恐一旦糜沸,反谓夷等不戢,敢昧死以闻。”太祖然之。还宫以语高后,且曰:“朕固知马煜忠洁无他肠,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后召刘氏宫中,讯之曰:“汝能为我召奢香乎?”刘氏曰:“能。”即折简奢香,令速入见。奢香遂与其子妇奢助,飙驰见太祖,自陈世家守土功及马煜罪状。太祖曰:“汝等诚苦马都督乎!吾将为汝除之,然汝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世戢罗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职,何言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太祖许之。乃召煜入朝议事。煜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为马阎王乃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薙,赭为血海也。”既入见,太祖数其罪状,煜一无所答,第曰:“臣自分枭首久矣!”太祖怒,立斩之。以其头示奢香曰:“吾为汝忍心除害矣。”奢香叩头谢恩。乃封奢香顺德夫人,刘氏明德夫人。高后赐宴谨身殿,遣归,赏赐甚厚。命所过有司皆陈兵耀之。奢香既归,以威德宣喻罗夷、岗夷,皆贴然慑服。奢香乃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马匹廪铠,世世办也。[5]
田汝成的叙述细节丰富,戏剧色彩强烈,他甚至坦承,“马煜功勋,史不既见,贵州人独能谈之,”[6]可见他具有将传说当信史的嫌疑,【4】但除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学者王士贞指出其个别地方与史实未合之处外,【5】各种地方志、正史(如《明史》)、私家著述、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宣传材料皆大致沿袭其说,几百年间长盛不衰,俨然信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撰就《明史贵州土司传记载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利用详实的史料,对《炎徼纪闻》等各种版本的奢香故事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惜未被学界充分关注。直到近年,一些关于奢香的论文,仍然相信《炎徼纪闻》,一些论文试图去质疑鞭笞奢香事件,但却连基本的史实都弄错。【6】
黄彰健论文涉及奢、马恩怨与驿路的观点主要有:1、明太祖参加香军时,他的父母已去世。及即帝位,宫中自然没有太后,而高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八月,因此奢香无论是见太后或高后都不可能。2、驿桥道路之毕工是在是在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其时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应还在任上,水西境内的驿路绝不是马烨死后由奢香创设的。3、毛奇龄《蛮司合志》等版本的奢香故事称奢香开辟偏桥、水东之驿路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堂诸境,水东系宋氏土司所辖,偏桥为思南宣慰司地,均与奢香无关,容山草堂属播州宣慰司地,由播州宣慰司至贵州宣慰司驿路,系曹震委播州宣慰使杨铿等人“提调军民以开之”。[7]
奢香故事的诸多漏洞有的已为后来的文人学者所意识到,并设法修补。如清道光时期的著名学者邹汉勋在在撰《大定府志》时,将马煜由都督改为都指挥使,高皇后则变成了淑妃,定故事发生的时间为洪武十六、十七年,在时间上符合刘淑贞、奢香先后入朝的说法,并把“霭翠死”改为“霭翠已老”,以便与《明实录》相统一。但百密一疏,邹汉勋在不知觉间还是留下了诸多破绽。按其记载,按其所述,至少在洪武十六年(1383)马煜已担任贵州都指挥使,[8]但据《明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开设贵州都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同月调陕西都指挥使陈暹为贵州都指挥使,[9]直到二十九年(1396),陈暹尚以贵州都指挥使的身份讨平都匀狄把的叛乱,[10]马煜绝无在十六年任指挥使的可能。
奢香与驿路的关系
奢香与驿路之关系,虽并未如《炎徼纪闻》、《明史》诸书所载,亦非全然无中生有之创造。奢香是彝族恒系扯勒部君长的女儿,其生卒年月史不见载。近五百年后,清道光年间的黔西知州吴嵩梁作诗称她十四岁嫁给水西君长霭翠,[11]疑系采自民间传闻,不足引以为信。奢香虽系一女流,但即使在其夫霭翠生前,她已在水西享有极大的威望,由此引起朝廷重视。洪武十五年,征滇之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朱元璋谕令征南将军傅友德宣各土酋入朝,特别强调奢香须随丈夫一起来。[12]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谕令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参予修筑通滇驿路:
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13]
被饬令参与修筑驿道的水西、芒部等全部位于黔西北及其周边地区,可见明廷开筑的应是经由黔西北连通蜀、滇的贵州西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驿路在元代其实已大致定型,明军征滇路线,即与此基本一致。[14]明初的开驿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系开通梗塞之旧路,或修整旧有道路、添设驿站等,并非新开一条道路。水西既奉谕令修驿,而奢香系在水西握有较大实权之人,参与修筑经过水西的驿路应在情理之中。
又,洪武十七年奢香入贡,朝廷赐给文锦、绮、帛、珠翠、如意冠、金环、文绮袭衣,赏赐之厚、恩遇之隆在诸土官中并不多见——同期入朝的普定土知府者额仅被赐予绮、帛、钞,[15]此或许即与修驿效忠有关。这一猜测似乎亦可从洪武十六、十七年前后朝廷对水西的态度变化中得到印证。经营西南之初,出于猜疑,朱元璋对水西的态度极为强硬。洪武五年,霭翠以垅居部落拒官府为由,请求朝廷出兵镇压,朱元璋称:“蛮夷多诈不足信也。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宜遣使谕蛮中守将慎守边境,霭翠所请不从,将启边衅,宜预防之。”[16]征滇之役中,他对水西的向背尤为担心,甚至到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攻克云南后,他在给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的上谕中仍然称:“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17]由于对水西的不信任,他一度认为:“其水西霭翠地方,必会十万之上军数踏尽了,然后方是平定。”[18]
但自洪武十七年之后,朱元璋的态度似乎有了戏剧性的逆转,除当年对奢香的厚加尚赐外,三年后,霭翠之弟安的贡马,朱元璋公开称赞:“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19]又四年,平羌将军何福讨平越州、毕节叛乱,请求乘势进讨水西奢香,立即被朝廷拒绝。[20]洪武二十九年1396),奢香去世,朝廷不远万里,“遣使祭之。”史称:“自是(水西)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21]这一系列变化或许应与水西参与开设驿传联系起来。
后人强调并相信奢香与贵州驿路的关系可能亦与明代贵州的赋役制度有关。作为黔省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独立承办贵州北部、西北部共十三个驿站的徭役,[22]这可能就是自明初定下来的,十三驿站中的扎佐、底寨、养龙、渭河四驿等正好位于播州宣慰司境,这或许是后人认为奢香开驿直至播州宣慰司境内容山、草塘等地的理由之一。
驿路:中央与贵州关系的核心
奢、马恩怨紧紧围绕驿路发生,反映出洪武时期贵州与中央王朝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稍稍涉猎贵州史便知道,明代对黔省的经营规模远甚此前的任何朝代,体现在建立行省、开辟驿路、设置卫所等方面。其中驿路尤为重中之重,因为从财政的角度看,贵州微薄的赋税远远不够维持基本的行政运作,要靠川、湖、滇三省的协济,“官戎岁给,全仰他省。”[23]协济数量甚至超过了黔省各种赋役税课收入之总和,[24]尽管如此,依然“岁出浮于岁入”,“官军俸粮历一二年不支,无从措处”,[25]许多典目、仓丞等小官吏“饿死不得返。”[26]
显然,如果没有驿路,卫所及流官政府所需补给无从运入。更重要的是,明代开辟黔省的初衷不在于对贵州本地的重视,而在于维护入滇驿路的畅通,卫所与流官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驿道而设的。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便指示水西地区一带的卫所必须“排在路上”,“如此分布守定,往来云南便益。”[27]明人杨慎更表达了一种普遍观点:
(贵州)永乐年间始建省治,官则流土相参,民则汉夷错处,不当中土一大县,一线之路,外通滇南,官军月粮仰给于川、湖二省……大抵贵州开省,原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28]
杨慎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观点。传统上,中原通滇的驿路有三条:一由黔,据说辟于战国、秦代;一由蜀,途经金沙江;一由广西,经“粤之田州抵滇之广南”。但由于“蜀道险危,粤江瘴疬,行者视为畏途”,并且“由粤抵滇,取道未免纡远,由蜀抵滇,设邮不无繁费”,所以自元、明以来,“取道于滇者,必指黔中为首途,而粤蜀因之荒茀”,以致“黔有梗,则入滇者无途之从矣!”[29]
黔省系入滇之要道,而滇黔驿路又可分为两条,一条由湖广进入黔东平溪卫(今玉屏县平溪镇),然后沿镇远府(今镇远县)、贵阳、普定卫(今普定县)、安南卫(今晴隆县)、普安州(今盘县)等地入滇,此为东路,行人最多。西路由四川泸州、永宁进入水西、乌撒府等地,抵达云南沾益。[30]西路完全处于水西的控制中,又因为水西君长国在明崇祯三年(1632)之前奄有鸭池河东岸的大片土地(即水外六目地),直抵贵阳,所以东路也在其控扼之下。史称:“水西僻处黔壤中,实蜀滇三省要害也。”[31]天启、崇祯间水西、乌撒、永宁三土司联手起事,云南与中原立即“声息断绝”。[32]
总之,水西对于中央王朝控制贵州、经营云南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朱元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洪武十五年(1382)的一份上谕称:“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33]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征滇战事尚未彻底结束,朱元璋便要求水西、乌撒等参与修驿了。
可见,出于控制云南的需要,朱元璋极力要解决水西的忠诚问题并获取其支持。上文所提及朱元璋执政前期对水西的态度非常强硬,便是出于对水西的不信任。而身任贵州都指挥同知的马烨,性格尤为强横,马烨以“政令明肃,人莫敢犯”著称,人呼“马阎王”。据说他在督修贵州城时,要求砖厚五寸,“一不中程,既杀作者”,“令诸夷自窑所达城所,骈立而接运,终日无敢跛倚。”在这种严酷要求下建成的贵州城“城郭极其坚固雄壮”,“厅事以合抱木为之,至今(嘉靖年间)无倾。”[34]考虑到对朱元璋态度的迎合以及马煜的个人行事作风,马烨以粗暴态度冒犯奢香的可能是存在的。而贵州民间社会在传言中置马烨于死地,表达的实为一种憎恨其残暴的感情倾向。
奢香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贵州驿路的修筑,亦或仅仅是开设了十多个驿站,其真相或许已难以得知。但不管怎样,修整驿路对黔西北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贵州西路上的驿站——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史称“龙场九驿”。开道设驿之前,由贵阳经达水西之路只有间道一条,但梗塞未治。龙场九驿加上入播四驿,勾通了川黔、川滇驿道,极大地改变了水西交通闭塞的状况,[35]为经营云南创造了条件,同时亦促进了中央王朝文化、制度等在黔西北的渗透以及移民的进入,明人吴国伦已经指出开驿与改变风气的关系:
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僰道犹同风。……[36]
清人田雯更对奢香开驿之事作过精辟的分析:
乌罗之君长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归我,岂其愿哉!终必为患,夫人而知之。……盖以诸蛮之强梗,由于山川之险阻,财力之富饶,则莫若置驿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险失矣,困之而志驯矣,然后为我所制而无难,此胜算亦远猷也。[37]
黔西北的统治者们并非没有认识到朱元璋的深谋远虑,在他们看来,驿道的开通改变了整个秩序,乌撒彝书《彝族源流》所载《彝地通驿道》云:
壬辰(疑为壬申之误)年间,彝地被占领,到了癸巳(疑为癸酉之误)年【7】,开通了驿道。正因为如此,君长失宝座,虎豹戴铁链,鹤鹃被捕捉。这样一来后,汉皇帝家,使破铜烂铁,随意提去白银,此情不堪言。西边那替城,东边纪替谷,在这片范围,重徭厚赋,征如海租税。[38]
犹耐人寻味的是,水西君长驻地并非在驿路附近。《大定府志》称:
奢香置九驿,不欲道出于所居,故自黔西南门绕出大方之南而臻阁鸦。[39]
奢香的无奈与远见,在选择驿路与居所关系的苦心中表露无遗。到了正德年间,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又要求削减驿站数目,贬谪贵州任龙场驿驿丞的王阳明闻讯连忙致书晓以厉害,威胁其不可擅改定制,减驿风波遂告平息。[40]
结语
今人所熟知的奢香故事,主要本于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后又经邹汉勋等人的修补。尽管各个版本的奢香故事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与漏洞,但这些扑朔迷离的记载还是能够让我们管窥明初贵州历史的一些片断。奢香修驿的动机、经过并非如《炎徼纪闻》所述,她仅是奉朱元璋谕令,配合地方行政与军事官员,参与了修驿,后来又承担了水西与播州境内十三个驿站的瑶役而已。奢香故事的背后,是明王朝开拓贵州的宏伟历史图景,不管具体细节的真伪如何,这一故事本身已折射出了一个彝族地方政权在明初更加紧密地整合进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过程。
注释
【1】慕俄勾是默系彝族在今贵州地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统治贵州西北部与中部的广阔土地,中心区域在鸭池河以西,故又称水西。
【2】《安氏家传序》的写作时间,可参考黄彰健《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大陆杂志》,68卷2期。
【3】清代文献为避康熙姓名之讳,改马烨为马煜或马晔。
【4】彝书《西南彝志》中的《奢香进京》所载与《炎徼纪闻》相似,但没有提到奢香受“裸挞”。《奢香进京》代表了彝族社会对此事的一种看法,但由于无法确定其写作年代,所以很难确定是这种看法影响了田汝成,还是田汝成的描述影响了《奢香进京》,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参见《西南彝志》(第7—8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16—320页。
【5】例如,奢香朝贡时间最早为十七年,而高后已于两年前宾天,不可能接见奢香并赐宴。马煜未被杀等。参见(明)王士贞:《弇山堂别集》卷21,P273—274。王氏的考误本身也有个别错误之处,如他认为贵州宣慰使是宋钦,而霭翠系水西宣慰使。但《明太祖实录》卷84,第1499页载:“(洪武六年八月)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卷93,第1621页载:“(洪武七年)贵州宣慰使霭翠遣其下曹阿必解贡马。”王氏显然有误。
【6】例如,李中《马烨鞭挞奢香事件考辨》一文(《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3期)连《炎徼纪闻》都未曾引用,而认为奢香事件到康熙年间才见诸文献记载,误甚。
【7】《彝地通彝道》写的是洪武年间事,但朱元璋派兵征滇进入彝族地区系在洪武十四年至洪武十五年,以干支纪年应是辛未年至壬申年,下令修驿是在洪武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应是癸酉年。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卷84,P1499。
[2]嘉靖《贵州通志》[M],上海书店影印本,卷11,P649。
[3]《明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卷1,P13。
[4]《明史》[M]卷113,P359。
[5](明)田汝成《炎徼纪闻》[M],四库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卷3,P632—633。
[6](明)田汝成《炎徼纪闻》[M]卷3,P633。
[7]黄彰健:《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J],《大陆杂志》,68卷2期。
[8]道光《大定府志》[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年,卷47,P953—954。
[9]《明太祖实录》[M]卷141,P2224、P226。
[10]《明太祖实录》[M]卷246,P3568。
[11]民国《大定县志》[M],大方县县志办重印,卷21,P559。
[12]《明太祖实录》[M]卷142,P2234。
[13]《明太祖实录》[M]卷142,P2232。
[14]史继忠:《元代贵州站赤考》[A],《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一集)[C],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印,1980年。
[15]《明太祖实录》[M]卷159,P2463。
[16]《明太祖实录》[M],卷75,P1389—1390。
[17]《明太祖实录》[M]卷141,P2225。
[18](明)张紞《云南机务钞黄》[M],四库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影印,1996年,P271。
[19]《明史》[M]卷316,P895。
[20]《明史》[M]卷144,P423。
[21]《明史》[M]卷316,P895。
[22]嘉靖《贵州通志》[M],卷4,P472—475。
[23](明)郑晓《吾学编》[M],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P590。
[24]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M],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P460—461、P468—469。
[25]《明神宗实录》[M]卷411,P7702。
[26](明)郭子章《黔记》[M],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卷19,P387。
[27](明)张紞《云南机务钞黄》[M],P270—271。
[28](清)顾炎武《肇域志·贵州》[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P564—565。
[29](清)倪蜕《滇云历年传》[M],云南大学出版社校点本,1992年,卷9,P479;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卷23,P768-770;。
[30](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M],收入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之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2,P211—212,P218—219。
[31](清)彭而述《读史亭文集》[M],四库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影印,1997年,卷9,P122。
[32]参见天启《滇志》[M]卷23,P768-770。
[33]《明太祖实录》[M]卷141,P2225。
[34]万历《贵州通志》[M],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卷2,P54;(明)田汝成《炎徼纪闻》[M]卷3,P633。
[35]侯哲安、黄蕴环《明代贵州部分地名考释》[A],《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五集[C],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1980年,P60—61。
[36]民国《大定县志》[M],卷21,P543。
[37](清)田雯《黔书》[M],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卷3,P64。
[38]《彝族源流》(第21—23卷)[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P125—131。
[39]道光《大定府志》[M],卷15,P320。
[4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21,P802—803。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